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评价冯友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价论文,冯友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述先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平心（而）论冯友兰》；陈来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默默而观冯友兰》。我觉得在今天很有必要做一篇文章：《全面评价冯友兰》。
冯友兰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后人应该对他一生的哲学道路和学术成就，他的是非得失，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一个全面的、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包括总体评价和对其各个阶段学术思想的评价，包括对其哲学成就、政治态度、道德人格等各个方面的评价，用唯物的辩证的观点，也就是紧密结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和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进程，用发展的观点和历史进步的眼光来对其进行全面评价。因为冯友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所以全面评价就特别重要；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只从某一个角度、对其某一个阶段的工作，局部地单向度地去进行评价，都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冯友兰现象”。全面评价冯友兰这篇文章要靠大家一起来做。实际上，这次会议提交的许多论文都在做这篇文章。前天我听了蔡仲德教授的发言，他写了三万多字的长文，就是很认真地在做这篇文章，听后很受启发，会后还准备认真拜读。我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来研究、讨论这个问题。
我在青年时AI写作过几篇文章，和冯友兰先生讨论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即对传统哲学思想怎样继承、继承什么、用什么方法去继承的问题。我认为冯先生当时的思想状态是：主观上很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且想用来解决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但是，他的“新理学”理论和方法，虽然经过多次自我批判，在思想深处并没有完全放弃，有些东西在潜意识中甚至相当坚持。所以他在50年代讲“抽象继承法”，在60年代讲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抽象的“共相”。这似乎很矛盾！冯先生解放后的哲学立场确实有一个根本转变，这就是从“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立场，转变到“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来。早在50年代初，他就表示接受“共相寓于殊相之中”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在他晚年思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回归倾向时也没有改变，一再说“理在事中”就是具体的共相。但是作为方法论，他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共殊关系问题，在讲传统哲学概念、命题的“抽象意义”或“普遍性形式”时，又不能把“具体的共相”、“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观点贯彻到底。全面地、客观地评价冯先生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我认为指出这一矛盾还是很有必要的。
前年在台湾召开的“中国哲学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发展”研讨会上，我又提交了一篇关于冯先生的文章，题目叫做《冯友兰与中国哲学现代化》。台港学者对冯友兰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对他“道术多变”批评较多，有的批评相当尖锐，不仅表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更多地是进行道德谴责，甚至人身攻击。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从冯先生一生的工作来看，无疑地应该对他“阐旧邦以辅新命”，为中国哲学现代化所作的努力给予积极的正面的评价。我在那篇文章中，把冯友兰先生解放后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的努力，看作是他终生致力的中西哲学结合的一个新阶段。冯先生虽然一生“道术多变”，可以把他的思想分成若干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思想中也包含着一些矛盾，但他终生所致力的，是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促进中西哲学和文化的融合，坚持爱国立场而为“旧邦新命”服务。这才是一以贯之的东西，是冯先生的“大节”。季羡林先生说冯先生“大节不亏，晚节善终”，前一句话我是完全赞同的。在台湾的会上，我还提出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应该从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和知识分子的实际处境出发，对冯友兰以及和他同样处境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以更多同情地了解，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思想矛盾和“尴尬”。我记得台大邬昆如教授在那次大会总结发言时，特别肯定了这一点。这说明海峡两岸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待历史问题也能逐渐形成某些共识。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争议最多最大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生前就有许多批评、辩难和讨论，如40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杜国庠、陈家康、胡绳等人对“新理学”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驳难；50年代大陆学术界关于哲学遗产继承方法等问题的讨论；60年代关于思想的“普遍性形式”问题的讨论；台港学者对冯友兰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的尖锐批评；海内外学者对冯先生在“文革”中从尊孔转变为批孔立场的非议；以及对冯先生晚年发表的一些“非常可怪之论”的不同看法和评价等等。一个哲学家在生前就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评议和讨论，足见其影响之大。冯先生去世不过五年，“冯学”研究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站在不同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学者，对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道路自然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在目前仍然存在着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立场的明显分歧的情况下，“全面评价冯友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相信，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海内外学者一定会在如何评价冯友兰这个问题上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既不厚诬先哲，也不为其掩过饰非。
50年代以后，台港海外学者对冯友兰先生多持批评的态度，其中尤以新儒家学者的批评最为尖锐、苛严。在早期，可以张君劢责冯的公开信为代表；到近年，评冯的文章逐渐增多，刘述先教授的《平心论冯友兰》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张信写于50年代初冯友兰参加土改工作、发表《一年学习的总结》之后，张在海外看到了，严厉指责其学术思想转变是以哲学为资生之具，而不以之为安心立命、身体力行的准则，是“将心看得太轻而将在外者看得太重”。刘文发表于80年代大陆学术界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之后，针对大陆学者把冯友兰看作是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观点，坚决主张把冯排除在现代新儒家之外。大陆学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认为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既然是一客观存在的思想史实，并且已经发生影响，就应该客观地衡定它在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史上的地位；冯先生解放后转变学术立场是另一回事。其实不只大陆学者，海外学者陈荣捷、杜维明等人都不否认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例如陈荣捷先生在50年代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一书中，讲到现代儒学思潮时，就主要地评介了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唯识论新儒学”和以冯友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新儒学”两派思想。思想史的基本史实是抹煞和否认不了的。我觉得刘教授的“平心而论”一文有欠平实公允，对冯友兰先生欠缺同情的理解，有些批评用辞过于挖苦，如“变形虫”、“无耻文人”、“四大无耻”等等；有些批评也过于武断，如说“他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东西”，认为冯先生解放后没有“任何正面的建树，有之只是负面的影响”等等。
对于冯友兰先生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这样一个思想史现象，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哲学立场上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这是不足为奇的。站在反共的政治立场、坚持新儒家的彻底唯心论哲学立场的人，自然会认为冯先生是倒退，甚至认为是堕落和背叛。而在冯先生看来，他抛弃“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观点，接受“理在事中”、“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则是从谬误向真理的转变。港台新儒家只是从道德人格上谴责他对新儒学的背离，而并没有从学理上评说他后来接受的“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观点有什么不对。过于强烈的情绪反应，说明新儒家虽然都是学术圈中人，然其政治立场和哲学的党性色彩还是十分鲜明的。新儒家中本来就有门派之争，相互间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牟宗三是陆王心学的现代传人，他认为只有他这派哲学才是代表历史运会大方向的“彻底的唯心论”，而对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程朱派甚不以为然。他过去对冯氏就有所批评，50年代以后对其转向唯物主义更是攻击之不遗余力，甚至在学术会议上公开骂冯友兰不懂中国哲学，指其哲学史著作为“脓包哲学”，“外皮明亮精光，挑破便是一团脓”。用这种学术的傲慢来污辱一代学术大师，实在是做得太过份了。
大陆学术界从80年代中期开展现代新儒学研究以来，也有少数学者强烈认同港台新儒学，对冯友兰先生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例如上海社科院的罗义俊先生，就坚持认为新儒家主要是一人格生命形态，凡新儒家必对儒学抱一宗教感情一超越信仰，此感情此信仰乃不可易者，如果没有或者改变了这种信仰和感情，就没有资格被称为新儒家，“纵然研究儒学有成就也到不了新儒家的位格”。照此观点，他认为冯友兰和贺麟解放后已放弃新儒学立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前期在新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不足论”，没有意义。这同刘述先等港台新儒家的看法是很接近的。
从上述学者对待冯友兰先生的态度，可以看出新儒家的宗派性、排他性很强，对于别的思想派别中的人很不宽容，对于像冯先生这样从新儒家阵容中走出来的人更加不能容忍，从50年代起就“鸣鼓而攻之”，一直攻到现在。在他们那里，历史都可以割断（冯、贺早年为发展现代新儒学所做的工作皆“不足论”），更何谈对冯、贺等人进行“全面评价”！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那一代人，我相信后辈学者将会以更加平实的心态去进行审视和品评，因此有可能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我读了近年来一些台港海外学者写的评冯文章，包括在座朋友的文章后，更增加了这种信念。事实上，在台港海外学者中能够对冯先生持同情地了解的态度的人正在慢慢多起来，有的相当客观公正，研究也很有深度。这是冯学研究的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发展趋势。
对于冯友兰先生解放后转变哲学立场，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自觉认同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力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大陆学者多持欢迎的态度，认为这是冯先生思想的一大进步。张岱年先生指出，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这样自成一家之言的著名哲学家，实行如此深刻的转变，而且是“主动的自觉的转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就拿冯友兰先生来说，他的哲学转变也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在《新理学》理论体系中已“包含着转向唯物主义的内在契机”。蔡仲德先生指出，冯先生解放前已接受一些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在30年代讲“新三统五德论”时就已初步表现出来。在《新事论》的文化观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某些影响。同时，大陆学者又曾批评冯先生在向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某些不彻底，指出他的“新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有时还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我认为这些批评许多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对冯先生的帮助；当然那些没有学术意义的政治批判则另当别论。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包括冯先生自己的文章和一些评冯文章都不能不受到当时“批林批孔”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今天大家都能理解，不该责怪哪一个人。中国学术界应该共同来总结那段深刻的历史教训。
80年代以后，关于冯友兰思想研究和讨论的文章逐渐多起来，特别是冯先生去世以后，冯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除了对冯先生各个时期、各个方面哲学思想的分别研究和评析之外，对于冯友兰一生哲学道路的总结和分期，对于冯先生晚年哲学思想的评价，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感兴趣。
蔡仲德先生提出了总结冯友兰哲学道路的三阶段论，即“实现自我”（解放前）——“失落自我”（1949—1978年）——“回归自我”（1979—1990年）的思想历程。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一种思想分期法，认为冯先生的思想历程从大阶段来划分，还是应该分为解放前后两个阶段，后期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前期实际上也可以再分阶段）。因为冯先生晚年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向旧哲学回归，不能说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回到“新理学”哲学体系，或者回到了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的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来写的，这在他专门讲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全书绪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该书《自序》中也明确地说：“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这部书是以“新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写出来的，他在晚年也没有从“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倒退回去。“新编”和旧著（《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在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但是，冯先生晚年思想中又确实有某些回归现象，这种回归在写作《新编》时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在第七册中，这是不容否认的。陈来是冯先生晚年的助手，他“默默而观冯友兰”，对此颇能心领神会。许多学者都看到了冯友兰思想的晚年回归现象，如《新儒家八大集·冯友兰集》的编者指出：“诚然‘新理学’论主的‘道术’在五十年代后多有‘迁变’，但至少，他的出版于1985年的自选集《冯友兰学术精华录》表明，他在他晚年又重新返回到大约半个世纪前的‘贞元六书’。他到晚年‘蓦然回首’，对既经‘迁变’的‘道术’再作贞认。”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认为冯先生晚年重新回到了“贞元六书”，“对既经‘迁变’的‘道术’再作贞认”的观点。冯先生的晚年回归，决不是全面回归新儒学，全面回归“贞元六书”，全面回归他前期的“新理学”哲学体系，而只能说是一定程度地回归，部分地回归。冯先生说他晚年已经打通了儒释道，打通了中西哲学，因为人类认识史上一切好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应该把人类认识史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吸收包容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他说：“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这个界限对我来说已经打通了。”他已经没有继承儒家道统、再回去当新儒家的意思，说他回归儒家已经没有意义。
对于冯友兰晚年的思想回归现象，应该做具体分析，哪些回归，哪些不回归，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回归，他的一些“非常可怪之论”也不能笼统地一概名之曰“回归”。对于冯友兰晚年的思想回归现象，站在不同哲学立场的学者，作出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欢迎、赞同和欣赏的态度，也有批评或表示有所遗憾的态度；有热烈的十分肯定的评价，也有持相当保留态度的一分为二的评价。许多学者对冯先生经过风风雨雨，晚年表示不再依傍别人，要“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是欢迎的；对他明确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欢迎和肯定的；对他在宣称“打通了”人类文明一切好东西以后，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提倡和弘扬，比如对儒家人生境界说的坚持和提倡，也适当给予肯定，至少肯定这个研究方向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却对他在《新编》中所表述的某些观点，表示不赞成或者有保留，应该说这是完全正常的。在对冯友兰晚年思想评价问题上，大陆学者和台港学者还会表现出一些思想分歧，这也是很自然的。例如，在这次会上，台湾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从她的认识立场出发，大力表彰冯友兰先生晚年“敢于突破马列教条，充分表现了义理之勇”，而我对冯先生在“新编”最后的结语《反思》中表述的一个基本观点就很不赞成，认为其所表现的“义理之勇”并不是都值得肯定的。相反，我认为冯先生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了40年，最后却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一个很大很深的误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冯先生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马克思是革命家，他所组织和领导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主张‘仇必仇到底’。”
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或者把它的对立统一规律归结为“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这至少是一种误解。我们出了那么多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书，有哪一本是只讲斗争、不讲统一，说过要“仇必仇到底”呢？马克思本人就对辩证法的实质作过精辟的科学的表述，指出它应该包括“共存”、“斗争”、“融合”三项内容，怎么能把它歪曲成“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呢？马克思的原话是：“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此话见诸《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冯友兰先生还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思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在这里，冯先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了和客观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对立的地位，和中国哲学传统以及世界哲学的未来相对立的地位。学了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最后得出的是这个结论，这可以算是他的“晚年定论”的话，那就只能叫人感到遗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来说，就不能说冯先生“晚节善终”。
冯先生经过了“文革”的残酷现实，对“斗争哲学”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说成是“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显然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阐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文革”中一些人奉行“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和背离，这是应该分辨清楚的。
80年代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成为“仇必仇到底”的斗争哲学，主张用“和为贵”、“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来取而代之，这并不是孤立的冯先生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当时的一股不大不小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思潮。前几年我们不时可以读到这样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方文化主客二分的产物，是崇尚对立的斗争哲学，它只适用于破坏旧世界的革命，而无助于人类新生活的建设；中国古代哲学是崇尚统一的调和哲学，中国的调和哲学将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精神主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必须让位于中国的调和哲学。这种议论和冯先生《新编》的结语如出一辙，可见它们的产生有着相似的背景。冯先生是大人物，他的宏论一出，实际上对这种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想，对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哲学思想，不只是有赞誉，同时也有批评与讨论，这是正常的，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对它进行研究和评论。事实上冯先生的著作和思想已经是一个客观历史存在，它就是提供给后人去研究和评论的，至于人们作何评论，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认为对冯友兰先生某一阶段思想、某一方面理论、某一本书分别进行深入研究是有必要的，但是在今天，我更主张要对冯友兰的哲学道路，对“冯友兰现象”进行整体的、宏观的、全面的研究。因为冯友兰的哲学道路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缩影，研究冯友兰现象可以提供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和经验教训。冯友兰之所以为冯友兰并不仅仅在于他创造了“新理学”哲学体系，以后他放弃“新理学”体系就不成其为冯友兰了，只有到晚年回归才又重新成为冯友兰。冯友兰哲学的“自我”不是一成不变的，仅用新理学来界定其“自我”形象似不符合冯氏哲学复杂多变的特点。所谓“冯友兰现象”就是早年创立“新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来放弃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上来，晚年又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回归，而基本立场仍坚持“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这样一种复杂的哲学现象。如果冯友兰一以贯之地坚持唯心主义哲学立场，那就不是“冯友兰现象”而是“牟宗三现象”或别的什么现象了。冯友兰现象非常复杂，它和历史时代、社会政治迁变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人道德人格的因素虽然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远不如这些客观历史因素起的作用大。冯友兰每个时期的思想都不是单纯的，早期持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但也受到唯物史观的某些影响；后来转变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来，潜存的“新理学”唯心主义观念仍时而有所流露；晚年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回归倾向，但写作《新编》的总的指导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新编》绪论中讲了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在结语中又误解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总之，冯友兰现象非常复杂，对它进行研究和评论都不能简单化，所以我主张要“全面评价冯友兰”。
要全面评价冯友兰，就要全面研究冯友兰。冯先生终生挚爱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可以为人类精神文明作出伟大的贡献；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其前期和后期哲学创造活动中都十分注意引进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冯友兰先生的一生，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代中国的三大学术潮流，三大哲学传统，冯先生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并且力图把几个哲学传统打通，适当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全面研究冯友兰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冯友兰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冯友兰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通过冯友兰哲学这面镜子，可以反映或折射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和社会实践特别是与政治迁变之间的深刻联系。“冯友兰现象”是一个个案，但它在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的思想史上颇具有典型性。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的思想史现象，研究者主观情感的爱恶极大地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公正性和全面性。冯先生一生提倡理性主义，我们也应该用理性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成为科学地、理性地研究冯友兰哲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本文是作者1995年12月19日在北京“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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