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满蒙汉敕译文本的翻译原则查考
⊙ 孙海琳 任东升
(青岛农业大学，山东 青岛，266109；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266100)
[摘 要] 敕译是清朝国家翻译实践的一部分，清政府多有谕旨规定满蒙汉敕译文本的翻译原则。目前学界对此尚无专门的梳理和论述，本文通过史料的查考发现，乾隆年间的清政府对文本敕译给出了三方面的指导原则：首先，在文风上遵循“崇雅黜华”的治国理念，满文译文的文风要清真雅正，汉文译文可稍加词藻；其次，为了达到“同文盛治”，在音译上，译名的用字要统一，也要雅驯，杜绝汉化；最后，在文体上，有关郑重场合和皇族身份的译文，文体要适当，出错受罚。乾隆年间，清政府制定的敕译文本的翻译原则既有助于保持满族特色，又有利于民族团结，体现了国家翻译实践自发自利自主的特点。
[关键词] 国家翻译实践；敕译文本；乾隆年间；翻译原则
一、引言
机构翻译是官方主体(政府代表、跨国组织、私人公司或具有官方地位的个人)利用翻译向特定受众传播信息的翻译类型[1]，当这个官方主体表现为主权国家时，就成为国家翻译实践。[2]敕译是皇帝下令进行的翻译活动，清朝的统治者通过敕译向满、蒙、汉三类人群传播文本信息。清朝的国家日常行政都是同时使用满汉两种语言，因此满汉翻译成为常态。皇帝的汉文谕旨要译成满文，满文谕旨要译成汉文，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上奏给皇帝的公文兼用满汉文，地方政府的奏章没有满文的，要由内阁的满本房和汉本房翻译誊写，各地驻防的奏事也要用满文。[3]乾隆年间，掌管敕译的机构包括内阁、内翻书房、四译馆、理藩院。除此之外，其他的许多部门也有翻译人员，比如宗人府、内务府、吏部、工部、鸿胪寺等。[4]译员的来源既有翻译科中试人员，也有通过其他各类翻译考试的官员，他们分布在各个部门，负责不同文本的翻译。除了奏章和谕旨，敕译文本还包括汉文儒家经典、碑文祭文、前朝正史、实录方略、地名人名等。
目前，国家翻译实践史的研究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对内语际型的国家翻译实践，有关乾隆年间的研究包括乾隆朝敕译的《御制翻译四书》与康熙朝《四书》满译的对比[5]、乾隆年间敕译文本的种类和名称[3]和清朝前中期汉文典籍的翻译政策[6]。本文查考了《清实录》及其他史料，发现乾隆年间清政府在文风、音译和文体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翻译原则，通过谕旨的形式下达给各个翻译机构和译员，要求其必须遵守。这些原则的施行贯穿着“崇雅黜华”和“同文盛治”的治国理念，敕译已经成为“国家事业”。[2]乾隆时期的清政府各项制度趋于完备，是清朝机构翻译发展的最高阶段，研究这个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活动，有助于窥见整个清朝国家翻译实践的全貌。
证明 先证K10,n不存在5-VDET染色,假设K10,n有一个5-VDET染色f,所用颜色为1、2、3、4和5,有以下4种情况需要考虑。
二、乾隆年间敕译文本的翻译原则
清朝的国家翻译实践中，皇帝通过谕旨颁布敕译文本的翻译原则，要求各个翻译部门和译员遵守，这些原则中体现着“崇雅黜华”和“同文盛治”的治国理念。
为了避免出现类似晚明心学虚浮清谈的学术风气，清朝统治者需要程朱理学中君尊臣卑、民各安分等思想来维护它的统治。从顺治朝开始，清政府就一直遵循尊孔尚儒的意识形态，康熙朝对程朱理学思想甚为推崇。“朱熹所倡导的‘不偏不倚’‘理正言顺’‘忠君爱国之诚’也正是康熙所需求的”。[7]在文风上，顺治朝倡导纯正典雅，康熙朝反对浮靡之风，倡导雅正文学，雍正朝倡导雅正清真，理法兼备。乾隆朝继承了康雍时期的思想，无论是写文章还是翻译，清政府都要求做到清真雅正，崇雅黜华。
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了周边，确定了疆域，这种追求大一统的思想在文化上表现为对“同文盛治”的追求。“同文”通常被认为始于秦始皇的“书同文”，然而，清朝“同文”的概念并非如此。经过顺康雍三代君主的励精图治，清朝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然而，占人口少数的满族人不可能使所有汉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统一使用满文，这就需要通过翻译准确统一地传达意义，从而使各族人民能够相互交流，沟通无碍，“或因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于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于万世”。[8]同时，国家的统治思想也要通过翻译准确传达给使用不同语言的各族人民，达到一统天下，融为一家。“‘同文’的具体表现就是翻译”[9]351，而翻译“以推广文教义理为目标”[9]357。统治者期待通过翻译“达到沟通观念、强化统治的目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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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文风格
乾隆四十四年，因为蒙古王公看不懂理藩院翻译的谕旨，乾隆皇帝需要亲自改正谕旨的蒙古译文，进而发表了一篇有关文风的谕旨。“缘翻译人员，未能谙习蒙古语，就虚文实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吻合”。[11]卷1088由此他想到了以前阿岱“不晓德通之清文”事件，“非阿岱不通清语，乃由德通拘泥汉字文义，牵缀为文，于国语神理，全未体会”。[11]卷1088乾隆皇帝亲译蒙古文谕旨和阿岱“不晓德通之清文”事件，究其原因，一是八旗子弟的满蒙语言水平的下降，二是译者拘泥于汉文，而当时汉文文风流于浮华，就连乾隆皇帝都看不懂，“乃今之所为时文，朕览之多不能解”。由此，乾隆皇帝提到了“曩者魏晋六朝，习尚浮靡，斯文极敝。韩愈出而起衰八代，……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为宗”。[11]卷1088他下旨给各省学政、翻书房和理藩院，“试官阅卷亦当严为甄别，一切肤词烂调概摈不录，庶几共知谨凛，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华之至意。其翻译清文蒙古文，亦当实力讲求，勿仍陋习”。[11]卷1088 ①写文章是为了“明道”，只需要把道理说清楚，而不需要浮华的语言，汉译满和汉译蒙也要崇雅黜华，加以修改使之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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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乾隆朝崇尚雅正，满文译文要求崇雅黜华，保持满文淳朴的特色，不受汉文浮华文风的影响，在译名的选字上，依然要保持“崇雅黜华”，杜绝满蒙人名的汉化。乾隆十二年，在校阅金史时，乾隆皇帝认为所附的《国语解》错误很多，主要在于人名、地名、职官名等专有名词的音译。金朝的创立者即满洲人，用满文翻译金史完全可以，但是金朝全盛时，索伦蒙古也是臣服金朝的，因此官制人名的语言混杂，元朝人修金史时没有校正，“或声相近而字未恰合，或语似是而文有增损。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谕旨命令“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11]卷295清政府要做的就是准确音译，并用韵书统一音译用字，更不能汉化。
清朝正式场合往往需要满汉双语文本，这就要求译文文体适合当时的情境，如有不适，就会受到责罚，乾隆年间对此要求更严。乾隆八年，“恭谒祖陵”，因为“典礼重大，所有祭文，理应尽心撰拟。今满汉文俱甚属平常，语意亦多重复。”[11]卷194也就是说，这种重大礼仪场合，原文和译文用字都要庄重，然而乾隆对祭文的满汉用语均不满意，最终文保和德通“各罚俸三个月，以示惩儆”[11]卷194。乾隆二十二年，“翰林院所撰致仕大学士福敏碑文，殊属平庸浮泛，明廷着作，当以典雅亲切为尚。……清文内翻译更不成语。德通所司何事？蒋溥、德通、谢墉俱着交部察议”。[11]卷542翰林院为福敏写的碑文语言平庸，德通的译文更加糟糕，最后将原文作者和译者全部“交部察议”。
汉译满不能拘泥于汉文风格，而要按照满文风格。乾隆五十二年，谕旨再次提到阿岱“不晓德通之清文”事件，“考试八旗各处满洲教习人等进呈试卷内，所翻风俗字样，俱翻安科礼。此虽照旧定成语，但初定时已失字意矣。盖久行不易者，谓之科礼。随时成习者，谓之风俗，理应翻作格抡尼塔亲。”[11]卷1292“从前德通所翻清语内，阿岱所不晓者甚多，阿岱善于清语，何至不晓，究系德通固执汉文，拘泥成语，不能会意，以致翻成汉文语气，阿岱始不能明晰。曾经降旨，以翻清必顺满文会意，方可令人易晓。若舍满文语气，因循汉文翻译，则竟至失却满文本义。着将此再通行各处，嗣后一切翻清，必遵朕屡次训旨，遵照满文本义翻译，断不可拘泥汉文”。[11]卷1292这次乾隆皇帝以“风俗”的翻译为例，更加详细地论述了译文不可拘泥于汉文原文的形式和语气，要按照满文语气译出原文的意义。
通过对历代文学创作的看法，乾隆皇帝认为文学创作要理解并阐发圣贤的道理，而不可追求肤浅浮华的语言。他一方面要求贡院和各省学政督促学子杜绝浮华的文风，遵循清真雅正；另一方面要求翻书房和理藩院的翻译人员切实学好满蒙语言，而不可一味遵循汉文的写作风格。
2.汉文译文的风格
满文简练朴实，汉文崇尚浮华，乾隆皇帝认识到满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对满译汉和汉译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乾隆三十年，在查看清字《方略》时，他发现编纂者“将一鼓先登句鼓字，翻为击鼓之鼓……又将以增羽翼句，直翻为羽翼字样，甚属非是。从前办理准噶尔回部事宜，节次俱系清字谕旨，编纂方略时，所译汉文，原不妨稍加词藻。至编辑清字方略，自有原奉谕旨可遵，不过节其繁冗，最为省便。今转因译出之汉文，拘泥一二字面，任意混翻，既失原文正意，亦且徒劳笔墨，岂非舍易而就难耶”。[11]卷734这篇谕旨是因为清文版的《方略》是从汉文版翻译过来，而汉文版是从清文谕旨中翻译过来，汉文版在翻译时“稍加词藻”，而满文版竟按照“稍加词藻”的汉文版翻译，因此“拘泥一二字面，任意混翻”。从这篇谕旨还可以看出，对于满译汉，乾隆皇帝认为“不妨稍加词藻”，这也是要顺应汉文崇尚浮华的语言风格。
(二)音译选字
乾隆年间，“同文”最常出现在字典类的书籍中，特别是音译的地名人名，要统一按照钦定韵书的用字，崇尚雅驯，反对鄙俚，也要杜绝汉化，满蒙人名的音译要选择发音与原文类似的汉字。
1.译名统一
在人名地名的汉译选字方面，遵循“同文盛治”的治国理念，要求按照韵书统一准确地音译。《重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主要涉及专有名词，重修的过程是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各一一着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窅。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厘然有当于心，而恍然于旧史之误也”。[14]38从《提要》来看，重修的《三史国语解》正是做到了准确统一。“《三史国语解》先是列出新定译名的满文形式，以三合切音标注其语音，然后再依照《韵统》、《字式》的用字标准对出规范译名。”[15]
2.译名雅驯
为了彰显“同文之盛”，音译选字还要遵从音韵指导原则。乾隆三十八年，有谕旨“向来清字译汉对音，其汉字有平上去入四声，而清文之字本少，是以不拘平仄，仅仿六书假借之意，通融对译。昨朕偶阅翻译通鉴辑览内，如卫与魏对音，清字通用一某字，但卫与魏原有轻重，二字中，卫字应从轻呼，魏字应从重呼。清文卫与魏，亦有轻重之分，是以于书内分别改正，即如汉字，凡系尊称者，不加点，而罕汉等字，则加点以别之，专之与传亦然，以此类推。如两字而音有轻重可分者，即从卫魏之例，其止一字之音，难以分写者，则于本字左右上下照罕传等字加点，以昭区别。即不能尽如汉字之按四声发圈，而于音韵，不至相混，亦可以补对音所未及……用彰同文之盛”。[11]卷948满文音译时，因为满文文字数量比汉文少，汉字对音要按照音韵的指导原则，并以“卫巍”“汉罕”和“专传”为例，或加点或不加点要看音之轻重，从而加以区别。只有做到准确统一，才能彰显“同文之盛”。
无论是蒙古语还是番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都要按照韵书的用字统一准确地译出。而西番语的音译，要先番译满，再满译汉，从而避免错误用字。可见只要是涉及翻译，不管是多么细微的地方，都要准确统一，达到“一统同文”的目的。
顺治十年“上幸内院，阅翻译五经，中有讹字，御笔更正。命译书官，照更正缮写”。[17]顺治皇帝只是命令译员更改，连训斥都没有。康熙四十五年，康熙皇帝谕旨，“翻译之事，大有关系。向年纂修实录所译朝鲜表文，满汉文意皆不相符。前大学士图海、杜立德，呈朕亲览，朕两年苦心寻绎，始得将文义完美。作史之事殊为重大，一字不可轻易增减也”。[18]对于朝鲜表文译错的事件，康熙皇帝亲自动手，完善文义，没有提及译员。康熙四十七年，“大学士等以翰林撰拟废斥皇太子，告祭天地、太庙”。在原文中，康熙皇帝使用了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译员“殆谓此语惟人臣可用，而人君则不可用。是以变其文而译之”。[11]卷234在如此正式的场合，译员删改康熙皇帝原文，也没有受罚。然而到了乾隆年间，译文文体的翻译原则是要适合译文所使用的语言环境，或庄重尊敬，或典雅亲切，这都是有章可循的，而不可随意为之。译员译错被罚是常事，或降职或罚俸，军机大臣也不例外。这虽然不免与乾隆皇帝的性格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政府对译文文体的重视。
由于急性胃穿孔患者普遍存在剧烈腹痛甚至于休克的情况，需要进行及时、高效的治疗。而腹腔镜下的胃穿孔修补术，具有操作简单、恢复快、并发症少等优势，因此随着医疗行业的发展而被广泛的应用。但在治疗的围术期期间，由于患者存在个体化的差异，并且对于腹腔镜这种新型的治疗模式了解甚少，在治疗后若排气时间较长还需要长时间躺在病床上休息，并且依靠胃管、尿管等支持，尽管部分学者[9]认为常规的护理措施能对其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仍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及不良反应或并发症情况[10]。
进行音译修正的还有《会同四译馆译语》。乾隆十三年，在翻阅四译馆的“外裔番字诸书”时，乾隆皇帝发现“不无讹缺”，上谕礼部，“因思象胥鞮译，职在周官，輶轩问奇，载于汉史。我朝声教四讫，文轨大同，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西天及西洋各书，由咸安宫办理；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由该国附近省份的督抚采集补正；海外诸国和苗疆已有成书的，要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11]卷324乾隆皇帝对于统一音译译名的关注也是事无巨细的，《元史》将“博尔济吉特氏”错写为“奇渥温氏”[11]卷754，交由理藩院查报。“又番地名字，多系西番语音，如刮耳崖等名。其本音并不如此，皆系绿营字识，信手妄书，遂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方今一统同文……此后应将番语译出清字，再由清字译出汉字，始不至如前此之鄙陋可笑”。[11]卷898刑部将犯人“巴雅尔瑚”的汉文译文误写为“巴眼尔虎”，着“务宜查照韵统译写，毋得似此舛讹，致成笑话”。[11]卷1429特别是战报中的地名人名，“土司图内地名，颇多舛误……逐一查对，并用清字译出”。[11]卷901各路军营奏折随意译写西番人名，“着将更定之名兼写清字发去，照式改正嗣后遇有对音之字宜详加斟酌，勿至踳误可笑”。[11]卷927“凡蒙古地名人名，译对汉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详晰校正无讹，颁布刊刻，并录入四库全书，以昭传信”。[11]卷1160
除了上述的重新更定，以求统一，清政府对于音译的要求还有用字雅驯，不可存鄙俚之语。乾隆四十年，谕旨对《明史》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的用字进行了批评，“又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为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11]卷983它以图兔为例，指出音译用字鄙俚讹传，既不准确，又不雅驯。“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洲蒙古文，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朕每见法司爰书，有以犯名，书作恶劣字者，辄令改写。而前此书回部者，每加犬作；
亦令将犬旁删去，诚以此等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实无足取”。[11]卷983它又引出所有音译名词，语音仅有不同，而无优劣，有人故意以所谓恶劣之字音译自己厌恶的事物，实不可取，“同文之世”，用字须雅正准确。
谕旨也对各衙门的题奏中出现的满蒙人名地名用字提出批评，认为用字不够雅驯。乾隆三十七年有谕旨，“凡遇满洲蒙古人地名，应译对汉字者，往往任意书写，并不合清文、蒙古文本音。因而舛误鄙俚之字，不一而足。甚至以字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尤属可笑”。[11]卷905还有上述西番译语的音译用字问题，以及将蒙古姓氏“博尔济吉特氏”译为“奇渥温氏”，汉蒙翻译会有“语音不合”之处，但是现在校正史书，除了翻译错误，“污蔑蒙古之语，亦不一而足”。[11]卷754刑部案件中将满文的人名“巴雅尔瑚”误作“巴眼尔虎”，“巴雅尔瑚乃蒙古喜悦之词，今乃以雅作眼实属不成文理”，谕旨要求“各将军督抚嗣后于对音人名地名，务宜查照韵统译写，毋得似此舛讹，致成笑话”。[11]卷1429
音译用字问题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钱钟书在《译音字望文穿凿》中对我国音译中用字穿凿附会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其中也提到了《提要》这段引文，认为“所论甚允，特未察此‘习’之源远澜阔也”。[16]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四库提要》还回顾了我国自古以来的音译用字问题，“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14]37后来，出现了意义的附会，用字也有舛误鄙俚，“积习相沿，不一而足”。[14]37《提要》认为人名地名音译的指导原则在《公羊传》中已经明确，即上文所说的“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用鄙俚之字音译乃是无识之徒所为，字义没有优劣，强为分别，实为可笑之举。
三是转基因食品方面的标识范围规定不明确。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方面的立法，目前采用的是目录管理方法。在《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附件中公布了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共有有五类产品。随着转基因产品的快速发展，我国市场上已经不仅仅有五类产品流通，所以目录的种类已经达不到市场管理的需要。而对于转基因食品方面的标识管理还属于原则性规定，没有相关的标识原则，标识范围等方面的具体规定，法规内容操作性不强。
3.杜绝汉化
乾隆皇帝推崇的文风以“雅”为核心，《康熙字典》对“雅”的解释主要是“雅，正也”。[12]《说文》雅之训亦云“素也。正也”。[13]从这些解释来看，“雅”有两个基本的意思，就是“正”和“素”。对于清朝统治者，“正”是指儒家的程朱理学，“素”是以韩愈为代表的清真朴实的文学传统。就翻译而言，译文要以韩愈的文风为榜样，语言朴素纯正，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
对于人名的翻译，也要崇雅黜华，不受汉文影响。乾隆十九年有谕旨，“从前朕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人取名。今吏部带领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名亦蒙古话，只应按满洲语气写汉字，乃希图成话，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甚属悖谬。着将甘珠露汉字之名改写，并交吏兵二部，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只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希图成话，反致将满洲蒙古话所取之名废坏。凡有如此者、俱着改写”[11]卷475。乾隆皇帝以蒙古人名“甘珠尔”穿凿译为“甘珠露”为例，告知满蒙官员，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都要用满洲语气译写自己的名字，按照满文发音寻找合适的单字，在发音相符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任何汉字，发音不相符的汉字概不能选。
(三)译文文体
译员在翻译中出错在所难免，顺治、康熙年间，译员出错改正即可。但到了乾隆年间，最高统治者“把翻译当作‘国家事业’加以实施”[2]92，此时的清政府对译员的要求最为严苛，特别是有关郑重场合和皇族身份的译文。
从总体上看，宁夏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较好，但是按照2013年全面实现宁夏农村饮水安全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尤其是2010—2013年还有153.71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需要解决，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将进入全面攻坚阶段，水源难找、居住分散、工程建设难度大等不利因素将进一步凸显。
1.郑重场合的译文要庄重典雅
1.满文译文的风格
2.皇族身份的译文要准确得当
皇家人员的名位有其专用的字词，不可与平常百姓混用，有关皇族身份的译文要文体适当，出错即为不敬，乾隆年间多位译者因此被治罪。乾隆十三年，发生了两次译者被罚事件，均是因为错译了与皇后身份相关的词。“翰林院奏大行皇后册文内，有皇妣字，清文翻为先太后。从来翻译，有是理乎？此非无心之过文意不通所可比。且此文留中欲细览交出，及看出大不敬背谬之处”。[11]卷313译员大臣也受到了责罚，张廷玉因年迈没有被罚，乾隆皇帝认为是阿克敦前日“解其协办大学士之故，心怀怨望，见于辞色耳”，着“阿克敦着革职，交刑部问罪”，内翻书房负责人德通等，“着交部严察议奏”。[11]卷313同年，“翰林院撰拟孝贤皇后冬至祭文，内有泉台字面，此二字，用之常人尚可，即王公等宜不用，岂可加之皇后之尊”。“泉台”是指“墓穴”，乾隆皇帝认为这个词可以用于平常百姓，而不能用于皇家，祭文的汉文原文已经误用，翻译成满文时也没有改正，他批评了张廷玉“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谨之义”。最终相关参与人员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和程景伊，“俱着罚本俸一年”。[11]卷327这里不排除乾隆皇帝因孝贤皇后去世后心情沉重而迁怒于译员，然而译员因文体问题被认为“大不敬”，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语言错误，而是不尊重皇家权威的重罪了。
顺治和康熙年间，译员出错仅多受到斥责，但在乾隆年间，译员在文体方面的错误却面临着罚俸降级的风险，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成为一种关系到统治者权威的政治行为；帝王不再是单纯的“赞助人”[19]，而是掌握译员命运的统治者。
三、结论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内民族语翻译的目的是“通过翻译塑造并强化国内的意识形态，进而维护民族团结和凝聚力”。[20]作为“国家事业”，乾隆年间敕译的翻译原则始终贯穿着“崇雅黜华”和“同文盛治”的意识形态。清朝是满族政权，满蒙汉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可避免。在这多种语言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清政府既要保持满族的传统，不被汉族人同化，又需要满族各级官吏和民众了解汉族文化，从而达到满汉一家。为了让满人保持满文传统，清朝的统治者也是煞费苦心，从科举考试的翻译科到满蒙大臣要写满文奏章，就连满人的姓名都要保持满文的特色。然而在汉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满族文化和满文还是受到了强烈冲击，敕译文本成了最后的阵地。清政府在翻译原则方面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满文和满文化的衰落。在敕译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清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翻译成为统治阶层加强意识形态的国家事业，关系到统治者的权威和民族团结，这正是国家翻译实践自发自利自主特征的表现。
注 释：
①本文所引《清实录》原文，标点为笔者所加。
参考文献：
[1]Koskinen K.Translating Institutions [M]//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EU Translation . Manchester：St.Jerome，2008.
[2]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实践初探[J].中国外语，2015(5).
[3]叶高树.清朝的旗学与旗人的翻译教育[J].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12(12)71-154.
[4]李鹏年等.清朝中央国家机关概述[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
[5]庄吉发.清史论集(四)[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6]孙中强.清朝翻译政策述论[J].青海民族研究，2017(4)：145-147.
[7]李靓.乾隆文学思想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20.
[8]钦定八旗通志[G].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卷120页6.
[9]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M]，板桥：稻香出版社，2009.
[10]林士铉.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化[D].台北：国立政治大学，2009：99.
[11]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G].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
[12]张玉书.康熙字典[Z].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1365.
[1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41.
[14]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史部)[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5]金鑫.乾隆改定辽金元三史译名探析[J].满语研究，2009(1)：59.
[16]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3.
[17]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G].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卷72.
[18]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G].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卷227.
[19]Lefvere A.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0]任东升.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的初步探索[J].上海翻译，2016(5)：94.
[中图分类号] G25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19)02-0035-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批号：18BYY019)；2018年山东省艺术重点课题《清代科举之翻译科的研究》(课题号：20180659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海琳，女，汉族，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史。
具体来看，根据备案信息显示，在11只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资产管理计划中，海通资管成立的产品规模最高，达50亿元，其次是中信证券和国泰君安资管，分别为25亿元。此外，银河金汇资管、招商证券资管、国信证券、中信建投和申万宏源成立的产品规模也均在20亿元及以上。而广发资管和东兴证券成立的产品规模分别为10亿元、7.5亿元。产品类型上，有7只券商资管计划选择单一型，4只选择集合型，比如银河金汇资管和招商证券资管，成立的均为FOF产品。从投资类型上看，9只券商资管计划为混合类，只有国信证券和东兴证券成立产品的投资类型为固定收益类。
通过采用适配器模式对采集模块进行封装设计之后，首先，避免了该测控系统的高层模块直接依赖于采集卡厂商提供的库函数，当需要更换采集卡或增加新的采集卡时，不需要对代码进行大范围的修改，从而增强了此试验台测控系统软件的灵活性和维护性；其次，可以同时对上层软件和底层适配器进行编写，极大提高了软件的开发效率。
任东升，男，汉族，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宗教翻译思想。
358份报告中，静脉滴注所占比例最高（294例，82.12%），其次为口服（36例，占10.06%）。最短的用药2 min后出现不良反应。由于部分ADR/ADE在初期的症状较为隐匿，没有引起患者注意或重视，导致延误治疗和没有及时上报ADR/ADE。本次统计的药品不良反应从使用到上报的时间，并不能完全代表实际ADR/ADE发生时间。见表4。
(责任编辑：李佳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