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家谈“三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乾隆皇帝以其收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三件稀世之宝，并以“三希”名其书房，又名其所镌刻的历代法帖，故有“三希堂”和“三希堂法帖”。为了深入开展对古代书迹的研究与鉴赏，本期将分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希”之帖再次刊登，并请我国当代最为权威的四位古代书画鉴定家畅谈“三希”。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均是期颐耄耋的寿者，也是我国古代书画研究的四位稀世人才之宝。我们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接受访谈，支持本刊工作，与广大读者交流。同时，我们还将他们谈话中所涉及的部份晋贤传世名迹，包括珍藏于日本皇宫的王羲之唐摹本一并彩版刊出，以餮读者。
《伯远帖》才是真正的稀世珍宝 谢稚柳
这是一个老的话题。这里，我谈两个问题。
清朝覆亡之后，溥仪暂时客留在宫内。政局动荡之际，皇族以及太监、宫娥等纷纷乘机，将宫内文物书画盗往宫外。所以，“伪满”政府垮台之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经常能买到内府的书画，就是当时流出来的。
有一天，“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被人（未详是何人，已记不确）偷带出宫时，让警卫人员发现了。这一重大事件，立即惊动了有关方面。于是，马上派人处理此事，并连夜置办了保险箱妥善保存这件文物，最后又将其归故宫博物院收藏。解放前夕，它又被国民党运往台湾。
另两件墨迹，即王珣《伯远帖》与王献之《中秋帖》，解放前后已流落香港，当时被抵押在某银行里。周恩来同志获悉后，迅速提示务必不惜重金收回这两件国宝。于是，当时主持国家文物局工作的郑振铎同志委派老资格的文物鉴藏家徐森玉先生（解放前曾供职故宫博物院，是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力主其事。徐森玉先生不负重托，竭尽全力，里应外合，终于使这两件国宝原璧归赵。所以，传世的“三希”帖现在已天各一方，一件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两件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外，我简单说一说这三件墨迹的真伪问题。大家知道，王羲之的真迹早已不复存世。故凡是唐人的钩填本，世人就将其作为真迹看待。《快雪时晴帖》就是唐朝摹本，流传有绪，故无疑是稀世之宝。
《中秋帖》其实是宋代米芾的临本。这里不展开谈了。唯独那件《伯远帖》，倒是货真价实的晋朝真迹，是头等的宝贝。所以，如果真要论“三希”的话，这件《伯远帖》才是名符其实的稀世珍宝。
判定真伪，一定要看原迹 徐邦达
“三希帖”中，除了王珣的《伯远帖》为真迹外，其余均非真迹。此外，陆机《平复帖》虽也是流传有绪的晋帖，但它没有款字，说是陆机书，乃是后人所定，对不对，我们尚无法对证，不过，东西的确是古的，写的也很精采。
二王法帖，现在存下来的，最好的是古唐人的摹本。唐代的真迹倒是有的，颜真卿的《祭侄稿》便是真的，这件作品我看过原迹。柳公权的真迹，大概只有在王献之一个帖子后面的两行题字可能是真迹，但只是见的影印本，没有见过原迹，有些东西一见原迹便不行了！其它如《蒙诏帖》，我一向认为是假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托柳公权名的假帖，可是一位姓曹的先生却说一定是真的，当然，各人可有各人的看法。这件东西一直是在故宫，一直未流出，我可以经常看到，总之，我是不相信它是真的，但这件作品写是写得较好的，起码也是宋朝人所临的精品，尤其是开头几个字写得好，可是越到后面写得越不好，具名“公权”那几个字尤其不象，我看怎么也真不了。关于唐代以前的真迹极少，要有那也是唐摹晋帖，如《万岁通天帖》就摹的极好，确实不错。真正二王的真迹，至少我的眼睛里是没有看到过，国外是否有我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相信王珣的《伯远帖》是写出来的真迹，不是钩摹的。
“三希帖”中的《快雪时晴帖》，我曾见过，是钩摹的。《中秋帖》是米临，这是大家共认的，它原是《宝晋斋帖》中的一帖，字也比米临的多。这其实是米芾随便临的，米芾作假，有的摹的非常象，他儿子（米友仁）也曾经临过。但有些则是依照大概随便写的，不一定是为了作假，只是随意临临而已。《中秋帖》一看就有米字的特点，非常明显，这个帖是公认的米临，没什么争论，也不必争论。其实，《快雪时晴帖》在唐摹晋帖中也不是最好的，唐摹最好的，是《万岁通天帖》，摹得是真好。
晋代的二王真迹，我想是不会有了，要么就是希望乾陵挖掘，唐高宗的墓中会有，想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他们非常重视王羲之，唐太宗父子的书法也是学王羲之的，因此一定会有墨迹埋在里面。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人提出挖掘。这个乾陵是非常难挖的，它是从山的侧面向山里头挖进去，再用大铁门封埋起来，一般盗墓的人，往往从上面下去，这上面是个山，下不去，因而唐代皇陵中，到现在至少是乾陵始终未有人动过，动不了啊！
所谓《三希堂》的“三希”，那是乾隆皇帝定的，他对书法的欣赏水平实际上并不怎么样。
现在发现的《写经》，有北朝的，也到不了晋。有一个《出师颂》即于右任跋的那件东西，给溥仪拿出后，到今天始终没有发现，这件作品比较好，同传世的所谓唐之前的早期那种经卷的写法是一样的，虽未款及年代，但时代是够唐以前的。
《丧乱帖》、《孔侍中帖》都是摹本，日本有两卷二帖、三帖，一共是五帖。《孔侍中帖》这件东西摹得也相当好，比《万岁通天帖》差不了太多。唐人钩摹是有专长的，他们当时专门训练了一批摹字的人，所以日本也没有二王真迹，他们也并不一定相信这是真迹，日本人也知道。《平复帖》在故宫，上面有唐代及宋代的题鉴说它是陆机所书，字是相当古的，但也没有陆机的款，此外也没有见过第二个陆机，不过，从其词句中分析揣摸，倒与当时的人与事情况相符，这倒不是临摹的，也不是造的，是写出来的，现在只能说它是真的。千年以来流传有的，无法否定它。但它没有王珣《伯远帖》更确切，因为王珣是有款的。这件东西确实是好，有一次我在阳光中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绝对不是摹本，没有那种钩摹时所钩的线的痕迹，是写出来的。
一般所传的晋帖，唐代摹的最多，晋代临摹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唐太宗弘文馆中有专门临摹的高手，如冯承素、赵模等，这几个人有记载，这是谁都知道。我看晋代人摹晋朝的书法，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唐代唐太宗的喜爱，所以培养了一批专摹二王法书的高手。唐太宗是喜好王羲之书法的，所以当时摹大王的甚多。故宫有一本集册，一开谢安，一开王羲之，这王羲之大概是后人伪造的，也不是临摹本；谢安那一开，是有本子的，大概是南宋人临写的，与宋高宗的味道相近。东西都很好，反正都是古迹吧！我们不能轻视它们。
二王的书法对后人影响太大了，唐人几乎都是二王系统。就王羲之而言，到了后期，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新体”，对当时影响很大。同时的北方，从现在有些碑可以看出，还不受王的影响。欧阳洵早期其实也不是学王的，他是到了唐以后才慢慢改写的，当然，他变得不完全像、不彻底。但他的那个写《道因法师碑》的儿子（欧阳通），却写得非常有王字古体的，这些字就是大王未变体前的留在北方的“旧体”。东晋人渡江以后，影响到北方的书法，但北方还是承袭“旧体”的多。至于王珣的字，比王羲之还要旧。我们有一个证据，王羲之的《万岁通天帖》中有两帖，一是早期的，一是晚期的，晚期的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面目，而早期的那一帖与王珣很相似，这说明王羲之早期的书法，保留了一些“旧体”的意味，王珣也不是学王羲之的。王羲之早期还写章草，论变法是他的儿子王献之厉害，同时王献之还劝他的父亲不要写章草，要变。王献之只活了四十岁，真了不起，要讲放的话，则王献之比王羲之要放得多，即便王羲之晚年的放也还是赶不上王献之。
现在唐摹晋帖，流传下来的有好多件，天津的《寒切帖》是相当好的，台湾的《远宦帖》比《快雪时晴帖》摹得还要好，《快雪时晴帖》发滞、不灵活。还有《大道帖》，也是米芾临的，它与《中秋》是一个路子。
目前除了已知的二王法帖与晋帖外，可以说尘世已没有了，要么就是出土了。出土是有的，有些古的，但很难说具体的时代，亦非名手所为，时代古，不一定好，当时一般写的东西不能算，它是代表不了那个时代的。
“三希”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杨仁凯
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渊源相当长久，从碑的角度讲，可上至甲骨文。而墨迹法帖，则可上追到两晋，如陆机的《平复帖》。当然，《平复帖》是否真为陆机所书，我们暂不定论，但它至少是两晋的东西，是钟繇之后王羲之之前的墨迹，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同时它还很有代表性，是开两晋书法之先河，开王羲之书法先河的作品，虽说现在有索靖、钟繇等法帖传世，但都是后人伪托，并非索靖、钟繇亲书。《平复帖》之所以没有列入《三希》，是因为乾隆皇帝想效法《淳化阁帖》，将自己收藏的墨迹刻成一本帖子，因而首先选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后来又选了王献之的《中秋帖》与王珣的《伯远帖》。之后又陆续收刻了许多宫中的历代所藏，便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希堂法帖》。现在的《三希》中，其实并没有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传世之作，最好的也只是唐人钩摹本，也有不少是宋代米芾所临的，如《中秋帖》。目前看来，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是东晋的真迹，因而所谓的《三希》其实只有“一希”是真正的东晋墨迹，现藏于北京故宫。《三希》中的另一帖《中秋帖》也在北京故宫，《快雪时晴帖》则藏于台湾。
乾隆时期，故宫的收藏是很丰富的，因而刻入《三希堂法帖》是颇容易的，只是牵涉到鉴别的问题，如赵孟頫在《快雪时晴帖》的题跋，就说它是真迹，不过这不奇怪。不管怎么说，尽管《三希》中有“二希”不是二王的真迹，但起码也是早期的钩填本或临本。对真与假的问题，我们应该这么想，古代没有照相技术，没有印刷品，只有通过诸如“响拓”、“摹刻”等方法进行复制，因而均只能得原迹之大概。顺便说一下，《平复帖》虽然不在《三希》之中，但它作为钟繇与王羲之之间的墨迹，其意义不可小视。细审之，其确实带有章草意味，有蚕头但没有回笔波挑，颇有点类似于当时的写经。
文字本身有两种性质，一是它的实用性，代表语言进行人际间交流，另一则是它的艺术性。《三希》显然是后一种，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现在我们对书法艺术的学习，可取法的东西应该说太丰富了，从甲骨、金文到东晋、唐、宋、元、明等历代法书作品，可谓不胜枚举。但这其中也必须有一个提炼与提高的过程。《三希堂法帖》，我们不论它刻的如何、真伪如何，总的说来是自《淳化阁帖》以后的最好范本，其风格可谓是异彩纷呈，是不同时代的代表书家与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巨大的百花园，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作用是无论如何也不容抹杀的。
《三希》中的“中秋帖”，现在多数人认为是米芾所临的。米芾这个人很有本事，其临摹能力非常强，能得其神韵。临摹是学习的过程与手段，如果拿去骗人谋利就不好了。如“传移摹写”的问题，早在晋人谢赫的《六法》、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已经提出，从六朝人“传移摹写”、唐朝人也“传移摹写”看，这决非坏事，但后来被人利用了做出了假作品。北京故宫搞的《膺品展》非常好，真假相比，可以在对比中发现问题。因为不看真的，就不容易知道假的。我们辽宁博物馆也准备搞这样的专题展览，以提高人们的鉴别与欣赏水平。
摹得其形，临得其神 刘九庵
所谓“三希”，指的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三个帖子。“三希”帖的问题，过去已有许多人谈到，但现在有一个新的发现，故宫博物院今年举办的膺品展就将其中之一的王献之的《中秋帖》拓本与有关的临本进行了对照展出。这三件东西，实际上包含有三种不同的情况，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元代赵子昂的题跋中称其为真迹，但王羲之的作品到现在有否真迹传世？现在可以肯定讲是没有了，即便能得到唐人的摹本就非常不错了。《快雪时晴帖》现在已被公认为是一个“摹本”，是先钩后填墨的，据日本将台湾故宫的原迹用特殊拍摄手段拍片放大后观察，其刻钩与填墨的痕迹清晰可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把从唐至宋元的钩摹王羲之作品的墨迹，都定为真迹。王献之的《中秋帖》现在已被公认为是米芾的临本，这次故宫的膺品展，我们把米芾的临作展出的同时也展出了王献之“十二月割帖”的拓本（这是《中秋帖》原作，是米芾收藏后刻成帖的）。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哪是王献之的真迹，哪是米芾的临本，一目了然。如果要没有这个拓本，就很难说清楚是否是米芾所临。由《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的比较可知，摹和临之间的区别是很清楚的，一般摹可得形，好的可形神兼备；临则一般得其神，形上则有较大差距。“三希”之中，公认为是真迹的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是写本。由是可见，“三希帖”中，一件是摹本，一件是临本，一件是真迹。
现在唐摹王羲之作品中，最好的是台湾收藏的《远宦帖》，这在所有王羲之尺牍中，是最传神的，另外日本所藏的《孔侍中帖》及《丧乱帖》等，均为较好的作品，当然，如果乾隆当时能见到陆机的《平复帖》，那么所谓的“三希”就要变成“四希”了，因为它比王羲之还要早几十年，且是真正的“真迹”，其字法带有章草的遗意。另外，王羲之摹本中，天津艺术博物馆的《寒切帖》摹本最好，它是淡墨摹的，不是重墨。当然，还有更好的是《王氏一门法书》，前面有王羲之的《姨母帖》，后面则有王献之的作品，这在诸尺牍摹本中是最好的，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已有印刷品出版，《中国书法全集·二王卷》也全部刊出，这对研究二王的作品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姨母帖》与王羲之的其它法帖之间的风格不尽相同，这说明王羲之的书体早、中、晚期的变化很大，因而不能拿一种书体来作欣赏与鉴定的标准。《淳化阁帖》中收的王羲之作品较多，但是否都是王羲之所作，值得怀疑，因为历来名家真的一出，假的便也随之诞生了。俗话说“买王得羊”！很能说明些问题。总之，在欣赏与鉴定之时必须要以变化的眼光去分析，有几个真的本做参考最好。
对二王古帖临的最多的恐怕要数米芾了，唐代摹本较多，临的较少。到了宋代则临的较多，摹得较少了。在临本之中，以米芾最好，许多唐代之前的法书，可能就是米芾所临，但米芾临本有其自己的特点，我们只要掌握了米字的规律，还是能够看出来的。还有一个《大道帖》，字法较为圆润、丰肥，与王羲之那种较瘦硬的书作不一样，与《中秋帖》反而较为相近，但最终还是归入王羲之作品中，这也是要我们在欣赏和鉴定中注意这一问题。
在拓本中，王羲之的作品以《大观帖》最好，其中的字体与《远宦帖》、《孔侍中帖》等较为接近。再就是刻帖的刻手极为重要，可直接影响作品的优劣，如《十七帖》与《大观帖》，前者远不如后者精致入微，几欲天壤之别。我们在学习二王作品时，应选择好的本子与好的摹本或临本。
另外，王羲之的作品中，还可能有别人代摹或伪托之作。总之，临、摹以及代笔在书画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人说王羲之晚年的字不好，这也许并不是王羲之的字不好，而是这些字很可能根本就不是王羲之写的，是别人为之捉刀！台湾故宫的《飞鸟帖》等，写得也不错，虽确是米芾所临，但仍将其归到王羲之真迹之中，就大谬了。《大观帖》中还有孙过庭所写的东西，也都归在王羲之名下。当然，有些人认为只有《姨母帖》才是王羲之的风格，其它都是假的，也是不客观的。
（沈培方 周祥林 朱培尔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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