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史学思想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史学论文,布罗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1)02-0035-07
近20年来，随着中外尤其是中法学者互访和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密切，随着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现代化转型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对于法国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和研究成了中国史学界西方史学流派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饮誉国际史坛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的史学思想，也经由这些评介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论著的涉及（注：在此方面，当首推张芝联。他于1978年撰写的《法国年鉴学派简介》一文，成为新时期中国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山之作；布罗代尔谢世后即行撰写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堪称抗鼎之作（这两篇文章均收录在他的《从高卢到戴高乐》一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其次是挑蒙。他于1986年便在《世界历史》发表了《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及其演进》一文，并进而撰成《法国当代史学：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一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同时还编译了[法]J.勒高夫等主编的《新史学》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还有刘昶和杨豫。前者于1986年撰成《人心中的历史》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于1987年出版），后者于1986年译出[英]杰弗里·巴拉克拉夫所著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1996年出版的四部评介西方史学理论的著作，对年鉴学派的评介也很有见解。它们分别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姚蒙参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杨豫参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版），徐浩、侯建新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版）。），从而走进了中国史学界。总体史、问题史学、比较史学、长时段、跨学科研究、计量分析等这些揭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特质的话语，已为史学界同仁所熟知。近年来，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已陆续出齐（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共三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法兰西特性（空间和历史）》、《法兰西特性（人与物）》（分上下），共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共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此外，收录了一些重要论文如《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等的布罗代尔个人论文集《资本主义论丛》，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作为“新世纪学术译丛”之一，于1997年出版。），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提供了可能，本文即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
最能体现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三部（注：其它著作还有：布罗代尔与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共同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四卷本）；布罗代尔专门为中学毕业班编写的教材《文明史纲》（第一册）；布罗代尔的《史学文集》（共两部）。），它们分别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多卷本《法国史》（注：《法国史》原计划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三大部分来写作。其中，《法兰西的特性》包含了三个篇章：空间和历史；人与物；国家、文化、社会。现已出版的是《法兰西的特性》的前两个篇章。《法国史》其它部分的手稿根据作者的遗愿，将不在公开发表。）遗稿的《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此外，布罗代尔于1958年撰写的富有论战性质的论文《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注：该论文首先发表于《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10月——12月号；《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载有中文译文。），则对他的史学思想做了专门的理论阐释。
年鉴学派的世界影响主要是在布罗代尔时代产生的。国际上关于年鉴学派的评论也主要是针对着布罗代尔的历史理论和著作。作为在法国和国际史坛享有盛名的史学宗师，布罗代尔除荣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外，还受任10多个国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并且先后获得了20多所外国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称号。他的著作，特别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被译成了英、德、俄、日、西、葡、意、阿拉伯、土耳其、瑞典以及中文等10多种文字。1977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还成立了一个研究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该中心以《评论》杂志为阵地，确定了从研究经济入手，据以开展广泛的文明史研究的宗旨。其中，该中心主持人沃勒斯坦所提出并以次扬名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埃马努厄尔·勒鲁瓦——拉杜里这样评论到：“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年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1]而他这里所说的“最好的历史学家”，指的就是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这三位史学家。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萨姆·金瑟更是认为：“如果授予历史学家诺贝尔奖的话，那么获奖者一定是布罗代尔。”[2]此外，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英国史学家基斯·托马斯都曾提议，授予布罗代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布罗代尔的学术声望与影响，由此可窥豹一斑。
一、善于继承：从年鉴前人到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
布罗代尔所继承的年鉴前辈的学术创建，按照年鉴学派著名史家拉杜里的说法，有四个方面：一是杜克海姆（又译涂尔干）社会学；二是亨利·贝尔及其《综合评论》所推崇的跨学科的方法；三是西米昂所制定的价格工资和环境的经济史；四是以拉布拉什和德芒雄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派。
作为社会学家杜克海姆，是法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注重对社会整体结构及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注重对社会演进过程的探讨。正是由于这一学派自身注重历史时间的立体研究和主动走进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于是便展开了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并且宣称：“历史学只有在解释的范围内才是一种科学，人们也只有在比较的同时才能解释；——然而一旦开始比较，历史学就与社会学毫无区别。”[3]虽然社会学取代历史学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思维方式却为布罗代尔所继承。他于1958年撰写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便以长时段为视角和中介，成功地从历史学走向了社会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两人都被认为是出色的历史社会学家。
拉布拉什注重考察地理环境与人的生活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地理学应研究各种现象的因果联系；人的生活环境不只是地理环境主宰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历史、心理等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夏蒂埃在追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来源时指出，他的地理结构主义继承了拉布拉什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是一门把土地、水和空气放在首位来考察以往人的生活的地理历史学。布罗代尔也承认法国现代地理学在其学说形成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地理学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它有助于发现运动最为缓慢的事物的结构，有助于创立新的长时段历史观。
西米昂以他的如下三部著作，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研究》（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和长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一般运动的研究》（1933年）。他依据实证材料揭示了价格、工资等经济指数的变动，认为经济的运动是有节奏和周期的，并且常常是高涨与衰退相交替。由此他提出了经济运动的两个阶段：阶段A（高涨）和阶段B（衰退）。这两个阶段在西米昂的研究中，具体表现为一段长时期中价格上升与下降的交替趋势。在方法论方面，西米昂采用了实证的和跨学科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史料处理方法、社会学的比较分析和系统分析方法）从事具体研究，并且在法国的经济史研究领域大量使用计量系列分析法。西米昂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这些学术创建，得到了布罗代尔还好地继承。在对15至18世纪世界经济史（以欧洲为着眼点）的研究中，布罗代尔成功地运用了西米昂治经济史的这一特色和方法。
此外，在西米昂的影响下，拉布鲁斯的新经济史研究更加走向成熟。在《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一书中，他的视野已扩大到了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由此，拉布鲁斯从经济史研究走向了社会史研究。从对不同经济成分与现象的分析中，拉布鲁斯逐步意识到，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运动和历史演进的节奏。仅以经济而言，就存在着长时段的运动与短周期性的运动。前者运动的周期与节奏表现为百年、半个世纪、30年等等，后者表现为10年左右。另外，在分析以农业为主的旧制度危机与以工业、市场经济为主的工业危机的不同的规律和周期时，拉布鲁斯引入了“结构”和“局势”这两个概念来加以解释。拉布鲁斯在经济史研究中对历史时间不同节奏共生共存现象的揭示与阐释，直接启发了布罗代尔的思维。在布罗代尔对历史时间著名的三分法中，长时段的历史有被称为“结构”的历史，中时段的历史也被称为“局势”的历史。可以说，长时段理论的创立，正是布罗代尔对拉布鲁斯学术创建成功运用的一大成果。
“为历史而战”的年鉴学派第一代大师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以他们杰出的学术创建，使布罗代尔收益无穷。布罗代尔丰硕学术成果的取得，正是建立在对这两位史学大师学术创建继承与完善的基础之上。
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学术创建，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问题史学”。费弗尔和布洛赫试图通过“问题史学”取代“叙述史学”，从而将历史建立在一个更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强调分析、提出问题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费弗尔明确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4]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史学和其他学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二）“总体史”。这是费弗尔和布洛赫学术创建的核心与旨归。“真正的唯一的历史，乃是全部的历史”。这一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生活不同层次的全部内容：从政治、军事、外交到经济、社会、文化、心态、人口等等。（三）跨学科研究。即全力打破史学的学科界限，广泛吸纳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途径与方法，进行总体史研究。费弗尔认为：“所有的发现不是产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产生于学科的边缘、前沿、交界线。在这些地方，各学科相互渗透。”[5]费弗尔和布洛赫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抛弃实证主义史学的史料考证手段，相反地，而是挖掘了许多过去被实证主义史学所忽视了的史料。二是不削弱史学的特殊性及其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相反地，而是企图用史学综合、统一其它各门相关学科。因此，布洛赫强调：“只有一种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那就是历史学。”[5]（四）人的主体性原则。这是费弗尔和布洛赫“总体史”核心学术创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他们学术创建的根本指导原则。费弗尔认为，历史就是人，人不但是历史的唯一原则，而且是历史的生命。他说：“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5]所以在历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属于人，什么依赖于人，什么为人服务，什么表示人，什么证明人的存在、活动、爱好及生存方式。”[5]在这里：人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具体的人；不是个别的、孤立的上层社会的精英，而是社会的有组织的成千上万的基层人物和优秀人物。所以历史学家在理解人时：应该把人在生活的实际和时空中的一切复杂关系理解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应该把人表现为活生生的，具有不同于我们的、在另一种条件下形成并与另一种知识和信仰相联系的心理状态。（五）比较史学。布洛赫指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他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作出解释。”[6]在这里：比较史学强调实证的、具体的，从微观出发去把握宏观的比较，强调比较的目的在于“理解”(comprendre)”；从而反对像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把历史与文化作抽象的、哲学式的比较。
除了完善地继承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外，布罗代尔还传承了他们的治学风格。即注重用厚实而具体的史学个案来努力地实践着自我在史学研究上的一系列理论创建（注：费弗尔的代表作有：博士论文《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孔泰：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专著《土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历史学引论》、《马丁·路德：一个命运》、《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论文集《为史学而战斗》。布洛赫的代表作有：专著《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征》、《封建社会》、《历史学家的技艺》，论文集《为史学而辩护》。）。正是这种辛勤而扎实的学术实践，从根本上塑造了布罗代尔史学思想不尚理论空谈，重实践、重运用的基本特征。
二、勇于创新：从长时段理论到“经济世界”理论
布罗代尔在对年鉴前辈和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其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始终追寻和探求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人类社会总体史的历史从来就是活生生的，以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活动为主体的人的历史；为了追寻和探求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必须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因此，可以这样说：总体史思想，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核心；以普通民众活动为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原则，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思想的根本治史原则；打破学科壁垒的跨学科研究，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思想的基本治史方法。
对于年鉴前辈和年鉴第一代大师的学术创建，布罗代尔不仅善于继承，从而形成了其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而且更是勇于创新，从而造就了其史学思想的自我特色。布罗代尔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作为其史学思想核心的总体史思想，在时间纬度和空间纬度两个层面进行了决定性地创新，分别造就了其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和“世界经济”理论。第二，对作为其总体史思想根本治史原则的人的主体性原则，在对总体史思想进行创新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贯彻，成为其总体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三，对作为其总体史思想基本治史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在对总体史思想进行创新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深化。在对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中，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所作出的影响深远的史学性解释，是布罗代尔在跨学科研究中勇于创新的最好体现。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对总体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
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时间量度。也就是说，历史时间可以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三种时段处在历史运动的不同层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和作用。要研究总体的历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层面的短时段，而要重视经济社会文明等层面的中时段，更要重视地理环境等层面的长时段。短时段可以称为个人时间，是转瞬即逝的时间，是历史学家最熟悉、最擅长的时间。短时段的历史也就是“事件”的历史。中时段可称为社会时间，“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10多年，25年，甚至是康德拉捷夫的50年的周期”[7]。中时段的历史也就是“局势”的历史。长时段可称为地理时间，是“一种缓慢流逝、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7]。为了把握总体的历史，从而写出真正的总体史，布罗代尔主张史学家应该学会不太熟悉的中时段和长时段的运用，特别是长时段的运用。因为在他看来：“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流逝、有时接近于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不是别的）上，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次出发，由于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次为转移。”[7]此外，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为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很显然，对长时段的掌握与运用，无疑有助于凭借更为可能与广泛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去研究总体的历史。
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一书中，布罗代尔以其独特的三层分立的历史时间观，把他所阐释和倡导的长时段理论成功地付诸了实践。《地中海》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首先讲述地中海周边半岛上的山脉、高原、平原，地中海中心地带上的海域（包括浩瀚的大海和海中的岛屿）和沿海地带的陆地。其次讲述更大范围的地中海世界。这其中包括被布罗代尔称为“地中海第二面貌”的撒哈拉沙漠、欧洲和大西洋。接着讲述作为一个自然单位的地中海的气候。最后讲述当时地中海共同的人文条件。这主要包括道路（陆路、水路）、城市、以及城市与道路的互动变迁。在这里，布罗代尔讲述的就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复开始的周期性历史”[8]，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费弗尔认为，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世界长时段历史的这种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的：“作者决定在‘政治’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含义上，将西班牙政治的大致图景纳入到其历史和自然的背景中去，他研究了那些使人们的意志不知不觉受其影响和为其左右的经常性力量，他对这种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促进作用的力量的分析是前无古人的。这一摆布人类命运的力量，轻描淡写地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地中海”[9]。
布罗代尔在全书的第一部分对地中海地理环境浓墨重彩般地讲述，也就是说对地中海世界长时段历史的揭示，会不会使他的长时段理论走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序列呢？回答是否定的。布罗代尔是从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生存方式的视角去讲述山脉、高原等自然景物；从普通民众相互交往的考虑中，讲述了更为广阔的地中海世界。而对道路与城市的讲述，融入的正是人文要素。布罗代尔认为，他所讲述的这种几乎静止的长时段的历史，其实就是人同他的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而在这部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中，“让我们再说一遍：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或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8]。
全书的第二部分考察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首先是经济，包括人口数量，贵金属、货币和价格，以及贸易和运输。其次是各个帝国的起源、能力和弱点，以及各个社会的封建领主、有产阶级、苦难者和盗匪的活动。接着是各种文明自身的多变与稳定，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重叠覆盖、传播与对抗。最后是战争的各种形式。布罗代尔在这里考察的是百年趋势也就是中时段的历史。在布罗代尔看来，这是在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8]。在这一历史层面上对经济、国家、社会、文明进行考察，“最后是试图显示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力量，在战争这个范围内怎样起作用”[8]，因为“战争不是一个纯属个人责任的范畴”[8]。费弗尔指出，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世界中对中时段历史的这种考察，“列举了各种特殊的但又有稳定存在性的力量，在这些非个人化的、集体性的力量能够用日期标出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6世纪下半叶即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在位期间起作用的力量”[9]。
全书第三部分讲述事件、政治和人的历史，主要是地中海的大国西班牙和土耳其争霸地中海的过程（战争和军事同盟）。布罗代尔在这里讲述的是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8]。这也就是短时段的历史。费弗尔指出，布罗代尔所讲述的地中海世界短时段的历史就是各种事件，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和变动不居的史实。“这些事件往往受到第一部分中所研究的经常性力量的摆布，受到第二部分中列举的稳定性存在力量的影响，但偶然性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总趋势的前景下描绘出最出色和最出人意外的画卷”[9]。
布罗代尔把短时段的历史放在他的三层分立的历史画卷的顶峰，强调它自身的转瞬即逝、杂乱无章和变动不居的特性，强调长时段、中时段的历史对它的制约作用；这是否就意味着布罗代尔轻视短时段的历史，忽视事件与人的历史的主体性呢？可以说，《地中海》一书出版后，这个问题不断有人向布罗代尔提出，以致布罗代尔不得不再三表示：“我承认，由于我不是哲学家，我并不很想详尽地论述这样多已向我提出的并且还将继续向我提出的关于事件的意义或者关于人类的自由的问题”[8]。但是，对这样的提问，布罗代尔还是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指出行动范围的狭窄有限性，就是否定了个人的历史上的作用？我认为不是。——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着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远景的风景画中。在我看来，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终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种长节拍否定大量事件，否定所有那些它不能卷进它自己的水流中的并且被它无情地排开的事件。它当然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偶然性的作用。论气质，我是‘结构主义者’，我很少受到事件的激励和推动，只是一半受到形势——这种具有同一标志的多起事件的组群——的激励和推动。但是，历史学家的‘结构主义’与在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它科学的提法风牛马不相及。他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数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8]。
总之，在《地中海》一书中：布罗代尔向人们展示了历史在三个层面上，按不同的时间运动周期立体演进的宏大画面；强调了长时段因素（地貌、气候、动植物、文化等）对中时段、短时段因素的隐蔽性制约作用；人的历史主体性原则充分体现在每个层面历史演进的论述中；综合利用各种社会科学以阐明变化中的历史现象及其互动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布罗代尔阐释和倡导的长时段在《地中海》一书中的成功实践，从时间纬度上创新了年鉴第一代大师费弗尔和布洛赫所创建的以普通民众活动为历史主体的总体史思想，深化了跨学科研究，从而为新一代年鉴史家的总体史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模式。必须指出的是，布罗代尔对作为其史学思想核心的总体史思想，在空间纬度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这便就是他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一书中的突出成就之一。
在《物质文明》一书中，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得到了深化。这充分体现在该书的内容架构上。第1卷名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描述了15至18世纪世界范围的人口、粮食、饮食、住宅、服饰与时尚、能源和冶金、技术革命和技术落后、货币、城市等的情形。布罗代尔称之为物质生活和物质文明，并且认为“这是每个人到处能遇到的、最起码的、最基本的活动——紧贴着地面——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10]。在布罗代尔的视野中，这就是最底层的“缓慢而细微的演变”的长时段的历史。它自古以来就存在，甚至还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萧条中得到了扩张。
第2卷名为《形形色色的交换》，描述了交换的工具、市场与经济、资本主义与生产、资本主义与交换、社会的各种集合（阶级、国家、文明）等。在布罗代尔的视野中，这些历史现象的活动明显地分为上下两个层次。下面层次的活动就是市场经济（该书简称为“经济”），指的就是生产和交换机制。这些机制同集市、交易会、城市、店铺、商贩、交易所等紧密联系，按供求关系建立市场，市场开放，无垄断经济产生。这一层次的活动在布罗代尔看来就是中时段的历史，它以物质文明为基础长期存在。上面层次的活动就是资本主义，指的就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种垄断最早是与集市并行存在的。一些微型资本家利用信贷和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交易所大王，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他们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破坏作用。这一层次的活动在布罗代尔看来就是短时段的历史。
对经济活动的这种三层分立的运行模式的揭示，是长时段理论在布罗代尔的以探求“总体史”为旨归的经济史研究中的成功运用，从而使得布罗代尔在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史学性解释影响最为深远。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市场经济是包含了许多层次的，而决非是只包含了买与卖这两类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底层才是纯粹的、公开面对面竞争的集市贸易，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随处可见，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布罗代尔称之为“公开市场”。在市场经济的上层，部分商人直接走向生产者，预先约定进行远期和约交易，具有排它性和垄断性，布罗代尔称之为“私有市场”或“反向市场”。市场经济的上层的交易、上层组织正是从私有市场的发展开始的，而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私有市场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市场经济的上层的这种排它性和垄断性构造的确立和巩固，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因此，布罗代尔强调，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恰恰是反市场经济的。“我认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无庸质疑的区别”[10]。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这种史学性解释，在其它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对人们仍有启迪意义。
第3卷名为《世界的时间》，这足以表明了布罗代尔的宏愿：“把资本主义及其演变和手段同一部世界通史联系在一起”[11]。如何实现这一经济史研究中的“总体史”的宏愿呢？布罗代尔提出了“经济世界”理论。按照他的解释，一个“经济世界”应包括三方面的要素：(1)一定的地理范围；(2)一个中心城市或国家；(3)心脏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带和边缘地带。以上三方面的要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经济世界”的地理范围可以扩大或缩小，中心可以转移，中间和边缘地区可以改变。此外，心脏与中间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据此，布罗代尔把15至18世纪期间逐渐形成整体世界的历史划分为四个“经济世界”：欧洲、俄罗斯（到彼得大帝开放为止）、土耳其、远东。它们同时并存，相互进行有限的交往。其中，欧洲经济世界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扩大，吞并大西洋诸岛和沿岸，逐渐深入到美洲内陆，并与印度、南洋群岛和中国依然独立的经济世界加强了联系。整个世界就是在这样的不平衡发展中逐步形成一个整体的。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很显然就是在布罗代尔“经济世界”理论的启发下形成的。
从建构“总体史”的治史宗旨来看，布罗代尔在经济史研究中提出的“经济世界”理论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则更为重大。这一理论是力图在空间纬度上寻求具有不同演进内涵的各地区之间的某种联系，从而又在空间纬度上对作为其史学思想核心的总体史思想进行了创新：“总体史”应从全球范围的空间中去思考，应寻求这些不同空间在某种范畴内的相互联系，从而在共时存在的空间联系中去把握总体的历史。
作为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的布罗代尔，其史学思想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它一方面是对年鉴前人学术创建的继承，另一方面又有着自我的学术创新。正是着力于挖掘其治学的创新之处，在详尽考察其著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对总体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
首先，布罗代尔完善地继承了年鉴前人和年鉴第一代大师的总体史思想，在寻求创新时并没有丧失人的主体性原则。以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的活动为主体去创写总体的历史，这是自称为结构主义史学家的布罗代尔治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他的根本治史准则。
其次，布罗代尔更是创新了年鉴前人和年鉴第一代大师的总体史思想。在时间纬度上创新的成果即是长时段理论。这一理论不但奠定了年鉴学派总体史思想的理论基础，标志着该学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布罗代尔时代；而且通过这一理论还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桥梁，促进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在空间纬度上的创新，就是在实现从地区史到世界史、从全面史到专门史的转变后，寻求建立一种共时的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整体联系的理论架构，从而从空间意义去探寻总体的历史。“经济世界”理论即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绝好尝试。这种从专门史的角度在空间纬度上寻求世界体系理论的创新，既是对总体史思想的深化，同时又强化了问题史学和跨学科研究。
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并且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其关键在于，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寻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要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架中，而是要开拓新视野。因为布罗代尔坚信，历史学的复兴在于实践而不在于理论。
[收稿日期]200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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