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身在困境中的中国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使中国电影陷身困境的因素人各有说，有人归罪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有人归罪于非法影片和录像的泛滥，有人归罪于中国电影质量的低劣，有人归罪于好莱坞大片之引进，有人则归因于现代娱乐方式之多样化……无论哪种说法，看来都能成立。于是有人提出要“综合治理”。怎么个综合治理法？却又总也说不明白。事实上，“综合治理”这个药方是最无意义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同时对付上述各种因素，而这岂是现领导所能办到的呢？
就上述各种因素来说，一类是应当治理的，如查禁非法影片和录像。此事喧嚣已久，成效总也不大，看来情况复杂，不必一味寄望于那些执法部门了。一类是不属治理之列的，如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引进好莱坞大片实际上也属多样化之列，正好比不可能为解救电影业而勒令关闭卡拉OK歌舞厅一样，对策只能是加强中国电影自身的竞争力，别无其他窍门，至于两种经济模式的矛盾这一提法本身也许就不恰当，因为我国现行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本身就含有指令性与市场性并行不悖的内核，只不过在电影问题上尚未找到完善的可行之道而已。于是，归根结底，问题的焦点还在于中国电影的质量。
中国电影的质量问题是电影界讨论过无数次的老问题，该说的似乎都已说过，并且还不止说过一遍，如今又拿出来做文章，是否有点炒冷饭之嫌呢？是与不是，请读完全文，再做结论。
过去谈论电影质量问题，是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既不考虑市场因素，也不考虑制片成本问题。这种讨论方式因循已久，以致难于随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直到今天，关于电影质量的议论，仍然至少忽略了两个方面：一是质量和市场的关系。二是提高质量的经济条件。前者意味着确认质量的认可者应是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不是行政领导，不是创作人员，更不是评论、理论界。国家如今已不对制片厂的经济运营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事实上承认电影制片首先是一种商业行为，影片投资人的质量观念应当成为决定因素。后者意味着质量的提高并非如人们过去所设想的那样，只是一个政治思想水平或艺术修养问题，而是要由高额资金来保证的，而资金能否取得，则决定于创作人员对市场供求关系的把握能力。须知政治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的高低并非永远与观众的购买行为成正比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谈论影片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观念和标准必然应有所改变了。
今天我们谈论电影质量还需要涉及竞争观念和市场取向问题，我们把竞争对象定位在好莱坞大片身上是一回事，定位在电视剧上又是另一回事，把市场取向定位在城市观众身上是一回事，定位在农村观众身上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如果我们认定中国电影的困境在于影片质量不高，决不是只用过去的那种抽象号召所能解决的。
以上是必要的理论空谈，下面说点实际。
请先从国外实例说起：自从好莱坞电影称霸世界电影市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电影便相继陷入困境，而好莱坞自身在电视兴起之初，也曾一度一蹶不振。发展中国家一般对好莱坞电影采取禁止或严格限制进口的政策，但对电视的强大竞争，电影业也几乎束手无策。为了自救，各国电影业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在对付好莱坞电影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采用提高影片的娱乐质量的办法来抵抗好莱坞的入侵，因为无论在财力或技术水平方面都绝无取胜希望。受害最深的西欧各国一般都无可奈何地或转向“艺术电影”，以求在某些国际电影节上为国增光，或在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前提下，保持低成本制片方针，尽量争取国内观众，避免过大亏损，如果依样画葫芦，也采取“巨片政策”，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大投资的回收保证是国外市场，即便是好莱坞也不可能仅仅依靠美国国内市场来拍摄巨片。最不可取的当然是在面对好莱坞和电视的双重压迫时，国家对民族电影采取自生自灭的政策，例如日本就是这样。在对付电视的竞争时，则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一无例外地采取影视合流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无论在资金和销售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电视。
根据以上情况，我首先便想到了所谓“巨片政策”这副药方。据说有位电影评论家主张，为了使中国电影在面对好莱坞大片时加大些“抵抗力”，所以应当废除低投入、小制作、低收益的制片方针。我很怀疑这种主张的正确性。且不说国外尚无用制作高成本影片来对付好莱坞电影的成功先例，何况中国电影目前即便在国内市场问题上还诸多窒碍，在如此的制作环境下便遽然一笔否定世界上几乎除好莱坞外所有国家都至今奉行的低投入、小制作、低收益的传统制片方针，实可谓大胆之至。尤其是考虑到我国还有广大的乡镇市场有待开发，我倒认为更应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肯定这一方针。相反地，大力鼓吹“巨片政策”倒是有极大风险，以我国的电影市场而论，即便是一、二千万元的“大制作”，如无国外市场保证（？），也会造成亏蚀，更说不上丰厚回报了。我并非一概反对增加投入，但笼统地提出“巨片政策”并以此作为解救中国电影的良策，恐怕是有欠考虑的。
其次，在谈论提高影片质量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我国的某些独特的情况。一是我们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受政府的指令性干预。二是我国电影事业正处在转型时期，市场发育尚不健全，给吸引投资和销售产品带来诸多窒碍。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谈论提高影片质量问题，当然更要别有一番斟酌了。
就目前中国电影的质量状况来说，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自从电影迅速滑入低谷以来，绝大多数创作人员已摆脱了过去几年里受电影评论界误导而恶性滋长的沙龙意识，并开始承认娱乐观众的必要性。既然国家已把他们放在自谋生计的地位上，忽视观众岂不等于自绝生路。这就比任何上级指示或理论指导更有效地促使他们改变自己的电影观念，重视电影的娱乐功能，苦学商业电影的整套拍摄和运营技巧。尤其是目前涌现的一批新导演，他们没有沙龙意识的包袱，拍出的商业片已具有相当水准，如能在资金条件上有所改善，必能有更佳表现。二是电影体制改革给电影制片带来的空前宽松的经济环境，也进一步强化了电影界的商业意识。国内企业开始介入电影制片的结果是大大消除了电影专业人员的反市场观念。这些“在商言商”的企业老板们当然不会让电影编导们用他们的金钱去“为二十一世纪的观众”拍片的。
基于上述情况，我认为中国电影的质量问题已经有了迅速提高的希望和可能。当然，这种提高是以票房的成败为衡量标准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只要领导满意了，评论界首肯了，质量问题就算解决了，而观众的接受与否则不在考虑之列。由于我们目前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加上电影作为商品的特殊性质，观众还没有当上帝的资格，但无论如何，也应当升格为诸神之一了吧。其实，把观众的质量要求说成是单纯的娱乐要求是不准确的，即便是好莱坞也只是强调娱乐包装，而内核还是意识形态性的。把观众的要求歪曲成纯娱乐，在电影评论界并非罕见现象，在鼓吹沙龙意识的“高级”评论家手里更是重要武器之一。某些创作人员一旦把眼光转向观众，便满脑子枪战、武打、艳情、凶杀之类而不及其余，这和歪曲观众要求的评论导向所起的恶劣影响不无干系。
我在本文里对电影评论界的指责似乎多了一些，其实，我作为影评界的一员，也含有自我批评的意思。当前电影评论（包括理论）界的形势并不很妙，似乎商业电影的兴起意味着评论（理论）的末日，似乎沙龙电影的失势便使评论、理论家们无事可做了。实际上，即以美国为例，电影学术刊物上许多大学教授写的影片研究论文绝大部分都是以我们某些评论、理论家瞧不起的好莱坞影片为分析对象的。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固然存在完全脱离制片实践的理论圈子，但遗憾的是我们这里并不存在这样的学术大环境。我们的电影评论、理论界如何为身陷困境的电影出力，也颇值得深思。这当然是题外话了，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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