中国文化主体性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
付欣妍，郭凤志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培育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国家文化自觉、自省的过程，是通往文化自信、自强的必由之路。近代西方文明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当下追求经济效益带来的工具理性负效应，西方价值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分化瓦解，种种因素共同造成了本土文化某种程度的主体性缺失困境。文化系国家发展命脉及民族复兴重任，寻找中华民族之精神自我，重塑文化主体性务必有的放矢、抓牢关键。优秀传统文化镌刻着中国人的价值基因，革命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结晶，重塑文化主体性必须从这三方面着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开展，传承革命精神以开展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与时俱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丰富其精神内涵。
关键词： 文化主体性；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自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文化建设使命，强调“文运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40-41）文化系民族之存亡兴衰，对于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战略关键期的中国，更要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掌握群众的物质力量，[2]（p9）致力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独特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自我”的生动体现，中华儿女必须对自身文化具备“信念感”，决不能在思想价值层面沦为盲目屈从强势文明的附庸。而当下中国面临的文化形势不容乐观，近代伴随西方侵略而来的文明冲击给我国留下了文化主体性缺失的历史创伤，现今市场经济洪流裹挟着工具理性弊病致使很多人遭受现代性精神危机，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交锋和国外意识形态渗透时刻威胁着中国的文化安全。所以，培育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塑中华民族之“精神自我”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华儿女必须明确自己的文化是什么，认清“我是谁”，同时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发扬自身文化优势，理性分析文化困境，推动文化进一步完善创新。
一、文化自觉、自省是培育文化主体性的关键环节
“主体性”一般指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根本是要明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主体性重塑呈现为自我意识的苏醒过程。将主体性概念迁移到文化领域，就是要在文化层面完成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自觉、自省中找到“文化自我”“精神自我”，[3]（p32）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文化，自身文化的本质、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在文化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寻找提升文化适应力，焕发文化生命力的实践路径。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就是对本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4]（p6）因此，培育文化主体性首先要经历对本土文化从认知到认同、从反思到创新的自主过程，即文化自觉和自省的过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和标签。于中国而言，培育文化主体性首先要在文化自觉中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然后通过自省和批判对文化内容加以改造创新，使之成为体现核心价值，服务于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终极目标是使本土文化作为“彻底的理论”掌握群众，作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因”为中国文化自信、自强注入内生动力。
每逢换季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易患重感冒，每天不停地打喷嚏或流鼻涕。但他们可能不是感冒了，而是得了季节性的花粉过敏症。那些微小的花粉颗粒是使千百万人过敏的罪魁祸首，但平时意外吸入花粉时，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不过不久前，瑞士科学家马丁·奥格里在他的地窖中使用电子扫描显微镜，获取了很多花粉颗粒的图像，花粉过敏症患者终于能看到无形敌人的真面目了。只不过，显微镜下的花粉颗粒美得好像一幅幅艺术画。
中华民族不仅传承了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而且在现实发展中不断丰富着民族精神家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p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心”。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为积淀，其中蕴含的日用而不自觉的价值观早已作为文化基因融入中国人的血脉；革命文化汲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解决中国问题，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中淬炼出的精神文化。革命文化所蕴含的斗争精神和人民信仰熔铸成中华儿女的性格品质，在迎接重大风险挑战时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浓缩了前两者的思想精髓，汇集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应用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成果。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以这三方面作为文化主体性培育的重心，除它们各自具有的文化价值外，还因为它们作为整体具有超越性的文化力量。它们体现了贯通民族发展史基础上的高度凝练性，不仅囊括了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所经历的全部重大事件和伟大变革中的先进思想成果，而且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现实情况，是在历史考验中不断成长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具有高度的文化包容性。能够用平等对话的心态面对异质文化间的交锋，以面向未来的博大胸襟思考文化发展同人类命运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决定了它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以其理论的前瞻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梦想注入精神动力。
虽然我国在文化自觉中找到了文化主体性培育的重心，但当下面临的文化困境依旧严峻。历史的教训证明了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伴随侵略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志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尝试了从物质到精神全面看齐西方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将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结为文化的落后，彻底提出了“推翻传统旧文化，全面学习新文化”的口号。文化系国家发展之命脉，近代中国因客观“经济硬实力”的落后和主观的文化自卑而无法保全本土文化基因，使自身文化丧失主体性地位，西方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力不断加深。而事实表明，中国并未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状态。可见精神层面亦步亦趋跟随西方，不仅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反而会受到更深层次的奴役。直至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践，中华民族才逐步实现“精神自我”回归，踏上民族繁荣复兴的历史征途。虽然如此，历史遗留下的文化自卑和“崇洋”观念却始终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
1) 该阀门为流开型，采用平衡式阀芯，阀门开启后，介质通过阀座通道后经开窗式压套笼流出，执行机构在高压时不用考虑高压差对调节的影响。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讲求修养自身以期实现内在超越。这与西方文化重视实用，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肯定的外在超越不同。虽然高科技、信息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随之而来的工具理性负效应也日益加剧。人类不仅面临生态环境破坏、人口老龄化、基础保障不完善等客观社会问题，还面临着道德滑坡、价值虚无、信仰失落等现代性精神危机。“工具理性是求‘真’的学问，侧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价值理性是求‘善’的学问，侧重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于人类而言，不仅要具备发展科技的能力，更要明确科学技术为何发展，为谁发展，如何发展。”[9]（p148）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和思想道德资源或可成为治疗工具理性社会弊病的一剂良药，“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平、求大同的时代价值”，[10]（p141）促进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协调发展，在寻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中塑造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拥有核心价值的民族更具信仰和定力，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生发于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为培养合格公民、塑造时代新人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力量。
二、中国文化主体性培育面临的三重困境
（一）优秀传统文化“过时论”甚嚣尘上，实用功利价值大行其道。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普遍困扰人类的现实难题予以回应。既要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又要对当下历史形势和社会现实有准确的把握。2018年央视播出的一档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生动呈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习总书记借助古代经典智慧思考当下现实问题，使整个理论体系充满了文化底蕴和伦理关怀。《天下为公兴大道》引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阐发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格局和战略眼光；《恶竹应需斩万竿》引用“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感”表达了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念和反腐倡廉的决心毅力；《一枝一叶总关情》引用“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彰显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价值追求。除此之外，习总书记还概括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十五条智慧，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节用爱人”的发展观，“内圣外王”的处世观和“礼法并行”的秩序观等。不仅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还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人们的生活。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中衍生的先进思想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8]（p1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随时代发展而常新的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处理不断涌现的个人需求、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亟待完善的制度规范、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凝练升华出的精神成果。我们于新时代创造性应用马克思主义，也于新时代给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与时俱进性生动体现了这一点。然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长期面临国内外的质疑声音，这些声音否定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不仅将新中国前三十年称作“封建社会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还盲目鼓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失去了立足之地，以此唱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有甚者，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优势当成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认为中国的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这些质疑声音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解得过于浅薄，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妄下论断。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一直试图以其“普世价值”在我国思想领域制造混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手段瓦解中华儿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其“文化同质化”的不良居心意在和平演变我国，破坏世界文明多样性，最终将我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阵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最能体现我国文化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内容，其当下面临的质疑客观反映了我国文化影响力的相对弱势，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缺失的表现之一。文化建设事业与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面对国内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国外意识形态的隐蔽渗透，中国文化要守住其主体性地位，并将文化力量转化为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这要求我们在不断发展“经济硬实力”的同时，必须致力于提高文化自身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亦即掌握群众、应对质疑的能力。
（二）漠视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化，遭遇信仰失落和身份认同危机。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6]（p203）我们必须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古为今用”作为吸纳传统文化智慧的思想前提。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古人在调和人与自然关系，参与社会生活实践，处理现实人际关系时讲求平衡、和谐、适度的思想智慧，对消除当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性价值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挖掘，在对其文化内容的合理扬弃中加以改造创新。“观念、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2]（p222）必须革除传统文化中具有狭隘阶级性和封闭保守性的思想内容，将其中蕴含的伦理价值、人文关怀、治国经验等积极内容加以创造性转化。守住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就是守住中国人的“根”和“魂”，有利于重塑中华民族之“精神自我”，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积蓄深厚的文化力量。
（三）片面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
大学生是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常态化实施的主要目标和对象，其工作和运行的中心都是以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为宗旨的，为此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要贯彻和落实以学生为核心的工作理想，加强党建工作人员之间的凝聚力和团结力，使其能够上下一心，围绕共同的目标努力。在此过程中，高校基层党建部门要建立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做到职责分明、责任明确，实现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效运行，提高基层党建工作常态化的水平和质量。
2.2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实验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三、突破文化主体性缺失困境的立足点分析
首先，财务公司在构建外汇资金池时存在授权比较困难的问题。我国在与他国交流时会存在交流、文化上的差异。尤其在与小语种国家进行合作时，经常会因为交流障碍导致授权失败。除了交流不畅之外，财务公司和合作方还会因控制权的问题而产生矛盾。在财户控制权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授权很难成功。
（一）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于文化基因中寻求文化力量。
革命文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淬炼而成。其中蕴含的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革命精神，无一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6]（p188）革命文化不仅是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谋解放的生动见证。更是战胜困难挫折，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革命文化中熔铸着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性格，是中国人独有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然而，很多人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主要任务已从“革命”转向“建设”，当下和平年代已经不再需要“革命”，因此也无需重视革命文化，甚至一谈到革命文化就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市场经济唤醒了人们膨胀的物质欲望，投机取巧、拜金主义等不良习气蔓延，致使现代人普遍遭遇信仰失落和价值虚无等现代性精神危机。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失去信仰和核心价值的民族最容易随波逐流，给历史虚无主义以可乘之机。历史虚无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和进步，否定新中国的一切历史进步和成就”。[7]（p78）不仅在网络上传播抹黑我党领导人，歪曲革命历史的视频。一些微信微博平台拿革命先烈“开涮”以哗众取宠，污蔑革命先烈，给臭名昭著的军阀、恶霸粉饰罪行。这些行为严重违背唯物史观维护历史本来面目的基本原则，意在腐蚀摧毁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破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借此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综合新形势下的国内外局势，重新阐释新时代条件下革命文化的时代内涵，提高对革命精神的重视程度和弘扬力度，是当下文化主体性培育的必要举措之一。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结晶，每一个中国人生命中都深深镌刻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69）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立身处世之根本，丢掉它人们将变成无根之草，无本之木，失去生长的养分和动力。然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成长背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152）传统文化生长于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其内涵的演变与封建王朝更迭中统治者的需要密切相关，适应农业文明时期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并非都是有历史价值的进步内容，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是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性工作，也是今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直面的挑战。而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现代中国，还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问题。步入了新时代的中国，从经济实力、国家制度、社会现实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方现代性价值加快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但这种现代性价值观建立在对传统的批判和超越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的地位。“现代性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派生物，是将文化‘物化’和‘技术化’以服务于实用性目的。”[5]（p190）现代性文化所透射的实用、功利价值内核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和人们攫取利益的目的。但伴随着现代性价值而来的还有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不仅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处理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还要应对好伴随经济效益而来的种种工具理性弊病。因此，面对改变了的“社会存在”，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不仅无法解决当下的社会矛盾，而且也不适应快速发展着的现代社会。优秀传统文化“过时论”在一部分人当中甚嚣尘上，中国文化主体性地位面临着本质性的挑战。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自处，如何为旧文化注入新活力，赋予有价值的传统内容以时代灵魂，是我们当下必须思考的问题。
文化主体性培育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有的放矢、抓牢关键。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心，针对文化主体性培育面临的三重困境，分析突破困境必须重视的关键问题，为从实践层面落实文化主体性培育指明方向。
当今中国处于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隐含了对西方文明受到挑战的忧思，可见多元文化碰撞的当今世界依旧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威胁。中国作为雄踞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开辟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具有鲜明独创性的“中国模式”，让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无疑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慌。这些国家凭借强势文化地位长期以隐蔽性、欺骗性的手段向我国输入渗透文化价值观，意在从精神层面分化瓦解我国，将我国思想文化“同质化”。另外，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倾向滋生了较为严重的工具理性负效应，致使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方面不自觉向西方靠拢，实用功利价值观的蔓延正吞噬我们的民族信仰和文化根基。面对资本力量膨胀的当今时代，若将经济发展问题称为“生态”问题，而将精神和道义秩序问题称为“心态”问题，无疑重塑社会心态是实现国家长足发展的迫切任务。而社会心态重塑直指文化主体性培育，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重内涵，抓住中华民族之文化重心，针对性分析培育文化主体性面临的现实困境，于实践层面寻找文化发展创新的着眼点。
（二）澄清革命文化的新时代内涵，于和平年代发扬“斗争精神”。
革命文化蕴含的“革命性”本质在新时代并没有过时。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学说“革命性”的一面体现在辩证法的矛盾运动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就相当于抛弃了辩证法。“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2]（p11）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并非不重要，恰恰相反，革命文化镌刻着的“斗争精神”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内驱力，为民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活力。发扬斗争精神不是要恢复“阶级斗争”，而是要开展“伟大斗争”。革命文化所倡导的斗争精神不变，只是斗争的领域于新时代发生了新的转向。邓小平曾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1]（p135）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诸多风险挑战，这些挑战剥离了疾风骤雨的战争形式，更多呈现为社会规范治理的现实要求，意识形态层面的“软实力”较量和国际交往中暗流涌动的大国博弈等。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所遇到的矛盾更加复杂，风险和挑战频仍，更需要将革命文化所体现的斗争精神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将革命文化中蕴含的经验智慧应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而道远，无论是迎接新时代的风险挑战，抑或是凝聚人心实现伟大梦想，都需要以革命文化中的精神力量鼓舞前行斗志，坚定奋斗信念。要加强对革命文化的普及力度，革命文化教育必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重点把握学生青少年阶段这个“拔节孕穗”期，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主渠道，突出革命历史文化在四门主干课教学中所占内容比重。既要传承革命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人民立场，又要挖掘革命文化的新时代意蕴和战略价值，更要结合学生的个性和需求因材施教。同时严格把关教育者素质，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培养一支有情怀、有能力的教师队伍。针对革命文化的教育要善于运用“故事语言”。我国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所有革命精神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教育者要学会“讲故事”，以生动凝练的“故事语言”将革命精神品质传递给受教育者。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从思想和灵魂深处触动人。发挥榜样模范的带头效应，《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影视作品取材于优秀共产党员践行革命精神的先进事迹，以信仰的力量和优秀共产党员人格的光芒极大鼓舞了人们的奋斗意志，激励了人们的奉献精神。新时代更要不断发掘传承革命精神的时代楷模，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对一百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予以表彰，表彰对象无一不是革命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其中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的光辉事迹已经搬上荧屏，激发了无数青年人的前进动力和拼搏精神。革命文化教育不仅要讲好过去的故事，还要挖掘创造新故事，让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故事，都能谱写优秀革命精神的时代新篇章。
（三）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创新，为文化主体性培育积蓄力量。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厚植于本土文明和历史传统，以开放包容的心胸迎接文化交流，随时代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要始终秉承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从事物的“特殊矛盾”出发，把握规律的条件性和历史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立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道路选择和理论规定基础上的观念上层建筑，准确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是当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指南，还具有引领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的积极作用。”[12]（p25）否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涵盖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理论成果，就是无视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2]（p147）中的永恒公式，阻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博彩众长，与时俱进的道路，必然会将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形而上学”的深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决定了它具有融通古今中外、面向时代未来的特征。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应用于我国治国理政实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建；传承革命文化蕴含的斗争精神和人民信仰，将人民的需求摆在中心位置，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同时不遗余力同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意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行为作斗争。“我们所倡导的文化自信不是关起门来自信，而是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智慧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与外来文化展开平等对话。”[13]（P64）在文化交锋中发现异质文化中的优点加以本土化、中国化，将其改造成适应中国土壤的文化内容，促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永葆先进性、时代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最具创造力的部分，其发展程度客观体现着文化主体性培育的状况。文化主体性培育不是固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更不是唯洋是从的“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置于二元对立的极端状态。文化主体性培育首先是要实现“文化自我”“民族自我”这样一种基本的自我意识觉醒，同时博采古今中外文化之所长以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汲取多样化的世界文明精髓为我所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创新。“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一种脱离普遍的特殊毫无意义，共性和普遍性才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基础。倘若失去了文化交流，自夸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优越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4]（p37）站在世界文明交流的高度，必须发挥本民族文化主体性所蕴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征，不仅要将民族文化做大、做强，更要以民族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底气。“在国际交往中以‘中国话语’构建对外交流话语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针对普遍困扰人类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略’”。[15]（p1）我国要将“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结合，争取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国际话语权的局面，积极参与处理国际事务，为国际规则制定贡献力量，不给任何破坏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文化霸权主义以可乘之机，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交往、文明互鉴中打造为全人类谋福祉的命运共同体。
总之，培育文化主体性必须使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整体发挥超越性的力量，决不能将三者割裂开孤立对待，这也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培育应坚持的基本立场。如果说培育文化主体性的效果可以从情感接纳、知识掌握和理性反思三重标准来加以衡量，情感是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文化说到底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本土文化为人民所悦纳，重塑文化主体性，实现文化自信只是时间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分析了文化主体性培育面临的三重困境，思考了破解困境要引起注意的一些要点。但要真正获得实效性还需在实践层面细化出具体的行动策略，需要充分考虑新时代条件下人们的实际需要和现实特征，以本土文化魅力激发人民情感的悦纳和心灵的共鸣。“文化的力量是一种影响深远持久，令人心悦诚服的隐性力量，文化认同比任何形式的征服更有长效价值。”[16]（p82）中国不仅要做文化大国，更要成为文化强国，文化主体性培育的重要意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中华民族只有在精神价值层面树立一个强大的“自我”形象，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以平等自信的姿态与其他民族展开互动，在国际交往中占据主动地位，掌握有利局面，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模式，发散中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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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10-0019-07
作者简介： 付欣妍（1996—），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郭凤志（1962—），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二级教授。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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