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小说戏曲研究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总结本世纪小说、戏曲研究的历史不仅可以为今后（下一个世纪）小说、戏曲的创作和研究提供历史的借鉴，而且同样也可以为与之相关的诸如哲学、美学、心理学、文艺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有益的借鉴，其意义是广泛而重大的。
这个世纪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相触、整合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国门开放的宽窄、吸收外来文化的气量决定着文化交流的范围、深度和文化重建的面貌，也牵引、制约着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的学术走向。近百年来的小说、戏曲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六个阶段。
一.建国前由收到放的学科创建时期
这个世纪最初的二十年，国外的强大文化势力借用政治军事力量不断地冲撞、侵入国门，迫使立志图强奋发的国内有志之士，有意识地学习借鉴西方进步文化以推翻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重建崭新的可与世界文化强国抗衡的新中国文化，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空前的文化活跃时期。西方哲学特别是文艺理论的纷纷拥入，彻底改变了中国轻视小说戏曲、视其为文学之未流的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小说、戏曲视为改良政治和国民的最有力的工具，发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呐喊。其后，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建设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人的文学反对“载道”的文学，掀起了文学革新运动，而这种革新运动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是从小说、戏曲的研究着手并以其崭新、卓著的学术成就显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成功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胡适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陈独秀的《论戏曲》、郑振铎研究小说戏曲的系列长论、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齐如山的《说戏》等煌煌论著便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丰硕成果，也是本世纪小说、戏曲新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上述奠基性著作对其后学术发展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还深切地感受得到。这种影响的重要力量不单是那些著作中的现成结论，因为结论不断地被后人补充修正着，而且还有导出结论的理论方法、思维模式。这新的研究方法，包含着两种类型，一种是考据学派，一种是进化观念，这两种研究方法是既承接着中国传统的两脉来源，又吸纳了国外的新理论而加以改造的结果。前一种方法的传统根基是比较重视考据、校勘、辨析、注释的乾嘉朴学。胡适借用美国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理论，将考据、校勘方法用来达到“把我们所有的观念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的目的，提倡“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创造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考据的方法，并将其首次成功地运用于小说的研究之中，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路径。后一种方法也有着悠久传统，达尔文的进化论赋予更强的理论色彩和变革社会的内容。这两种研究方法虽然在形式上有时是分开的，而实质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对具体问题的考证总离不开进化观念或明或暗或远或近的幅射，进化论与历史考据方法在“历史”的共域内统一于进化论，进化论的理论容纳了历史考据方法。只要读一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会对这种容纳有乾嘉传统的进化论学术研究模式有更具体、深切的体认。
本世纪进入三四十年代，由于社会动荡的加剧，斗争日趋复杂，政治势力渐趋明朗，活跃的文化日渐趋向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被融化趋于一致。如果说前二十年进化论是中国文化界特别是小说、戏曲研究界普遍接受和运用的主要理论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已取进化论而代之，且影响的范围和力度还远远超过了进化论。鲁迅、茅盾等人是这个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小说、戏曲的典型代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阶段学术研究方法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异。一方面，容纳乾嘉传统的进化论研究模式借助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接轨，开始逐渐地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求实精神的新的批评模式。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高深、精严，不下一番大功夫、苦功夫，难以把握，使得前一阶段的一部分研究者出现落伍、掉队现象，他们仍然使用着习惯了的考据方法，于是学术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考据派、评论派，再加上面所指出的容考据评论中的考据评论派三种批评模式。考据派如胡适、余嘉锡、吴梅、孙楷第、冯沅君、严敦易、周汝昌等。注重研究的宏观性和理论性的如陈独秀、齐如山、鲁迅、茅盾等。亦考亦论、论中带考的则有郑振铎、吴晗、俞平伯、朱东润等。三种研究方法的同存共生，既是前一阶段的余波荡漾，又蕴育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二.建国后社会学研究模式生成、僵化与该学科铺展、 收缩的时期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唯一指导思想。从前苏联移植来的主要从经济、政治等社会条件分析文学作品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事的历史批评相融合，成为小说、戏曲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五四时期曾引入的其他西方理论学派，诸如叔本华的意志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等在经受前苏联移植来的无产阶级理论的检验中，都被一一过滤、排斥掉了。考据的方法虽仍被人们经常使用，但已失去了过去的辉煌，作为唯一的从旧时过来的幸存者，总免不了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再也不能与评论派平起平坐了。实际上考据的方法是一种历史学的方法，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包容在社会学批评的范畴中的，它常常为社会学批评提供历史的实证。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小说、戏曲批评模式是一种容纳考据派批评的重视作品政治思想价值评判的社会学研究模式，这是唯一的一种研究模式。
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1950～1978）中，社会学研究模式走进了一个由生成到僵化的历程。
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之前，无论是在文献学与古代经、史观指导下的研究，还是用来导读的评点批评，无论是曲话、诗话的注释辨析，还是引某一理论来比附文本，都不及社会学研究方法在说理上因果明晰、理论条贯严密，而正是这种条贯严密的思维和将作品置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大思维视野中加以总体把握的方法与中华民族在构建天人合一文化结构中形成的整体思维模式达成了一种默契，或者说使原来直感式、想象式的大一统思维趋于理性化。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通过认知这一研究方法而打开认知俄国文化和西方古典哲学的大门，思想领域和学术的视界被大大地拓展开来了。因此，应该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能在中国这块文化领地落足、生根，并成为统治一个时代的方法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进步性的。也正因为其上述的进步性使得小说、戏曲的研究在建国初特别是1954年以前和1956年前后呈现出勃勃生机，其基本特点是出现了名著研究热，奠定了几部名著研究此后的格局和基调。这一研究呈现出几个不同于以往的学术特点。一是宏观性与整体性，即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过程连同作品本身思想艺术的宏观透视和整体把握，结束了零打碎敲、顾此失彼的丛杂琐碎的考述时代。二是理论性的加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化的理论和辩证法的哲学分析方法被普遍地运用于文学批评中来，使得文学研究更具有了理论的说服力。三是有组织的集体讨论争鸣的研究方式。如关于《琵琶记》评价的讨论、关汉卿及其杂剧的讨论、长生殿主题的讨论、《水浒》讨论、《儒林外史》讨论、曹雪芹生卒年的讨论等等，这诸多的学术讨论，无疑大大推动了小说、戏曲研究的深入。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向来有着极大的融化、重铸力，从而使得阐释中的马克思主义日趋中国化、实用化。由于政治实用主义对学术的控制力随着阶段斗争理论的被强调而日渐强硬；又由于社会学理论本身偏重于政治思想价值的评价，一旦学术研究只是成为适应和满足社会政治斗争需要的工具，这种批评方法便会偏离学术本身的轨道而降为社会政治和时代流行意识的违心图解，不但流于简单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生命力涸竭、僵死的命运也在所难逃。尽管在五十年代，还不时地有人发出防止文学研究中的庸俗化倾向的呐喊，以求引起警觉。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个学术的悲剧已是难以避免的了。
1966年至1976年为小说、戏曲研究的停滞、畸型阶段，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化庸俗化不仅葬送了研究方法本身，也葬送了学术研究。建国初小说、戏曲研究的对象范围呈横向展开之势，到这个时期，为迎合政治斗争需要而一一被牺牲掉了。在这一段时期的前六年中，研究古代文化的机构瘫痪，大批报刊停办（大陆杂志由1965年的790 种骤减至20种），古代戏曲被视为宣扬牛鬼蛇神、帝王将相的封建主义垃圾随同“破四旧”一起被扫掉了。舞台上“样板戏”一花独放，所谓的戏曲研究不过是为之抬轿子吹号子而已。广阔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变成了无人敢涉足的莽莽荒野。在这一段时期的后四年中，戏曲研究未见有什么新起色。所谓小说研究大多不过是适应“评红”“评水浒”的政治运动而制作的运动文章。理论和方法为清一色的“阶级斗争论”和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主观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乾嘉传统的考据方法被赋予资产阶级的性质而遭横扫。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具体表现为，或者是远离文学主体，不对文章做艺术、美学的分析，只从现实的政治需要出发，按需立论、断章取义；或者是采用从材料中寻找“微言大义”，比附影射现实的“索隐”“影射”方法；或者是从作品中找实例，附合、印证现成结论的对号入座的比附填充方法；或者依据现成的理论设计题目、罗列实例、注释理论的“疏不破注，注不破疏”的理论注释法；或者是习惯于用今人的价值观念苛求或美化古人的反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及只重视政治思想评判而忽略艺术美学分析的研究倾向。这种主观化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既是文革前此种模式的恶性发展，同时它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又给予文革后的小说、戏曲研究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新时期由收缩到开放由单元到多元的学术转型时期
新时期开始，中国面临着如何摆脱过去、重新选择未来的历史课题。改革开放的明智选择给疲惫不堪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的经济文化呈现为突飞猛进的态势。历史要求学术也要跟上这个伟大的转变。小说、戏曲研究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学术转型期。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研究是继明末清初、“五四”时期两个高潮之后的又一高峰，而且思维方式的变革、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理论的世界性、多样性、丰富性等都超越了前两个高峰期，显示出了浓厚而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纵向看，这个时期小说、戏曲研究又经历了两个阶段。1978到1983年为拨乱反正期，在这六年里，学术研究在理论观念、思维方式、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完成了由文化大革命到新时期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一个旧的观念意识和方法尚未隐退、新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刚刚萌生的新旧交错时期，而习惯的思维定式是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在弃旧求新的心理导向和新文化传入的双向作用下逐渐削减的。具体讲，小说、戏曲研究呈现为以下四种态势：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批评虽日渐消退，但余力尚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文艺观成为小说研究的主导性方法理论；乾嘉考据学派适应着学术界厌虚务实的普遍心理趋向而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并在一定范围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相结合，构成了这个阶段小说研究的主潮；美学热、价值论热和比较文学的引入，给小说、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尽管这类文章数量不多，高质量的尤少，却标志着小说研究的新趋向。研究理论与方法规定着学术研究的面貌，这是被本世纪以来的小说、戏曲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当人们对此有清醒而深切的体认后，便会对新理论、新方法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1984年全国兴起的方法讨论热潮，便是人们方法论意识自觉的表现。开放的国策也使新方法的传入成为可能，于是美学、比较文学、心理学、原型批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接受美学、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模糊数学、阐释学、传播学、人类学等西方进步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受到了国内学术的普遍欢迎，大大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然而，崇尚实效的中国人懂得，只有国学根基深厚又善于吸收世界进步文化的学者才能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新学术流派。中国的小说，尤其是戏曲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因此，小说、戏曲研究也须建立具有世界进步文化理论的民族风格，这种民族文化意识的普遍趋向导致了文化热的兴起。探讨中国文化的生成流变、成份构成、民族特性以及对小说、戏曲文化的具体渗透，无疑是深层的、高品位的研究，这种艰深的探索直到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着。
从横向看，研究领域呈扇形展开，日趋活跃，作家作品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七大小说名著，《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五大名剧及元杂剧、关汉卿杂剧、明清传奇等几个学术热点的研究，仍是小说、戏曲研究的重镇。戏曲与小说不同，除文学剧本的研究外，戏曲音乐、戏曲表演、曲谱、地方戏等向来就是戏曲研究家们关注的重点。全国研究小说、戏曲的大家、精华、新秀都集中在这几个重镇之上，门派众多，百家竞胜。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下千篇，出版的学术专著十几部乃至几十部。其他小说戏曲的研究也愈来愈受到重视，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深化。探讨小说、戏曲的生成、嬗变及其发展规律的宏观研究，是这个时期仅次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又一重要景观。就方法而论也有着突出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利用叙事学的理论或叙事学与文化学、叙事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学相结合的方法，重新梳理小说戏曲的观念史、叙事方法的演变史，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特点之二是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寻找中国戏曲在叙事、抒情、表演形式上与西方话剧的差异，力求准确地辨析、捕捉民族戏曲的根本内质。特点之三是形成了断代史、体裁史、专题研究热。特点之四是对小说、戏曲的理论研究，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研究在史料整理、理论探讨、批评史的梳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往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对古代批评家的深入研究为小说批评史的建立提供了丰厚而坚实的基础，一批小说批评史、理论史著作相继问世。对中国传统悲剧观、喜剧观、戏剧演出理论、表演结构、戏曲音乐理论的考察也有较大的突破。
新时期小说、戏曲研究取得的上述成就既是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反驳，又是五四新学术运动在新环境下的继续。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小说戏曲研究所经历的坎坷的历程，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很多，提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或许对搞好下一个世纪初的学术研究有点参考价值。
（一）学术研究的根基及其两重性 学术研究具有两重性：科学性与当代性。但这二者并不平起平坐。科学性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属性，是一切学术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无论借用什么样的认识、工具，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客观地认识对象的目的。有人不承认科学性是研究的归宿这个观点，而把服务于当代视为最终的归宿，这实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我们并不排斥或否认学术的另一属性：当代性，因为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活动的同时就已经注入了自己的当代意识了。但是应该说明研究者的当代意识只能有助于对研究对象客观真实性的把握而不是相反，这是其一。其二，所谓服务于当代也不是直接的，不是直接服务于政治，也不是直接服务于经济，而是通过精神生活（古人的精神生活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相通性）来间接地服务于当代的。用当代人的意识去阐释古代的文化现象自无可非议，但其前提是在阐释之前首先须弄清你所要阐释的对象的面貌，这是极简单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并非人人都懂得，尽管近百年来我们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学术代价。我们应以历史为鉴，不可重蹈学术史悲剧的复辙。
（二）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学术独立性与文化的共生、同构性 学术研究的根基（第一性）——科学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每一类别都有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独立性由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殊属性和特有的规律性决定的。如戏曲不同于小说，因为戏曲有表演形式的问题。因此每一类别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具有客观的属性、学术研究的价值，学术研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正是通过它自身的独特性的发挥来完成的。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又是建立在与其他学术文化的相通性、共存性基础上的。
（三）文化的兼容与理论的创造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吸收新文化的营养。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气量和吸纳力决定着学术发展的面貌。换言之，学术发展的力度取决于文化政策开放的程度，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的融汇，中印文化、中西文化的交流都有力地说明了这种道理。本世纪小说、戏曲研究出现的两大高潮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多元比单元好、竞争比一统好、开放比关闭好。但是，广泛地吸收世界文化只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民族文化的实质性进步在于立足于吸收基础上的理论创造。建立适用于中国自身文化需要的具有中华民族风格、气派的民族理论体系，这比简单地将现成的理论拿来比猫画虎一番要复杂得多、有意义得多，但是，对于小说、戏曲研究者来说，一般都缺乏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他们的时间精力都花费在了具体项目的研究中了。本世纪的学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研究直接关系着学术研究的品格和成就，而方法宜自建而不宜纯赖外求。胡适在小说考证方面取得具有时代性、奠基性的成就与他以实用主义改造乾嘉考据学而别创新方法不无直接关系。新时期以来，理论方法的多元化造就了一代学人知识的多元化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在小说、戏曲研究界出现了理论研究追求的高品位和民族性的好势头，标志着民族理论创建意识已经走向自觉的阶段。
收稿日期 1997—03—04
标签：社会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