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独立、一流大学与研究生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生教育论文,一流大学论文,独立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最引人关注的是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社会各方面对高等教育界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教育部推出了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精品课程、质量工程等措施。但教学评估一经推出，就引起无数的争议。结果，教学评估又成为高等教育的聚讼中心。各个高校则忙着应付教学评估、教师评价、人事制度改革等，办学的焦点不断变幻。在各种不休的纷扰之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关注的高等教育质量基本都是指本科教育质量。然而，无论是现在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还是其未来的根本前途，关键都取决于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之所以这么说，不是要否定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性，而是基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及其根本使命的基本判断。无论与周边国家的大学还是与欧美大学比较，中国本科教育质量都不能说是最糟糕的，那么多中国本科生升入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而且表现良好，以及周边国家很多学生到中国来读本科，其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更本质的是，不管当前中国本科教育质量是不是很差或严重下滑，决定中国高等教育命运和前途，影响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不在本科教育，而在于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在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学术能否独立，决定着中国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
一、学术独立与研究生教育
学术独立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大学和学术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和各种利益的影响，独立于政治和政府，自外于经济和商业，而坚持良知和专业，以批判的精神，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一是指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大学能独立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做出所需要的科技成果和知识，其学术不受国际学术霸权所左右，自主自立，在国际上具有独立的地位。前者学者论述已多，后者鲜有人关注，但却关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因此本文就此作一论述。
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学术和大学不是从中国传统的学术和高等教育中衍生的，而是完全从西方借鉴和移植过来的，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近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和命运。中国的大学和学术其实与国家和民族的近现代史一样，处于殖民和半殖民的地位，而要摆脱这种地位，实现独立自主，却又只有先模仿和学习西方，再使自己的大学和学术达到乃至超过西方最顶尖的大学和学术水平。
一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就是一部殖民和独立的历史。近代最早的新式学校不是中国人创办的，香港英华书院(1843)、宁波女子学塾(1844)等是西方传教士开设的。到1862年才有中国自己的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而且其主要教师和总教习都是外国人。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也不是中国人建的，中国的学院和大学时代是由登州书院(1882)、汇文书院(1886)到圣约翰大学(1890)、东吴大学(1901)等教会大学开启的。到1912年，教会大学有13所(基督教大学12所，天主教大学1所)，而中国自己办的大学才5所(公立3所，私立2所)。即使中国自己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传教士的控制，山西、北洋、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都是传教士①。至于东吴、圣约翰、金陵等教会大学都在美国注册，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教育权。
教育独立是国家独立的一部分，教育权是国家的重要主权。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日益高涨，教育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20年代中国基本上收回了教育权。
在教育权收回后，中国学者更深切地感到学术独立对民族独立和教育独立的重要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教会大学，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却刚刚起步，高层次人才依然要靠国外大学来培养，而且中国大学很多学科因为缺乏教师还发展不起来，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也刚刚兴起，还不能发现新知识，开发新技术。当时的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学术必须摆脱对外国的依附而独立自主。梁启超认为：“凡一独立国家，其学问皆有独立之可能与必要。”[1]419罗家伦认为：“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2]
要改变国家学术殖民地的地位，就应办好中国的大学，实现学术自主。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的学问独立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期是模仿裨贩，第二期是学问独立。后进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学问发展都经过这两阶段。中国学问在历史上曾是独立的，近代以来，与世界学问接触，开始新学的模仿裨贩。清华学校学生大规模地留学，在模仿裨贩上实已有相当之成绩，但这是清华的第一期事业。此后，中国应进入学问独立时期，学术独立虽赖全国学界的分工协作，但清华要负一部分重要的使命。此即清华的第二期事业[1]419-420。罗家伦将做清华校长的目的和使命就定为“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及新中国的建设上，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我去办理清华，除谋中国的学术独立外，他无目的。”[3]3，5陈寅恪为清华建校20周年题词：“吾国大学之责任，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4]。胡适1922年就“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5]105。但在旧中国，外患不止，战乱频仍，社会不稳，教育难兴，要进入学术自主的时代还只能是愿望和理想。
1949年后，中国完全实现了国家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初步建立了一个系统的高等教育体系。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层次多样、形式多样、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1981年又正式建立起学位制度，近年来研究生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众多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然而，目前中国还没有产生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顶尖大学的教师还须从海外引进，依赖国外大学来培养；中国的本科生可以进入世界最顶尖大学的研究生院，但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与世界顶尖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大学还培养不出和产生不了世界顶尖的学术人才，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等世界最高的学术大奖中国人还一个没有得过；中国大学培养的技术人才难以满足企业和国家的要求，培养出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开发和应用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很少。
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依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上我们没有原创性的重大发现，更谈不上对人类知识进步的贡献，我们所做的科学研究不过是重复西方人已经做过的，大多是重新发现、验证和诠释别人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在技术上，我们基本上跟在西方的后面，并且很多技术有十几年和几十年的差距，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很少，技术开发不能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严重影响到经济自主和国家安全；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我们甚至还没有进入国际学术界，更谈不上任何学术话语权，甚至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研究，我们的学者也必须读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学者的著作。这说明中国的教育和学术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在国际知识和高等教育体系中，西方国家的大学是中心，中国还仅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教育的模仿者，处在边缘地位。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学术的依附性地位还没有彻底改变。在晚清，我们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在民国，我们的大学教授和科技人才主要由西方大学培养；建国初，我们把最优秀的人才派到前苏联、东欧，还把前苏联、东欧的专家请进来；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又送出了120多万留学生。中国学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学术人才的再生产依然靠国外培养，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校长的77％、长江学者的94％都是留学回国人员[6]。现在我们依然还处在梁启超和胡适所说的学术“裨贩”时代，与现代教育和我们差不多同时起步的日本相比，中国的高等教育实在没有多少值得自豪的。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的确是有问题的，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和根源不在本科教育，而在研究生教育。
要摆脱学术的依附性，实现教育独立和学术自主，当然就只有加强研究，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质量。胡适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学术独立的四项条件：①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②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③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④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5]805。该计划的前两点是要发展中国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不靠留学，而自己培养顶尖的学术人才，后两点是科技开发和创新，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并创造知识，推动人类的学术进步。
今天中国的教育独立和学术自主无非也是如此，即在中国本土进行世界水平的科学研究和顶尖学术人才的培养。而研究是以学术人才为基础的，只有博士生教育才能为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人才和创新动力。因此中国需要切实把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教育提高到世界一流水平，不仅吸纳国内最优秀本科生上国内的研究生院，而且吸引国外的优秀学生和学者来中国大学，培养出世界顶尖的研究人才，进而将中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就提升到世界层次，成为国际学术中心之一。
二、一流大学与研究生教育
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界也已深切地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的依附地位，因此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创新性型国家。各个高校当然都须承担教育独立和学术自主的责任，但无疑国内最好的大学应担负主要责任，尽快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和研究在不断深化，很多学者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设施、充足的经费、杰出的校长，等等，这些看法都是对的，但这些还不是一流大学的本质，而只能说是一流大学的特征，或者说这些是一流大学的条件和表征，还不是一流大学的内涵和本真。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真和本质是什么呢？是学术性，具体地说就是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
世界一流大学学术成就和学术声望的取得不是靠本科生教育能得到的，而只能靠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中国当今的一流大学虽然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但在如何建设上明显认识不够。清华、北大都知道要加强科研，发展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但在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中，对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的重视不够。如果是一所一般研究型大学，不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要平衡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育与研究是对的，但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必然是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的，而且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性就是以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带动本科教育，而决不是像文理学院那样通过通识教育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
美国现在是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但历史上美国大学远远落后于欧洲，19世纪中后期美国曾有成千上万人留学欧洲。但在19世纪末，美国开始建立自己的研究型大学，大力发展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提高美国博士生教育水平。1900年成立的美国大学联合会(AAU)接受会员的基本标准就是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二战后，研究生教育(博士生教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重心，美国也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和学术的中心，今天，世界一流大学中美国大学占据绝对优势，并位居前列，而欧洲大学因为偏重于教学，已被美国大学远远甩在后面。
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界、州政府、舆论都十分强调本科教育，一流大学也说重视本科教育，“喜欢把‘本科生是大学的核心和主要服务对象’挂在嘴边”[7]，很多中国人都以为美国一流大学真的把本科教育放在首位。其实这是误解，美国20世纪以来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一直不断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已经得出结论，斯坦福大学对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导致对本科生的忽视，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和管理层对此心知肚明，但不仅不改变这种状况，反而继续强化这一趋势。甚至在高中威胁停止向斯坦福大学推荐本科生时，斯坦福大学仍没有要求教师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8]190-191。1960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西博格(Glenn Seaborg)任主席的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表的《西博格报告》极力强调，联邦政府和大学都有责任重点发展研究和研究生教育[9]。克尔则这样描述联邦拨款大学的普遍状况：“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较低，教学班扩大了，用代课教师替换了正式的教员，在选择教师时更看重科研成就而不是教学能力。”[10]即使文理学院也日益重视研究，据塞尔丁在1973、1978、1983年对美国文理学院的调查，教学在文理学院教师评价中的重要性虽居首位却变化不大，但研究和发表的重要性则大幅上升[11]。
1968年后美国联邦研究拨款缩减，州政府因为选民的压力不得不对高校问责，高校也很倚重本科生的学费收入，所以出现了重视本科生的舆论和发展势头。但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喊加强本科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应付外界压力所做的表面工夫，实质上它们始终强调研究生教育和研究。“忽视本科生教育是战后大学的内在特性，因为教师获得奖酬的依据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培养博士生的数量以及从外面拉来课题经费的数量，而不是投入本科生教育的时间和精力。”[8]28020世纪90年代后，即使面对多重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压力，美国大学却仍大量聘用兼职教师从事本科教学，而全职和终身教职则留给主要从事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教师。
而且美国顶尖大学中私立大学占优势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私立大学中从事本科教学的教师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比公立大学少。因为美国大学从事本科教学的主要是文理学科教师，公立大学本科生数量多，给本科生授课的文理学科的教师就多，而且这些学科争取经费和发表论文少。而私立大学本科生较少，需要文理学科的教师就少，那些争取经费和发表论文较多的医学、工程和物理与自然科学的教师比例就高。这就是格拉汉姆所说的私立与公立大学因结构上相对规模和配置的差别所导致的研究绩效的差异[12]。一个尤其令人寻味和值得反思的问题是：20世纪以来对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但这些大学的地位却越来越巩固；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失去了灵魂，但高中生为什么却争相挤入哈佛？
很明显，美国大学深谙办一流大学之道，因此在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上下大力气。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对美国大学的成功也是深为了解的，对中国大学的使命和责任也是极为清楚的。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必须建立一流大学。梁启超、胡适、罗家伦等当时的学界领袖都指出，留学不是出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13]105蒋廷黻认为：“靠外国的大学来替我们造人才不是个经常的办法。”[14]不留学，当然就要自己办出最好的大学，梁启超、胡适、罗家伦等明确要求当时中国最好的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承担起中国学术独立的责任。1947年胡适更提出，“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5]805
那怎么办出一流大学呢？在总结留学和国内导师水平不高的原因时，有学者就指出这是教师的全部时间用在教学上，没有时间从事研究的结果[15]。罗家伦一到清华就“竭力鼓励教员学生研究的兴趣，提倡研究的风气，使清华大学真正的学术化”[3]21，“设立研究院，仿英美毕业院之性质，使大学毕业生能得研究高深学术之机会，不必专送留学。”[16]，胡适在批评留学教育后指出，国立大学应成立研究生院，以研究为重，造就高深学者，成为高等学问中心。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时又提议，“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13]27-28，236
看了美国和中国大学的历史经验，再看看当今世界是如何建设一流大学的。日本的顶尖30所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及后来的21世纪COE计划所针对的就是有博士教育的大学研究生院，在关键学科重点建设“世界的研究教育基地”。韩国21世纪脑力计划的核心就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院，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升科研能力，力图使韩国的研究生教育跻身世界前列。德国的精英大学计划(后改为卓越计划)分3个层次：研究生院计划、研究团队计划、精英大学计划，很明显也是以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为中心进行建设的。
从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出，世界一流大学是以研究生教育为条件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方法、手段和路径就是研究生教育，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和提升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不二法门。研究生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表征，只要一所大学的博士生教育跻身世界前列，这所大学就可以称为世界一流大学。
三、中国的研究生教育
一个国家的学术独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生教育是三位一体的，实现了学术独立就必然有世界一流大学，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意味着学术独立，同时学术独立和世界一流大学就必然具有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意味着学术独立和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三者之中，研究生教育是基础和关键，它是学术独立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和条件。那么，中国大学如何发展研究生教育呢？
1.中国顶尖大学要以研究生教育为重心
中国顶尖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其惟一办法就是把博士生教育质量提高到世界前列，为此大学的重心就当从本科教育转到研究生教育上。以研究生教育为重心就意味着大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一个单一的本科生学院、众多的研究生学院以及相当数量的高等研究中心、实验室、研究所；在职能上，本科生学院专注于本科教学，研究生学院致力于研究生教育和科研，教授肩负研究生培养和研究职责；在理念上就当追求卓越，以发现知识为使命，通过基于研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进行教学和服务。
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也都把研究生教育放在首位，著名的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直率地指出：“如果说大学教授的主要使命是指导学生攻读高等学校初级学位(笔者注：指学士)，在哈佛来说是不对的。”[17]指导研究生才是其主要使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金伯顿说：教师有教学任务，但“教学压力不大，委员会指派的任务也很少”[18]。二战后，美国大学大量地使用研究生辅助本科教学，并且连研究生都这样分层：最有天赋的研究生获得奖学金，次等做助研，“教学交给能力低的学生，教学变成一直需要和经常是心怀怨恨的义务。”[19]247当中国的顶尖大学及其教师真正以研究生教育为重心时，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才真正上路。
2.研究，研究，再研究
世界一流大学说白了，没有别的，就是研究。考察大学的发展史其实就可以看出，自德国大学把高深学问的研究引入大学后，研究已发展成为优秀大学的标准模式——研究型大学。而研究型大学在本质上就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大学存在的基础，将以既有知识为基础的大学转变为以发现新知识为基础的大学，这就是说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不再是教学，而是研究。结果，研究型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区别就在于：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是以自己探索发现的新知识来教下一代的，而一般大学则是以现成知识进行教学的。教学与研究的统一其实是在这里统一的。在研究型大学不仅顶尖的研究者(教师)以探索发现激励学生，学生也同样用自己的探索和思考来挑战教师。
当前中国大学进行高水平的研究面临教师、经费、组织等诸多困难，然而美国大学二战后的情形其实与中国现在类似，因为美国大学实质上也是作为教学机构建立起来的，各种拨款和资助也都是根据教学需要来安排的，因此，“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来说，关键的组织问题就是如何将提供用于教育任务的资源转化为完成研究的能力。关键的因素是研究需要的教师、研究生和设备。为吸引创新型的学者和科学家，大学必须提供高于市场行情的薪水，并减少其教学负担，简言之，大学必须付给教师更多，而对教学的要求更少。……对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分子构建需要作出响应，要完全不考虑其教学负担，要变换学术知识的领域。”[19]50
只有最高水平的研究才能培养最优秀的研究生，而研究是在全世界的机构和学者之间竞争的，因此，大学及其教师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前沿研究中。虽然与研究机构相比，大学及其教师在时间、任务和经费等方面不具优势，但大学的最大优势在于大学拥有最年轻的学者，并可以从中挑选最有天赋的学术人才，为此大学要让研究生从事研究，把研究生教育以至在今天也把本科生教育都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是研究性的。强调研究不是要否定教学，而是说把教学特别是研究生教学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这是研究型大学的特性和使命所决定的。
3.实行淘汰制
美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招收大量的博士研究生，但只有少量能毕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47～1967年的研究生获得学位的仅有15～30％。美国全国博士生的淘汰率在人文科学是75％，社会科学是70％，自然科学是40％[19]249。当然，这需要给博士生以充足的资助、4年以上的修业时间等配套条件。这样，就可以挑选出最适合从事学术职业的有学术天赋的人才，又保证他们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到学术探究中。
在中国，考虑国情、教育成本等因素，不说实行高淘汰率，但有一定的淘汰率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样一方面可以让那些真正对学术感兴趣的学生进入学术职业，大学则可以挑选具有学术潜力的后备力量，一方面适度的竞争和压力可以确保博士生对学术的投入。这里的关键还在于由此可以将那些不以学术为业、只是混个博士文凭的官员、资本家等排除在学术之外，既可以减少乃至消除大学中的商业和官场气息，净化大学的学术空气，使学生专心求学，又可以在全社会树立学术权威，提高学术的尊严和学术职业的地位。到那时，就会有更多的才智之士投身学术。
4.中文教学，把最优秀的学生留在中国读研究生
据2008年7月11日《科学》杂志报道：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超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源学校。这当然说明了中国的本科教育是成功的，但也表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是不高的。虽然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要借助留学教育，在一段时期内中国依然要发展留学教育，但留学教育不可能实现一个国家的学术独立，一所留学预备学校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应逐渐摆脱对留学教育的依赖。中国要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当然需要提高教师的水平，但同时也要提高研究生的水平，这就应在奖学金、导师、研究设施、国外学术交流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条件，以把最优秀的本科生留在中国大学读博士。优秀的博士生与导师相互促进，不同学校和院系之间的导师和学生相互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良性循环后，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和顶尖大学的水平就会快速地不断提高。
现在教育部和不少大学都提倡英文教学，这与提高中国研究生教育水平是背道而驰的。20世纪初刘仙洲已经指出，中国工科院系用外文教材，以外文教学将“使我国工程学术永无独立之期”，因此他提倡用中文讲课，编中文教科书。工科如此，人文学科就更应用中文教学了。从高等教育史来看，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和大学是用外文教学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和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应当熟练掌握外文，但决不能用外文教学，那样不但会摧残中国的学术自信心，也不能在根本上提升中国的学术水平，更遑论实现学术独立了。
注释：
①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为李提摩太，总教习为敦崇礼，北洋大学堂总教习是丁家立，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是丁韪良，这些传教士都参与大学堂的创办，且把持校务。
标签：大学论文; 研究生论文; 研究生教育论文; 清华研究生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美利坚大学论文; 考研论文; 博士生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清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