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化工业化问题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工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的上升期，1998—2003年，GDP年均增长8％，2003年增长9.1％，2004年在实施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情况下，全年经济增长仍然可能超过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有如此强劲的动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什么？重化工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将遇到哪些要素约束？中国如何维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些都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且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上，现将有关讨论综述如下。
一、中国工业产业结构的现状
王一鸣认为，工业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1997年以后，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增长明显加快，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60.2％提高到2002年的62.6％，2003年更是提高到64.3％。这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发展动力上，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形成的市场需求为主要驱动力，居民消费结构中吃、穿、用的消费比重下降，住、行的消费比重上升。第二，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民营经济成为这一轮重化工业发展的重要投资主体，具有较强的内在动力。第三，在发展环境上，这一轮重化工业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下推进的，与国际产业转移不期而遇，同时受到新技术革命的广泛影响，有条件把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把引进技术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依托高新技术提升重化工业的技术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四，新一轮重化工业发展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相互交织，直接间接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率由1997年的31.9％提高到2003年的40.5％，6年提高了8.6个百分点。第五，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迅速增长，许多重要资源的需求与国内供给缺口日益增大，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强化，污染排放增加，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增强。第六，工业化进入资本密集度提高阶段，资本投入迅速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加快，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降低，可能形成“高增长、低就业”的状况.[1]
王德文等人进行的研究则持不同的判断。他们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重工业部门比重一度迅速降到50％以下，轻工业部门比重在1981年和1982年超过了重工业部门比重。此后，两大部门在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其比重呈现出此消彼涨的波动状态。从1990年初开始，轻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又呈现上升趋势。以辽宁省所有工业企业为抽样框，从中随机抽出600家作为调查样本，有效样本为560家企业的情况看。从1999年到2001年被调查企业的结构变化和增长率，工业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在迅速增长，其中轻工业增长速度远快于重工业部门增长速度，带来的结果是在工业总产值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轻工业部门比重上升，重工业部门比重下降。按照投入要素结构分类则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速度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1.5倍，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上升，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下降。[2]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认为，在人均GDP由8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这一阶段，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可称为横跨经济成长的起飞与向成熟推进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随着人均CDP的快速上升，需求结构将显著地以满足温饱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向非必需品消费阶段转化，适应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二产业高速增长，其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最大比重。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二元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现代非农产业占据主要地位；在经历了工业化的扩张期后，将逐步进入工业化的成熟期，其明显特征是由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的发展，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推进，这就是所谓的“高加工度化”；随着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将进一步表现出“技术（知识）密集化”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物流、商流，信息流等服务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3]
贺耀敏认为，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就是工业化战略。我国工业化战略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这是我国实施初级国家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产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大力发展重工业，也可以称之为初级重化工业阶级。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这是我国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的阶段，以制造业的繁荣，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为特征，第三阶段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工业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快推进我国工业化进入新的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重化工业阶段。[4]
二、重化工业的特点及其面临的发展机遇
刘世绵认为，重化工业具有以下特点：（1）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同样的投资吸收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2）重工业主要生产投资品，同时也产生对投资品的需求。这样一种生产格局在宏观上就表现为消费增长变化不大，而投资增长很快。（3）重工业能源消耗较大。电力和其他能源紧张，既有来自经济增速加快的压力，也有来自工业结构重型化的压力。（4）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产品供给不足时，新增供给所需的投资较大，形成新生产能力的时间较长。（5）当经济处在上升期时容易出现对未来需求预期过高而导致的投资过度问题。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产业链条加长，中间需求环节（钢铁、机械等）、基础需求环节（能源等）对最终需求环节（汽车、住宅等）容易产生过高估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预期过高、投资过度问题。[5]
贾晓峰从发展潜力与需求、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产业发展的关联程度、出口能力、资金技术密集状况五个特征观察我国的产业，发现具备五大特征的产业有：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基本具备五大特征的有：化学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具备三条特征的产业：医药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和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具备和基本具备二条特征的产业有：房地产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金融保险业。由这些特征看，我国现阶段的主导产业应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表明我国工业化已由轻化工业阶段转入重化工业阶段。我国当前的重化工业阶段与传统的重化工业阶段已有不同，是一个生产要素以资本技术密集为主，并向知识技术密集方向发展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重化工业阶段。[6]
制造业是重化工业中的重要部分，装备制造业则是制造业中的基础部分。葛建新认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大力发展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是推动一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提供装备的企业的总称，提供的主要是投资类产品，包括系统、主机、零部件、元器件和技术服务，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高的带动作用，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推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是构成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没有良好的生产设备就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若想摆脱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组装基地”的地位，就必须加快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能够为加工工业提供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7]
黄鲁成等人认为，制造业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制造业先后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传统的制造技术与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相结合，产生了现代制造技术。这种技术创新已成为世界制造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动力，可以说现代制造业的振兴与技术创新不可分离。[8]
金碚认为，在加工制造业长足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融合和产业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强的发展阶段，装备制造业在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中的地位正日益增强，而且装备制造业越来越成为制造业新的增长点。在制造业新一轮的增长周期中，装备制造业能否像加工制造业一样获得长足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前途，决定了中国是否真的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在未来发展中，曾经推动了中国加工制造业2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和依托已有工业基础的支撑，将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再次崛起和发展。[9]
吴启金认为，中国工业制造业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世界制造业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战略性重组，许多跨国制造集团开始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最终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新一轮制造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相对完善的配套体系，巨大的市场，素质相对较高而价格相对低的劳动力，都让这些跨国集团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因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规模转移最重要的一个市场。[10]
江小涓从科技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产业成长和升级的机遇。过去10多年，科技全球化趋势出现，并不断加强，大量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重组。这使我们有可能比先行者更多、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技术资源和两个市场，集成全球优势要素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中国正处于进入新一轮结构升级和增长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带来的多方面的机遇，集成全球优势为我所用，增强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成功实现在结构升级基础上持续较快增长，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持续较快增长的典范。[11]
三、中国重化工业增长的推动因素
1.来自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发展和演进，以及这种发展和演进对市场消费力变化的巨大影响，是中国增长加速的一个最基础的推动力量。韩康认为，当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特别是一大批城市居民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4000美元甚至更高之后，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状况，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和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消费总量的规模和市场购买力总量的规模。一旦这种消费领域及市场购买力的总量扩张到一定的规模，就会在产品的规模供给、规模效益和规模竞争的激励下，引起产品生产的装备制造、原材料和能源生产的大规模扩张，这是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基础因素。[12]
2.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住房需求和汽车需求及相关投资需求。袁志刚等人认为，城市居民住房需求的空前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移民潮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并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居民消费中住房和汽车需求热点的形成，又带来了对钢材、水泥、电力和运输等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大增，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固定资产投资。[13]
3.地方政府对重化工业的推动。随着重化工业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一些地方政府很敏感地感觉到了新的发展趋势，于是纷纷提出要发展重化工业，如上海市和北京市都强调要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深圳市也提出来“工业适度重型化”的思路，浙江省一些地区提出要向重化工业升级，东北三省则利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机遇，要重振重化工业的雄风。[14]
4.产业的国际转移。胡俊文认为，利用“头脑”与“躯干”的价值差异，实现“价值链拆分”和“产业空间分割”，实现“头脑产业”和“躯干产业”的国际分工，是当今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发展趋势。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扩散，使得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公司竞争力的构筑不再依靠对产品价值链的整体占有，而是利用技术力量和充裕的科研经费，使其成为新产品研究开发的发源地，利用企业的综合实力和比较优势，抢占价值链的高端，将低附加值的制造和装配等低端增值部分转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自己则控制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的研发和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确保其在产品、工艺和装配等方面的领先地位。从发展趋势看，价值链的拆分和产业的空间分布，正是迎合了跨国公司实现全球化战略，向无国籍化发展的必然要求。[15]
四、重化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重化工业理论存在疑问。吴敬琏指出，萨缪尔森将工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飞前阶段，以英国为主，主要是依靠土地投入，局限性很大，易陷入土地资源被完全占用后经济无法再继续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但19世纪经济起飞后，英国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原因是经济增长靠的是物质资本投入，用机器代替人工，发展重工业。霍夫曼出书将19世纪英国、美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表明重化工业还要发展得更快，要占支配性地位，这就是霍夫曼经验定理。但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情况看，并未实现霍夫曼定理，于是萨缪尔森将这个发展时期称为现代发展，即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资源的投入，而是效率的提高。工业化后期靠的是第三产业和小企业的发展。20世纪的发展是现代发展，是集约增长，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我国主张发展重化工业的人都以霍夫曼的理论为依据，但我国是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要迎头赶上，就不能按他的理论（19世纪粗放增长型理论）走，要总结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从目前来看，我国一些地方依据霍夫曼等人的理论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16]
2.资源的高消耗。2003年，我国消耗的钢材相当于全世界钢产量的20％，水泥产量的50％，进口了8000万吨石油和世界铁矿石当年出口量的50％，消耗的能源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0％，日本的3倍，但仍然出现了煤炭、电力、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供给紧张的状况，2003年全国有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17]
3.战略资源对外依存严重。我国矿产资源总体储量不足，需求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脱节。我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钢精矿和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我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够保证2010年需要的只有24种，能够保证2020年需要的只有6种。未来20年，中国铁矿石供求缺口高达30亿吨，铜供求缺口为5000万吨～6000万吨，铝供求缺口1亿吨。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7.6％增加到现在的35％左右。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最少要4.5亿吨，然而国内石油产量预计为1.8亿吨～2亿吨，届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接近60％，与目前美国58％的水平相当。[18]
4.地方政府主导重化工业，吴敬琏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同时，因为政府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15]但政府主导重化工业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直接介入某类产业发展会干扰市场竞争秩序，如对重化工业实行倾斜政策必定会损害其他产业的公平竞争权力。支持国有企业发展重化工业必定会损害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国民待遇。二是政府权责不对称，由其主导重化工业很可能出现好大喜功、超前发展、过度投资、不顾未来市场后果的情况。三是政府也是“经济人”。政府的代理人也有自身利益，也可能在主导重化工业的过程中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追求自身权益的最大化。[14]
5.环境问题趋于严重，美国学者萨克斯指出。目前中国依然在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如果煤炭燃烧带来的包括酸雨在内的各种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城市依然会是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和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地区。有研究表明中国华北地区气候干旱的原因可能不是森林砍伐。而是由于煤炭或生物量燃烧中浮质形成的大气污染物导致了气候变化。过度使用化石燃料还带来了降雨模式的变化，中国北部地区的干旱和中国南部地区的洪水就是其可能的结果。当然现在这只是一个假说，它还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加以证实或者否定。在19世纪之前的前工业化时代，大气中的碳集中度大约是280ppm.现在已经达到350ppm，如果我们仍然使用当前的技术并且维持良好的经济增长。那么大气中碳的集中度会很容易达到800ppm甚至是900ppm。如果这样发展，气候变化产生的后果将会是非常大和难以预测的，这表明我们未来将会遇到像金融危机那样的气候危机，而且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都可能发生改变。[19]
五、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1.重新认识工业化。高德步等人认为，过去，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通过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的。这也是新中国工业化战略偏重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重工业对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具有更为显著的效应。但实际上，工业化程度从来也不单纯是由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决定的，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绝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总是以贸易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发展为依托的。工业化的实质在于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实理更为专业化的分工，从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最终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在多重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一是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推进信息化，发挥后发优势，同时通过工业化的进行为信息化提供不竭的市场空间。从而促进信息化的发展。二是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三是从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的国情出发，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理好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四是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水平，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缩短工业化历程。[20]
2.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江小涓认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节约机制，是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我国一些重要资源短缺，其中有些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基本上是不可贸易的产品，因此其市场价格本应较高，产生节约使用资源的效果。但是，由于这些资源的使用成本严重偏低，导致了资源的粗放使用。同时，一些对环境资源有严重影响的企业，可以不支付它们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形成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首先要合理确定资源价格，使资源使用者付出合理的社会成本，使节约使用资源成为企业的内在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要制定鼓励节约使用资源的相应政策和措施。[21]
3.立足本国。袁志刚等人认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之一，是必须肯定的。从当前的发展阶段看，我们必须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加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如果我国经济一直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我们就会将大量的经济利益转移列国外。随着对世界经济依赖度的提高，我们没有办法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完全依赖于外部世，而应立足本国。我们要尽量使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长保持一致，GDP的增长与本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保持一致，区域间的增长保持一致，短期增长与可持续增长保持一致，内需的增长与出口的增长保持一致，资源的流入和流出以及它们的收益保持一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保持一致。[13]
4.大力实施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李时椿等人指出，我国传统产业几十年来的发展以资源极度浪费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代价，至今技术水平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竞争力薄弱，环境污染严重。传统产业的劣化和恶化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大力实施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径：一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构建体制优势；二是加大科研开发投入，激发创新活力；三是以信息化推动高新技术化，提升技术水平；四是全面推进管理创新，增强竞争能力。[22]
5.实行“电力先行”的经济增长战略。李善民等人指出，电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我国现阶段电力弹性系数仍接近1。综合考虑我国国民经济中长期持续较高速度的发展战略目标，以及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电力需求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04年电力需求的高增长主要就是由于高耗能产业（主要是重工业）的更高速增长，高耗能产业的投资增长率在2002年为22％～45％，在2003年为45％～119％.电力密集度（度电/元GDP）2002年提高了3.8％，2003年提高了6.9％，CDP悬电力需求最重要的因素，但电力需求仍受工业结构变化与电力效率提高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电力需求不一定与GDP按比例增长。2002年，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费首次超过了1000千瓦时，达到1096千瓦时，但仍然远低于每人2433千瓦时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每人1207千瓦时的亚洲平均水平。因此，政府长期电力规划应根据电力需求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而制定，而“电力先行”的增长战略要求保持一定的过剩能力满足电力需求的意外增长，以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应在电力规制过程中，制定“电力先行”的经济增长战略，以实现电力供应安全对经济发展保障作用的目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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