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缘革命”前价值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_经济学论文

论“边缘革命”前价值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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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以价值、剩余价值为主线来研究和评价西方经济思想史。这种研究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以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但是,它却难以全面反映经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我们认为“边际革命”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正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称之为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这一研究主题由亚当·斯密确立,经过萨伊等人的发展,在约翰·穆勒的著作中得到更为完整的表述。正是依据他们对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共同看法以及围绕这一主题所提出的各种理论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我们将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古典主义经济学。本文将首先探讨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的研究主题,然后分析价值理论同这一研究主题的关系,并重新认识古典主义价值理论的局限性。

一、增长和发展理论是主题

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过渡首先发生在以英、法为代表的一些西欧国家。这一过渡时期为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养份。以探讨这一转型过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为己任的古典经济学并应运而生。刘易斯曾指出:“经济发展理论产生于英国1650年到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之间近一个半世纪中。”(注:钱纳里等主编:《发展经济学手册》第1卷,纽约,1991年。 )古典经济学家不仅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且对当代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始终是“边际革命”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探讨的中心问题。

斯密将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增长的原因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斯密围绕这一主题探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国内和国际要素与条件,以及经济增长的前景。斯密所确立的这一研究主题在随后英法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进一步体现。马尔萨斯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说明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或者说使生产力发挥、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7页。 )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侧重于制约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探讨。如果说斯密是以乐观态度分析了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条件,那么马尔萨斯则是用悲观眼光探讨了这一时期经济停滞的原因。马尔萨斯分析了经济发展中的三种可能出现的经济停滞:即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失衡引起的停滞;经济发展中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停滞;以及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导致的经济停滞。因而,有些国外学者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可以看作是对斯密《国富论》的答辩,其书名可以修改为《国民贫困原因的研究》。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一样都属于悲观学派。他将确立国民收入的分配法则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但是李嘉图探讨的不仅仅是分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认为理解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机制、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和前景,以及一些重要经济政策的答案深藏在分配理论之中。李嘉图对收入分配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经济增长上。在他的体系中,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过程内在地紧密交织在一起。李嘉图从收入分配的变化中,推演出他对经济增长动力、过程和前景的全部理解。

在与李嘉图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萨伊在斯密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根据那些总是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告诉我们财富的本质。它根据关于财富本质的知识,推断创造财富的方法,阐明分配财富的制度与跟着财富消失而出现的现象。”(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页。)“如果政治经济学揭示财富的由来,如果它指出充实财富的方法,并且教导我们如何可逐日取用更多财富而财富不至枯竭,如果它证明,一个国家的人口可增多,而同时又能有更好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如果它满意地证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及多个国家的利益,不是相对立,而所有对抗全是愚蠢,如果可从这些论证推断,许多被认为无可救治的弊端,不但可以救治,甚至容易救治,而我们可无须再遭受我们所不愿意遭受的痛苦,那末我们就必须承认,没有什么研究比政治经济学研究更为重要,更值得有高尚思想和仁慈思想的人去研究。”(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页。)萨斯上述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论述同斯密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更加条理化。他将财富的研究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大块,这种“三分法”对经济学的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约翰·穆勒的经济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在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是财富。政治经济学家们以讲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为己任,包括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使人类或人类社会顺利地或不顺利地追求人类欲望的这一普遍对象的一切因素所起的作用。”(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962年英文版,第155页。 )“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什么比弄清生产增长的规律、生产增长所依赖的条件,生产的增长是否实际存在限制,它受什么限制更重要的问题了。”(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962年英文版,第155页。 )穆勒在经济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和持久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正是根据这种思路设计和撰写的。穆勒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和萨伊等人的经济理论的综合,是古典主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总结,体现政治经济学在古典主义范围内的研究成就。学术界以价值论为标准划线,认为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的观点没有准确地反映“边际革命”以前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

从上述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主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确立的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正是现代发展经济学所称之为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经济学家总是以探讨和解决他们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为己任。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时代处于人类社会第一次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这种统一是由于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度里,处于人类经济发展的同一阶段上。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主题被资源配置理论所取代,但是它却在德国历史学派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如果说古典学派是探讨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的第一个理论体系,那么,德国历史学派则是首次探讨了一个后发性国家如何谋求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的许多经济发展思想弥补了古典理论的不足。

二、价值理论的地位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题,那么价值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将古典经济学对价值问题的论述分为三种类型。

1.界定财富性质的价值理论。将经济增长或财富增长作为研究主题的古典经济学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财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导致他们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上的重大分歧。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很自然的将货币或金银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将金银的开采和对外贸易看成是财富的源泉,将贸易保护和外贸顺差看成是财富增长的主要手段与途径。重农学派将财富起源的观察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物质生产领域,但是他们将社会财富只看成是农产品,认为只有农业部门的劳动才创造财富。斯密从商品价值形成的角度出发,将创造财富的劳动推广到一切物质生产部门。斯密正是从对财富性质的认识与界定中,提出了一般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或财富的观点。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的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但是他又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原则只适应于劳动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社会。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产生后,资本和土地也成为了价值的源泉,产品价值将由三种收入构成。这一观点后来发展为费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也是通过对财富的认识中引伸出来的。它认为生产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效用是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它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构成财富。财富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效用的创造过程,它是多种生产要素协同作用和生产的结果。萨伊的这种效用价值论和财富生产论也为约翰·穆勒所接受。穆勒同样认为生产创造的是效用,并详细地考察了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和效率的变化,以及合作劳动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劳动价值论、费用与效用价值论首先都是一种关于财富性质的理论,它们都是从对财富性质的界定中引伸出来的。

2.作为分配基础的价值理论。李嘉图将价值论作为分配理论的基础。李嘉图理论的核心就是要说明收入分配变动的趋势、决定这一趋势的原因、以及这种变动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揭示了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农业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和农产品价格上升,将导致地租和货币工资上升,利润下降。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使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不利于作为资本积累源泉的利润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经济资源不断离开推动经济进步的资本家阶级,而流入只享受增长成果,但没有对增长作出贡献的土地所有者。经济增长最终会因为利润下降而停止。李嘉图的上述分析需要有一个价值理论,需要放弃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坚持劳动决定价值,价值分割为收入的逻辑,有利于李嘉图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地租和利润此消彼长的变动趋势。因此,劳动价值理论成为李嘉图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为他维护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提供了理论武器。

3.作为资源配置功能的价值理论。作为资源配置信号与手段的价值理论必须研究价格的形成与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不必探讨价格的形成,但是价格对资源配置影响必定是经济发展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斯密已经清楚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当商品供给超过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会高于自然价格,工资、利润或地租的上升就会吸引各种生产要素投入该商品的生产,刺激供给增加;当商品供给不能满足有效需求时,市场价格会低于自然价格,一部分生产要素就会退出该生产领域,引起供给减少。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变动会使市场与自然价格趋于相等,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量和需求量的比例。(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0~52页。)约翰·穆勒发展了斯密的理论,并比较完整地论述均衡价格的理论。穆勒指出:商品价格不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比例,而是需求量与供给量的方程式。在任何情况下,价格都是供给和需求作用的结果。当市场需求与供给相等时,市场价格也就形成了。当需求量与供给量不平衡时,竞争和价格的变动会使供给和需求再度恢复平衡。(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5~507页。)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学都将价格机制看成是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通过对三种价值理论的简要论述,我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从对财富的性质与生产的认识和探讨中引伸出来的,它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副产品。这种说法并不否认价值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只是表现在它能界定财富的性质和来源(例如斯密),它能揭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和前景(例如李嘉图),能说明财富的分配和交换(例如穆勒)。这与后来的边际学派将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和主题的作法是大不一样的。约翰·穆勒对当时某些学者将政治经济学称之为交换学或价值科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关于政治经济学性质的看法过于狭窄。(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0页。 )只是在“边际革命”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才发生了重大转折,关于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探讨让位于价值或价格理论的研究,动态的增长和发展的研究被静态的资源配置分析所取代。

三、对古典价值论局限性的再思考

马克思将价值理论作为其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并以此揭示了古典主义的价值理论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所引起的两大矛盾,即: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册, 第21章,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我们将从财富的生产或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古典主义价值理论的进步作用和局限性。

1.作为财富性质和源泉的价值论的意义与局限性。重商主义认为金银货币就是财富。斯密曾经指出:按照重商主义者的看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同义语”。(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页。)马克思认为, 重商主义者“坚持交换价值的坚实的,可捉摸的和闪闪发光的形式,坚持它同一切特殊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的形式。”(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8页。)重商主义正是从这种狭隘的财富观出发, 把一国财富增长的途径归结为金银矿藏的开采和对外贸易。重农学派认为财富不是来自流通领域,而且产生于物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物质生产领域,是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的开始。但是他们认为只有农业部门的生产劳动才能创造和增加价值和财富。斯密将价值的创造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把创造财富的活动扩大到一切物质生产领域。这大大地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特别是对于促进资本在物资生产部门的积累和运用,推动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斯密非常强调资本的生产性运用,要求尽量节制非生产性活动,使早期经济起飞过程中有限和稀缺的剩余资源能尽量在物质生产部门形成资本,产生最大地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将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的生产活动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从现代和成熟社会的经济增长来看,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收入水平低下,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实现经济的成功起飞,物质生产部门资本形成与积累仍然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这种观点对发展经济学也产生过重要影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将资本积累率和资本的生产性使用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斯密关于经济增长表现为生产性劳动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它是资本的生产性运用的结果的观点,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得到体现。因此,我们在指出古典主义的价值理论对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存在局限性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进步作用,以及一定的现实意义。

2.对价值和财富量的变动的理论说明与经济现实的不一致性。这在李嘉图的理论中最为明显。他将财富仅仅看成使用价值,认为一国财富的增长可以表现为商品数量的增加,而财富的价值可以保持不变,甚至不降。在国民财富增加的两种方式中,只有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增加才能既增加产品的数量又增加其价值。而劳动效率的提高只能增加商品数量或财富,而不能增加其价值量。如何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推演出的价值和财富在量上相反变动的观点,说明现实经济生活中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古典经济学家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把财富仅仅定义为一种使用价值或效用,一国的国民财富必须以价值形态表示出来,并能计量和比较。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没有提供正确的答案和有效的方法。

3.财富性质的价值论与资源配置的价格论不一致。古典经济学家首先是从质上认识财富与价值的关系的,在本源的层次上回答什么是价值的问题。而作为资源配置的价值理论必须对现实的价格运动规律和作用作出解释。古典经济学在现象层次上正确地揭示了作为资源配置功能的价格理论的本质,但他们在本质层次上关于财富性质的价值论,却难以说明现实经济中财富的衡量与变动。李嘉图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矛盾,而其它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穆勒甚至认为有关价值法则的理论已经很圆满,没有什么要现在和将来的人去澄清的东西,需要的是如何说明和运用这一理论。古典主义经济学在价值理论上的这种矛盾和缺陷,可以看成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主题转变的一个理论原因。

从经济理论的发展看,均衡价格理论为价值论和财富论的统一提供了可能,现代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使这种统一变成了现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价值理论是在对财富的性质和增长源泉的界定和认识中引伸出来的,它是增长和发展理论的副产品。斯密的生产理论、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构成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约翰·穆勒完成了对这一理论的综合和总结。古典主义价值论的意义和局限性可以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角度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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