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哲学意蕴再研究
张福公 徐 强
摘 要： 在古典经济学中，配第、曼德维尔和弗格森的分工思想及其理论得失构成了斯密建构其分工理论的思想史前提。而斯密的分工理论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特别是在财富来源问题上存在着从劳动分工向劳动一般的重要逻辑转换。斯密分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分工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其中工场内部分工的主体性功能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主体向度，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客观效应则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客体向度。由于斯密尚未严格区分两种分工，因而陷入了“泛分工论”的窠臼。斯密的分工理论既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支撑，又对他的思想推进造成阻碍。
关键词： 斯密；分工；劳动生产力；泛分工论；社会唯物主义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构成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并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在探究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时，斯密的分工理论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问题。然而，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侧重于宏观的理论分析，而忽视了微观的细节考察。譬如，我们通常认为斯密的分工理论只是对古典经济学前辈的“抄袭”，却忽视了斯密通过汲取工艺学思想资源而作出的独特贡献；我们通常是根据《国富论》来研究斯密的分工理论，却忽视了该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蕴含的重要逻辑转变；我们通常是从古典经济学思想史的视角来理解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却忽视了斯密基于社会分工语境对劳动一般的重要提炼，等等。总之，对这些细节问题的重新考察不仅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斯密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斯密与马克思之思想关系的认识，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价值与哲学意蕴。
一、斯密分工理论的理论渊源
在古典经济学谱系中，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正如马克思所言，斯密的分工理论是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结晶。这就意味着斯密分工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内在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古典经济学对分工问题的总体认知水平。通过剖析配第、曼德维尔、弗格森的思想文本，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看到这一点。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的分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古典经济学对分工问题的基本认知构架。首先，相较于古代思想家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强调分工的使用价值效应，配第更加关注分工的交换价值效应，从而开启了古典经济学从量性角度思考分工的先河。他在《政治算术》中这样描述织布工场中的劳动场景：“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① 请注意，此处虽然出现了“分工”概念，但对照英文原文会发现，并没有我们熟知的“division of labour”及其相似表达。因此，中译文里的“分工”只是译者的意译。这表明，配第虽然在经验中体认到了分工现象，但他尚未提炼出恰当的抽象概念加以表述。参见William Petty，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together with The Observations upon Bills of Mortality ，more probably by Captain John Graunt，ed. Charles Henry Hull，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p.217.生产，和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担负上述全部操作比起来，所花的成本一定较低。”②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等译，第2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请注意，此时配第所关注的是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非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表明配第还尚未将分工与劳动生产力勾连起来。其次，除了织布工场内部分工，配第也讨论了荷兰航海业中的部门分工，但他没有将两者对应的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严格区分开来，因而隐含了“泛分工论”③ 郑如、姚顺良：《“泛分工论”与唯物史观的最初表述——析望月清司“〈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种分工、两种史论”说》，《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4期。 的基因。最后，配第对分工的讨论主要停留于交换流通领域，尚未深入到直接生产领域。这表明，他的分工思想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总之，配第的分工思想还极不完善，但在总体上已经奠定了古典经济学把握分工问题的基调。
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对分工问题作出四点重要推进：第一，曼德维尔将霍布斯的自利观与洛克的“私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到极致，提出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即“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强调追求私人利益能够促进全社会的福祉。而这一悖论得以成立的现实基础就在于劳动分工与商品交换。这成为斯密建构其分工理论的先声。第二，他明确指认了劳动分工的社会性。譬如，一块上好的布料凝聚了众多行业中能工巧匠的劳动、技艺和器具等。④ 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第225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这里，他基于（社会）分工角度准确把捉到了商品中蕴含的社会劳动维度，这也成为斯密建构其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之一。第三，他明确在社会分工语境下将分工与劳动生产力勾连起来。他指出：“倘若一个人专门制作弓箭，另一个人专门提供食物，第三个人专门建造草舍……他们从事的那些行业和手艺本身的改进，也会比没有专人从事它们所取得的更大。”⑤ 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肖聿译，第271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这里，曼德维尔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劳动生产力”⑥ 曼德维尔仍未真正使用“division of labour”这一术语，但已经开始使用“division”、“branches”等术语来表述分工现象，相较于配第来说已是一种进步。当然，他所说的分工主要是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而言的。 概念，但已经从分工促进手工艺改进的角度论及生产力提高，而不只是配第所强调的经济成本问题。第四，他强调分工是人类生产经验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分工并非源自人类才智的发展，而“应归之于时间的延续以及许多人的经验，他们中所有的人在天赋才能和精明上几乎没有多大的差异”。⑦ 转引自F. A.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第9 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可惜后来斯密只借鉴了后者，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历史性视域。
相较于配第和曼德维尔，亚当·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一七六七）一书中较系统地探讨了分工问题。弗格森的分工理论在基本论域和观点上为斯密提供了直接参照，因而马克思把弗格森称作斯密的老师。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第41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其分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明确从人的生存需求和利己心角度探讨分工的产生原因，即分工源自于“生存之需分配不均的偶然性、倾向性和有利的机遇”和“实用意识”。② 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等译，第19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斯密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路。第二，明确指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财富增长，即分工促使“财富的源泉大开。每一种原料都能加工到尽善尽美，每一种商品都能大量生产”。③ 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林本椿等译，第19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第三，强调分工能促进发明创造，推动人类创造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譬如，从事特殊职能的工匠能发明出减轻或方便劳动的各种装置。第四，详细阐述了分工的种种弊端，譬如分工导致知识智力的分化与片面化，产生等级隶属关系，构成人类不平等和危害民主政治的根源。这里，弗格森触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分工所对应的物质生产对人的总体发展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决定性作用，从中折射出社会唯物主义④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44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的哲学意蕴。
不过，弗格森的分工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方面，他尚未严格界划两种分工。譬如，他所说的分工是指技艺和职业分工（separation of arts and professions），这一含混的表达中显然包含了两种分工；又如，他使用手工技艺（mechanical arts）和商业技艺（commercial arts）来指认不同类型的技艺，⑤ 请注意，在弗格森这里，“arts”表示基于人手的一般技能、技艺，是对人类能力的一般指认。他在谈及特定的人类技艺时会使用特定的形容词加以限定，比如手工技艺（mechanical arts）、商业技艺（commercial arts）等。而斯密则通常直接使用“arts”，而不再加限定性形容词，并且在经济学语境中更多地指向生产工艺领域，相当于后来的技术（technique，即德语中的Technik）。这表明，生产领域中的工艺部分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越来越占据独立的地位。 而两者的分化显然也对应于两种不同的分工。另一方面，弗格森用“separation”和“subdivision”二词来表达“分工”概念则表明：作为对分工的初始概念化表达，弗格森主要是从“划分”或“分离”角度来把握分工的本质特征，而忽视了分工的“集聚”或“联合”层面及其社会历史意义。这些都在斯密那里得到进一步继承与发展。这几乎构成了整个古典经济学在分工问题上的“阿喀琉斯之踵”。
二、斯密分工理论的初步建构
斯密在广泛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分工理论。不过，我们通常熟知的主要是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阐述的分工理论。实际上，他在此前的《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以下简称“《演讲》”）中就已初步建构起分工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观点。我们甚至从中可以窥见更多斯密在《国富论》中没有阐明或交代的资源背景和异质观点。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4.1.1 实施“亮证经营”制度，在超市显著位置设置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公示以下信息：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全部食品经营人员的健康检查证明（原件、复印件或者电子版）；门店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员的照片、姓名、培训证明（原件、复印件或者电子版）。
第一，斯密从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性劳动视域出发，强调分工是财富的源泉。在《演讲》中，他明确指出：“在劳动没有分工（labour is undivided）的野蛮国家，一切东西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自然需要。但在国家已经开化（cultivated），劳动已经分工（labour divided）以后，人们所分配的给养就更加丰富。”⑥ 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第177、17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因此，“富裕起因于分工（division of labour）”，“促使国家的富裕的正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⑦ 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第177、17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请注意，这是自配第以来，第一次明确使用“division of labour”这一术语来界定分工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并由此奠定了后人对“分工”概念的固定表达。不过，斯密主要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指认这一点的，譬如一件衣服凝结了各个行业中众多工人的劳动，如“剪羊毛的人，拣羊毛的人和纺织的人以及染匠、织工、裁缝等等”，① 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第177、184、186、187-18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并由此揭示出近代市民社会中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实际上，在配第、曼德维尔、弗格森、洛克、哈里斯等人的著述中都能找到相似的表述，而这恰恰表明：这种基于社会分工语境来把握劳动及其产品之社会性的思路已然成为英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一种主流认知范式，斯密也必然深受其影响。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性劳动② 在笔者看来，斯密基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所把握的社会性劳动观念与马克思后来基于机器大工业阶段的一般智力与发达商品经济所确立的社会劳动观念有着本质差异。对此，笔者将另文加以分析。 恰恰为斯密在《国富论》中走向“一般劳动”或“抽象劳动”进而创立劳动价值论奠定了现实基础。
第二，斯密基于工艺学语境下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初步阐述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他以扣针工场为例指出，工场内部分工大大提高了扣针产量。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编者指出，斯密对扣针工场分工的描述可能来自一七五五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五卷中的“扣针（Epingle）”条目，M.德莱尔（M.Delaire）对扣针制造的十八种操作做了详细阐述——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英国虽然拥有最发达的工场手工业，但却缺乏研究现实物质生产领域的工艺学著作。斯密基于工艺学语境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剖析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三个原因：提高熟练程度；减少不同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时间损失；机器的发明。斯密在《国富论》中再次利用了这一材料，并对上述三点作了详细阐述。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环保协会之类的组织，雨后春笋般遍布全球，接连不断的环保会议和绿色行动风起云涌。“绿色”的“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意义随着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逐渐凝固。如1990年5月，旨在促进环境保护，消除食品污染的“绿色食品”工程在我国诞生，1992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成立。这些都标志着“绿色”的外来义被广泛使用，也奠定了“绿色”的属性义的地位，但在产生初期多见于“绿色食品”的固定搭配中。例如：
在斯密那里，交换关系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交换关系对劳动生产力是一种支配性关系，这体现在交换—分工—劳动生产力的逻辑构序上，也反映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以商业资本和世界市场为核心的交换关系对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巨大影响。有意思的是，这一逻辑构序同马克思初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所指认的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恰好是相颠倒的。二是交换关系与劳动生产力在总体上处于和谐的状态。在斯密看来，以交换关系为纽带的分工与劳动生产力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公共福利和普遍富裕，即“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④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第11、15、3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总之，在《演讲》中，斯密首次将两种关于分工的思想资源（即英国古典经济学、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社会分工思路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等人主编的《百科全书》所描述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场景）创造性地糅合起来，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分工理论和现代市民社会认知图景。但由于斯密无法从根本上将两种分工区别开来，因此，这种理论嫁接在本质上是一种混淆，从而陷入了更深层的“泛分工论”逻辑。
如果分工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主体向度，那么，交换就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客体向度。由于交换关系实际构成了斯密理解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因此，交换与生产力的关系亦即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因此，斯密在古典经济学语境中开启了从社会关系角度理解劳动生产力之客体向度的先河。
三、重识斯密分工理论的哲学意蕴及其理论效应
经过《演讲》中的思想实验，斯密在《国富论》中清晰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分工理论。基于上述思想史的梳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斯密在诸多论点上对前人的吸收借鉴，而且会发现其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逻辑转换。
（一）创造财富的源泉：从劳动分工到劳动一般
35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linical medicine: application and thinking
同分工概念一样，斯密也是首次使用“劳动生产力（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② 请注意，斯密在《演讲》中还尚未使用“劳动生产力（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这一术语，直到《国富论》中才正式使用。而在古典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中文版中出现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等术语在许多情况下是译者的意译，因此需要对照英文原文加以辨析。 这一术语来表述经济学视域下的产品数量增加。不过，斯密只是到了《国富论》中才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并系统阐述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对于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概念，我们需要从两个维度来把握：一是从功能效应来看，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概念强调的是产品数量的增加。如果配第、曼德维尔、弗格森等人关注的还是分工对产品的质和量的双重效应，那么，斯密则彻底转向对产品数量的唯一考量。二是从衡量标准来看，斯密的“劳动生产力”概念强调的是劳动主体的创造性能力。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第1、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而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劳动者的技巧和熟练程度因业专而日进；（二）减少由于不同操作转换而造成的时间损失；（三）机器发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析中隐含了诸多易被忽略的理论质点：一是斯密只关注分工之“分”，而忽视了分工之“合”。具体来说，斯密主要是从分工的划分（division）所带来的专业化和固定化角度来思考的，因而关注的是个体劳动者的主体能力提升，而忽视了作为分工之前提的协作或联合所产生的超出个体生产力之和的集体生产力。对此，德国思想家舒尔茨和李斯特率先从不同角度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发难，准确指认了斯密对分工之合的忽视。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第8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第111-112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与此相关的是，过去我们通常认为斯密笔下所描述的分工场景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分工及其“共同活动方式”特点来理解生产力概念的重要理论支撑。② 杨乔喻：《生产力概念：从斯密到马克思到思想谱系》，《哲学动态》2013 年第8 期。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尽管斯密提到“工场手工业中许多工人的聚集”这一特点，但他对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分析却只字未提协作、聚集或共同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基于分工的共同活动特点来理解生产力的思路并非直接来自于斯密，而是间接经过了舒尔茨、李斯特和赫斯等人的理论中介。③ 张福公：《马克思的工艺学研究以及对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基于对〈布鲁塞尔笔记〉的文本解读》，《哲学研究》2018 年第7 期。 二是从分工的主体向度来理解机器发明，强调机器从属于劳动主体。在《国富论》中，斯密更细致地阐述了分工促进机器发明的双重途径：工场内部分工意义上的分工—专注力促进工具或机器的改进与发明，社会分工意义上的机器发明成为一种专门职业。而两者都是基于分工的专业化和固定化所带来的劳动主体的创造性能力发挥，因而，在工场手工业分工时代，客体性的机器是从属于劳动主体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机器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还尚未建立起独立的物质技术基础。总之，在斯密这里，基于专业化和固定化特点的劳动分工构成了劳动生产力的主体向度。
（二）劳动分工与劳动生产力的主体向度
具体而言，斯密继承弗格森的“分工增进财富”观点而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分工是财富的源泉；但在《国富论》中，斯密开篇却指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即“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第1、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可见，斯密在财富的源泉问题上存在一个重要的逻辑转换，即从劳动分工转向劳动一般。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一种断裂，而是一种升华，即“劳动一般”是对劳动分工的科学抽象：一方面，从工场内部分工层面来看，在农业和手工业时期，物质财富主要来源于自然的馈赠，劳动往往只是自然的附属，并被看作上帝对劳动者的惩罚。随着分工逐渐成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导性生产方式，并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人类劳动的主体性地位才充分彰显出来。相应地，劳动才现实地历史地突显为财富的源泉。有意思的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一词恰好表明：分工的核心构件正是劳动（labour），因此，将财富的根本源泉归结为劳动便顺理成章了。总之，劳动被提升为一切财富的源泉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斯密从劳动分工中将“劳动”提炼出来恰恰是一种蕴含着现实历史内容的科学抽象。另一方面，从社会分工层面来看，在《演讲》和《国富论》中，斯密都指认过任何一件商品都是许多不同部门和种类的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即社会性劳动的产物。这种社会性劳动正是社会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历史地看，在自然经济时代，一个产品主要是由某一个人或劳动部门单独完成的。而随着商品经济、社会分工和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生产逐渐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的时代，任何一件商品都必须通过社会分工和交换的中介才能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一切财富都是由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社会性劳动或一般劳动创造的，而不再只是特殊劳动（部门）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实现了从劳动分工（社会分工）向劳动一般的逻辑转换。实际上，这两个维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生产领域中基于工场内部分工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和交换领域中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性劳动结合，共同构成了斯密确立“劳动一般”概念和劳动价值论的特定现实历史语境。
我们知道，在古典经济学思想史上，斯密的首要贡献便是将劳动或劳动一般提升为财富的源泉，从而为劳动价值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奠定基础。对此，我们通常是从古典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来把握斯密的“劳动”或“劳动一般”概念的重要意义，即斯密的“劳动一般”是对重商主义的商业劳动、重农主义的农业劳动等观点的根本超越与科学抽象。无疑，这一理路是深刻的。不过，通过梳理斯密的思想发展历程会发现，斯密对财富源泉的探索有一个从“劳动分工”到“劳动一般”的重要转变，而且，“劳动一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劳动分工的语境下确立的。
（三）交换与劳动生产力的客体向度
我们先来聊聊范宽的《雪景寒林图》，此画采用全景式构图，描绘北方山川雪后奇观，气势磅礴，动人心魄。为展现山峰那冒雪出云的场景，他用笔沉稳老辣，作品风貌古拙敦厚，颇有“范宽范儿”。范宽擅长以景造境，他存世的作品虽少，但凡是画雪之作，必属精品。这可能是因为别人画的是雪景，他画的是雪魂。令范宽想不到的是，在他辞世后近千年，他仍能赢得殊荣——2004年，美国《生活》杂志将范宽评为上一千年对人类最有影响力的百大人物之一。
第三，斯密基于社会分工语境，从人性视角出发初步分析了分工与交换的内在关系。斯密在弗格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分工原因聚焦于人类的交换癖性，即“分工的直接根源乃是人类爱把东西互相交换的癖性。这个癖性只是人类所共有的，其他动物都没有这个癖性”。③ 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第177、184、186、187-18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交换癖性则源于“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喜欢说服别人这种本质”。④ 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第177、184、186、187-18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也就是说，斯密以人性为逻辑中介将分工与交换直接勾连起来。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将经济现实中的分工与交换联系起来，强调分工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商业或市场范围。⑤ 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第177、184、186、187-18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如果考虑分工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劳动生产力同样受到交换的决定性影响。于是，斯密在《演讲》中便初步建构起以交换—分工—“劳动生产力”为核心的现代市民社会认知构架，并在《国富论》中进一步加以论证和阐述。
而交换关系—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唯一矛盾就在于分工和交换会造成个人能力的差异，进而导致劳动阶级的片面化发展。沿着弗格森提出的分工导致知识和智力分化的思路，斯密进一步指出，人们因从事不同职业而造成的才能差异产生于分工和交换，即这种差异“在大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使各种职业家的才能形成极显著的差异的，是交换的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也是这个倾向”。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第11、15、3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分工造成“劳动贫民”只获得片面的发展，牺牲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即分工使大多数人“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所掌握的”。⑥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第11、15、3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斯密对分工和交换之消极影响的分析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理解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内在矛盾、主张批判与消灭分工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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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斯密分工理论的内在缺陷及其意识形态本质
从古典经济学思想史角度来看，斯密的分工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思想史地位。然而，他的分工理论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理论缺陷，具体而言：
第一，在对分工的历史特性与基本特征问题上。（一）斯密虽然认识到两种分工即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存在，但尚未将两种分工严格区分开来，从而犯了“泛分工论”的错误。这种错误曾一度对青年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后来，马克思深刻指出，社会分工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一般分工，而工场内部分工只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特殊分工。因此，这种“泛分工论”的危害就在于掩盖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定历史阶段性。（二）从工艺学角度来看，斯密对分工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相对浅薄的，因为它主要是从分工的划分角度来把握分工的专业化和固定化特点，尚未全面客观地掌握分工的基本特征，譬如分工的技能等级制度、倍数比例原则等——这些正是后来拜比吉和尤尔的理论贡献。① 张福公：《论尤尔的工厂哲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东吴学术》2017 年第3 期。
第二，在分工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一）斯密基于分工的专业化和固定化特性分析了个人劳动者的主体能力提升，却忽视了作为分工之前提的联合与协作所具有的超越个人力量之和的集体力量。这不仅是对分工在工艺学层面的一般特征即协作的忽视，而且是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质的遮蔽。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揭示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协作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所产生的超额生产力，不仅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而且成为资本进行相对剩余价值剥削的手段。（二）斯密只是从分工角度阐述了劳动生产力，这一方面反映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生产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导致斯密有将分工看作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唯一生产方式的嫌疑，从而折射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在分工与机器的关系问题上。（一）斯密是在分工逻辑（即分工的专门化和固定化所带来的主体能力发展）下理解机器发明。他指出，促进机器发明的首先是分工，因为“如果一个人一生只搞两三种工作，他必定使用他的全副精神去找搞这些工作的最便捷的方法”。② 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第18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斯密是“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第404、428-4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实际上，分工只是机器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成途径之一，但斯密却将其泛化为普遍的机器生成方式，从而走向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二）斯密不仅将机器的生成机制归结为分工，而且将机器的发明主体归结为个人，甚至否认了把握整个机器发明史的可能性。斯密强调：“我们没有关于机器发明的全部历史，我们也不可能有这种完全的历史。原因是，大多数机器最初都是有缺点的，经过使用者逐渐的改良，它们的机能才逐步提高。制出第一把犁的人大概是个农民。”④ 坎南编著：《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第18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这里，斯密虽然正确认识到机器的发明和改良须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他的落脚点却是基于推测史学方法论⑤ 张正萍：《“推测史”与亚当·斯密的史学贡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4 期。 的个人主义发明史观。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批判了这种个人主义发明史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第404、428-4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第四，在交换、分工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一）斯密正确认识到交换和社会分工所建构的客观社会关系这种“看不见的手”对劳动生产力的重要影响，这的确反映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所突显出来的社会生产总体状态，但斯密却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交换关系决定劳动生产力上升为普遍原理，从而无法真正认识生产力对交换关系的基础决定性作用。（二）斯密将分工的来源归结为人类的利己心和交换倾向，也就是归结于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镜像所建构的人性论假设，加之泛分工论的逻辑，于是，分工就成为一种贯穿人类历史的“自然规律”，从而陷入了唯心史观的窠臼 。（三）斯密所设想的交换关系和（社会）分工与劳动生产力的和谐关系及其促成的普遍富裕，在根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① 王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资本一般”概念——基于“1861—1863年手稿”的再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因为他所畅想的自由交换和互利互惠的出发点是原子式的个人，而且这些个人必须自己拥有自身的生产力及其产品，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却是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者沦为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因此，斯密的整个理论脱离了根本的社会现实，掩盖了深刻的社会矛盾。总之，斯密的分工理论隐含着深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而马克思对斯密的吸收和批判的过程也就是同这种意识形态不断斗争以至最终超越的过程。
NAFLD是指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所致的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4]。国内外大量研究提示，脂肪肝与肥胖、糖耐量减低、糖尿病、血脂异常及胰岛素抵抗(IR)等因素密切相关[5-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健康人格培育问题研究”（18BZX016）；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工艺学笔记的翻译与研究”（18ZXC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徐强，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