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如何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以其独特的改革方式和不同的改革成果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和其他公众的极大关注和兴趣。本文就各自的理论基础及其政策主张，两国改革的性质、方式及其成就进行了比较分析。
一、性质不同的两种改革方向
中国和俄罗斯（前苏联）原来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建立初期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经济关系日益复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弊病明显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此，两国从五十年代开始都曾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过局部的改革，但并没有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能充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只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反而使本来不正常的经济关系更加扭曲，并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的实践使两国认识到，深化改革必须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最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共同的改革任务。
尽管中俄经济体制改革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和改革的性质上，中俄两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俄罗斯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是由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苏联解体，苏共退出执政舞台，新掌权的政治精英们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惜一切代价巩固自己的政权，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力求达到所谓的“不可逆转点”，同时受国际金融组织援助和外国投资的诱惑，简单照搬和借用外来经验，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来解决经济问题。俄罗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其改革的理论指导，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J ·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的药方。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休克式”地一次性放开价格，开放国内市场，急剧减少国家投资，坚持国家退出经济活动领域，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结果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虽然迅速步入了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但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进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更加混乱和动荡不定。
中国自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虽然一直没有提出实行哪种市场经济模式问题，但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并不断加快改革的步伐，使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非常强烈的冲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最终于1992年明确了中国经济体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性质完全不同于俄罗斯。中国强调要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但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思想，始终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在改革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中国始终保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成效各异的两种改革方式
中俄两国由于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性质不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和政策上也就有很大的差别，由此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对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如“激进的”、“大跃进”、“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等。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萨克斯因1985年在玻利维亚制定了一套旨在遏制恶性通货膨胀的激进的紧缩性经济纲领，成功地遏制了该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在国际上名声大噪。他提出的以遏制通货膨胀为目的的一揽子激进措施，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作“休克疗法”。激进改革（休克疗法）的着眼点是经济转轨的终点，其中心思想就是创造条件，使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代理人的活动保障其经济绩效。这种条件是同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连接在一起的。这一任务决定了经济转轨首先必须是财政稳定和产权的重新配置（私有化），也就是要建立合理经济行为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首先是法制），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关系的自由化来迅速扩大经济代理人的权力，从而特别强调过渡的速度，必须实行“大冲击”和“休克疗法”。这一理论的拥护者一般都承认其可能大的成本，但也认为不彻底的改革所造成的损失和风险会更大。这种激进改革为盖达尔政府所接受，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实行市场自由化，一次性放开价格控制，实行贸易自由化，使企业能自由经营进出口业务；推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并将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当时俄罗斯宏观经济严重混乱，通货膨胀不断加剧，需要借助于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才能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过去几十年对传统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成功，又使人们对渐进改革失去了信心，因而希望以激进改革取代渐进改革，追求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所谓“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加上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国家把接受“休克疗法”作为提供经济援助、减缓债务偿还、增加投资的条件，迫使俄罗斯按照西方的意图进行改革。因而俄罗斯最终选择了“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方案，希望利用外国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在很短的时间内使经济稳定，摆脱经济困境。然而俄罗斯按照西方现成的标准药方努力的结果，不仅没有带来期待已久的经济奇迹，反而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经济危机严重程度不亚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大危机。工业生产以及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大幅度减少，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社会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失业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俄罗斯经济的休克自由化导致国家许多经济部门的萎缩，俄罗斯经济处于红色警戒线上。截止到1996年，GDP下降了50%多，轻工业下降了62%，超过红色警戒线10—20%；食品消费依赖进口的程度超过50%，超过红色警戒线15—20%；用于科学研究的预算拨款仅占GDP的0.32%，低于警戒线6倍多；本国工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受到国外公司的侵蚀，使俄经济自给水平严重下降。工业化实力受到严重削弱，支付危机困扰企业，国内投资严重不足，大量资本外流，科学技术实力严重下降，经济危机成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经济转轨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居民实际收入严重降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拉大，10%最富和10%最穷的人之间收入差距1991年为4.5倍，1994年达到15.1倍，1996年和1997 年虽有所降低但也不低于13倍。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1998年5月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从而引发了连续近5个月的政府危机，基里延科政府接替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刚满100 天就又被叶利钦总统解散，重新任命切尔诺梅尔金为代总理，被国家杜马坚决拒绝。 9月初普里马科夫终于作为各方的妥协人选，受命于危难之中组成新政府。其经济纲领核心在于发展民族经济，把工作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重新加强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自此亲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俄罗斯寿终正寝。
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式被认为是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和局部的。这种渐进改革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的原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渐进改革理论的重点在于，认为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个相对长的过程， 从而与激进改革强调过渡的终点相对立。 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都在坚持经济改革，先是在那些改革成本低能够有明显收益的领域进行，主要是农村经济改革，然后逐步向城市经济改革推进。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大部分改革都经过了局部试点，再总结推广的过程。改革始终是围绕市场取向的思路进行，在摸索中前进。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发展，新体制的要素得以逐渐培育和发展起来，为最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创造了条件。中国采取渐进改革方式，并不意味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事实上，十多年来中国市场关系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了经济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争取到下世纪初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渐进的局部的改革，中国尽管还存在着诸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制度创新短缺等问题，但在过去十多年里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改革道路似乎难以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结论中找到什么可以加以支持的论据，但中国经济在改革后的增长又使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这被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称为“中国之谜”
三、几点认识
经济学家们在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上，原则上都认为经济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在不同的国家应当同他们的特殊国情相适应，不存在万能的药方。中俄经济改革表明，两国改革虽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方向上有着共同的特点，但在改革的性质、改革的方式和目标模式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就改革的方式而言，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式激进改革未取得成功，但不等于激进改革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不适宜的，如波兰实行“休克疗法”后出现了经济连续增长。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改革实践中，该快而又能加快的就快，反之亦然。重要的是，从中俄两国经济改革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颇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第一、本国国情是经济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很低，工业化和社会化程度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别。改革一旦出现大的波折，必将影响社会稳定，广大人民也难以承受。中国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有30年的历史，已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意识形态上，中国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纠缠于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受其影响各级许多经济管理干部思想僵化，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思维方式，不适应甚至排斥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保证改革的稳步前进。我国改革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俄罗斯（前苏联）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地，其计划经济体制有70多年的历史。在这种体制下，基本上采取的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制，有些行业国家所有制占到100%。俄政府强制推行私有化， 结果在实行第一阶段私有化——证券私有化时，人们没有思想准备，对私有化证券无所适从，土地私有化遇到了强烈抵制。俄罗斯长期推行经济军事化政策，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比例失调。这种状况只能通过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来改变。苏联居民收入普遍不高，但社会保障程度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医疗、教育、交通等基本上是免费的，这使人们很难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要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高度国家垄断性经济，使企业摆脱国家的父爱主义关系，达到自由竞争、自主经营、风险决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十分淡薄。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制约俄罗斯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因素。然而俄罗斯在改革中并没有考虑本国的国情，而是简单地接受极端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只注重经济改革的速度而不考虑改革的整体性和本国的制度结构及历史文化特点，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的混乱和连年不断的政治危机。J ·萨克斯终于于1995年不得不承认“休克疗法……尽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试图达到长期稳定，显然在俄罗斯以失败而告终。”1998年9月中旬， 欧洲国家首脑召开援俄会议，深刻检讨西方国家对俄经济政策，认为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了严重错误，“休克疗法”虽然在拉美国家和波兰取得了成功，但不适合俄罗斯国情，使俄罗斯陷入长达近十年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交织的深刻的危机之中，美国应负主要责任。
由此可见，经济改革必须从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国情出发，制定正确的经济改革措施和发展战略，才能稳步推进，不断引向深入。
第二、党的正确领导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经济改革的根本保证。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也不是对传统的僵化的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它必然要触及到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会产生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改革中难免会出现某些政策失误，会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也会趁机加强。这些表明，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规划，全面安排，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不能在改革中各行其是，搞无政府主义。在改革中要特别注意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方面改革自始自终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就要步原苏联的后尘；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党也要不断适应变化的情况，改善党的领导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效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把反腐败、反官僚主义放在首位，使党真正成为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核心力量。
同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中进行。如果供求关系紧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改革的步子就难以迈开。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葬送了社会主义，俄罗斯不切实际地接受了西方别有用心的“休克疗法”改革方案，带来了经济的混乱和衰退，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这种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这就要求我们有秩序有步骤的推进改革，在大的改革措施出台以前，要进行详细论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行，尽量减少政策性失误。在改革中，经济上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自由化；在政治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西方经济学所误导，同时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宽松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