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学哲学研究15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学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1年，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期间，在张文佑先生倡导下，由10名代表共同发起组织地学哲学专业组，并于次年4月成立了由张文佑先生任组长的该专业组七人筹备小组。 从那时起，中国地学哲学研究走过了其15年的辉煌历程。15年来，中国地学哲学研究获得了重要的进展。
1 关于地学哲学的理论研究
地学哲学是关于地球和地球科学的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地球科学认识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关于现代人地关系的哲学思考和系统总结。地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地球观、地球科学技术观和地球科学技术方法论。此外，关于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哲学问题、关于地球科学与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协调发展问题、关于找矿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等也是现代地学哲学的理论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15年来，地学哲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各类专著和学术论文（集）。例如，《全国首届地质辩证法学术讨论会资料》（1983）、《地学与智慧》（1990）、《地学与思维》（1992）、《地学与社会》（1994）以及《当代社会与环境科学》（余谋昌，1986）、《中国古代海洋学史》（宋正海等，1989）、《地学哲学概论》（王子贤等，1989）、《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地矿工作》（朱训，1991）、《找矿哲学概论》（朱训，1992）、《生态学哲学》（余谋昌，1991）、《地质学大争论》（A.哈勒姆，诸大建等译，1991）、《天地人巨系统观》（刘波，1993）、《地学的哲理》（顿铁军、张明定主编，1993）、《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新疆地矿工作》（陈哲夫，1993）、 《世界地质学史 （外国部分）》（吴凤鸣，1995）、《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宋正海，1995）、《地学思维论纲》（白屯，1995）和《找矿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朱训主编，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95）等。此外，在《哲学研究》、《科技日报》、《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和《大自然探索》等全国重要的报刊上都曾刊登了大量有关地学哲学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地学哲学研究紧跟时代步伐，从基础理论研究（地学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应用理论研究（地学哲学与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相结合）和综合研究（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相结合）等三个主要方向扩展开。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地学哲学研究走过了从确立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体系到全面化和系统化迈进的基本历程。1983年，首届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地学辩证法的概念、对象、范畴、规律、地学思维等问题以及一些具体地学学科中的哲学问题。1988年的第二届地学哲学讨论会上，关于地学哲学的理论研究深入到从整体上探讨地学哲学体系和建立地学哲学的理论框架等方面。1989年，由王子贤主编的《地学哲学概论》出版，标志着关于地学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进入90年代，关于地学哲学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出现了陈国达的《怎样进行科学研究》和《大地构造研究中的辩证思维》、马宗晋的《地球动力学发展中的地球整体系统论》和白屯的《从地质运动形式到地球运动形式》等研究成果。
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地学哲学研究十分重视结合国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地学哲学的社会功能，把地学哲学的研究成果用于指导社会实践，开辟了农业地质、灾害地质、地学经济学、地学伦理学和医学地质研究等新领域。地学哲学应用研究还大量涉及到资源、环境、灾害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和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提出并探讨了资源、环境、灾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制约性、市场经济与资源战略、资源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等重要问题。
在中国地学哲学研究向理论化和应用化方向发展的同时，以天、地、生、人综合研究并深入探讨其内在关系的地学哲学综合化研究方向日渐形成。1983年，全国首届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召开，标志着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扩展到全国范围。1988年，刘波发表了《天地人巨系统观综合研究》。1990年起，中科院等15个单位参加的连续举办了78讲累计200多个学术报告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 引起理论界的广泛重视，他们对天地生人相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把自然科学（包括地球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相结合，寻求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人口、资源和灾害等问题的办法。1993年，刘波出版了《天地人巨系统观》，标志着中国地学哲学综合研究的最新成果。
2 关于地学思维研究
地学思维产生于地球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之中。一般而言，地学思维是表征地学实践和地学认识活动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对地学认识基本过程的哲学思考。
“地学思维”概念被明确提出并引起讨论，是在1983年福州“首届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上。在此次大会上，马宗晋的《学科的思维习性》、余谋昌的《关于地球科学思维》和王学孟的《有关地球科学及其辩证思维问题》等论文引起与会代表们的热烈讨论。5年后， 地学思维问题成为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的热点问题之一。会上，彭建兵的《整体性地学思维的基本原则》、王恒礼的《地学中的逻辑思维》、白屯的《试论地学思维方式的规定性》以及雷援朝的《关于地学思维科学体系的构想》等论文在大会上交流，形成会议的热点。1989年地学家涂光炽先生发表了《地学中若干思想方法的讨论》，就地学研究中某些重要的思想方法问题阐述了看法。1990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关于地学思维问题的研究深入到更广泛的领域，其中，白屯、李秉平的《试论地学思维》、王恒礼的《现代地学思维方式及特点》、雷援朝的《地质形象思维初探》和王战的《人类对地球形状认识的辩证过程》等论文代表了关于地学思维研究的最新进展。1992年和1994年分别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上，陈国达、彭建兵、陈哲夫、王战、段联合、雷援朝、白屯分别报告了他们研究地学思维问题的新成果。
15年来，在地学思维领域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1992年，雷援朝等人的科研项目《地质思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几部汇集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优秀成果的论文集《地学与智慧》、《地学与思维》、《地学与社会》集中反映了近年来关于地学思维的研究成果。另外，白屯还出版了专著《地学思维论纲》。
近15年来，中国地学思维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展开，一是关于地学思维的哲学研究，重点是探讨地学思维的起源、历史发展，地学思维的对象、地学思维主体以及地学思维的主体与客体统一等涉及地学认识过程中的重大认识问题。二是对地学思维的形式和艺术的研究，涉及地学思维中形象思维的规律、逻辑和语言。三是对地学思维的创造性特征的研究，涉及地学思维创造性概念、表现及品质等。四是关于地学思维在地学实践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研究，主要涉及在具体地球科学学科及其应用中的大量有关地学思维的问题。
3 关于地学方法论研究
地学方法论是关于地球科学认识和研究方法的理论。地球科学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包括一般研究方法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和地球科学本身所特有的研究方法。
15年来，中国地学方法论研究除在原来地学具体学科中探讨某些成功的地学方法的方向上继续深化外，还出现了大量关于地学一般方法的研究。例如，张伯声的《谈谈地质构造的辩证法》（1980）、涂光炽的《地质学中的若干思维方法》（1981）、孙荣圭的《关于地球科学方法论的发展》（1981）、王子贤和王恒礼的《地球科学的辩证法问题》（1983）、罗祖德等的《试论地球科学发展中的方法问题》（1984）、诸大建和朱新轩的《浅谈当代地质学的方法论》（1986）、陈传康的《科学哲学和地学方法论》（1988）、白屯的《关于现代地学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1995）等。
在1983年首届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上，关于地学方法论研究开始成为本届以至以后历届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上重要的议题，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张文佑的《学习应用自然辩证法进行地学研究》（1983）、朱训的《正确处理地质找矿中的若干关系》（1983）、史秋桂的《地质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展望》（1983）、周尚哲的《关于庐山古冰川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1983）、吴凤鸣的《试论当代地质学理论研究的特点与方法》（1988）、涂光炽的《地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1990）、朱新轩的《地学革命·科学方法·人才构型》（1990）、朱训的《关于找矿哲学的几个问题》（1992）、潘玉君的《地理科学与现代科学方法刍论》（1992）、陈国达的《大地构造研究中的辩证思维》（1994）、马宗晋的《地球动力学发展中的地球整体系统论》（1994）、陈哲夫的《地学辩证思维的求实精神及基本规律》（1994）等等。
1989年由王子贤主编，全国十所院校和研究单位的有关人员参编的《地学哲学概论》出版，书中概括了当代地学方法论研究的最新成果。1991年，著名地学家陈国达的《怎样进行科学研究》问世。全书从对科学研究的认识出发，对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准备、实施等）进行了系统论述。1992年，朱训的《找矿哲学概论》从探讨一般找矿原理和方法的角度把地学方法论研究深入到我国地质找矿的实际应用之中。
4 关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地球系统科学是把整个地球和地球科学当做一个系统，研究其基本组成、体系结构及其内部要素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80年代，有关地球系统科学的问题在几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1983，1986，1989）和“全国地学哲学讨论会”（1983，1988，1990，1992，1994）上形成热点。讨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天文、地质、地震、气象、生物及人类社会等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发展、现状和演化趋势等方面的问题。1980年，孙荣圭在《地球和地球科学的发展》中，讨论了地球整体的矛盾性、运动性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地球科学的层次性、序次性、级次性，分析了地球科学在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位置。1984年，刘波在《地球系统观与地学系统观初探》一文中讨论了确立地球系统观与地学系统观的重要意义，重点探讨了地球科学系统的整体化、层序性、综合化等基本特征。同年，叶连俊的《地球科学近年来的现状和趋势》，就近年来地球科学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就地球科学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1986年，刘波发表了《软科学群与现代地球科学体系》，提出了地球系统科学的基本组成和框架结构。《地学哲学概论》结合近年来理论界对有关地球科学体系问题的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地球科学体系的演化与特征（如地球科学体系的含义和历史演变）、地球科学体系的结构（层次结构、门类结构等）以及地球科学不同结构组成间的相互关系。
进入90年代，随着新型的人—地关系日益被发展之中的天、地、生、人等学科所揭示，关于地球系统科学的认识被注入了新的内容，研究的角度深入到天—地—生—人巨系统。成果有：叶连俊的《对固体地球科学发展的思考》，白屯的《地学思维史简论》；刘波、江昀的《地球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及其学科发展战略》；陈泮勤、马振华、王庚辰合译的《地球系统科学》；诸大建的《地球科学的体系结构研究论述》；赵鹏大的《面对地球系统科学时代的挑战》等。
5 关于地球科学史研究
地球科学史是人类关于地球认识基本历程的研究和总结，是对历史上地学家重要思想成果及其嬗变规律的概括，也是地球科学各主要分支地质学，地理学、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等的认识成果的历史综合。
在地质学史研究方面，出现了更为系统研究世界地质学史、中国地质学史和综合地质学史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以及总论式的学术专著。此外，还涉及到地质人物、地质事业史和地质教育史等内容。例如，夏湘荣、李仲钧、王根元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1980）、黄汲清的《略论60年来中国地质科学的主要成就及今后努力方向》（1982）、《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中国先驱》（1982）和《我国地质科学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发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1987）、周国荣的《中国钻探发展简史》（1982）、孙荣圭的《地质科学史纲》（1984）、王子贤、王恒礼的《简明地质学史》（1985）、杨遵仪、程裕淇、 王鸿祯的《The Geology of China》（1986）、王若华、钱竟阳主编的《外国地质名人词典》（1987）、王鸿祯、夏湘荣、陶世龙的《A Brief Historyof Geology in China》（1989）、王恒礼、王子贤、 李仲均编著的《中国地质人名录》（1989）、黄汲清、何绍勋主编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1990）、王鸿祯主编的《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1990）和《中外地质科学交流史》（1992）、石宝珩、王仰之、刘炳义主编的《中国石油史研究》（1992）、王连方编著的《新疆石油史话》（1992）、王仰之编著的《中国地质学简史》（1994）、吴凤鸣的《世界地质学史（外国部分）》（1995）、王鸿祯主编的《中国地质科学发展的回顾》（1995）以及刘兴义、刘肇生合译的日本小林英夫的《地质学发展史（1983）和张弛、何往翻译的日本土井正民的《日本近代地学思想史》（1990）等。
地质学史委员会已先后召开了10届学术年会（1982～1995）。此外，还召开了中国石油史学术讨论会、中国地质学史研究进展与展望讨论会、中国地质教育史研讨会等六次较大规模并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讨论会。1990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五届国际地质学史讨论会暨中国地质学史第七届年会”，这是国际地质学史委员会第一次在亚洲召开的地质学史学术讨论会。十多年来，中国地球科学史研究会还出版了《地质学史论丛》，编辑了《地质学史研究会会讯》以及《地质学史通信》等刊物，为推动中国地球科学史研究和普及做出重要贡献。
在地理学史研究方面，十五年来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成果。如王成祖完成了专著《中国地理学史》（1982）、陈传康的《20世纪科学思想的变革与地理学的发展》（1982）、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编撰了《中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等。1985年，中国科学院牵头，全国近40个单位参加的12卷著作《中国自然地理》出版，杨吾扬出版了《地理学思想简史》。除此之外，还翻译出版了R.E.迪金森的《近代地理学学创建人》（1980）、M.C.波德纳尔斯基编撰的《古代的地理学》（1986）等国外有关成果。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黄秉维的《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回顾》（1990）、于希贤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1990）、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93），翻译出版了Ch.鲍梅罗尔的《地层学和古地理学原理与方法》（1990）等成果。
在大气科学史研究方面，近15年出现了一些奠基性的科研成果。在气象学史研究方面，陶诗言等写了《近代气象学的新进展》（1978）、叶笃正写了《气象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79）、浦庆余写了《3万年来我国气候变迁的研究》（1980）、 洪世年等编著了《中国气象史》（1983），此外还有，周竟蒙等的《延安时期气象史料》（1985），以及谢世俊的《中国古代气象史料》（1985）等；在气象事业史研究中，出现了徐淑英等的《30年来我国的气候学研究工作》（1979）、薛伟民、张基嘉的《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1984）、气象科学研究院的《气象科学研究院30年》（1988）、北京市气象局史志办的《北京气象事业发展史》（1992）等成果；在综合气象史研究方面，有殷显曦、彭光宜的《我国大气科学发展概况》（1988）。张家诚主编的《中国气候总论》（1991），叶笃正、曾庆存、郭裕福撰写的《当代气候研究》（1991），中国大气科学委员会的《中国大气科学的发展》（1991），大气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组的《20世纪国际大气科学的主要进展》（1992），以及叶笃正主编的《地球科学进展、趋势、发展战略研究》（1992）等。此外还翻译和引入了国外和台湾地区有关大气科学史研究的一些成果，如王鹏飞等翻译的《大气科学概观》（1981），刘昭民（台湾）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992）等。
在海洋科学史研究方面，15年来的发展奠定了其重要的基础。1980年， 中国古潮汐史料整理研究组出版了《中国古代潮汐论著选译》，1984年，陆人骥编写了《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同年，金连缘翻译了日本宇田道隆的《海洋科学史》，徐瑜写了《唐代潮汐学家窦叔蒙及其〈海涛志〉》（1978），宋正海、陈传康的《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1983），张震东、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1983），宋正海的《中国古代的海洋潮汐学研究》（1984），于效群、徐启望编著的《海洋科技发展概况》（1986），孙光圻的《中国古代航海史》（1989），宋正海等的《中国古代海洋学史》（1989 ）和《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Oceanography in Ancient China（—1840 A.D.）》（1990）、章巽主编的《中国航海科技史》（1991），以及宋正海、陈民熙、张九辰的《中西远洋航行的比较研究》（1992）等。随着人类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蓝色的海洋并把21世纪称为“海洋的世纪”，国内的学者开始进一步回顾、总结中国海洋科学的研究历程，展望海洋科学的新发展。例如，出现了谭征、沈建平编著的《走向海洋新世纪》（1993）、曾呈奎、周海鸥、李本川主编的《中国海洋学研究及开发》（1993）、宋正海的《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1995）等等。
中国地学哲学研究在近15年来的成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李瑞环、宋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专门写信对近年来我国地学哲学和找矿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一些著名科学家、两院院士都曾多次参加地学哲学的各类学术活动，积极支持和推动了地学哲学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地学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批地学哲学研究成果积极参加了对外学术交流，中国地学哲学研究正在走向国际学术论坛。目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地学哲学委员会已建立起包括全国地学青年委员会，“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基金会”和四川、陕西、江西、新疆等研究分会在内的国家和地方两极学术组织，其会员已遍布全国。经过多年特别是近15年的发展，中国地学哲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活跃于教学、科研、管理和生产等部门、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这是中国地学哲学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