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国家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环境论文,兴衰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古以来，国家兴衰问题就引起了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延续至今。然而，关于国家兴衰的原因，却众说纷纭。事实上，国家兴衰是多种原因复杂作用的结果。而地理环境，就是其中的一种。
关于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历来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一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用五章的篇幅专门阐述了法和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直接决定人的生理、心理、性格、风俗、道德和整个民族精神的特征，从而决定社会制度。另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所表述的看法。他在该书中虽然承认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一概否定了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其理由是社会的变更和发展要比地理环境的变更和发展快得不可估量。
以上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要素。因此，地理环境决定论就难免走上了形而上学的极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从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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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是指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因此亦称“自然环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少数发达国家虽然已开始向太空领域进军，但迄今为止，人类的绝大多数活动仍停留在地球表面。而领土，是人们公认的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这样，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的兴盛和衰亡，就不能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就整体而言，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而这种影响和决定性作用，越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其表现就越加明显和突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人类社会的几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诞生在黄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广大平原地区，其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的自然条件比较适宜于早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东半球如此，西半球也是这样。如中美洲的河谷和南美洲西北部，草木茂盛，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当地印第安人的粮食自给有余，经济向多样化发展，城镇迅速增加，在白人踏上大陆以前的几个世纪，已拥有具有一切文明特证的较高文化。相反，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却被迫过着游牧和狩猎生活，原因是他们居住的地区要么是茂密的森林，要么是贫瘠的土地。〔2〕
不仅蒙昧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兴衰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兴衰仍然会受到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所概括的那样：“资源分布不平衡和地理、气候条件的差别，影响国家的潜力。国家大小影响本国的自然资源量。调动必要的人力资源来开发这些自然资源，则受到气候的影响。”〔3〕
其次，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这一中介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关系及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对国家兴衰产生重要的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简要地描述过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他说，世界上有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第一种是蒙古高原、阿拉伯沙漠、南美洲奥列诺科河流域等高原地区，那里居民的财产不在于土地，而在于牛羊，过着游动的放牧生活，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有时会大群集合起来去袭击平原地区的居民，借以掠夺财富。第二种为大江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包括中国和四大文明的其它地区。这些地区土地肥沃，居民经营农业，土地所有权和法律关系随之发展，农业生产四季有序的规律性造成墨守传统的习惯，伟大的帝国便建立在居民的惰性之上。第三种为与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如地中海地区，由于便于与外部世界接触，所以商业、航海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4〕历史已经表明， 地中海地区的多样化的生产和较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已孕育了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在近代文明中诞生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迅速走向强盛，就得益于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多样化的生产方式。而在古代中国，有利于农业耕作的地理环境虽然哺育和促进了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这种地理环境中所形成的较单一的农业经营和小生产方式，却阻扼了新质文明。于是，在古代文明中一度强盛的中华帝国，在近代文明中却不断地落伍。
第三，地理环境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从而对国家兴衰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例如，海洋型国家，由于便于与外界接触和联系，居民在从事商业和航海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创造精神，他们富于冒险性，追求自由，自身的文化水平也得到较快提高。这对西方一些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的迅速崛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在适宜于游牧生活的国度，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居民形成了剽悍、粗犷和富于攻击的心理和性格，历史上，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与蒙古居民这种剽悍、粗犷及富于攻击性的心理和性格不无关系。在工业革命之前，象中国这样一些大陆型国家，由于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使他们很少与外界联系，于是，居民形成了眼界狭小、墨守成规、崇尚传统、因循守旧、善于忍耐、缺乏创造的心理和性格。这种心理和性格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和制约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地理环境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而对国家兴衰产生更为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普列汉诺夫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的批注中写到：“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5〕这就是说， 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影响是间接的，它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发挥作用的。虽然如此，地理环境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历史上，一些海洋型国家封建专制体制延续的时间比较短，而一些大陆型国家封建专制体制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就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也直接影响着某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对此，日本战略学家三好修在分析俄国历史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在《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一书中，三好修引述了洛伊斯·哈利在《冷战的历史》一书中的一段话，哈利指出，在俄国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感，“产生这种民族危机感的基本原因是地理环境。纵观其全部历史，俄国缺少有利于防守的天然屏障。”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使俄国人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异民族的入侵和蹂躏，“15世纪末，俄国人才在伊凡雷帝领导下，从鞑靼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样一种民族经历，决定了俄国不可能建立起类似美国的开放社会，而只能产生一种‘权力集中于个人’的极端专制的社会。”〔6 〕地理环境对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在中世纪的欧洲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欧洲在政治上是支离破碎的，其基本的政治权力单位既小而又带有地方性。“欧洲之所以出现这种政治上的多元性，主要是由于它的地理。那里没有大片的平原任凭帝国的骑兵往来驰骋，强行统治；也没有宽广富饶的河流地区，例如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流域，为容易征服的劳动农民群众提供食物。欧洲的自然环境是破碎的，山岭和大森林分隔了散布在山谷里的人口中心；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气候变化较大。这造成了若干重要的结果。首先，它使建立统一的控制很困难，即使是强有力和坚决的军阀也感到这样。同时，又减少了欧洲大陆可以被外来力量如蒙古游牧民族占领的可能性。另方面，这种多样化的环境鼓励了地方分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7〕
地理环境所导致的不同模式的政治体制对国家兴衰产生了性质不同的影响。在历史上，封建专制体制虽然在统一方面起过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它的历史使命一旦完结，便暴露出其惰性和反动性。它对权力及整个社会的垄断，它的专横与暴戾，它的贪得无厌和巧取豪夺，既窒息了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又消耗掉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所必须的大量资源。于是，这种专制国家就始终难逃黄炎培先生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与东方大帝国不同，欧洲地理环境所导致的地方分权主义和政治上的多元化，是造成近代欧洲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中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政治格局所形成的低税率、较宽容的司法以及各政治单元之间的军备竞赛，对欧洲社会的进步和崛起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第五，地理环境通过影响国家政策而对国家兴衰产生重要影响。自古以来，人—地关系就不同于动物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动物只是被动地适应地理环境，至多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和限度内利用某些地理条件。而人类则不同。人类除了适应地理环境之外，还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以实现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国家产生以后，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利用和改造问题，就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一些国家所制定的重要的内外政策，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地理环境的认识、利用和改造。事实上，政治家同地缘政治学家一样，他们查看地图，了解地理环境，“并不是为了弄清自然迫使我们做什么，而是要弄清自然建议我们做什么，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选择。”〔8〕例如，战后，日本制定的“贸易立国”战略， 就是基于日本资源贫瘠及国土和市场相对狭小这一现实。再如， 由于埃及极少下雨， 5500万人民几乎全靠尼罗河水，所以， 尼罗河成了埃及的生命之河。 1978年，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就说过：“我们的生存百分之百地依靠尼罗河。不管什么人也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他想夺走我们赖以生存的尼罗河水的话，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付诸于战争。”〔9〕其实， 这种考虑一直是埃及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哪个国家能够正确认识，有效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哪个国家就会迅速走向强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正确认识、有效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走向衰落，甚至难逃灭亡的命运。
第六，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土防御体系和军事力量结构，这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来说，同样具有更为直接和重大的意义。因为自国际社会形成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争夺关系始终占居主导地位。而军事争夺又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之一。一个国家，要维护自己的生存和独立，就必须根据本国的地理环境，构筑国土防御体系，组建军事力量。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哪个国家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哪个国家就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产生重大失误，那么，这个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就会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近代历史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正因为及时地组建了强大的海军，从而既维护了这些国家的安全，又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例如，英帝国的崛起与英国成为海军强国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美国历史学家、战略学家马汉甚至认为二者是同时发生的。与英国不同，俄国在没有取得出海口之前，它不仅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甚至建立一支小规模的海军也不需要。相反，组建一支强大的陆军，却是俄国历史上许多王朝性命攸关的事情。
第七，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地缘战略结构中的位置，而这一点，对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地缘战略学从马汉1890年发表《海军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和1904年麦金德首次提出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以来，至今不过一个世纪左右。但自国际社会形成之日，地缘战略结构却一直存在。所为地缘战略结构，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因其特定的地理价值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地缘战略结构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主要不是因为地理环境本身的变化，而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使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等）具有新的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地缘战略结构的变化，不仅使某些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同时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兴盛衰亡也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例如，在近代，欧洲一直是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世界的实力场和权力争夺的角斗场。大国争夺往往波及与其相邻的一些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祸乱或不稳定。而美国，由于远离欧洲政治中心，所以较少受到当时欧洲大国争夺的影响，这为美国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类似情况，在世界历史中经常可以看到。对此，在以下有关部分中还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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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从整体角度来分析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如果从地理环境各构成要素的角度加以分析，那么，对这种影响作用就会看得更加真切和具体。
对国家兴衰来说，地理环境以下构成要素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巨大的。
1.地理位置
国家的地理位置一般可分为：（1 ）数理地理位置：是以赤道和本初子午线为标志，表明其在经纬网上的方位；（2）自然地理位置， 是以海陆、地形等自然地理要素为标志，表明其在自然地图上的方位；（3）经济地理位置， 是以具有经济意义的自然条件或经济事物（交通线、经济或文化中心等）为标志，表明其在世界经济地图上的方位； （4）政治地理位置，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其邻国相处的相对位置，以确定其在政治和军事战略地图上的方位。
一般来说，国家的地理位置是先天承袭的，而不是后天决定的。因此，选择和改变的余地不大。而一个国家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国不同于他国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在某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特定的地理位置会对该国的生存和兴衰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用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关键在于一国的地理位置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从历史和全球范围来看，国家的政治地理位置可能有如下几种主要情形：
（1）远离世界的实力场或权力中心。处于这样位置的国家，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安全和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利于本国的发展和建设。例如，美国位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向东达3000英里宽的水域和向西达6000英里宽的水域，将美国与其它大陆隔开。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在历史上受益匪浅。美国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所以保留较少的军队而不用担心世界强国的入侵，就是得益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正如美国军事史学家阿伦·米利特和彼得·马斯洛斯金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远离危险对手的地理位置、欧洲大陆上的均势以及日益增强的物力和人力的动员潜力，都是美国雄厚的力量。”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美国可以将其人力和财力资源用于国内建设，而不必在平时保持一支规模庞大而开支颇巨的军队。”〔10〕与美国类似，英吉利海峡这一小水域将英国与欧洲大陆隔开。正是这一因素，朱利叶·凯撒不敢忽视，征服者威廉第一、菲利普二世、拿破仑或希特勒也不敢忽视。在近代，英国的地理位置更有助于它扩充力量。“它距离欧洲大陆不远也不近，既适合于出击潜在的对手，也易于抵御入侵之敌。在1890年以前，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力量尚未兴起，英国的海军力量举世无敌。因此，英国把海上力量集中在北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从而控制了欧洲列强的世界贸易。”〔11〕再如，南美洲大西南端的智利、大洋洲中的新西兰，虽然位于世界一隅，往往不为世人所瞩目，但却远离大国争夺之地，从而避免了因大国争夺所带来的祸乱和不安定。
（2）靠近世界的实力场或权力中心。处于这种位置的国家， 往往成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例如，在现代历史上，波兰、芬兰、捷克等国的命运就是如此。这些国家，在大国的压力或控制之下，其自身的生存和独立都难保证，其发展，特别是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特色和独立性的发展就更困难。
（3）某些国家， 或因其可以发挥地区性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地缘政治价值，或因其具有军事意义的地缘战略作用，或因其具有丰富的战略资源，经济地理价值极高等，都可成为大国争夺的主要目标。例如，欧洲的德国和波兰，西南亚的伊朗、阿富汗或巴基斯坦等，就属于前两种情况。美国布热津斯基指出，这些国家在各自所在的区域已成为地缘政治上的要害国家，因而在两极体制下成为美苏争霸全球的关键性国家。中东则因其具有直接影响西方经济命脉的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成为西方大国争夺的主要目标。而这一点，恰恰是战后中东地区不安全和局势复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4）有些国家，由于其恰恰处于世界交通的要冲部位，所以， 就容易成为大国争夺的战略重点。例如，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联系南北美洲的巴拿马（以及巴拿马运河），沟通地中海（延伸到大西洋）与红海（延伸至印度洋）、联系亚洲与非洲的埃及（以及苏伊士运河），就是这样。由于这两个国家的交通地理价值极高，便于发展对外联系，所以长期成为大国控制或争夺的咽喉场所。
（5）一个国家的相对位置，即一个国家与其邻国的关系， 同样会对国家的安全和兴衰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其周边邻国较少，且为弱国，那么，该国的政治军事环境就比较安全，如美国；反之，则不甚安全，易受威胁，如墨西哥。一个国家，如果其邻邦较多，关系复杂，矛盾交织，那么，该国的政治军事环境就不稳定，安全易受威胁。如我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就曾一度处于这种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一个国家，如果相邻之邦国力不相上下，或虽然悬殊，但共同恪守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么，双方仍然可以和睦相处，成为友好邻邦。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有两个以上的敌对强国，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采取高明的政治和外交手段，争取朋友，对付敌人，以免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此外，一个国家的边界的地理形势，也会对该国的安全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2.领土面积
领土是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一个国家的领土大小，对该国的生死存亡和兴盛衰落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此，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摩根索指出：“领土广阔是巨大力量的永久源泉。”〔12〕因为，领土广阔可能意味着有更丰富的资源，从而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奠定坚实的自然基础。正因如此，美国战略学家雷·S ·克来因在《世界实力评估》一书中，只评估那些面积在50万平方英里以上的国家，认为只有这些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强国。
美国在建国初，只有13个州，领土面积是极为有限的。1803年，美国利用法国与英国的矛盾，乘法国在圣多明各的惨败以及法国为进行新的战役而筹措军费之机，经过谈判，用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中买到了新奥尔良和整个位于密西西比河西部的一个界限未定的地区（包括5 万法国——西班牙统治的新公民和15万印第安人）。从此，美国的版图正式增加了一倍。对此，美国当时驻法国巴黎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说：“从这一天起，美国取得了第一等强国的地位。”波拿巴也说：“领土的增加永远确定了美国的强国地位”。〔13〕
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一个国家的领土大小，对国家的生死存亡来说，不仅事关重大，而且意义深远。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战争中，领土广阔不仅具有巨大的潜力，而且有巨大的回旋余地。而那些领土面积狭小的国家就不具有这种优势。以前苏联为例。前苏联的领土面积占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7以上，是美国领土的两倍半。 从白令海峡到加里宁格勒，其航空距离约有5000英里，从濒临巴伦支海的摩尔曼斯克到位于伊朗北部边境的阿什哈巴德，约有2500英里。在历史上，俄国和前苏联之所以能够挫败外界对其进行军事征服的所有努力，包括在拿破仑和希特勒指挥下的大规模的军事入侵，除了其他各种因素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俄国和前苏联的广阔领土。“因为不仅俄国被征服的部分与掌握在俄国手中的土地比起来微不足道，而且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他不得不维持一个越来越大的部队，并通过在敌国纵深不断伸长的交通线供给部队。因此，只要征服俄国的目标制订有误并倾向于毫无限度，那么，对俄国领土的征服就会成为征服者的包袱而不是资产。不是征服者在吞并领土并从中获取力量，而是领土在吞噬着征服者，削弱他的力量。”〔14〕
在核时代，领土大小对国家的生存来说，意义更为重大。许多专家经过科学的研究和严密的计算，得出如下结论：如果爆发一场全球性的核大战，那么，就将造成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哪个国家也不可能生存下来。而在有限核战争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就要有足够的分散其工业、人口以及核装置的领土。而那些领土面积狭小，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在有限的核打击之下，就可能遭到彻底毁灭的命运。
3.地形状态
由地球的内力和外力的相互作用及国家的地理位置所决定，各国的地形状态是大不一样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国家的不同的地形状态，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军事战略学著作都用一定的篇幅来论述地形对战争和战略战术的影响。例如，世界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孙子》，共13篇约6000字，其中专门论述军事地理的就有《九地》、《地形》和《行军》3篇，约2200余字， 占全书内容的30%以上。不仅如此，《孙子》一书还对影响作战的地形进行了分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对军事地形的分类。军事学家之所以如此重视地形，是因为战争对地形有特别大的依赖。在以往的战争中，能否灵活地利用地形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它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有利的地形便于被侵略的国家进行防守，并能有效的阻遏敌人的进攻；而不利的地形则可能使敌人长驱直入。例如，阿尔卑斯山谷向南缓缓下延到意大利北部平原，向北则陡然下降。这种地理形势是意大利和其他与意大利有关的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谋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已知的所有战争环境中，这种地理形势使意大利进攻中欧极为困难，而从北部入侵意大利的困难就小得多。类似的情况在前苏联也可以看到。前苏联与其西部邻国之间既没有高山也没有大河将它们隔开，波兰和东德平原自然延伸到俄罗斯平原。这样，俄国的西部边界就不存在抵御侵略的自然屏障，无论是在苏联境内还是在苏联的西部邻国境内。因此，从14世纪到现在，白俄罗斯和俄国本土最西部地区不断呈现攻击与反攻击的景象，并且是俄国与其西部邻国的战场。“缺乏自然边界——即象意大利或西班牙那样的由地理因素先天决定的边界——是俄国和西方冲突的永久根源。”〔15〕
4.自然资源
对任何国家来说，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就如同粮食对整个人类的重要性一样。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其生存能力就比较强，发展潜力也比较大；而一个资源贫瘠的国家，其生存能力就比较弱，自身的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制约。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想方设法从别的国家获取资源的话，那它就岌岌可危，甚至无异于坐以待毙。我们以两种重要的资源——土地和石油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1）土地资源。土地资源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与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密切相关。迄今为止，人类还不能做到用现代工业的方法来生产粮食，或者用足够量的其他东西来取代粮食而丝毫不影响人类的发育和健康。众所周知，土地是粮食生产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哪个国家拥有大面积的适于农作物生产的土地，哪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因而这个国家也就有了较强的生存能力和较大的发展潜力。而那些缺少这种土地资源的国家，若要免于饥饿，就必须经常组织大批的粮食进口，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生存能力，并严重地制约了国家的发展。对此，美国著名学者摩根索指出：“粮食的自给自足永远是巨大力量的源泉。”“相反，粮食的长期匮乏是在国际政治中永远软弱的根源。”〔16〕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在粮食上自给自足或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国家，相对于一个不能自给自足，而必须进口它所缺乏的粮食。否则就会饿死的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正因为如此，英国的权力和它在战时的生存就总是要依赖于维持一条运入生命攸关的粮食的海上供应线的能力。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能生产英伦三岛所需粮食的30%。一旦它进口粮食的能力受到挑战，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潜艇战和空袭的威胁那样，它作为国家的生存就陷于危难之中。”〔17〕在历史上，某些国家，如巴比伦、埃及和阿拉伯等，由于其农业灌溉系统的解体，使这些国家的可耕地中较好的那部分土地都变成了沙漠，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难以挽回的衰落。而西班牙，虽然有人认为它的衰落始于1588年英国舰队击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但只是到了17和18世纪，西班牙大规模砍伐森林，破坏了大量的可耕地，使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变成了沙漠时，它的衰落才确定无疑。
（2）石油。 石油在工业和战争中的广泛应用是本世纪以来的事情。由于大多数机械化武器和车辆都是用石油驱动的，所以，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国家，对国际事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与此同时，象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等一些国家，由于大量输出石油，使这些国家很快变得富强起来。对此，摩根索轻蔑而又无可奈何地写到：“许多石油生产国之所以被称为国家，只是出于语言上的礼貌。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衡量，它们除了拥有沙子和石油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正是石油，使地图上的这些小块块在似乎一夜之间变为我们所称的重要国家，甚至成为世界政治中强有力的因素。”〔18〕与石油资源丰富的产油国不同，日本由于石油资源的严重贫乏，使其经济显现出极大的脆弱性。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写到：“日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国之一，并且是一个潜在的大国，但它要依赖于国外的石油供应。如果石油生产国因为某种原因对日本实行彻底禁运，它们就能够摧毁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并且如果它们带着政治条件威胁实行禁运，它们就能够将它们的意志强加于日本。它们能够将日本降到卫星国的地位，使它依附于产油国。”〔19〕摩根索的话已被历史所验证。例如，1973年10月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每桶原油价格从24美元涨到116美元，上涨了3.7倍，到1977年，每桶油价又涨到129 美元。1979年1月开始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每桶油价又从129美元涨到314美元，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日本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74年， 日本工矿业生产下降了 4 %，1975年又下降了11%，下降幅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大的。关于这一点，日本《朝日新闻》写到：“日本的崩溃不需要原子弹爆炸，只要停止供应石油一个月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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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但只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比较准确地认识和判定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和作用。
1.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和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一般说来，地理环境的作用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成反比。也就是说，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愈低，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就愈大，反之，则愈小。例如，在工业革命之前，某些地理因素，如特殊的地形（高山、大江、大河等）、空间距离等，是当时人类难以跨越的巨大障碍，而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这些地理因素已不能阻挡人类的活动，它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不过是增加人类某项活动的成本或改变人类活动的具体方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只要人类栖息和生活在地球上，那么，人类就永远也逃不脱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0〕这句话，如果应用在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中，恐怕就有更大的真理性。
2.地理环境基本没变，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地理环境的某些要素在国家兴衰的天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重要的东西，今天变得不重要；过去不重要的东西，今天不仅变得重要，而且举足轻重。例如，100年前，一个国家拥有石油或没有石油， 对国家兴衰没有大的影响，而今天则大不一样，拥有石油的国家比没有石油的国家具有巨大的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铀也是如此。在若干年以前，一个国家控不控制铀矿对该国的强弱兴衰来说无关紧要。而今天，当人们发现了原子能的巨大价值和作用时，掌握不掌握铀资源，就非同小可了。
3.今天，人类能力所及的地理环境已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有许多人文的因素。因此，在当代，对国家兴衰产生重大影响的已不单纯是自然地理因素，还包括人文地理因素。
4.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影响国家兴衰的地理环境已不单单是本国领土范围内的地理环境，它还包括其他地区，甚至是一国能力所及的一切地理环境。例如，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陆地桥梁位置并藏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其局势的变化就对欧、美、日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仅从地理环境而言，今天更需要立足本国，放眼全球。
5.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的活动空间也在不断扩大。过去，人类的活动领域主要是陆地及其附近水域，而今天，人类不仅征服了海洋，而且开始向太空领域进军。回顾过去，人们清楚地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凡是能够最有效地从人类活动的一个领域迈向另一个领域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21〕这就是说，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太空环境，同样会对国家兴衰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2 〕参见吴松弟著：《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页。
〔3〕〔美〕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4〕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结论、历史的地理基础》。
〔5〕《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
〔6〕〔日〕三好修著：《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67页。
〔7〕〔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8〕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8页。
〔9〕转引自姜春良：《国际河流与地区冲突》， 《地理知识》1990年第11期。
〔10〕〔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著：《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11〕〔美〕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9—70页。
〔12〕〔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3页。
〔13〕〔美〕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14〕〔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
〔15〕〔美〕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第154页。
〔16〕〔17〕〔美〕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第156、155页。
〔18〕〔19〕〔美〕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第155～ 160 、161页。
〔20〕〔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21〕〔美〕丹尼尔·奥·格雷厄姆著：《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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