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东北对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历史影响_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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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出兵东北和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系,是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苏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此作一些分析和了解,对于我们全面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了解东北根据地建立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意义。

苏联出兵东北,为中共实现由南向北战略转移提供了可能。

中共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历来是很重视的。东北地区很早就有党组织的活动。但是,在从1944年到苏军出兵东北之前,党的工作重点事实上是向南发展。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为了扩大解放区,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等地抽调部队和干部,开赴河南、湖南,向南发展。同年7月25日, 中央作出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11月,由三五九旅主力组成了以王震、王首道为首的南下支队,进行南征,进军粤北和五岭地区,创建华南根据地。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指示王震、 王首道:“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汀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7页。)1945年6月,中共中央将刘连转、雷经天、 晏福生领导的三五九旅在陕甘宁的留宁部队和文年生部,共5 000人,组成南下第二梯队, 准备南征,目的是与南下一支队会合,开辟新根据地。1945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中指出:“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同年6月16日, 在《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工作部署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中,中央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后也认为:“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由此可见, 在苏联出兵东北和日本投降前,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全面扩大解放区,重点是向南发展。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 苏军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同时进攻东北,日本关东军迅速瓦解。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形势发生剧变,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占胜利果实,华南和江浙一带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作为“一批大桃子”,“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9页。)。而随着苏军进入东北和日本在东北统治的瓦解,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果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了东北,就会割裂中共与苏联的联系,对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如果中共控制了东北,就可以摆脱长期受敌包围的困境,背靠苏、蒙、朝,内联华北解放区,而且可利用东北地区的资源和工业设施,把东北建设成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况且这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要从大后方运兵去东北,中间又隔着广大的解放区,而中共则有冀热辽和山东解放区与东北相邻或隔海相望,进入便利,又有东北抗联的长期战斗。这就为中共向北发展,争取东北,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为此,1945年8月11日, 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发布了第二道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投降”,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向察、热出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冀察向热辽进军,原东北军万毅部由鲁冀向辽进军,驻冀热辽边境的李运昌部向辽吉进发(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19页。)。 冀热辽边区党委接到延安总部的第二道命令后,于8月13日在丰润县的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坚决地、 全力以赴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抽调8个团、1个营、2个支队, 共计1.3万人(约占当时冀热辽军区部队总数的2/3),另调4个军分区司令员、4个地委书记及2 500名地方干部,组成两个梯队,在冀热辽“东进工作委员会”和军区的领导和指挥下,向东北挺进。

8月22日,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分局指示各区党委, 抽调大批干部由武装掩护到东北苏军占领区外的广大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同时要求城市工作也应派干部去开展。8月26日, 也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研究条约后认为,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中共是否派部队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派干部去是没问题的,决定由林枫率1 000余名干部去东北。29日, 中共中央在指示晋察冀分局时指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它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察、热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8页。 )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部队进入东三省后应“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8页。)。 这说明从苏军进入东北到8月底, 虽然中共对东北的情况和苏军的态度还不甚了解,但由于苏军出兵东北击败了关东军,加上苏军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就为中共军队在东北的活动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中共中央作出的上述决定,为以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9月14日,已经挺进到沈阳的冀东16军分区司令曾克林, 和苏军特使卫斯别夫飞抵延安。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同时,中共胶东区党委派去辽东侦察的同志回来之后,于9 月初亦向中央汇报了东北的情况。根据汇报提供的苏军只占领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大城市,许多中小城市和乡村并未占领,很有利于我军发展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日凌晨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立即赴东北工作。当日,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要求调配“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去东北,“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9月17日,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日,中共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中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随后,江南我军北移,苏北、皖中部队进入山东,山东我军主力及新四军第三师和华北各解放区抽调的部队与干部,分陆路和海路挺进东北。10月31日,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全军发展到27.4万人。中共进入东北的部队与抗联部队一起进行了剿匪、反奸清算等建立根据地的斗争,分别在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为我所控制,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创造了条件。

苏军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虽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同时又采取默认、同情的态度,便利于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并为中共军队的迅速发展,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及巩固,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英美为换取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于1945年2月11 日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协定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军事基地也须予恢复;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谅解,苏联的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1945年8月14日, 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合法化,条约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质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08页。)苏联明确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 以换取帝俄时代在东北的权益。雅尔塔体系的出现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是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的反映。条约签订的同一天,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协定规定:“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总司令之积极合作”,“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并经由其军事及民政机关给予苏联军总司令一切协助及支持。”(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14页。)由于这些条约的限制, 苏军不能公开支持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使中共军队“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事实上,由于苏联害怕因为支持中共而使蒋对苏不信任,并由此激化苏美矛盾,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时常限制,不友好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时,沈阳苏军卫戍司令卡夫卡不让中共军队下车;1945年11月19日,苏方提出“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敌作战,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12月,苏军以根据他们已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协定,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及周围地区为理由,正式向中共东北局提出,要中共东北局领导机关及军队限期撤出沈阳,并以要用坦克赶走相威胁,最后经中共中央同意,“我们不得不尊重苏方的意见”,“东北局及直属部队有组织地撤出沈阳,向本溪转移”(注:《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202页。 )。曾克林部到沈阳后,苏军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十万多支枪的开口仓库可交给中共军队,等曾克林到延安后,苏军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八路军,怕担引起苏美关系恶化的责任,那批武器又不给中共军队了。当时黄克诚的部队得知消息后已把武器留在关内,徒手到东北,到了东北却得不到武器,弄得十分被动。这些固然与中苏条约的签订有关,但同时也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及苏军将领对中共及其军队的不信任,更主要的是害怕由此而引起苏美关系的恶化,影响苏联利益。

尽管如此,从全面看,应该说苏军对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采取了默认和同情的态度。1945年8月30日, 中共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第12团在山海关外绥中县与苏军会师。之后曾部两团与苏军配合作战,于31日下午攻克山海关。苏军允许八路军接防绥中、山海关等地,并接收当地地方政权及建立卫戍司令部。9月7日李运昌部进入山海关,苏军专门派车迎接,并于11日与八路军召开盛大联欢会。上述情况使中共中央备受鼓舞。1945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命令, 将东北的中共军队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 月再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苏军也通知其驻东北各地的部队“凡佩带有‘东北人民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以在各地自由活动,不受限制”(注:《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在苏联驻军当局的同意下,中共军队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成立了沈阳市人民政府,东北局机关也进驻沈阳。卫斯别夫到延安后,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延安总部转达了苏军照会,并和朱总司令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我军接管(锦州在伪满时为一个省,辖辽西十四县——笔者注)”(注:《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沈阳的军火仓库虽被苏军要了回去,但以后中共军队在抚顺、本溪、辽阳、安东和锦州等地又搞到了一批军火物资。这些地方,不是苏军的驻防之地,苏军也就听之任之。这些武器为装备扩编的新部队和徒手出关的老部队创造了条件。1946年1月13日,苏军为支持中共军队进攻鞍山, 曾切断了锦州的电源;中共军队进攻营口和盘山时,苏军出面解除了长春附近1 000余名国民党保安队的武装。苏军的这些行动, 对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发展和东北根据地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斯大林曾表示“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1页。), 并声明“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有资格能负起统一中国的领袖,中共的领袖不如他或不够资格负此责任”(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78页。)。日本投降后, 蒋介石于1945年8月31日发布命令, 在长春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辕”,由熊式辉担任行辕主任,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对东北进行“行政接收”。蒋经国向苏军总部提出交涉,要求苏军协助国民党行政人员进行“接收”。苏军总部指出:东北各抗日武装、抗日联军、人民自卫军、八路军和民主政权,纯系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与苏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根据中苏条约第五条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苏军不便参与。蒋经国又向苏军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苏军虽表同意,但却声称对去沈阳、哈尔滨的人不负责安全。熊式辉接收东北未成,不得不带着接收大员重返北平。蒋介石只好采取“武力接收”东北。

国民党曾向苏军提出经大连港运兵东北,同时由山海关出兵,希望苏联依照条约予以协助并保证安全。但苏军以大连港口国际化为理由,反对国民党军队登陆大连,并将以此视为国民党政府破坏条约(注:《蒋经国自述》,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对于铁路运兵, 苏军则提出:北宁路只能通至锦州,以南不能负责,沈阳至古北口铁路只能通至承德。这使国民党企图利用铁路快速运兵的计划破产。1945年10月28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飞抵长春,同蒋经国一起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马林诺夫斯基表示,旅顺、大连属另一苏军元帅指挥范围,安东、营口以北,西至山海关则是他的指挥范围;现葫芦岛已为中共领导的军队占领,但营口还驻有少量苏军,欢迎国民党前去接收。但是,当国民党军队11月用美舰运至营口时,发现驻营口苏军已经撤退,营口为中共军队占领,无法登陆,只好几经周转,转至秦皇岛。这样,东北的港口或为苏军控制,或为中共军队占领,使蒋介石军队只能从秦皇岛登陆,由北宁路通过陆路运兵东北。蒋介石曾想空运部队到东北,但苏军以限时、限人为条件,使蒋介石无法大规模地空运。国民党政府要求苏军将撤退的地区留下少数部队等待国民党军队去接收,也遭苏军拒绝。这样,蒋介石“武力接收”东北的计划也没能得逞。

苏军的上述做法,为中共进入中长路沿线外的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中共在东北的广大地区能自由活动,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壮大人民武装。到国民党主力占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时,东北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到1945年底,南满、北满、西满、东满各省的省委或工委已经陆续建立起来,各省还都召开了临时参议会,通过民选形式,选出了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权,取得了合法地位,以与国民党委派的省主席相对抗;南满几乎所有的县,西满、东满、北满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县大队)”(注: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中共军队由从关内调往东北的10万人扩大到30 余万人,装备也得到改善,并且整编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这支力量,成为以后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随着苏军进入东北,原在中苏边境的抗联部队也随进东北,留在东北境内的抗联武装更加活跃,成为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战斗在敌人统治的核心地区,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联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 除了部分留在东北境内坚持斗争外,大部分进入苏联境内进行训练,等待反攻。进入苏联的抗联武装改编为步兵第八十八特别教导旅。苏军攻克柏林后,苏军远东方面军情报部长索尔金少将曾对抗联领导人周保中说,依照总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法捷夫的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将随苏军进发东北,参加解放东北和内蒙的战斗。日本投降后,苏军总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见了周保中,要求抗联“帮助苏军维持占领地区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苏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人民友好”,并且“利用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主要占领地区之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注:《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第176页。)。

根据华西列夫斯基的谈话和中共东北党委会的部署,抗联于1945年9月初分四批乘飞机从伯力由苏军指挥部派人护送到东北各地。 第一批于9月6日到达哈尔滨、吉林、延吉等地,第二批于9月7日到达佳木斯地区,第三批于9月8日到达长春、沈阳,第四批于9月9日到达大连和齐齐哈尔。长春的抗联部队单独组织了警备司令部,接收了长春的康德新闻社、广播电台、邮电局、公安局等要害部门;没收了敌伪的财产和仓库;接管了铁路、矿山、银行和工厂等经济部门,对装备我军起了重要作用。东北党委会组织了长春、吉林等市委及一批地委和县委。在苏军的配合下,抗联抢占了57个战略要点,即12个大城市和45个中小城市。 9月9日,周保中、崔石泉与中共中央东北局接上了联系。从此, 抗联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建党、建军、建政的“三建”活动,并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由周保中任总司令;部队得到很大的发展,迅速发展到7万余人, 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抗联战士分别到吉、黑、辽三省的几十个大、中、小城市担任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或其它职务。为了工作上的方便,苏军给抗联战士发了苏联军官证书。在国民党进攻东北初期,“我军主力部队主要分散在以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北满地区主要依靠原抗联部队开辟工作”(注: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中共军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建立民主政权,无疑抗联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当然,抗联的许多活动和工作是在苏军的同意和支持下进行的,从这一点上讲,苏军出兵东北对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是有帮助的。

苏联出兵东北,避免了美国对东北事务的直接插手,以及由此导致的东北情况更加复杂化,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东北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工业基础好。当时东北纸张的产量为关内的70%,煤产量与关内几乎相等,发电量为关内的2.5倍,铁路总长达1.1万公里,只比关内短2 000多公里。 它还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区。

正因为如此,日本一投降,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就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地区,也成为战后美苏在远东的矛盾的焦点之一。美国关注东北,是“希望那里在战后成为给美国从中国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地区;另外,美国还希望东北成为欧亚大陆对苏抑制圈的重要一环”(注: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苏联出兵东北,虽然不能排除其民族利已主义的动机,但是,苏军在东北的进驻,避免了美国对东北事务的直接插手,作为苏联出兵东北条件的中苏条约的签订,对此是起了作用的。美国不得在东北驻有一兵一卒,这是斯大林在中苏谈判和出兵东北问题上向国民党代表提出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全力帮助蒋介石大量运兵到各战略要点。到1946年6月,美国直接用军舰、飞机运送的蒋军达54 万多人,约占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的1/3。但在东北,由于苏军的反对,美舰只能在秦皇岛登陆,这就推迟了美蒋运兵东北的时间。1945年11月,驻华美军司令部在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建议“确立美国对满洲的托管制度,直至国民政府的强大和稳定足以完全负责控制这一地区为止”(注:A.C.阿厄金:《外交史》第5卷(上), 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1页。)。但由于苏军在东北的存在, 使美国的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苏联出兵东北,对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虽存有一定的消积影响,但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共正确地分析了苏军进入东北后对我发展的有利形势,分析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对我在东北活动的不利因素,适时地改变了战略方针,提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抽调了大批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这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苏联出兵东北的积极作用,正是通过中共灵活的战略决策才得以发挥出来。

其次,中共不受中苏条约束缚,不被苏蒋关系的表象所迷惑,采取灵活的策略,如不用八路军的番号,不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妥善地处理中苏两党两军的关系,不使苏联在外交上为难。

再次,中共在东北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中共领导的抗联武装在东北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中共建立的冀热辽和山东根据地,都是与东北毗邻的地区。相反,蒋介石在东北的基础却很薄弱。在东北,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一直没有恢复和建立起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向东北运兵,隔着广大的解放区,海运和空运又遭苏军的拒绝和限制,对于其“行政接收”,苏军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就为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赢得了较为充足的时间。

从苏军来讲,苏军出兵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使中共军队进入东北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占领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苏军出兵东北是闪电式的大兵团突袭,不可能在占领主要交通线和沿线大城市的同时,兼顾中小城市和乡村,这些地方随着关东军和敌伪政权及其武装的消灭,而国民党鞭长莫及,这就为中共军队占领这些地区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总之,在东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中共充分利用了苏联出兵东北的有利因素,采取科学灵活的策略方针,克服了其消极影响,建立了东北根据地,为解放战争奠定了重要的后方基地,为东北全境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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