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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改革会象俄罗斯那样举世瞩目，这是因为俄罗斯的改革是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试验场。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关注俄罗斯改革的成败，是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指示着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考验着马克思主义灵还是不灵；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则对俄罗斯的改革寄予极大的希望，他们满腔热情地期望俄罗斯改革获得成功，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正道”。
从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宣布放开物价算起，俄罗斯经济改革迄今已有7年多的历程了。作为一种试验，7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不算太短了，也许现在已经有可能根据改革的结果对俄罗斯改革作一些评价了。
一、俄罗斯的私有化带来了严重后果
1991年12月19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决定从1992年1月2日起，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的私有化，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两类。小私有化是指小型企业通过出售、租赁等方式实现的私有化；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业通过先改造成为股份公司、然后再出售股份公司股票的方式实现的私有化。为了加速私有化，俄罗斯从1992年10月1日起， 向每个公民无偿发放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 用以购买私有化企业的股票，这叫“无偿私有化”。其余的股票，要用个人的资金购买，这叫“有偿私有化”。可以说，私有化的各种办法都用过了。小私有化到1993年底基本完成，大私有化则由于受到资金短缺、资本市场不发达等因素的制约而困难得多。总起来看，俄罗斯私有化大约已实现70%了（各种统计资料不一样，但大体情况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经过7 年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基本上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了。
人们关心的并不是俄罗斯是怎样搞私有化的，而是私有化的结果如何，是不是出现了鼓吹私有化的学者所预言的那种乐观景象。俄罗斯杜马专门成立了一个“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对私有化结果进行评估。据1998年10月15日俄《论坛报》报道，记者采访该委员会的委员弗.利西奇金，他的结论十分悲观。他对私有化点的评价是：私有化“存在着掠夺俄罗斯、把我国人民变成国际金融寡头的奴隶这种犯罪事实。”私有化“破坏了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当权者“将大批财富据为己有，使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这一反映了俄罗斯现实情况的结论，无疑是给那些喋喋不休鼓吹私有化的人当头一棒。
具体来说，第一，私有化没有出现经济快速发展、效益迅速提高的景象，相反导致经济急剧衰落、陷入严重危机的境地。
我们引用美国记者莫蒂默.朱克曼访问莫斯科以后发表的看法吧。他说：“90年代俄罗斯的生产衰落比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更严重。在俄罗斯，实际人均收入下降80%，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5%以上。俄罗斯政府一年的收入还不到美国财政部一周的收入。由于缺少投资，俄罗斯的工业已大大衰落。石油产量下降50%。基础设施——电力、核电厂、铁路和下水道系统——已解体。这是过去几年实际基本建设投资下降90%的结果”。（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9年2月8日。）这位记者对共产主义毫无好感，他列举这些数字决不会有故意贬低和污篾俄罗斯资本主义实践的嫌疑。
私有化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利西奇金说：私有化使得“我们丧失了一系列部门。就拿航空制造业来说，由于私有化，航空制造业已变成许多私营的工厂和小企业。该部门现今的生产能力只有过去的12—15%。从前每年制造4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而现在不超过20架。 而且国内基本上没有购买者。许多飞机制造厂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燃料动力综合体一些部门的生产也大幅度下降。煤炭工业在苟延残喘，采煤量下降。冶金和机械制造业这一支柱产业也陷入了瘫痪境地。例如，近五年钢铁和轧材的产量下降60%，钢管产量下降近90%。外资收购了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有色和稀有金属企业。在原先一些大型机床制造企业所在地，象莫斯科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制造厂、莫斯科磨床厂等地，今天已成了喧闹的交易市场。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自己的商船队几乎已不复存在。……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第二，私有化没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相反，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
鼓吹私有化的人曾经大肆宣传，实行私有化，国家可以得到上万亿的收入，足以弥补财政赤字，有助于控制通货膨胀。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事实上，私有化给预算带来的收入少得可笑。据联邦国库管理总局的资料，1992年联邦私有化上缴预算的收入是396亿卢布，1996年为664亿卢布，1994年为1163亿卢布，1995年为2860亿卢布，1996年为3400亿卢布，5年合计8483亿卢布，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
为什么私有化的收入少得如此可怜呢？这是因为国有资产半卖半送、明卖实送给有权有势的人了。12.5万家企业平均以每家1300美元的价格被“私有化”了。例如，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有3.4万名职工）只卖了372万美元，切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有3.5万名职工）只卖了373万美元，为军队、内卫部队和特种部队生产武器的科夫罗夫机械厂（有1.05万名职工）只卖了270万美元，切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有5.43 万名职工）卖了220万美元。为了进行比较，在欧洲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200万美元，瑞士的中型香肠加工厂价值350万美元，这就是说， 把一家拥有上万工人的大型机械厂只卖了个面包厂的价钱。据最保守的估计，所出售的企业的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丘拜斯之流只卖了72亿美元。 在私有化过程中，“企业是通过有政治关系的银行拍卖给媒体、银行和工业界巨头了。这是巧取豪夺，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无偿转让财富”。朱克曼的这段话概括了私有化的实质。
私有化非但没有增加国家收入，而且为资本外流敞开了大门。那些在私有化过程中购买企业的人，兴趣并不在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市场份额来吸引资本，不在于改善经营、扩大生产，而在于利用国家的工资信贷和资本为自己捞好处。他们利用政治关系不断弄到补贴和免税权，然后“以惊人的泰然自若态度把公司的现金同他们自己的现金混在一起存入瑞士银行”。据国际刑警组织和俄罗斯内务部说，有3000多亿美元就是这样流到国外的。这笔巨额资金进入西方银行，再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给俄罗斯，以支持进行改革的政府。从俄罗斯人民手中偷走巨额资金，再把它借给俄罗斯，还要付利息，这是多么惬意的买卖！无怪乎西方要全力支持俄罗斯的私有化并为之出谋划策了。
第三，私有化没有出现人人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平现象，相反，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为了说明私有化的社会意义，许多学者都强调私有化可以实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 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充当资本主义吹鼓手、 以“500天计划”著称于世的沙塔林就许诺说：私有化， 把国家财产转交给人民，“是重建社会公正，是确认在国家的国民财富中拥有个人相应份额的人权形式”，而且“每个人都占有财产，是社会稳定的保证，是防止社会和民族动荡的重要条件之一”。俄罗斯的私有化，就是根据这一思路进行的。
在俄罗斯，无偿私有化并没有出现人人都占有生产资料这种想像中的情况，而是为国家的大量财富向私人转移创造了历史性机遇。1992年开始的私有化只不过为“资本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形成作为市场关系基础的广大私有者阶层”，反而成了各种官僚和各种基金会大量收购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将国有财产变成私人财产的一种手段。大多数平民百姓，迫于生活廉价地把私有化证券卖了，1 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只换得了一瓶伏特加酒！许多企业原来的“红色经理”利用种种便利条件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私营工厂主，工人陷入一无所有的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
至于说到有偿私有化，普通老百姓哪儿有钱来购买股票呢？控制不住的通货膨胀（仅1992年就达2509%）把人们仅有的一点储蓄一扫而空。能买得起股票的，是那些在改革中通过掠夺国有财产而发了财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的财富越滚越多；此外，还有外国资本家。
作为私有化的结果，俄罗斯社会两极分化是有目共睹的。据利西奇金估计，在改革中，“所有‘民主派’人士——70至90万人——都得到了好处。这是总数。得到最大甜头的人不超过一、二千人。现在他们都在台上。对他们来说，权力就是进一步窃取人民财产，把人民财产据为已有的工具”。这些靠改革发财的新贵统称为“新俄罗斯人”，他们是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支持者、推行者。他们的奢侈糜烂的生活，令俄罗斯人民怒目而视。与此相对照，在私有化过程中，90%以上的居民都受到损失，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至少70%的俄罗斯人仅能糊口， 目前有4000多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每月不足40美元）之下。 领养老金的老人饿死已不再是新闻。成年人的预期寿命已从1990年的64岁降低到现在的59岁。这类材料比比皆是。私有化使俄罗斯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严重破坏，导致贫穷和死亡，致使国内犯罪猖獗。出现了2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黑手党的活动大大超过意大利。连俄罗斯前内务部长库利科夫也不得不承认，“犯罪团伙和组织几乎完全控制着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的许多地区，其头目在国家各种机构和部门中都有。在国家的一些地区，内卫部队已不能控制局势，某些内卫部队为了自己的利益同犯罪团伙一起干”。俄罗斯的现实使得那些所谓私有化可以保证社会公平和稳定的美丽神话，象肥皂泡一样很快破灭了。
第四，私有化没有导致民主和自由，相反，造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寡头统治。
与某些人的所谓私有化奠定了民主和自由的基础的预言相反，今天的俄罗斯是金融工业集团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和操纵着变幻的政局。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俄罗斯人民不过是任凭他们宰割的俎上肉。
金融工业集团是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经济组织形式，可以说，它是私有化的产物。应该指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集团并不是完全自发地产生的，它是由政府通过颁布法律、命令等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和组织起来的，换句话说，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一过程。据不完全统计，为了组织金融工业集团，至1996年底，俄罗斯共颁布了2个法律、5个命令和11个政府决议与指令。正是在政府的直接推动甚至命令下，许多由政府要员或者公开出面、或者背后支持的大工业企业、大金融机构，纷纷走上了建立金融工业集团的道路。所以，俄罗斯的金融工业集团具有官僚资本的性质。
金融工业集团建立以来，它在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迄今可以说它已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垄断了金融部门以及诸如石油、天然气等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在国民经济大幅度滑坡的情况下，金融工业集团的投资、产值和出口均成倍增长，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机”。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10%，然而它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能力都远远不止此。据掌握着伏尔加汽车销售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以及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别列佐夫斯基估计，包括“七巨头”在内的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俄罗斯经济的近50%。
金融工业集团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首先，由于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中积聚，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这成为引起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威胁着国家经济的安全。其次，由于金融工业集团是官商勾结的产物，因而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腐败的蔓延，是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它的影响，与黑社会犯罪团伙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在俄罗斯的条件下，金融工业集团的扩张主要集中于银行、石油和与出口有关的、当前有利可图的行业，因而人为地造成经济比例的脱节，使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第四，从追逐最大利润出发，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工业集团关心的不是发展生产，而是热衷于投机，因为在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靠正常经营是发不了财的。于是俄罗斯泡沫经济空前繁荣，资本流向极不合理，这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金融工业集团不仅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而且左右着俄罗斯的政局。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谢尔盖·穆拉夫连科在1996年6月4日的《独立报》上公开表示：“在现在的俄罗斯，企业家应该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人物。除了企业家外谁都不可能准确地预测采取的政治决策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生活逼迫我参与政治。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一点。所以，在俄罗斯，大企业家必须是大政治家。”他们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有的直接公开出面参加政府，例如银行家波塔宁出任过主管经济工作的政府第一副总理，别列佐夫斯基担任过实权非常大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更多的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重大决策，使政府按照他们的利益行事。1996年总统选举中，金融工业集团耗资5亿美元， 组织大规模舆论宣传，阻止俄共久加诺夫当选，保证叶利钦上台执政。而1998年5 月底当基里延科政府追缴税款的决策（从20家欠税大户那里征收50亿卢布税款）侵犯了他们利益时，由别列佐夫斯基发起，这些金融贵族在属于波塔宁所有的一艘游艇上秘密开会，决定说服叶利钦总统，解散基里延科政府。类似的触目惊心的材料，不胜枚举。这充分证明当今俄罗斯是听凭一小撮金融工业寡头为所欲为的天下。
必须指出的是，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从整体上讲，并不是具体措施不当所致，因而也并不是改进私有化的某些做法所能消除的。这样的后果是私有化本身必然带来的。应该看到，在当今条件下，实行私有化必然要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且必然出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尖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避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激烈的阶级冲突。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辩护词改变不了、也无法掩盖的必然性。
二、由于方向错误、方法不当，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失败的
毫无疑问，20年代末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有它的历史由来，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条件的变化，这种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用行政办法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改革经济体制、转换运行机制已是一种客观的要求。顺应这一要求，俄罗斯提出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把它作为改革的任务，这是正确的。而且经过7年的改革，计划经济已基本上不存在了， 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尽管还不完善，但终究已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
有人认为，既然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必要的，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基本上建立起来了，那么应该承认，俄罗斯的改革是成功的。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简单。俄罗斯改革获得成功的论断显然是与现实生活中经济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急剧恶化的现象大相径庭的。这种矛盾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向市场经济过渡，为什么搞了市场经济非但没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使得生产力倒退呢？从俄罗斯的实际情况看，既不能说不应该向市场经济过渡，因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又不能说搞市场经济是成功的，因为实际上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在这里陷入了一个理论上的两难境地。
解开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性，并不等于任何性质的市场经济以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何方法都是正确的。客观上需要搞市场经济，但还有一个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怎么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俄罗斯的改革出现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不能说明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而是他们的搞法不对所导致的。概括说来，俄罗斯改革在运行机制转轨方面的错误是：
第一，政治方向问题。
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区别，因而不存在什么政治方向问题。乍一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市场经济作为发达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它本身的确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但是，任何经济运行机制都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存在和运转的，在现实生活中，运行机制总是同某种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当前条件下，市场经济不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就是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脱离了社会基本制度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人们抽象的理论思维中。而同某种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就必然要反映和体现这种社会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为巩固和发展这种社会基本制度服务，这就显示出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的属性。市场经济是运行机制的范畴，是发展生产的一种方法，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社会基本制度则决定了谁来运用、为什么目的运用这种方法、手段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03页。）所以，搞市场经济，不仅要问是不是市场经济， 而且要问是什么性质的市场经济，即是同哪种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为哪种社会基本制度服务的市场经济。这就是经济运行机制转轨的政治方向问题。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运行机制转轨是与社会基本制度转换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步进行的。为此，他们炮制一种理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连萨缪尔逊都承认：“市场主体的最基本特征是自负盈亏，只要分清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真正的自负盈亏，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而与其所有制性质并无直接关系，公有与私有都是没有区别的。”鼓吹公有制不能搞市场经济这种论点，其实质是借口向市场经济过渡，为私有化制造理论根据，以混淆是听。
进一步的问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不对？
大家知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应该看到，生产关系的内容是一个分层次的、有隶属关系的系统，其中体现在基本制度中的经济关系是决定性的，而运行机制反映的经济关系则是从属的。相应地，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运行机制是第二位的。如果基本制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即使是合理的完善的运行机制，一旦与这种基本制度相结合，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多只能起到放松枷锁的作用。在当今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与之相结合，必然会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约而难于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这就是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 除了少数条件和机遇特别有利者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而且不断遭到衰退和危机的侵扰的原因。显然，把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的，其政治方向是错误的，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市场经济的模式问题。
撇开同什么样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问题，单纯从运行机制来说，市场经济也可以有多种模式。大致地划分，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即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种是社会市场经济，即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俄罗斯政府和学者出于理论上对计划经济的片面认识和政治上“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的需要，完全否定和抛弃计划经济，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运行机制转轨中选择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从理论上讲，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完全靠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是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应该看到，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哪个地方适合用计划经济就用计划经济，哪个地方适合用市场经济就用市场经济。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他主张“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毫无疑问，在当今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各个部门、企业联系十分密切，为了在宏观领域保持总量平衡和调整产业结构，计划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完全否定和抛弃计划这种手段必然导致宏观经济失去控制，陷入混乱。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只是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机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意味着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而并不是说只用市场这一种手段，完全排斥计划的作用。在运行机制转轨方面，俄罗斯接受了西方极端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从过去只讲计划、完全排斥市场这样一个极端跳到了只讲市场、完全排斥计划的另一个极端。
这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当前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密切的联系。欧盟15国外长1998年9月5日和6日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开会， 讨论了俄罗斯问题，并作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批评”，认为“是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导致了俄罗斯今天的挫折”，“这个教训证明，8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已经走到了尽头”。《世界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俄罗斯遭受这场严重挫折并非由于改革不力，而是西方设计的那套极端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根本不符合俄国国情”。萨皮尔提出，西方在这方面深深陷入了“教条主义”，似乎改革速度越快越好，改革深度（即发挥市场的作用）越彻底越好。这种改革方案，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西方作为援助的附加条件强加给俄罗斯的，连欧盟自己也承认，这种方案所考虑的并不是俄罗斯的发展与稳定，而是自己的政治战略利益。
显然，完全依赖自发的、放任自流的市场来调节经济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欧盟外长们已公开主张俄罗斯应改行“社会市场经济”。新上任的俄罗斯总理普理马科夫在总结改革的教训时，指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了严重后果，明确表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市场经济”，要求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
第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法问题。
俄罗斯选择了“休克疗法”，用其发明人萨克斯的话来说，就是“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来稳定宏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初期，人们曾寄希望于“休克疗法”产生奇迹。1992年元旦前夕，叶利钦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动员全体俄罗斯人以和平、克制和勇敢的精神迎接即将到来的改革；他向国民许诺，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人民生活将会得到改善；他号召人民要忍耐，不要惊慌失措，与他一起挺过示来艰难和痛苦的6—8个月，然后“共享改革带来的成功果实”。当时的代总理、被人誉为“经济学神童”的盖达尔也预言，实行“休克疗法”，一年之间就能实现经济稳定和市场经济，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会在1—2年内明显好转。早已被政治斗争和五花八门的经济改革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俄罗斯人民，以半信半疑的心情理解和对待这一激进的改革措施，真诚地希望俄罗斯早日医治经济创伤，使俄罗斯变成经济繁荣、实力强大的国家。然而事与愿违。“休克疗法”不仅没有带来政治家许诺的美好景象，反而使他们陷入了经济滑坡、生活下降、国力衰落的痛苦境地。凡是正视现实的人，一致对“休克疗法”进行谴责。俄罗斯科学院北美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阿尔巴托夫的下述论述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俄罗斯的危机“是由所谓的‘休克疗法’引起的，这是前代总理盖达尔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丘拜斯、费奥多罗夫等人在90年代初为我国开的方子。这种改革（或假改革）并不是他们的发明，而是他们从当时一些时髦的西方经济学那里抄来的”。“这些只被灌输过马克思观点的年轻的经济专家们当时开始阅读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作品，把它当成科学的最新成就，把他们的观点奉为神圣。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一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但没有受过足够教育和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手中。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几年的‘休克疗法’使我国经济受到的损失比进行半个世纪军备竞赛还严重。”
现在，为“休克疗法”叫好的人似乎不多了，因为作为“休克疗法”最大试验场的俄罗斯，情况实在不妙。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实行“休克疗法”会导致只有休克而没有治疗的严重后果呢？要知道“休克疗法”在南美几个国家如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曾经取得成效，因而使得其发明人萨克斯声名大噪，为什么用到俄罗斯来就不灵了呢？关键在于，用“休克疗法”来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单纯为了解决通货膨胀，这种方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奏效的，因为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结果，假如生产能保持正常，通过激进的紧缩财政和信贷、冻结工资等等措施，把总需求压下来，使之与总供给大体保持平衡，那么通货膨胀就可以得到控制。80年代玻利维亚等国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俄罗斯企图用“休克疗法”来实现运行机制转轨，企图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取消计划经济也许靠一纸命令就可以做到，因为计划经济本来就是通过行政命令手段贯彻的，只要政府不再制订计划、放弃经济管理职能，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建立市场经济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塑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规章制度，调整政府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凡此种种，没有一项不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完成，靠“休克”是治不了这类“病”的。实行“休克疗法”，旧的体制破坏了，不起作用了，新的体制却建立不起来，结果形成了“体制的真空”，经济活动无章可循，经济联系中断，这不能不导致一片混乱。事实证明，运行机制转轨必须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推进，决不是越激进越好、越快越好。
在俄罗斯，在运行机制转轨方面，“休克疗法”主要表现在价格自由化、企业经营自由化、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等上面。价格自由化是“休克疗法”中最重要的步骤。1992年1月2日，一下子放开了85%的生产资料和90%的消费品的价格，到1993年底，价格完全自由化。在产品短缺的条件下，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立即引起了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价格信号失真，市场无法发挥调节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通货膨胀打击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助长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吞噬了居民的存款，使很多人过去几十年的积蓄化为乌有。用“休克”办法实行价格自由化，后患无穷。
为了实现企业经营自由化，俄罗斯政府废除了一切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取消了国家订货制度。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物资供应、产品销售、投资方向和数额，都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行作出决策。企业之间原有的计划联系中断了，而市场联系没有建立起来，加上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经营方式又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结果企业无所适从。在“休克”条件下企业经营自由化的消极作用大大超过它的积极作用，企业往往采用削减生产、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方式谋求眼前利益，从而使生产急剧下降。
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俄罗斯政府在改革之初就宣布彻底废除实行几十年的国家垄断原则，取消企业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一切限制，任何企业都可以自由地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活。由于放开对外经济活动而又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制约，出现了出口竞相杀价、进口毫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这不仅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使得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无序的外经贸活动造成了流通领域畸形繁荣，而在进口商品冲击下民族工业陷入危机。
与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相适应，俄罗斯实行外汇自由化。不仅经常性项目，而且资本项目、卢布都可自由兑换。在经济不稳定，外国资本控制外汇市场的条件下，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跌再跌，衰势难收，多次爆发卢布同美元比价狂跌的危机局面。外汇市场风云变幻，卢布如履薄冰，俄罗斯企业和居民不信任卢布，企业出口不结汇，大量资本外流；居民把手中卢布尽可能换成美元。外国投资者抛售俄罗斯国债后也把卢布换成美元汇回国内。这就加剧了外汇供不应求。国家外汇储备有限，频频出现的抢购外汇的风潮使得卢布贬值的潜在压力变成现实的危险，最终酿成1998年8月那样严重的金融危机。
第四、改革的社会环境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改革必须在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象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涉及经济领域各个方面而又变化十分深刻的运行机制转轨，更是这样。这种改革，决不是从下而上自发地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如果政局不稳，政府缺乏必要的权威，通过的决议、下达的命令不能得到贯彻，改革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
俄罗斯的改革恰恰是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开展的。在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是通过破坏中央政府权威，制造动乱，乱中夺取政权的。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内部，出于不同利益，各个政治派别又争权夺利，纷争不休，甚至酿成1993年10月炮轰白宫、取消宪法、解散议会的流血事件。总统与杜马之间矛盾重重、明争暗斗，一会儿总统威胁要解散杜马，一会儿议员提议杜马弹劾总统。在不同政治力量压力下，总统又不断改组政府，总理不断换马，内阁成员、总统办公厅的领导以及安全会议秘书，象走马灯一样更换。在1998年8月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秩序遭到破坏， 犯罪率急剧上升，联邦主体离心倾向加剧。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这样一个人心涣散的社会，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是无法贯彻的。更何况改革的方向、模式、方法都是错误的，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堵漏子的改革措施只会加剧混乱，使得局面难以收拾。
从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来说，虽然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必要的，但由于方向不对、模式不对、方法不对、环境不对，运行机制转轨方面的改革也是失败的。
三、财政金融政策失当，使得经济越来越恶化，以至爆发金融危机
苏联后期，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引下，改革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问题已经相当明显。而随着1992年1 月2日价格的完全放开，俄罗斯的物价更是犹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 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预算赤字严重，经济秩序十分混乱。因此，俄罗斯改革的一项任务就是稳定宏观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字。俄罗斯政府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要求，按照以货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休克疗法”，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求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紧缩的财政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削减财政支出，一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压缩国家基本建设的集中投资，削减各种补贴和援助，裁减军费和减少机关行政费用，调整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来源等等实现的。俄罗斯基本上取消了国家基建投资，基建投资由企业和个人承担。以放开物价为契机，俄罗斯取消了国家为使生产者按国家定价出售产品而给予的补贴，在农业部门每年为1200多亿卢布，在煤炭部门为450多亿卢布（按1992年计算）。从1992 年起还取消了原苏联的一切对外援助和对苏共的一切经费拨款。逐步减少和取消对亏损企业的补贴。多次大幅度裁减部队，缩减国防开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由以国家拨款为主改为企业、个人集资和增加有偿服务等非国家预算为主。总之，财政支出压缩到最低限度。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是通过实行强硬的税收政策来实现的。1992年，俄罗斯恢复了所有商品的增值税，税率为28%；征收高额所得税，税率为45%；取消各种税收优惠。1992年7月1日起，开始对进口产品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对原料和燃料的出口实行统一的出口税，并按海关报价征收15%的统一税。据统计，实行新的税收制度后，企业利润的70—80%以税收形式纳入国家预算。
紧缩的货币政策是指抽紧银根。除了硬性控制货币发行外，主要是严格限制信贷投放，例如提高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加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宏观控制，对各商业银行的贷款实行统一取额，不得突破；实行银行活动的许可证制度，限制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增加；提高居民存款利率，以回笼货币等等。
实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度使得通货膨胀率有所回落。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从1992年的2509%、1993年的844%，下降到1994 年的215%，1995年的131%，1996年的16.5%，1997年的11.2%。预算赤字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也有所缓和。按照不同的计算，预算赤字相当于GDP的4—7%。自1995年7月实行“外汇走廊”政策以后，卢布汇率在2年多时间内也保持了相对稳定。
这种紧缩政策虽然对控制通货膨胀，减少预算赤字是有利的，但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却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它使得俄罗斯经济患上了严重的“金融缺血症”，社会各个领域普遍感到资金短缺，全面恶化了企业的经营条件，导致了经济的大幅度下降。
首先，过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得投资大大减少，形成“投资萎缩症”。1992—1994年三年时间内，每年基建投资分别比上年下降45%、16%和27%。到了1995年，生产性投资只相当于1990年的25%。1996年又比1995年下降18%，1997年又下降5%。1998 年投资仍是继续下降，第一季度就下降了7%。目前，联邦政府基本上不再投资， 地方政府既没有投资积极性，又没有资金来源，投资也不多。投资主要依靠企业自筹资金。由于税收过重，企业利润大部分纳入国家预算，企业也没有多少能力进行投资。同时，国内经营条件恶化，企业资本大量外逃，也使得俄罗斯经济失血严重。加上俄罗斯投资环境不好，吸引的外资极少，即使引进一些外资，也是大多数没有投入生产领域，而是在金融领域游荡，从事投机活动。1992—1997年俄罗斯总共只吸引外资230 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仅为97亿美元。投资的萎缩，使得俄罗斯非但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设备老化得不到更新，这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
其次，过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得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难以维持，导致企业之间“三角债”陡增，易货贸易盛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992年以来，俄罗斯政府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如果说1992年1 月货币发行量占GDP的66%话，那么到1998年初货币发行量仅占GDP的14%（按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在正常情况下货币发行量应占GDP的60—100%）。同时又严格限制信贷供应量，中央银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行高利率政策（亦称“昂贵贷款政策”），在从1993年3月到1996年8月三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一直保持在100—200%之间，但同一时期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仅为20%。这样，工业企业根本无法利用银行贷款进行日常经营活动，更不用说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了。过度缩减货币发行量和限制信贷供应量，必然造成企业资金严重短缺，导致企业之间“三角债”不断增多，据估计，“三角债”目前已达到1700亿美元。由于企业支付困难，企业之间易货贸易流行起来，据统计，1996年第一季度有近30%的工业交易额是以实物交换的方式完成的。甚至工资都用本厂产品实物来发放。这种状况把俄罗斯经济压得喘不过气来，大量企业停工、停产，生产持续滑坡。
显然，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了“生产下降——税收减少——赤字增加——扩大税收、缩减开支——生产下降”以及“生产下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减少货币发行量和限制信贷供应量——生产下降”的恶性循环之中，何时能走出这一怪圈，尚需拭目以待。
俄罗斯改革中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即债台高筑的政府面临着严重的支付危机，从而引发恐慌性的国债抛售和外资抽逃，对股市、债市和汇市构成严重威胁，直至爆发股市箫条、债市关闭和卢布大幅度贬值的金融危机。
俄罗斯改革初期，面对巨额预算赤字，政府是采取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的，例如1994年俄联邦财政赤字73%是靠银行提供信贷解决的。银行大量透支，直接扩大了基础货币量，这成为俄罗斯1992—1994年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为了实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从1995年4月起，俄罗斯政府调整了政策， 切断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渠道，主要依靠发行短期国债以及向外国借款来弥补赤字，使当年财政赤字靠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弥补的比重，由1992年的100%下降为9.1%。1997年初又对外国人开放了短期国债市场，允许外国人购买短期国债，以扩大资金来源。一句话，政府靠向国内外借债过日子。由于生产萎缩，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只得不断借新债还旧债，因而国家的内债外债不断增大。到1997年底，俄罗斯国债累计达3900亿卢布，约合630亿美元；外债则从1992年的786亿美元增加到1300亿美元。为了对到期国债还本付息，不得不推销新国债以应急需。短期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比银行存款利率高好几倍，一度达到150—200%。大量借债的结果，不要说还债了，连利息也付不起。1997年债务利息达到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这种借新债还旧债建立起来的“金融倒金字塔”，早晚是要倒塌的。1997年11月初，俄罗斯国债市场出现抛售风，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来收购国债，同时大大提高国债收益率，来稳定国债市场。据计算，俄罗斯政府通过发行短期国债获得的资金，每得到1卢布就要支付12卢布！这真是“饮鸩止渴”，难以自拔！ 进入1998年以后，伴随着政局的急剧动荡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金融市场一次又一次告急，终于在8月份爆发金融危机。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卢布贬值，并暂停偿还债务，这等于宣布国家破产。
俄罗斯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它主要的不是由外部环境引起的，也不仅仅是金融领域发生的问题。它是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恶化的集中反映，鲜明地显示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
四、俄罗斯经济前景并不乐观，忧伤将是长期的
回想一下俄罗斯改革初期的社会情绪。当时人们由于受西方和国内“民主派”宣传的影响，也由于对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望，曾对俄罗斯激进的资本主义化改革抱有幻想，尽管眼前生活艰难，但对未来充满憧憬。仿佛这种改革会扭转整个经济形势，使俄罗斯市场繁荣、生活提高、国力增强，能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7 年时间过去，这种愿望彻底落空了。事情并不象“民主派”许诺的那样，“阵痛”过后就是新生，改革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比原来预料的要多得多，时间也长得多。1997年经济稍有回升曾给人们一丝光明，然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使人们陷入深渊。他们不再相信任何人的许诺，乐观的估计已为悲观的预测所替代。
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据1997年经济回升的迹象，曾乐观地认为，俄罗斯已经走出谷底，从此经济可以稳步增长了。按照他的估计，俄罗斯经济到2010年可以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这等于说未来10多年里，经济每年要增加4%才能实现他的估计。这显然是困难的。 然而即使实现了他的预测，也意味着俄罗斯经济停顿了20年。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停顿20年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现在，切尔诺梅尔金的估计已被现实所抛弃，1998年俄罗斯经济继续下降， 许多经济学家预计1999年仍将是箫条的一年。 据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西涅利尼科夫估算，1999年预算总收入的实际数额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0.5%，而不是计划的12.5%。通货膨胀率将超过计划，达到12.5%。预算开支将进一步压缩，但赤字仍将扩大。债务问题仍难于解决，增发国债已无可能，但如果靠发行货币来偿还债务，就会导致150—200%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形势会进一步恶化。至于对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测，“乐观主义者认为到2003 年可以达到标准的增长速度——年增长3%；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到2011年能扭转危机后的局面就不错了”。（注：俄《新消息报》1999年2月10日。）当然，各种预测都不会是准确的， 因为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难于估计。例如，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政局的变幻等等都是决定着在箫条中徘徊多久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非经济因素是无法预测的。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还是可以对俄罗斯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作一些预测的。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两点：
第一，俄罗斯经济不会永远不断下降。如果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理顺了经济关系，俄罗斯的经济仍是可以恢复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的。列宁曾经指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垄断导致停滞与腐朽，但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而是与竞争并存。因此，“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685页。）俄罗斯的改革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断定从此以后俄罗斯经济注定只会下降。从俄罗斯的情况看，经过7年经济的大幅度滑波， 现在某些引起经济急剧下降的因素的作用已经稳定化了，经济已经达到或者接近达到谷底，俄罗斯经济的前景可能类似一只“平底锅”，经过一段较长的箫条时期，经济会逐步回升。这种情况，不能排除。
第二，俄罗斯经济即使得到发展，其速度也不会很快。俄罗斯官方曾经许诺的、我国某些学者曾经渲染过的那种“腾飞”景象是不可能出现的。其原因有二。一是国际环境。西方国家不会允许俄罗斯强大起来。垄断资产阶级不是慈善家，而是追逐最大利润的资本家。他们希望俄罗斯变成一个原料产地和成品销售市场。如果俄罗斯崛起，实力增强，必然成为他们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对他们是不利的。俄罗斯“弱而不乱”是最好不过的了：俄罗斯大乱，对西方没有好处；但强大了，对西方也没有好处。所以，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复辟了资本主义就同它建立亲善关系，相反仍把它当作“潜在的敌人”来对待。原来说得天花乱坠的“援助”落空了，即使少得可怜的“援助”也附加了不少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而北约东扩更是给俄罗斯当头一棒。事实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11页。）二是国内因素。时至今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一搞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腾飞”，只是某些人的梦想，而不是现实。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导致整个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导致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复辟只能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可能象刚刚取代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上升阶段那样生机勃勃，带来繁荣和兴旺。
俄罗斯7年改革实践清楚地表明，并不是任何改革都是正确的， 重要的是改什么和怎么改。俄罗斯在改革中采取的资本主义化这种政治方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以及“休克疗法”这种方法是错误的，而且许多具体措施和步骤也是失当的。因而从整体上讲，俄罗斯改革是失败的。俄罗斯改革是一面镜子，它从反面证明我国改革的方向和方法的正确性。总结俄罗斯改革的教训，我们应该更加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地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沿着建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注：本文在写作中引用了关雪凌同志整理的材料，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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