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档案#183;三言两语——当前小说创作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人论文,点评论文,档案论文,三言论文,两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整整一年过去了，除了徒劳往返于京城与乡村的巨大缝隙之间，真的说不上做了什么。笔已经实实在在地被搁置了，正如那日益悬空的生存。既然不想做无病呻吟，那么就让它空着吧。心里这样想，于是也就这样做了。就这样做的时候，那心却似乎永远老去了。
恨不得永远停止笔的运动，但读了一年的书的思想老囚不住，总要跳出来。于是破例安慰起自己：就这一次吧，把想说的话三言两语吐出来，对，就是吐出来，吐干净了就走。
于是就想到了“真诚”。在我心目中，这两个字一直具备着许多人所无法体会的分量。在我看来，一个评论家若没有它，不管文章多么漂亮，他都是危险的。危险的写作与危险的批评是一样的，因为迷失了真诚，而有了它，一切的不足都值得原谅。这也就是我对批评的最基本态度与立场。
真诚在某点上意味着非常个人化的叙述，因为真诚本身就是个人的。因此真诚的批评并不能代表太多人的观点，甚至有时仅仅就是自己的。但这并不妨碍批评的力量与价值，恰恰相反，真正有力量有价值的批评往往就是这种非常个人化的真诚的批评。因为只有思考才具备个人化，而没有思考的东西恰恰就是雷同的。雷同的见解读者没有义务看，读者需要的就是你在诉说。对，就是你，不是别人。
就这样，我看到了许许多多作家的诉说。与批评家相比，他们的诉说显得丰富而厚实。至少而言，他们相当一部分是独特的，甚至是别人所无法取代的。对于这样的作家，我愿意分别发表我的见解，就算是聒噪与论断，我也没有退路了。当然，既然是真诚的，自然免不了苛求，但却不是敌意的或不负责任的。
由此，就先点上史铁生、张承志、张炜这么三位作家。由于后面谈及的人多，不妨给他们分别安上个次序，先说明的是，它不代表先后之分。另外，诸位被点上的若有什么火气请到最后再发，免得我胆量太小就此打住而弄得此文有头没尾。因为说到底，当前批评的不争气恰恰就在于作家们太关心批评了，而这种关心又恰恰在于爱听好话而不愿听真诚的话。但愿我的苛求能得到在座诸位的谅解与真诚的理解，甚至是同情。
⒈史铁生其实一直都挺想谈及这么一位令我敬佩的高大的身影。认真地读过他的几乎所有的文字，包括最近的《务虚笔记》。我看得出他的冥思的智慧以及那不息的生命力。我最佩服的就是他那不老的思想及旺盛的生命激情，而这一切又都与这位智者对残疾的正视及抗争息息相关。倘若没有残疾，自然也就不会有史铁生这个人。因此，残疾造就了作家史铁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史铁生让残疾放射出无尽的力量与光彩。
然而，致命的也正在此。史铁生经由残疾造就了文学的辉煌，但他却没能超越残疾本身。表面上看，史铁生通过冥思的智慧战胜了死亡，但在本质上却没能超越残疾本身，也就是说，作家本人太看重了残疾本身，以致于一直局限于以残疾人的身份去思考问题。在《我与地坛》等散文篇什中都可以看到，作家一直是以残疾人身份发问的，作家的冥思及动人的诉说也都是经由残疾这个载体的。虽然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却给人以一种印象：那就是作家一直对残疾耿耿于怀。这点在《务虚笔记》中特别明显。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称赞的，因为残疾人并不是都能对人生及生命作出这样有力的发问，甚至更不能像史铁生一样对人生有相当深刻与透彻的参悟。但从苛求的角度而言，史铁生的作品就更像是写给残疾人看的，而对健全人则构不成足够的阅读欲望与阅读享受。好像这种人生思索是史铁生的专利，而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具备的。因此许多读者读过了就过去了，根本未想到这种深入骨髓的思索应该成为自己警醒与参照的一面旗帜。至多也就不过是一句沉重的感叹而已。正是在这层面上说，史铁生是失败了。
在这意义上失败的史铁生自然不可能是什么大彻大悟的人生洞察者，实际上，史铁生展示给我们的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高不可攀。而他对人生的发问的追索也更多带着一丝痛苦与挣扎，也带着思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茫然。应该指出的是，残疾是远比死亡更难以超越的横亘在残疾人日常生活中的所是。它是如此确定与鲜明，以致于残疾人每时每刻都必须面对它。而死亡则往往与常人相同，而且它也不常来打扰安宁生活中的每个人。正由此，《务虚笔记》便常处于残疾的打扰当中。它的冥思应当说是出色的，甚至是非凡的，而许多概念及观念的反思也都让人刻骨铭心。但说到底，《务虚笔记》只能是出色的甚至是非凡的笔记，但不是杰出的小说。在我看来，史铁生更出色的才华在于散文，而不是小说。他可以是一名非凡的思想家与重要的作家，但决不是伟大与杰出的小说家。
⒉张承志与史铁生一样，张承志也几乎成了某种力量的象征。这位草原的歌手在某一天突然成了英雄主义的最杰出代表。英雄与好汉都是这个时代每个领域所缺乏的。当气功界有了气功大师，医学界有了神医，文坛也便迫切地呼唤着主宰它的英雄。当然，这英雄只能来自于精神。史铁生当之无愧地成了文坛上的张海迪之后，人们仍然渴望着作为健全人的某种隐蔽的强化的呼喊，于是张承志这位血性汉子便出现在最具男人气慨的西北大荒漠之间。这应当是某种巧合，而这种巧合则又来源于个体人格的直觉。在这样一个时代精神日益被金钱物欲所吞噬的今天，人们都在心灵深处等待着，在痛苦的瞬间呼告安慰者的到来。
然而，张承志毕竟不是安慰者，说得确切些，他应当是一位幸福者，因为他找到了他的诉说，他的《心灵史》是他的信仰的奔流，但也是回民祖祖辈辈精神的传说。这种信仰的精神对于他及他们都是不倒的。在此，读者更重要的思考并不在于《心灵史》本身所体现的艺术魅力，而在于《心灵史》的价值及带给我们的信仰问题。《心灵史》之所以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恰恰也就在这里。
可惜的是，张承志也许一时激动过分了。虽然我并不怀疑《心灵史》中体现出来的真诚与作者激情澎湃的心情，但我想，走过了分水岭之后的张承志会是什么样子呢？实际上，走过了“荒芜英雄路”的张承志越来越令人失望了。首先，他忘记了《心灵史》中令他豪情万丈的充满幸福体验的信仰；其次，他忘记了西北大荒漠中给他带去高峰体验的“父老乡亲”；最后，他忘记了他“搁笔封刀”的诺言，却仍旧在写着远不如从前的散文。也许，这三条他都没忘，恰好相反，仍旧刻骨铭心。这并非没有可能，但我却觉得仍然令人失望。因为，倘若仍旧刻骨铭心，那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张承志软弱了，至少是对原初的信仰不止一次地动摇过。说到底，信仰是朴素的，它不需要聒噪，也不需要浪漫，更不需要血性的英雄主义。它需要的是平静与寂寞，淡泊与明志，孤独与守候。充满激情的歌手与英雄，走遍山川大海的浪者，他能够坚守如此平淡的生活吗，就像荒漠中的充满了盼望的那些父老乡亲？是的，张承志不能，于是他又往返于京城与祖国的每个角落，他天生就是个不安分的人。于是，我们更确切地看到了《心灵史》的某种欺骗性，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魂的写作，即心思、情感、意志的迸发；而不是充满灵的写作。
⒊张炜但不论怎么说，张承志毕竟是一位精神的前行者，他提供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话题与问题，而不是小说。与张承志不同，张炜则更多地用小说来说话，他试图通过一部接一部长篇的创作来表达他近乎乌托邦的理想。如果说《古船》给张炜矗立起一面大地的旗帜，那么《九月寓言》的出现则让读者看到了作家旗帜下那一排排士兵的奠基。这士兵实际上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厚实的土地的耕耘者，是祖祖辈辈的农民。应该说，这两部小说（特别是第一部）代表了张炜小说的成就，是张炜耐得住寂寞，与大地为伴的结晶。
遗憾的是，张炜并不是杰出的小说写手。他的成功实际上更源于他的勤奋。说到底，他写大地及与大地息息相生的农民的生活并不透入骨髓，他太富于诗情与浪漫，也太富于理想主义了。《九月寓言》正是在这层上稍逊于《古船》的。而这种乌托邦的倾向则由于舆论的烘托与渲染变得积极起来，如果说张炜开始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心灵倾向，那么到了《柏慧》则成了一种资本加以宣扬了。也许是由于和《家庭》同时写的缘故，这部小说被陈墨认为是“矫情做作，形式杂乱，缺少气韵”（见《90年代长篇小说概观》，《百花洲》96年2期）。在我看来，《柏慧》自然是失败之作，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作者理想代言的一个符号。它只是观念的产物，也由此失去了形象。
到此为止，张炜实际上也和张承志一样成了某种言论的中心代表。张炜也似乎挺满意于这种角色的扮演，于是也便写了不少散文与创作谈申诉自己的主张与理想。表面上看来，大家对这种亲近大地或土地的创作精神都表示热情的赞许，但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隐晦的折衷问题。那就是反对是吃力不讨好的，而沉默则显得冷淡。冷淡对土地的感情，我想在中国的母语中是很难找到的，因而还不如热烈地赞同为好。这实际上又是一次中国人圆滑的展览。很明显，既然大伙儿都没办法做到久居乡村而对乡村一直问心有愧，那么在这么合宜的场合中发表对乡村及大地（当然也就有农民）的赞美的言论都是求之不得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许多作家评论家真诚的对土地的感情，更确切地说就是对乡村的感情。
而问题也就出在这边。作为一种理想，退守“葡萄园”及大地都无可非议，但硬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倡导这本身就令人怀疑。估且不论张炜是否真的能“融入野地”，就是从现实而论，如今的乡村与大地又有多少诗意让我们的作家牵肠挂肚？而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耐得住寂寞独守家园？也许半年、一年、两年都可以，但若一辈子、十年、八年与大地相依相伴了，我想每位倡导者都会发疯。就说张炜，一个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能融入野地吗？不用说“融入”，就是“进入”都是一件令人钦佩的事情。而实际上呢？济南这省城的大都市总还是抹不断的，毕竟，他还得写小说。也许，这话说得土了些，但我想说明的是，乡村与土地不存在于理想主义的浪漫之中，面对它我们就必须面对血淋淋的严峻的事实。而融入野地也就必然得融入农村那残酷的现实里面，而不是乌托邦的宣言。作为一直呆在农村的我来说，我想这点意见张炜是能够体会的。我也期待张炜能够真正与大地为伍，写出能够“咬人”的小说来。
谈完了上述三位作家的精神立场，心中不免松了一口气。在我心目中，精神永远是一位作家得以站立于世的根基，不管这位作家的精神立场如何，只要有而且坚定，他都是值得人们推崇与敬仰的。当然，分析他们的原因也在于，精神是一种财富，假若能被大家所接受甚至被公众所激赏，那将更是一件人类的幸事。当前，人类面临的就是这种精神的普遍危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作者的作家，他没有权力对这种状况漠然视之。正是在这意义上说，我首先选取了这么三位作家作为精神话题的载体，而我阐述的也更多在于精神而不在小说本身。实际上，这三位作家的意义也更多在于此。下面，我将把注意力放在小说身上，但由于篇幅所限，所谈也更多在于皮毛，就此还望读者谅解。
⒋王蒙一接触到这两个字，笔就变得尴尬。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说到底，王蒙不是纯粹的小说家。这位部长级的作家老甩不开被谈论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而且王蒙自己也似乎乐于制造这个中心位置。即便到了90年代，他不仅写小说，还写散文、随笔，也写评论，顺便还搞研究，真是五花八门，样样独到，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旺盛的创作激情。应该说，王蒙的小说有其独到的风格，和他的随笔一样，他在小说中已经惯于冷嘲热讽，加上当过一回部长，语言充满霸气。《暗杀》、《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发表只能说明王蒙还“有的写”，而在艺术上则没什么突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微露疲态与老态，仿佛是为了支撑面子才去完成似的，自然，也就没有《活动变人形》中的积极与坚决了。
这种失败可能来自于王蒙自视为中心的这种状态身上，而许多作家对王蒙的这种代言人身份也相当警惕。尽管他已经不是文化部长了，但这部长级的待遇还是令许多作家感到了一种距离。于是，王蒙也干脆独来独往，说话也干脆尖锐了许多，从而也引发了许多争论。自然，王蒙也就还在中心，自然也就还装出一副爽朗与豁达的样子。不可否认，王蒙的这种特立独行有他的苦衷。有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的话很容易被别人所误解。实际上，王蒙并不想充当代言人的身分，他的许多用意深刻的小说及话语都是证明。但大伙儿都把他往那台上推，那他也就只好不辞了，但于内心却充满尴尬与苦楚。对于王蒙而言，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于小说而言，不幸则成定局。
⒌莫言与《丰乳肥臀》提及这位并不称职或说徒有虚名的部队作家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把莫言与《丰乳肥臀》放在一块是不恰当的，因为莫言本身就足够有魅力令大伙儿轮上一圈。之所以把他和这部长篇放在一起，那意思相当明确，就是说这部长篇的意义也不在莫言之下。这样打比方令人可笑，但却可以看到这两者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毋庸置疑，莫言是当前中国难得的相当出色的小说家之一。他是一位好作家。自然，作品也是好作品。实际上，莫言的小说素质与才华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军旅生涯，而说他徒有虚名也仅仅是说他没写出什么军队题材的作品。然而，莫言却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部队作家”，因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深地浸透着军人那特有的气质，而且，莫言也只有在具备这种气质下写出来的作品才是优秀的。像《红高粱》的狂野与蓬勃，像《欢乐十三章》的大胆与暴露，无一不透出莫言那经由部队生涯磨炼而成的特有才华。可以说，莫言小说一度才华横溢、激情四射、令人惊叹！可是，莫言一旦离开这种气质造就的良好的语言直觉，那么莫言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除了前期大部分展示着鲜明的莫言感觉的小说外，后面的许多小说或多或少都令人失望。也许可以这样说，莫言天生就是只能写苦难写丑陋的，他的才华一放置在和平年代及和平事件上就黯然失色。
这种解释同样适用于《丰乳肥臀》的批评。以我阅读的体会而言，上半部确实曾给了我极大的震动，而且一度以为它并不逊色于任何一部杰作，至少是让我看到了《霸王别姬》的影子。痛心的是，下半部越看越疲软，特别是当我看到“乳罩公司”出现之后，我心想莫言又完了。他决不能走入当下情境之中，这是莫言的禁区。特别是他那种气质及那种语言直觉绝对不能与俗艳的“金钱”或“公司”或“日常生活”放在一块。显然，莫言这部小说一开头就平庸得令人无法想像，至于结尾就更让人痛心疾首了，实际上，莫言在意识形态上犯了一个许多中国作家同样具有的严重错误，那就是任何长篇都想在时间跨度上制造一种横亘古今的气势，似乎唯有这样才能说明问题。而实际上，这种“今”往往破坏了前面所有良好的感觉，真是吃力不讨好、贪多没好处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倒不妨借鉴一下第五代导演的成功经验，特别是《霸王别姬》，同样反映了文革后的现实，但结局则非常深刻甚至重新掀起了一个震颤人心的高潮。
这显然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事实。是否也应该提醒一下所有的中国小说家，在写长篇时，千万别把自己当作壁虎或四脚蛇，仿佛那尾巴不是自己的。也许，真该如某些外国人所说的，中国作家应该重新学习如何写作了。
话说回来，《丰乳肥臀》由于出色地继承了莫言前期充满生命力的语言风格及故事风格而仍不失为一部出色的小说。虽然它在“文革”及结尾这段上显得平庸，甚至连开头也平庸，但由于前半部非凡的恢宏的历史画卷的描述，《丰乳肥臀》仍然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仍然是一部出色的好小说，也是代表了莫言成就的小说。正是由此，我产生了告别莫言的念头，至少，近几年他不会又让我刮目相看吧？
⒍贾平凹曾经一度十分红火的贾平凹似乎显得有些沉默，虽然也还有下江南体验生活的热闹场景，但却明显务实起来了。也许，贾平凹本来就不该沦落得如此俗气，甚至也不该让“大师”这称号沾边，毕竟“大师”更适合街头书商小贩的叫卖以及给气功界的头头们作标签。可叹的是，原来那土里土气的乡村少年在某一天忽然成了街头小巷的畅销通俗小说作家。这显然是作家始料不及的。
实际上，我和许多曾经热烈崇拜贾平凹的读者一样，我也曾对《浮躁》式的小说充满了期待，更对“商州系列”倾心有加。应该说，贾平凹无论在人品或文品方面都曾经赢得许多读者一致的赞誉。那时，正如许多读者所说的：“贾平凹是我心中的贾平凹。”谁都不可能理解这样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竟廉价地利用了善良读者的一片痴情。在久经等待隆重推出的《废都》面前，读者也像马位多纳的球迷一样饱含失望甚至是愤怒地离开了他们的明星。这一损失是惨重的，负责的当然只能是明星本人。作家没有想到，他的地位实际上如此突出与重要，而关心他的读者又是如此众多。我想，假若作家早些清醒这样一个事实而不仅仅去征求同行们的廉价的褒奖的话，也许事情还不至于如此一败涂地。这点同样说明了很多问题，包括各行各业的明星，他们都存在一个面向大众的功课。因为地位的升高很容易使人脱离地面脱离大众，从而让自己悬空，于是也容易一叶障目导致惨败。贾平凹的悲剧无疑便是如此，虽然他没有忘却他的商州，但自从进入都市以后，他的圈子便太多奶油气及文绉绉的小家子气。他甚至没意识到那么多读者对他的好感及崇拜。本来，作为一个“大师”，这点觉悟是起码应该具备的，而这点对读者的义务也是不该忘却的。就像鲁迅一样，他的成功便相当大程度来源于这点义务及动力。没有面向大众也就没有鲁迅，这点是显然的。不管贾平凹在《废都》之后的态度如何，甚至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怀好意，但我却认为，从真诚的角度上说，作家至少应该反省，毕竟，它不是一个两个人的草率的观点。
而回到《废都》本身，我个人认为它并无出色之处，至多它只能看作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而重要也在于它的独特以及对现实的揭露反映身上。当然，作家没有把分寸把握好，不然它完全可以写得更出色。而从文本的角度上说，它却提供了足够的话题，至少是研究者应当重视的。
在象牙塔自筑的良好感觉一旦解体之后，贾平凹自觉地走向了《白夜》。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奇怪的是，评论家却失去了热情，甚至仍然处在《废都》的阴影中对它不屑一顾。作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这种情绪无疑是致命的。在我看来，《白夜》无论从语言还是从故事风格都与《废都》有相当程度的雷同，但在艺术成就上却不可同日而语。我的看法是，《白夜》比《废都》出色得多。由于人物身分的转变，《白夜》更显示出作家的艺术才华。虽然它仍旧显出象牙塔自筑的那种书生气而破坏了城市闲人那种特殊的生存境遇，但它至少关注并写出了一种现实的深刻存在。主人公那种找不到着落点的灵魂无依感是刻画得相当深刻的，甚至在某点上可以成为这个时代人类精神的生动写照。而且，从艺术上说，《白夜》也是出色的。不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语言与故事，或者鬼戏的穿插，都不造作而显得贴切适当。更可贵的，当下情境的生存图景一旦经由作家的笔便出现了一种距离的美，而不会像许多新写实作家一样那么平庸可怕。可以说，《白夜》是我所见的最为出色的一部描写当前城市生活及生存状况的长篇小说。当然，出色不等于杰出，而问题就在于作家没有深入城市生活的底层与内幕而过多停留于自筑的象牙塔之内（如给主人公及每位作家倾心的人物太多艺术细胞等）。假若能够深入些面向生存维艰的大众或者深入些刻画出金钱与权力及欲望腐蚀下的一张张丑恶嘴脸，那么，《白夜》注定是一部杰作，自然也就不可替代了。由于《白夜》，我想贾平凹仍旧是可以期待的，但愿他不会让我们失望。
⒎《白鹿原》这是一部逸出了人们视野的成功之作，虽然它也谈不上伟大，但非凡是配得上的。这也就是单单提它的原因。不提及作者那是因为作品本身最能够说明问题。就像《红楼梦》广为人知而曹雪芹没几个人能够记住一样，《白鹿原》的作者是谁似乎已经并不重要。可以想象，没有《白鹿原》，文坛上是不会留下“陈忠实”这三个字的。而如今，陈忠实及《白鹿原》都注定要进入文学史了，剩下的只不过是分量轻重的问题。
无疑《白鹿原》是对农村反映得最为地道与扎实的作品。纵览全文都给人一种大气沉郁、凝重古朴、疏缓有致的感觉与回味。虽然有一部《百年孤独》挡去了不少光彩，但《白鹿原》仍然是独特的，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它不仅写得地道好看，而且也极富回味的余地。在本世纪初年到本世纪中叶这段历史叙事中，小说都紧扣白鹿原这块土地，把所有大小背景及历史的更变都巧妙地糅进了白鹿两家的演变之中。从而也使人们在故事的讲述中同时看到了大历史及此背景下农民那丰富的生活细节。可贵的还有它透显出来的丰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及内涵。当然，鲜明的人物形象及雍容大度的叙事风格都使小说增强了感染力。看过了《白鹿原》，我便实在地看到了中国小说的希望。任何简单地否定《白鹿原》成就的结论显然是草率的，毕竟，没有对白鹿原这块关中大地的透彻把握及对中国农村历史现实的深刻领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有如此卓越的表现的。
自然，《白鹿原》有它的局限。它不仅回避了历史血淋淋的一面，而且也把农村生活简单化了许多，特别是后半部的处理有些一般化。实际上，过分重视了白鹿两家三代人的明争暗斗而把原本更丰富的农民生活真实置之不顾是一大不小的损失。这点也可以同时引申到人物太典型这一弊病上面。除了白鹿两家，数得上的人物不过七、八个，而且大都与白鹿两家有着密切关系。这对于一部四十万字左右的长篇而言是不合适的，也是不明智的。这点很能说明小说后半部一般化的问题。另外，看过了小说，我们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意义或者契合我们需要的心灵表达。所有这些，也就是我定义这部小说并非杰出或伟大的缘由。但不管怎么说，《白鹿原》的出现意义重大，甚至给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巨著只能是农村的巨著，而作家也只能是农村的作家。（这句话我想不用解释，只要不从字面上理解就行了。）
⒏李锐、张宇、刘心武、王安忆、韩少功把这么几个作家放在一块连我自己也想不清为什么，这更像一次权宜之计，仅仅是为了完成某种适当的言说。除了前两位之外，其他三人都已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略微相同的是，他们都一直坚持创作并有新作面世，如李锐的《旧址》、张宇的《痛苦与抚摸》、刘心武的《风过耳》、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读者的关注与赞许，而且也都调集了作家的知识与想象对作家钟爱的人文与历史进行了重组。因此可以说，它们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作家的成就。
韩少功应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值得称赞的地方是，他的小说一直都沿袭了极为浓郁的乡土人文的表达，而且在艺术上极富创新。读韩少功的小说，人们仿佛走进一个清新迷人的童话世界，往往被它那神秘朦胧的面纱所笼罩。作为一次经验、知识、梦想与创新的集大成者，《马桥词典》自然非同一般。用词典的方式对一个地域的山川人文树碑立传，这本身就足以让人产生不尽的诱惑，而作为一种罕见的实验，它又足以让人感受到作家那非凡的想象力。在小说中，韩少功舒展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并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潜在智力，在思想、兴趣爱好各方面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可以说，《马桥词典》是唯一的，因而也是重要的。它必将带给人们许多有益的思考与话题。
相对于韩少功而言，王安忆并不逊色。这位坚强的女人似乎比任何一个男作家更富耐力。同年代的许多作家都偃旗息鼓了，她却一直在诉说着，仿佛流水一般没有尽头、1993年发表《纪实和虚构》讲述的是老而又老的故事，故事本身并不引人入胜，但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它代表了王安忆不息的创造力。之后的《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等小说实际无太大的成就，只是题材有些改变而已。也许，写这种小说对于王安忆是一种损失，至少对于智力与体力而言是这样。我更希望王安忆能够停下来，重新看看她的“三恋”，然后再决定怎么写，我想并不迟。
而对于刘心武来说，这问题同样存在。如果说《钟鼓楼》还算是一部重要的小说的话，那么《风过耳》至多就只能算优秀了。实际上，刘心武与王安忆一样，写得多了反而就显不出水准了。当然，刘心武更具备一种创新的能力，后面的小说也都远比《班主任》意义重大，也称得上小有艺术成就，但至于影响，却不能与《班主任》同日而语。这不知道是时代的悲哀还是作家的悲哀？
也许，时代造就的英雄都很难再超越那个时代吧。而这些不识时务的耕耘者又让人想到些什么呢？
在这层意义上说，李锐和张宇也许会幸运些。他们都用厚重的作品说话，也都辛辛苦苦地埋头苦干着。《厚土》系列是沉重的，而《旧址》也是苦心追索才写成的，因而也写得更纯粹、更投入、更富于激情。在这点上，李锐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也许，作家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写历史跟写现实一样同样需要激情，若非到了非写不可，历史是万万不能碰的。写历史甚至比写现实更需要优越的素质，这点在《百年孤独》及昆德拉的小说中都可以深深体会到。然而，也正是缺乏马尔克斯式的激情，几乎每个中国小说家的长篇历史梦想都不同程度破灭了。
《旧址》显然不缺乏激情，它缺乏的是对这古老历史的把握能力。不否认，任何时间的距离都是对作家素质的严峻考验。因此，《旧址》写得并不够充分与舒展，也缺乏对当下的关照与审视。
张宇的《痛苦与抚摸》自然也是一部厚重的小说。作为一个勤奋的探索者，张宇一直扎根于那块中原大地做有益的尝试。《痛苦与抚摸》自然也就是张宇于体验感受过程中挖掘出来古老传说，可惜的是，张宇并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小说写手，因此这部小说提供给人的更多是一种平面的心理感觉，而非心灵深处的震撼。可取的是，它写出了历史文化的深层内蕴与复杂性，使人感觉到它分量不轻。
⒐刘恒、刘震云、刘毅然、池莉、方方、赵玫、范小青、毕淑敏、蒋韵、张抗抗在列举的这些人当中，比较活跃的大概也就只有池莉、方方、毕淑敏三个了。池莉和方方一样，她们都沿袭着新写实的老路继续不知疲倦地写着，而且也都写得令人满意。她们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的角角落落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与故事，由于实实在在，因此仍有不少读者喜欢。但作为一种艺术而言，她们的小说缺少了原初的锋芒，显得有些平庸。而这实际上也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赵玫、范小青、毕淑敏、蒋韵、张抗抗近期写的小说也无甚出色。赵玫的《朗园》、蒋韵的《红殇》、甚至包括《栎树的囚徒》，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及《情爱画廊》，说到底都不是什么创新之作。她们更关心的似乎是故事，即如何把心中不想放置的故事倒出来，至于艺术处理却无太大的考究。也许，这种小说更大意义上是个人的，而非读者的。这可能也是许多女作家一个致命的弱点吧？显然，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容忍的过错，仅仅把小说当作自己的私人用品，我想还不如保存好别抖出来为宜。
在这方面，刘恒、刘震云便做得节制，至少，他们可以不写。说实在的，他们都是相当优秀与出色的小说写手，特别是刘恒，他的小说才华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从前期的中篇创作，还是后来的《逍遥颂》及《苍河白日梦》，都显示了作家敏锐的艺术直觉。特别是《苍河白日梦》的深刻给人留下极难忘的印象，它同时也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小说。从这意义上说，刘恒没有继续努力让人觉得可惜。至于刘震云则是另一回事，在我印象中，刘震云后来的小说都没有前期几个中篇出色，包括《故乡天下黄花》也没什么突破。也许，刘震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见好就收也不失为有自知之明的举动，至少不会徒添读者的厌倦。而这一收缩也说明刘震云也许还有他更愿意努力的事情要做。
另一位叫刘毅然的却似乎不愿意这样寂寞下去。虽然他的名字换了一种方式在电视上出现，但也许拍片的灵感激发了他，他不愿意让手空着了。《奔逃》、《老故事》、《祈祷》一连串就是几十万字轰炸开来。不敢说有什么进步，但毕竟有些分量，然而说到底也就那么回事。《老故事》实实在在是老故事，似乎还能看，但看完了也没了。至于《奔逃》与《祈祷》，由于逃离了刘毅然式的叙述而变得让人感到陌生。大概是操作太快的缘故，写得过于草率了些。
⒑梁晓声、洪峰、朱苏进、储福金、潘军、周大新、陈源斌、刘醒龙、何申、谈歌、陈村、阎欣宁、阎连科、许谋清、钟道新、皮皮、李贯通、李佩甫、杨争光、程海、京夫、高建群、莫伸……梁晓声的再次兴盛与电视剧《年轮》有关。作为一个知青作家，他的真诚留给许多人深刻的印象。《泯灭》虽不是很出色的作品，但和《浮城》等许多小说一样反映了许多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和他为人本身一样，小说和散文都极能体现他那坦荡明了的思想与说话风格。也许，他的小说艺术成就更多只能属于过去的时代，但相对于文坛，梁晓声是不可或缺的。
洪峰已经少写东西了，但不时冒出来的文字总让人感到奇怪。相对于过去的成就，现在的洪峰显得微不足道。《苦界》显示的是作家编造故事的能力，可算够档次的通俗小说。而《东八时区》则平庸无奇，作为长篇勉为其难。总之，洪峰失去的不是讲述故事的能力，而是一种良好的艺术直觉。
朱苏进是应当着重提到的相当优秀的小说家。他的成功源于他极隐蔽的职业才干及良好的语言直觉。《绝望中诞生》及《接近于无限透明》都蕴含了作家非凡的人生洞察与感悟。能在军队题材上取得长足突破无疑与作家思考的深度息息相关，而深度也恰恰是朱苏进小说的闪光点。值得推崇的是，朱苏进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塑造得有血有肉，而第一人称的叙述激情也让读者欲罢不能。当然，如何把这才华应用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去塑造一个群体，这是朱苏进面临的严峻问题。只要作家涉足长篇的创作，这是必须解决的。
接下来的几个作家似乎都没有很独特的艺术追求，但又都是不容忽视的。储福金写得不少，而且富于探索性，但不是很让读者满意。潘军写得有些古怪与灵气，但写得少且不好读。这两位特色型的小说家似乎由于常变且质量不很稳定而缺少关注者。对于他们而言，“如何写”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读者喜欢的“写什么”，自然，困难也就摆在了他们面前。而对于周大新、陈源斌、刘醒龙、何申、谈歌等人而言，“写什么”则是他们唯一的需要。他们的小说也正是在故事的演化中获得了一定的声誉，除此之外，意义也甚为了了。陈村的艺术才华是较早确立的，作为一名残疾人，他的思考更多地渗透在小说之中。可惜目前很少见到他的作品。阎欣宁是创作颇丰的小说家，但质量参差不齐，自然很难引起读者注意。这点在阎连科、许谋清、钟道新、皮皮、李贯通、李佩甫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显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危机，即如何面对小说平庸的问题。平庸是写作不可轻视的潜在劲敌，任何马虎与随意都将导致一个作家的败落，而平庸又是同时存在于“写什么”与“如何写”两方面的。
相对他们而言，后面几位陕西作家显得更加出色。能够实实在在地埋头创作是他们共同的优点，他们更像是纯粹的创作者，既没有放弃创作，更没有放弃生活中真实与深刻的体验。谈论他们无疑是艰难的。而用三言两语概括他们厚实的写作显然有点不自量力，但想谈点总比沉默好，顺此也期能够抛砖引玉吧，毕竟，谈到他们的文章太少了。
在五人中间，杨争光是最小的一位，写得也最少，但却写得更纯粹。很早的《黄尘》可以看到他的小说才华。后来的《黑风景》、《棺材铺》、《赌徒》、《老旦是一棵树》都极具吸引力，在内容与艺术上显示了它们独特的魅力。京夫写得不少也比较传统与现实，他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凄绝悲惨的农民故事，讲述得非常地道而平实。《八里情仇》体现了作家沉稳坚实的努力与敏锐而深厚的洞悟。而程海也不例外，《热爱命运》展示的正是作家刻骨铭心的超凡体验与细腻若丝的感觉，对艺术的真诚与对情的真诚相融得相当完美。莫伸的《尘缘》则走向城市，用自己的思索与机智写出了人生的苦痛与挣扎。而高建群则扎根于小镇的历史与现实，相继推出《最后一个匈奴》和《六六镇》，他的处理重大题材的非凡才智由此可见一斑。无疑，这些作家尽管在艺术上还不很让人满意，但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则走在许多作家的前面。
⒒迟子建、陈染、海男、斯妤、林白、张欣、徐小斌、徐坤、虹影、严歌苓、友友……这是活跃于当前小说创作的作家，除了前面四位，后面几位都是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才冒出来的。不知道是否应该感谢世妇会在北京的召开，总之我认为她们的名字变得耳熟能详跟这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至少对于其中几位是如此。
迟子建与陈染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小说写手，而且也都早有名气，海男则先有诗名才转向小说。一般的习惯也都让这三位女性同站一列，而实际上她们的风格存在明显的分别。迟子建的故事是比较透明的，也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女性写作，《北极村童话》便是很好的代表。后来的迟子建似乎一直把目光集中于那块神奇的土地上的平凡的人物，《亲亲土豆》、《原野上的羊群》、《白银那》都给人深刻印象。可以看到，这种朴素的写作背后蕴含了作者深厚的故土之情以及对劳动者对亲情与温情的深切体悟。迟子建无疑有着许多同性作家没有具备的小说深度认识，因此她的小说也越出了那个团体的水平线。可以想象，只要迟子建朝这个方向不倦地努力并更确实地深入下去，成就是指日可待的。
与迟子建不同，陈染采取的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小说语言。她那禁闭式的生活给了她一种自足的想象空间。从近年小说看来，陈染更多地走向了危险的深渊。如果说她的前期小说还出示了她富于灵感的想象力的话，那么近年的小说则很难说得上讨人喜欢。《私人生活》确实就是私人的生活，它没有提供给读者多少有益的感受。它实际上还不如《与往事干杯》带给人们的感受一样丰富。显然，陈染正在走向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将最终堵塞她与读者的通途。正如某些读者指出的那样，陈染小说出示了太多的自恋倾向，小说变成了私人生活的流水帐，而对小说叙事技术的过度迷恋又让读者视若畏途。如果这真如作家所说的是一种探索的话，那么我希望她不要再冒这个险，趁早把她的才华投入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毕竟，陈染有她的独特之处。
相对于前面两位，海男的探索性便更加纯粹。她从小说的叙述及故事的演绎上作出自己极端的阐释。当然，这种阐释有些僵硬，很难让读者满意。但一意孤行的海男似乎无暇顾及这些，她更需要时间把心中一切的狂想倾倒出来。有一点是明了的，海男只能写有她强烈经验参与的小说，也只有这时海男才显得优秀并富于灵气。《疯狂的石榴树》及《我的情人们》都有它独特的意义，这意义便是海男对写作的情有独钟。海男无疑和陈染一样具备着一种可怕的文本痴恋，她们对小说及艺术的纯粹态度令人可敬又让人担忧。也许从这角度上说，海男更适合于做一个出色的诗人，而非小说家。
面对于斯妤便更是如此，她实际上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和唐敏一样，她的领域是生活与写作，既不太重于写作又对写作有自己独到的体悟。这实际上是一种满足与惬意，是人生的获得与流露。也许，写作在这样的境界中已经并不重要，而对写作有如此认识同样让我钦佩。毕竟，过分的痴迷不悟造就的不是文学天才而是傻瓜与疯子。
林白、张欣、徐小斌、徐坤的小说读过的不多，从一两篇的印象来说显然是不当的，只能说一点聊以交差罢了。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写得还算出色，至少对于个人心理感觉的描摹相当有分量。实际上，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陈染的私人化的叙述，面对它，更需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识别它存在的意义。张欣的《掘金时代》粗粗看来无太多的内涵，由于面对当下生存作一种诠释，它缺乏的是深度空间的构筑。当然，能够如此写的作家并不多，由此显示的意义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徐小斌则坚持追索古老故事的一种新义，《双鱼星座》给人带来的是清新的感觉。当然，她似乎也是传统的，大概年龄的限制都会在作品有相应的展示吧。对于徐坤，则既有锋芒又有思考，也许是长年读书研究的缘故，她的小说充分显示了艺术的完整性。《沈阳啊沈阳》就是一部好作品，它既有稳重的叙述又不缺乏敏锐的思索。可以说，能把当下情境的日常生活写得如此地道与耐人寻味在别的女性作家身上还属少见。不用说，徐坤是值得期待的。
虹影、严歌苓、友友的出现也许跟“外来户”有关。实际上，除了早期出现的一些篇章有较好表现外，后面的就近乎涂抹随意之作了。由于现在谈论的是当前中国的小说创作问题，我想还是把这些外籍侨民留待以后再说吧。
⒓余华、北村、苏童、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吕新提到这么一个小说创作群体是使人愉快的，至少在当前小说创作中，他们都是相当有分量的。除了叶兆言之外，另外几位都曾经常被当作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事实也证明，他们一直处于读者谈论的先锋位置，这点跟他们写作的纯粹态度都是息息相关的。有趣的是，他们都曾在小说文本的实验中取得过辉煌的战果，这些各具魅力的中短篇小说至今仍然活跃在读者心中，而且甚至仍然是他们创作实绩的很好证明。余华的《现实一种》、北村的《聒噪者说》、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格非的《迷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叶兆言的《忆秦娥》、吕新的《山中白马》都曾在不同意义上取得读者的赞誉。当然，由于他们都是相当严肃且出色的小说写手，他们值得称赞的小说比比皆是。如《河边的错误》、《活着》、《玛卓的爱情》、《最后的艺术家》、《妻妾成群》、《褐色鸟群》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前四位作家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他们似乎都在恪守一条宁精勿滥的原则，也正是这让他们保持着持久不衰的生命力。作为早在80年代末就成名的他们而言，如今仍然如此辉煌确实不易。由于他们，我想说的话很多，于此却只能作个简单的介绍，这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首先谈及的仍然是余华。至今为止，谁也无法否认余华在小说界的地位。作为一个以先锋小说著称的小说家而言，他靠的是节制与勤勉。虽然他的小说举目可数，但那分量却非一般小说家可比。要点出他的代表作是困难的，因为他小说的水准不像许多小说家的小说一样参差不齐。从近年的创作来看。《细雨与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及一些小短篇都一改原初的叙事风格而直接靠近朴素。这个转变曾经得到了一致的赞赏，特别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简直是个福音。余华无疑是个严谨与慎重的小说家，《许三观卖血记》的平白的叙事是经过再三磨炼的结果，虽然并不怎么震撼人，却也给人一种绵长的韵味。它仍不失为一部出色的作品。可以预言，只要余华能够坚持不懈，我们就有理由等待一部杰作的诞生。
接着谈到的应该就是北村。原来的北村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引人注目与重要的，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至今为止，北村的重要是无法否认的，特别是在一系列转变完成之后。这个转变显然来得有些突然，原来还是顽固而极端的先锋执著狂，甚至在先锋存在意义的追索上陷入绝望边缘的追逐者，忽然有一天由于信仰的寻找与到位而改变了所有的努力。也许，确实如作家所言，形式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更是精神与心灵。于是便有了《施洗的河》这部奇特而重要的小说。接着，又有了《张生的婚姻》、《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最后的艺术家》、《运动》等等这样一系列充满激情与力量的诉说。不用说，它们的意义是相当杰出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独特性在中国小说界仍然是个空白。也许，这一切都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特别是对于这个无神论的国度而言，这种艺术追求带着的一定是某种实实在在的牺牲与付出。面对它，个人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与祝福。
苏童出现在大家面前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他更像一个传统的小说写手，他的小说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妻妾成群》那优美的叙述与故事交相辉映，给人一种亲切的抚慰。《米》、《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也写得极为平稳好看。包括近期的一些短篇，苏童讲故事的能力在小说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不仅把握了节奏上的快慢，而且把握了故事的可读性，可以说，苏童的故事才是真正纯粹的故事。在这点上，它与“三言二拍”有着割不断的异曲同工之妙。很难说苏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而对于以好看为目的小说家而言，我们也不会有什么苛求。
相对于前面三位，格非的学院色彩最浓。一开始的模仿就让他出尽风头，这都与其学院的教育息息相关。有了图书馆的便利，加上博学与变通，《迷舟》与《褐色鸟群》竟也没让人感到模仿的不快，这只能说明作家确实有模仿的天才。《边缘》、《唿哨》、《傻瓜的诗篇》、《敌人》、《欲望的旗帜》等小说的不停涌现说明了格非的不断进取与努力。他明显没有余华的节制，这些作品也都各有各的特色，从此也说明了格非革新的欲望与企图。从最近的《欲望的旗帜》看来，格非似乎太过于草率了，至少对当下生存境遇缺乏深刻的洞察力，这部长篇由此显得有些平庸。我想格非的智力是出色的，相信他还不至于走向由于多而滥的惨败境地。
而对于孙甘露、叶兆言、吕新而言，似乎便没有前面几位那样才华横溢，叶兆言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的小说写得实实在在并富于韵味。《关于厕所》、《风雨无乡》等小说谈不上非常引人注目，却也不乏分寸与厚度。孙甘露却不是这样，《信使之函》一度引人注目并公认具备一种先锋实力，但后面的《呼吸》却令人大失所望。吕新也是如此，前期一些中短篇小说都还饶有生气，一到《抚摸》也让人难以恭维。也许，这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不识时务之举。实际上，并非每个作家都可以写长篇，而一个作家的重要与否也不在于仅用长篇来衡量。明了这点，我想许多作家仍可以成为很好的甚至是很重要的作家。
⒔韩东、鲁羊、朱文、何顿、刁斗、述平、东西、李冯、张旻、鬼子、罗望子、邱华栋、丁天、张梅、荒水、赵凝……这是当前相当活跃的小说创作群体，无法否认他们的创作已经渐渐霸占了绝大多数的刊物空间。很遗憾的是，他们的才华与先锋群体之间存着相当大的差距，至少就目前而言，谈论他们似乎都为时过早。虽然他们之中已经很有几个发表了数目惊人的小说，但真正给人耳目一新甚至过目不忘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这些几乎清一色的都市聒噪者都是与先锋群体同龄的年轻人，因此他们望着同龄人的背影长大，而且也都迫切地希望从先锋作家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于是小说也就染上了这种特殊的甚至无病史可查的不治之症。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小说的叙述平庸无奇，它既不朴素也不具备什么探索的勇气，甚至很有几个连语言基本功都没过关。第二，故事几乎一律是都市的一次性消费，写完了拉倒与读完了扔掉几乎可以等同地形容他们绝大多数小说的意义。第三，创作数量惊人，很有几个都目标超过百万，而真正让读者看到并留下印象的却几乎没有。这说明了“迫不及待”对一个作家同样是致命的威胁。第四，实际上也就是上面现象的根源，即作家缺乏应有的良好素质。生活过于散漫，都市浪荡气息阻挠了小说深度空间的构建。自称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反深度的小说家是相当可怜的，他除了制造文字垃圾（和一次性消费有点相似）之外还能做什么？而振振有词地把小说创作与一次性消费相比并由此认为挺满足或挺有意义的小说家则让人想到低智力或白痴。显然，一个是精神的创作，一个是物质的创作，两者截然有别；更何况，一次性消费除了制造更多的垃圾外（其实，真垃圾往往还有回收价值），它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人们某种迫切的物质需要（如吃、喝方面的饥饿与便利及时间的充分利用等等），而我们的小说家给我们带来精神产品是否还具备这一些好处呢？产品没人“吃”还不说，甚至扔掉了也不会有人要，自然也就谈不上“回收”了。更可怕还在于，这些所谓精神一次性产品不“吃”还好，“吃”了让人倒胃口是常有的事。如此看来，这已经不仅是写作的危险而是小说家的危机了。
当然，如此苛求并无什么恶意或说针对什么人发泄不平，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它是应当引起每位写作者注意的。特别是在这一批被称为“新状态”或者“新生代”的年轻作家面前，如何确立写作的意义与自身的价值而不是放荡轻浮地面对自己的写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自然，单独谈论他们个人创作实绩的时间已经指日可待。从何顿的《我们像葵花》、李冯的《孔子》等长篇看来，他们都有充足的理由不去随意涂抹。而只要真正做到了这点，有心的评论家最终是不会忽略他们的。
写到这里，我想自己已经同样不明智了，说得难听些，简直与一只乌鸦差不多了。确实，做一个作家难，而做一个评论家同样困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相当有限的，自然也难免挂一漏万。也许，一切都还是时间问题，没有时间的抵达就不会有艺术的抵达。说到底，我们作家评论家都还需要长时间的补课。浮躁的心态常常会导致所有的溃败，假若说还有真正埋头苦干，厚积薄发，十年磨一剑的读书人存在，那我想，他们才是下个世纪的主宰者与辉煌的创造者。我们需要的创作素质是，把过去的所有倒空，让自己轻装上阵去迎取一个新世纪的来临。如果有这种意识了，那么，我这篇文章也就达到了最基本的心愿，自然也就不是我和大家过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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