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党史观及实践运用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探析论文,三代论文,中共论文,领导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自身历史的研究和经验总结。毛泽东、邓小平有过许多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的论述、著作及实践活动，成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光辉范例。今天我们又欣喜地看到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学习、继承、实践两代伟人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并使之发扬光大。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指出：“我们党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现在又写上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②这是关于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在当今时代的新的升华。江泽民不仅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活动中作出了新贡献，使“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一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下面试就他们关于党史的功能观、研究观、人物评价观、教育观及研究、总结党史的重大实践分别作一探析。
一、党史功能观
一代伟人毛泽东从革命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历史的作用是巨大的。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需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搞清党史“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③毛泽东无论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以现实的态度对待历史，善于吸取历史教训：
1、以古为镜，吸取古人的教训。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李自成骄傲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对此大加赞扬，给郭沫若写信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④他把这篇文章列为整风学习文件，告诫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的骄傲错误。
2、从党的自身历史中，学习、总结党的建设、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1942年至1945年通过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彻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党内斗争的理论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3、借鉴外国，吸取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1956年5月，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建设和苏联的经验作了《论十大关系》讲话。其中提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⑤他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总结正面的和反面的、胜利和失败的经验，并且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发展规律，写出了许多科学著作。他的著作从广义上、总体上、本质上说，就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党史巨著。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形成的。
邓小平也经常反复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怎样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⑥他十分善于运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说明现实问题。他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着手，进而总结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经验，逐步制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开辟了一条新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使中国走上了生机勃勃、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他深刻地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有经验后制定的。”⑦所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形成的。
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从实践中深刻理解到，认识借鉴、教育功能是相互联系而贯穿于党史研究的全过程之中，他强调指出：“党史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把这项工作搞好了，使党的宝贵财富发掘出来了，对进一步发扬光荣传统，搞好党的建设，搞好改革和四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⑧基于这一认识，他多次号召大家要“认真总结建党70多年，建国40多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0多年来，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使党史研究工作发挥出教育全党，团结全党，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巨大作用。”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邓小平等有一系列深刻和有见地的论述。
二、党史研究观
1、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⑩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研究历史、评价人物所应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里引出正确的结论。”(11)如果离开实事求是，也就是失去了史学的灵魂。邓小平也曾反复强调，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12)他主张：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13)
2、坚持历史唯物论原理。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论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他就明确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4)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毛泽东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论原理来从事史学研究，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史学。他说：“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正是从这个精神出发，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总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融会到他的史学思想之中。特别是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著，都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革命先辈的唯物史观，他指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15)他在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公正地评价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出色地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3、坚持历史主义的考察方法。毛泽东主张“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6)他认为坚持历史主义，第一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第二要“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研究”。占有材料是基础，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者不能由于观点的需要、著作体系的需要以及情感的需要，而不顾史料得出不符合历史的结论。邓小平在分析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也是始终强调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17)他总是将问题置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下来研究和分析，对一些历史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4、坚持历史动态发展分析法。毛泽东是重视历史整体研究的，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明确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18)因为不管历史是怎样前进，一个历史阶段总是从前一阶段接受历史条件，又为自己的下行阶段创造条件。历史就是这样联结着的。历史有前进有曲折，但没有中断和空白。邓小平在分析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时，也总是强调分析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坚持历史和现实的有机联系，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始终从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分析历史、把握现实。他指出：“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5、坚持全面的历史研究法。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20)从根本上说，全面历史法就是要求在研究历史时，不仅要看到历史事物本身，而且看到它的社会背景；不仅看到事物的今天，还要看到它的昨天，前天；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而且看到它的反面；不仅看到事物的状态，而且看到事物的原因。邓小平也强调并善于运用全面系统地研究党的历史的方法，他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21)在实践中，他告诫大家要对党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全面认识和评价。1980年12月他曾指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巨大的成绩”，这就是主流；当然，“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是一团漆黑”，(22)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全面的历史研究法。
三、党史领袖人物评价观
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宣传革命领袖在党的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正确研究党史宣传党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对领袖人物的评价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们的实践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借鉴。
1、领袖也会犯错误的观点。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认为“人大概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25)他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26)毛泽东生前，尤其是遵义会议后，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毛泽东的过错。但是他本人却时常坦率地谈论自己的错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他说：“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者在党务各方面，我都犯过许多错误。”(27)毛泽东在评价伟人及评价自己时，阐明了领袖也会犯错误的观点。但是当人们刚从“文革”的精神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来毛泽东怎么会有错误时，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不止一次提出“毛泽东也会犯错误”，而且指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28)本来这不是个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句句是真理的先哲。但在当时，却是一言道出，四座皆惊。随即他又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9)
2、实事求是地评价领袖人物功与过的观点。在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时，毛泽东始终坚持“一分为二”、“从既有事实出发”，正确地评价其是非功过。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危害深感忧虑。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郑重申述，“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30)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斯大林的功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他还强调指出，“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31)同样，邓小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摒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评价有缺点错误的伟大历史人物曾经出现过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对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人物，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作出科学公正的评价。在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全党四千多老同志参加了讨论，有些老同志确实受了些委屈，思想上难免有片面性，认为毛泽东有品质问题，整人。邓小平针对性地作了多次讲话。第一次讲话就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32)在以后的几次讲话中，他又反复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33)邓小平在社会上出现怀疑或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错误思潮的情况下，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和对待毛泽东的错误，理直气壮地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3、从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上分析领袖犯错误的原因的观点。毛泽东在处理历史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对待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时，主张“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34)1956年，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也曾着重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35)他还指出，斯大林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邓小平评价分析毛泽东时也是取这种态度。他说，对毛泽东“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36)他认为这才是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人物，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历史条件、客观背景，也指出了毛泽东的主观武断，凌架于党中央之上的错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37)并且说，“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38)所以他特别强调要分析历史的复杂前景。
毛泽东、邓小平在评价领袖人物时，不仅坚持正确的观点，而且，表现出了历史伟人的高尚品格和情操。
4、他们以宽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客观评价领袖人物。在评价领袖人物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能丢掉个人恩怨，表现出了豁达开朗，头脑冷静，心胸宽阔的革命家气度。毛泽东曾创建了中央红军，创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指挥一、二、三次反“围剿”打了胜仗，第四次反“围剿”也是按照他的战略取胜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却把他排挤除外，“左”倾领导者不容许他参加军事领导，结果中央苏区丧失殆尽。撤退时，也不和他商量。可是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仍然强调，检讨王明的错误，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39)当时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40)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也是这样。毛泽东没有因为斯大林曾经对我们党态度不好，曾经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损害而简单地批判“斯大林主义”，为了中苏团结、各国共产党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斯大林的功过。
邓小平历史上经历了“三上三下”。1975年，在危难之际，他受命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力图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引入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但是，毛泽东不能允许邓小平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一年的年底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尽管如此，邓小平仍然坚定地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说：“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41)
5、他们尊重历史，勇于纠正冤假错案。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42)“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历史上党内斗争错综复杂，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毛泽东和邓小平历来主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不管原来是谁批准的，都重新审查，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的结论，使一些同志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得以平反，以促进安定团结局面的新发展。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分析总结了“左”倾错误的形成、表现和产生的原因以后，明确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照雪，恢复党藉，并受到同志的纪念。”“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邓小平的“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去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43)的指示下，党中央先后为彭德怀、贺龙、乌兰夫、彭真等同志平反，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平扳昭雪，后又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平反，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错误决议，纠正了“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同时，在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央对“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也进一步进行了清理和纠正，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44)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邓小平对毛泽东作了崇高评价。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评价。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也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同志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功绩。后继者对先行者、后一代对前一代的科学的评价，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继承前人开创的伟业，并把它推向前进，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光辉典范。
四、党史教育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历史教育，强化党史意识，以史为鉴，充分运用极为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引导党员和干部在党史中获得教益，他们的党史教育观，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1、党史教育是中国革命建设科学的教育。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要把历史当作一本教科书，以小学生的态度孜孜不倦学习它，探索它。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5)他要求全党同志把学习历史知识作为指导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列宁说：历史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中共党史就是这样一个“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毛泽东曾通过总结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实践经验，提出并不断完善了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反映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邓小平通过总结建国后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并在不完善着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今天的党史教育，就是要使人们从大量铁的事实中深刻体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正确性，从而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所以说，党史教育就是以丰富史料为依据的政治理论教育。
2、党史教育是远大理想和必胜信念的教育。一个党，一个民族，最可怕的危机，莫过于理想、信念的动摇。邓小平曾明确指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在七十多年的斗争中，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间经历了革命低潮、白色恐怖、革命战争和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等重大考验，遭受过不少挫折，毛泽东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了。”我们党在与困难作斗争中变得更加坚强，在挫折之后变得更加成熟。我们学习党史，使党员和干部纵观历史，看到历史长河前进的方向和总的发展趋势，在国际风云变幻情况下，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规律，使我们心胸开阔、目光敏锐，透过一时的漩涡和逆流看到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再者，党的历史上有不少烈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那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信念和坚定立场一直鼓舞后来人。所以邓小平告诫全党“要学习历史”，“要用革命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46)3、党史教育是优良传统作风的教育。党在七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养成了许多优良的作风和光荣传统。加强党史教育，将在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眼前，展现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的历史画卷，重温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历史，重新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它对推动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89年10月，江泽民任总书记不久就瞻仰了革命摇篮井冈山，他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我们今天不再象井冈山斗争时期那样，每天吃红米饭、南瓜汤，但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一天也不能忘掉！”他对加强党史学习，发扬优良作风和传统的重要意义曾作过缜密而又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要努力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和党的历史，并通过这种学习，努力掌握和发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了解我们国家悠久的文明发展史和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辛酸史，了解我们的先辈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了解我们民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增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极为重要；对于坚定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极为重要；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对于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极为重要；对于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也极为重要。”(47)他的这一思想，对毛泽东关于“发挥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赋予了新的内涵。
列宁曾这样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8)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在他们亲自主持起草制定的《决议》、《建国后的决议》、“十四大”报告的划时代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贡献了新的科学结论，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使党和人民从理论困惑中走出来，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中共党史是一笔珍贵的理论财富，它以实践的崇高信誉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团结协力，走向新的胜利。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50页
②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③(16)(20)《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④《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9页
⑤(25)(3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7页、284页、286页
⑥《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303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4页
⑧1989年3月，在上海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⑨1991年2月，在与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的讲话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9页
(11)(18)(34)(45)《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801页、459页，892页、498页
(12)(13)(15)(17)(19)(21)(22)(24)(28)(29)(32)(33)(36)(38)(41)(43)(44)《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25页、294页、116页、114页、116页、208页、325页、303页、305页、263页、255页、271页、158页、273页、243页、137页、137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23)《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26)(31)《党的文献》1991年第六期第49页、43页
(27)《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212页
(35)《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37)《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9)1943年9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4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02页
(42)《解放军报》1966年5月16日
(46)《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1984年第11期
(47)1993年7月在全国省、区、市党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48)《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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