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新制度学派近年来在国内盛行一时的状况相比，人们对旧制度学派大都沿袭了传统的看法：它是一个庸俗的和无足轻重的学派（注：由于人们有可能因新制度学派对旧制度学派产生连带兴趣， 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了凡勃仑和康芒斯的代表作，但重印时仍保留的原有评论是很不恰当的。目前国内发表的关于旧制度学派寥寥可数的几篇文章大都缺乏从新的角度加以评论，当然这种状况也有例外。）。这种看法又因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的著名评论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科斯认为，虽然旧制度学派“都是一些智商发达的人，但是他们是反理论的；同时他们缺乏一个理论将他们所收集的事实整合起来，他们并没有什么能够流传下去的东西。”（注：罗纳德·科斯：《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10月30日。）然而，如果对旧制度学派特别是其创始人的著作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本文认为，虽然旧制度学派未能像新制度学派那样提供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乏重大的理论价值。作为一种“异端”学派，它不仅哺育了主流学派某些重大学说的形成，而且笔者认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科斯的看法相反，它有可能对新制度学派未来发展的方向提供必要的营养（注：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因此， 当人们开始对新制度学派某些内在缺陷日益加深理解之时，有必要重新评价旧制度学派。
一、旧制度学派的起源
关于旧制度学派的起源，本文将借助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加以分析。皮亚杰认为，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所谓建构是指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认知结构。主体对外部客体的认识过程包括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认知机制，一种机制是同化机制，即当外部刺激对人的感觉和思维发生作用时，主体无须对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予以内部调整和改变，就能在思维中对此加以吸收、同化和包容，完成对客体对象的认知。另一种机制称作结构改组机制，即当主体的认知结构对某种特异的外部刺激不足以同化时，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认知结构进行内部调节、补充和改组（注：这里不是对皮亚杰学说的意义和不足进行评价，只是借用了其基本思想。）。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出发，以旧制度学派奠基者凡勃仑为代表，从主客体两方面对此加以考察。
从外部环境来看，凡勃仑的思想形成于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制度变迁，无疑这对旧制度学派的诞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学者注意到凡勃仑和康芒斯出生并成长于美国中西部，从而具有“边疆”之“根”，简单地把旧制度学派看作是“边疆运动”在经济学思潮中的反映，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无论是在美国中西部还是东部，19世纪最后30年迅速的工业化过程都充满着混乱和动荡，农民的抗议与工人运动不断发生，阶级和阶层利益冲突剧烈。这对凡勃仑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凡勃仑最初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使其方法与马克思具有强烈的亲缘关系，但那种否认凡勃仑的独创性，并认为其思想只不过是披上美国的和技术的外衣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那种把旧制度学派看作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方法和新形式”（注：针政：《评凡勃仑的经济学说》；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本。）也是简单和片面的。第二，政治经济冲突的两极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凡勃仑为什么倾向于用对立的两极这一概念来思考”（注：刘易斯·A ·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从而形成了金钱就业与工业就业、既得利益与工艺操作的划分，这是目前旧制度学派关于制度与技术两分法的起源，这一两分法对旧制度学派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三，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所谓的“镀金时代”。凡勃仑在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精明强干和粗俗不堪，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这说明凡勃仑虽然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土壤之中，但却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思想习惯”格格不入，也许正是这种“气质类型”导致凡勃仑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激烈抨击，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叛逆者。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说，虽然理论家的思维过程与普通人并无差异，但其思维所使用的概念首先来自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在这方面，凡勃仑对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都极为熟悉。因此，当美国迅速工业化所导致的种种冲突对凡勃仑的思维发生作用时，他发现传统经济理论的思维结构无法对此加以吸收、包容和认知，这促使他不得不创造新的概念体系并重构经济理论的思维框架。实际上当他有意识地这样做之前，用解释学术语来说，经济理论新的认知结构的“原始影像”在他大学时代就已形成。追溯凡勃仑制度学说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原始影像”是由达尔文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哲学所提供的。凡勃仑1880年在卡林顿学院毕业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皮尔斯对凡勃仑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凡勃仑关于制度的定义直接源自皮尔斯所谓“思想的全部功能就是产生行为习惯”。当凡勃仑转学到耶鲁大学时，他对萨姆纳所宣讲的斯宾塞的进化论产生了浓厚兴趣。1890年，实用主义哲学家、美国心理学奠基者詹姆斯发表的《心理学原理》被证明对凡勃仑和许多同时代思想家的影响是持久的。詹姆斯也是斯宾塞进化论的批评者，他拒绝效用主义，提出了建立在本能和习惯基础之上的关于人性的新理论。然而，凡勃仑早在大学时代就种下的学术思想的种子，只有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才在经济学领域中生根、发芽，并结出果实。他与哲学家杜威、社会学家托马斯、生物学家洛珀等人之间的学术交往使他大受鼓舞。正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中，1896年英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摩根访问芝加哥大学时所做讲演或同年发表的《习惯与本能》使凡勃仑的思想迅速成型。摩根同样反对斯宾塞的进化论，并论及经济社会进化的自主性，这使凡勃仑苦思冥想出了这样的观念：社会的制度结构不仅像摩根所认为的那样是经济社会进化的环境，而且作为环境的制度本身也像有机体一样在进化过程中经受选择。这一观念对凡勃仑来说是革命性的。霍奇逊认为，从1896年至1898年间凡勃仑的思想经历了一场革命，他对经济世界新的认知结构终于建立起来了。以《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为标志，他从阅读和撰写书评为主转变成思想具有原创性的著作家，其成果反映在1899年发表的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中，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因此而诞生。
二、对传统经济学的批判
到1898年发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为止，凡勃仑终于建构起了认识经济世界的一种新框架。如果从他进入霍普金斯大学读哲学时算起，其间经过了近20年的时间，对人的一生来说，这是一段相对漫长的时期，其间凡勃仑的思想一直在有机地发展着，终于在1896—1898年间孕育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第一，逐渐地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斯宾塞进化论及其生物简化论和决定论相决裂，我们知道这些理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一时负有很大责任。因此，目前我国重印凡勃仑著作时仍存留的下述指责是不正确的：“凡勃仑把庸俗进化论搬到经济科学中，把社会发展规律和生物进化规律等同起来”了（注：针政：《评凡勃仑的经济学说》。）。第二，凡勃仑深受当时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他的制度学说就建立在当时这种崭新的心理学基础之上。通过经济学与生物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和文化史的杂交，凡勃仑终于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范式。从现代科学哲学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大杂烩”（注：同上。），相反，笔者认为，它是继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中意义更为深远的一场革命的开端，对此笔者将在第四节加以评述。
不破不立，凡勃仑这种新范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他对传统经济理论内在缺陷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他在许多著述中用辛辣的讽刺诋毁了已被接受的经济学理论，以致于人们得出这种印象：推翻经济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中的传统观念已成为他的事业。他对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学派、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都进行了攻击。关于德国历史学派，凡勃仑认为，虽然它强调了影响经济行为的历史和制度因素，然而，“耗尽历史学派精力的广博学问和研究，并没有上升为科学，虽然它是坚实的，但它使自己满足于数据资料的罗列，满足于对产业发展的叙述性说明，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理论或把其结果精练成逻辑一致的知识体系”（注：Thorstein Veblen,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2,No.4,July 1998,p.404.）。针对历史学派的失败，凡勃仑指出，他所宣称的进化经济学应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注：同上。）从这段引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把旧制度学派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一个变种”（注：针政：《评凡勃仑的经济学说》。）是不正确的。如果像熊彼特这样的经济思想史家也认为“制度主义只不过是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的错误”（注：转引自G.M.Hodg-son,On the evolution of Thorstein Veblen's evolutionary econo-mic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2 No.4,July1998,p.424.），那么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旧制度学派没有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理论经济学长期忽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恶果。实际上，正如本文三、四两节所表明的，凡勃仑不仅宣称要创造一种新理论，而且也是这样做了。
在进化论新思维的烛照之下，凡勃仑深刻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所基于的牛顿力学方法论之缺陷，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从物理学中所借入的静态和均衡思想是基于事物“始终如一趋向某种唯灵论合法结局”这个原则，按“正常状态”总是趋于均衡来思考，把“事件间超出归因倾向的因果关系”看作是“扰动因素而忽略不计”。来自经典物理学的这种决定论哲学观不仅与现实严重脱节，而且它力图实现的理论目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它的假设是创新发生时创新的生存必须具备什么条件，而不是研究创新的各种生长条件，凡勃仑写道，“问题不是事物如何在‘静态’中自我稳定，而是它们如何不断地生长和变化。”（注：转引自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然而，这种隐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新制度学派的许多作家仍沿袭了这种均衡分析方法。
虽然凡勃仑对奥地利学派的非均衡方法另眼相看，但他认为这个学派没有能力与古典传统相决裂，原因是它对人性的假定仍沿用了早在几代人以前就被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所接受的陈腐思想，即边沁的效用（享乐）主义原则。他认为，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从而引出了在经济思想史上对“经济人”假定最著名的冷嘲热讽：“享乐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是将人视作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摇摆的同质的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移动，但不会使他有所改变。他既没有前因又无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在不同方向移动外，他始终处于稳定均衡态。他在空间上自我驱动，绕着自己的灵魂轴心对称地旋转，直到外界力量强加于他，使他不得不屈从。当这些作用消失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和以前一样静止的、不易冲动的欲望小球。”（注：Thorstein Veblen,Why is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ng science,p.411.）这种批评实际上是新制度学派的先声，相形之下，科斯对“理性经济人”的批评似乎就不如凡勃仑这样深刻。而且，新制度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威廉姆森从西蒙那里借用的“有限理性”直接或间接地从旧制度学派中获得过灵感。
三、旧制度学派范式的硬核
按照拉卡托斯科学革命的理论，科学研究的纲领是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所构成，只有硬核要素的改变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的形成。一般认为，理性最大化、稳定性偏好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范式的硬核。凡勃仑不仅对新古典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抨击，而且试图代之以一种新的理论硬核。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以简化的方式对新古典硬核的三种要素加以对比。
旧制度学派在否定“理性最大化”假定的基础之上，提供了一种关于人性的新理论。新古典主义把人性看作是呆滞的和不变的，而凡勃仑依据进化论和新的心理学提出人性是演进的，是与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它们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注：Thorstein Veblen,p.411），这就是本能和习惯假定的由来。凡勃仑认为，人性由六大本能倾向所组成：操作本能、父母的天性、闲散好奇心、关心自我、获取的倾向和习以为常的天性。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这些本能倾向互相交织对行为产生影响。然而，虽然本能是遗传品质，但它不是不可改变的。凡勃仑认为，因为生活的本能目的是在给定文化条件下产生的，换言之是以过去几代人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它要受制于习惯的发展并由习惯而修正。与目前主流学派用理性解释习惯相反，早期制度主义者认为次序恰好是颠倒的，因为有意识的选择虽然在社会规定借以内在化的习惯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许多可观察的行为往往是无意识适应的结果。实际上，当理性很大程度上受到习惯的巨大影响的同时，许多习惯常常是“非理性的”，因而对于解释人类行为来说，本能和习惯的假定比理性假定更为基本。
新古典范式采用的是一种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虽然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个体的偏好或需要是可以改变的，但为了经济分析的目的，他们却假定偏好函数是给定的。与此不同，旧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无论是其创始人凡勃仑和康芒斯，还是当代著名人物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斯，都认为个体偏好并不能总看作是给定的，凡勃仑甚至认为，个体偏好可以发生剧烈的变化，“不仅个人行为被他与群体中其他人的习惯性联系所包围和引导，而且这些联系，作为一项制度的特性，随制度场景的改变而改变。需要与愿望，结果与目标，方法与手段，个人行为的变化与趋势，都是制度变量的函数，而制度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及整体不稳定性。”（注：转引自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第166页。）那么偏好是如何形成和改变的呢？笔者认为， 凡勃仑试图从两方面对此加以解释，一是上段引文已指明的：个体偏好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塑造，它是文化的产物，二是个体偏好的改变也受所谓“闲散好奇心”的支配。闲散好奇心是一种理解事物和建构系统性知识的本能驱动，正如凡勃仑指出的，虽然人像所有动物一样受本能和习惯支配，但人在智力上能领会指导其行为之习惯的要旨，评价其本能倾向和习惯的趋势。因此，闲散好奇心的本能导致了对知识的追求，它可以内在地改变对事物或世界的看法。以上这两方面交互作用，共同演进，不仅导致个体偏好发生变化，并且有可能最终导致社会流行思想习惯发生改变（注：导致社会流行思想习惯发生变化的机制，可参看笔者用现代术语对凡勃仑思想所做的重新解释，见《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对于新古典均衡分析结构来说，正如霍奇逊指出的，“所有过去伟大的经济思想的叛逆者，包括马克思、凡勃仑和凯恩斯，都试图扩展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之不仅仅纠缠于均衡推理”（注：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第167页。）， 凡勃仑的贡献是最早提出用进化论替代均衡观。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相反，凡勃仑认为，恰恰正是这些方面应成为（进化）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因为经济变化是由“人类的力量”所造成的，这种“人类的力量”即“人类的知识、技能和偏好”；换言之，它们“实质上是流行的思想习惯”，即凡勃仑所谓的制度。“进化经济学必定是一种由经济利益决定的文化增长理论，一种用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累积变化的序列。”（注：Thorstein Veblen,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science,p.413.）在这里凡勃仑提出了“累积因果原理”，后来凡勃仑又进一步指出，进化科学的基本原理……是累积因果序列的观念。累积因果原理的提出，说明凡勃仑试图用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分析结构替代静态均衡结构，这在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中得到了更明确的阐释（注：参看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0页。 ），它不仅成为旧制度学派方法论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其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四、为什么说旧制度学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旧制度学派范式的硬核是否形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从而成为经济学革命的新开端？目前对这个问题还不能得出完全肯定的结论，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些硬核要素的合理性或被重新发现，或得到了有力的复兴。图迈（Twomey）通过把皮尔斯、詹姆斯和凡勃仑的心理学说与最近10到15年间发展起来的认知科学（注：认知科学包括实验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之结论进行对比，得出了如下结论：尽管凡勃仑的经济心理学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是不正确的，目前研究认知的学科在心理和思维的精确性质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后者正开始重新证实凡勃仑关于人性假定的某些核心思想（注：Paul Twomey,Reviving Veblenian economic psycholog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2,No.4,July 1998,p.434.）。心智具有能动和组织化的性质，具有模块性的功能，以及认知具有层级结构，这些结论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主流学派的理性假定，而且使凡勃仑的范式与现代科学研究取得了一致，“这给使用凡勃仑‘本能与习惯’术语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勇气，不用害怕被指责为‘武断’了”（注：同上，p.434.）。同时它对于发展旧制度学派中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也具有重大意义，从而为研究偏好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基础。总之，与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学派）相比，它为理解经济过程提供了一种更深刻和更广阔的概念框架。
几乎在重新证实凡勃仑心理假定的现代性的同时，作为凡勃仑以及旧制度学派重大理论之一的“累积因果原理”，通过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理论得到了复兴。霍奇逊证实，作为报酬递增理论家，阿林·杨格深受凡勃仑再三强调的“累积因果原理”影响，在1928年那篇经典论文（注：中译文作为附录二已被收入笔者的《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一书之中。）中运用于对报酬递增问题的处理。这一原理同样给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以深刻影响，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凡勃仑这一思想通过杨格不仅对早期发展经济学重大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注：同上书，附录一《报酬递增理论简史》。），而且布莱恩·阿瑟正是通过阅读早期发展经济学文献和杨格的论文，与现代生物学理论相杂交，提出了路径依赖和锁定的概念。而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却是从布莱恩·阿瑟和保罗·大卫那里借入路径依赖之思想，推广为对制度变迁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上的这种承续关系非常明显，怎么可以说没有什么理论留传下来呢？
科学史上重复发现的例子屡见不鲜，除了社会文化等因素，可能是因为修辞术语上的原因，人们往往忽视先驱者的贡献。霍奇逊在纪念凡勃仑进化经济学专集的引言中指出（注：G.M.Hodgson,Introduction,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2,No.4,July 1998.）， 第一个提出交易成本概念的是凡勃仑而非科斯。凡勃仑的著作也突出地强调了知识和学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看作是知识经济研究的先驱。康芒斯的思想中蕴含着合约中非对称信息这一现代概念，而米切尔为库兹涅茨等所研究的国民收入帐户及核算奠定了基础。几位研究者已注意到旧制度学派与凯恩斯经济学的亲和关系，霍奇逊甚至认为，“沿着制度主义者的路线，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就存在着基础”（注：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第284页。霍奇逊所谓制度主义者主要是指继承早期旧制度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旧制度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发现。旧制度学派间接或直接地哺育了主流学派某些重大学说的形成。
反观新制度学派，由于它只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及其制度的约束修正了传统新古典主义的保护带，仍保留了理性（有限理性）、均衡和偏好不变这些硬核要素，因而不能称之为经济学革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新制度学派在用个体主义方法研究制度变迁时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困境，这可能是促使诺斯引入路径依赖思想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诺斯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发表的讲演，似乎正在日益皈依旧制度学派的范式，诺斯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几乎是旧制度学派的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等价物（注：贾根良：《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第110页。）。 威廉姆森在谈到新制度学派目前的研究课题时指出， 它需要在社会镶嵌结构（societalembeddedness）和人性（the attributes of human actors）这两大背景条件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后者则应吸收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成果（注：Oliver E.Willamson,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Vol.88,No.2,May 1998.）。科斯在《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中也注意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凡勃仑的研究要比他们早了一个世纪，因此对新制度学派这种新的发展方向来说，旧制度学派可以提供必要的借鉴，新制度学派虽然前途无量，但范式的转变似乎不可避免。
旧制度学派重大的理论价值还在于凡勃仑是现代进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先驱。在本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之中，一些经济学家把进化论引入到经济理论之中，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进化经济学》，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发表了极富影响的《经济变迁的进化理论》，从而使进化经济学成为本世纪最后20年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和最激动人心、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实际上，进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仑在创立制度学派时所提出的，随后被旧制度学派后继者所采用，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是等价的，并于1965年成立了“进化经济学会”。尼尔森和温特在其名著中所提出的作为选择单位的基因类比物——企业惯例，实际上是凡勃仑关于制度是生物学基因类比物的翻版，当然这并不否定尼尔森和温特的独创性。现代进化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使凡勃仑许多关键性的思想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述，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然而，强调旧制度学派的重大理论价值，并不意味着，在发展一种替代传统经济学的新框架上，旧制度学派所做的工作是成功的。实际上，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旧制度学派虽有一些极富启发意义的理论构造（注：笔者运用布什所精练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我国自戊戌变法以来某些重大制度变迁，发现在解释重大制度结构的转变上，它要优于新制度学派，当然这种理论仍是有缺陷的，见拙著《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但总体上来说其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学家们对旧制度学派兴衰的原因已做了许多分析，从外部环境来说，霍奇逊认为，虽然旧制度学派是美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但在1910年至1940年间，社会科学的重大转向使之失去了魅力。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实证主义哲学替代了旧制度学派赖以建立的本能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哲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化也使旧制度学派相形见绌，使人们看低了它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笔者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名给旧制度学派进化论的建模带来了更消极的影响。从这个学派自身来说，凡勃仑最富创造性的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随后他的思想发展基本上就停止了，其著述的风格也越来越粗糙，而这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是很少看到的（注：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第334页。），所以凡勃仑从未发展一种后来由摩根、亚历山大和怀特海等建立的“突现”进化哲学观，这不仅对凡勃仑的事业来说是悲剧性的，而且对旧制度学派来说也是灾难性的，这是导致旧制度学派走上文化决定论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注：G.M.Hodgson,On the evolution of Thorstern Veblen's evoluti-onary economics,p.427.）。旧制度学派的后继者忽视了这种理论工作的艰巨性，并抛弃了凡勃仑所倡导的与生物学密切相联系的传统。凡勃仑的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些内在缺陷也使之放弃了这种努力，经验主义占了上风，旧制度学派越来越变为出类拔萃的资料收集者，这是导致本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旧制度学派衰落的内部原因，只是近十几年来，它才开始注意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从而显示出理论复兴的趋向。因而，重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其意义还在于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复它已有的错误。世纪之交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已初露端倪，旧制度学派理应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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