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超批评”答友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友人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 当下批评界似比创作界热闹。譬如，继“二王之争”（即王彬彬与王蒙之争）后，有人提出目前亟需一种“不宽容”的批评；又听说北京批评界对上海提出的人文精神讨论颇有异议；至于对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应“重学术还是重思想”一题，据报载，南北学人针锋相对，似又有打一笔战之态势。但孰是孰非，恐谁也讲不清。这便近似一场仓促举行的乒乓赛，只见“啦啦队”在咋呼，未见裁判到场，当会给人留下不可靠之印象。于是，我想斗胆向学界呼唤：是否应有一种非浮躁的“超批评”（Meta-criticism），即对批评之批评，它崇尚学理的成熟，能给人以沉稳的思考，不知是否合宜？
● 针对文坛流行甚久的浮躁症，你呼唤“超批评”，在我看来，不啻是一副清醒剂。因为，“二王之争”为标本的热闹景观，委实缺少某种学理的门道。所谓批评，其实是分层次的。一是即兴式的思想交锋，“二王之争”便属这一层面，其特点是唇枪舌剑，书生意气，既不详尽地占有对象所给定的资料，也不用学理话语来表述自己对对象的系统剖析，而是纯粹跟着感觉走，抓住片言只语，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图言说时的痛快，不求言说本身的逻辑自圆。二是学术化批评，它除了注重材料的翔实与详尽，主张学理地叙述自己于对象的价值或逻辑评判外，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弃绝个人意气及“姑嫂斗法”，决不图谋自己下笔千言之目的是为了将论敌一下撩倒。因为，说到底，文坛的批评和反批评及“超批评”，无非是想造成真正的“百家争鸣”之氛围，为众多作者和读者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能多几份独特的参照。一个批评家若已发出自己的真诚声音，已给人家提供了一份值得一读的参照，这就是说，其使命已经完成；至于你到底讲了多少道理，或人家对你到底信服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接受学的问题，也是一个你的话能否经得起文化思想史检验的问题，而不取决于批评家的主观愿望。因为几乎每个批评家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都希望人家听他的，甚至希望整个宇宙都回荡他的声音，虽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真正有底气的批评家，应有那么一份胸怀，一份勇气，即敢于将自己的见解交给思想史去评判，而不汲汲于跟论敌争一日之长，更无须耍嘴皮，靠嘲弄对方来支撑“自我感觉良好”。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愿说，“二王之争”的总体品位不高，彼此皆稍逊风度，不冷静，不严谨，以大胆判断代替小心求证，以调侃挖苦置换知性分析。假如说，王彬彬作为难得的敢于说皇帝光屁股的顽童，尚可原谅；那么，王蒙作为资深作家兼前文化部部长，面对无忌童言，大可不必肝火太盛。
▲ 不瞒你说，我所以期望“超批评”，本是因为失望于“二王之争”式的批评。期望是冲着失望而来的。“超批评”相对于一般思想交锋，在专业修养方面要求较高，但总该有人去做。
● 面对刚刚逝去的“文学评论年”（文坛已有人将1995年冠以“文学评论年”），我们有必要对批评做出反思，或对它有某种期待，即能否不流于不无意气的思想交锋，而将它上升到学理层面来作“批评之批评”。这种学理层面的“超批评”我们久违了。在我看来，真正理想的批评应承担起双重功能，它除了评判某一作品、作家或文化现象外，还可对批评家的知识结构、文化态度、学术得失作价值及逻辑评判，也就是说，批评不应是手电筒，只照人家不照自己，而应是双面镜，在照出外在世界的本相的同时，也不忘顾盼自身的尊容。这样，我们就发现：批评所能做的，将比它曾做过的要多得多；反过来，我们的批评曾做过的，则比它可以做的要少得多。我眼中的健全批评是两条腿走路，在批评人家的同时又反省自己；而当下的流行批评却只有一条腿，单脚跳，所以不健全不沉稳。从这个角度讲，批评能做的事确实很多，不仅可对“二王之争”这一文化事件做出高层次的思想史阐释，更可对近百年来中国曾发生的那些重大批评现象（包括历次反学理的政治批判运动），做出系统的世纪性反思。这不仅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包括文化批评），作为历史研究对象已经到了应该进行梳理、重估的时候了，而且很多把文学批评作为终身事业的批评家，也有权得到应有的评判，也就是说，一个一辈子都在批评人家的批评家，却得不到人家对他的评判，这是不公正的。再说，假如不能对百年中国文学及批评做出应有的世纪性评估，那么，我们的文学史、批评史，扩而大之，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精神历程，也就得不到批判性描述，而没有这种描述，任何文学史、批评史、精神史的建构都是不完整的。
▲ 我想，假如针对当下的批评现象，也能作这样的“超批评”，不是更好吗？有些事情的真面目未必定要等到几十年后再澄清的，这就是说，真理能否辩明的关键，与其说取决于时间，不如说取决于有否明白人。另，提倡“批评的批评”，须有某种宽容或秩序，批评家要自律，不能得理不饶人，更不能无理就骂人。
● 你提的问题使我产生了广泛的联想。我发现大陆学界热心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者甚多，却很少有人以同样的热情去关注百年中国文学批评暨文论，而没有后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描述就会出现空缺。我想填补空缺。怎么填？百年中国文学批评暨文论是一笔多卷本的大帐，这不是靠一个人可以算清的，而且这笔大帐又是许多小帐合成的，一笔笔小帐不算清，大帐也肯定算不清。于是，我先算小帐，抓两头。首先抓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也就是算王国维美学这笔帐。中国现代文论暨批评是从青年王国维那儿发祥的，王国维的人本一艺术美学建构暨文学批评基本完成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1904—1908），不把王国维搞清楚，百年中国文学批评暨文论的序幕也就搞不清，进而，这一百年就休想搞清。我要抓的另一头是新时期文论暨批评。新时期文论暨批评，作为逼近世纪末的历史景观，其成就、其教训的分量都很重。假如与“五四”时期的中国文论暨批评相比，那么新时期文论暨批评，无论在方法更新、观念突破、学科重建、西学引进与学人阵容规模上，都不是“五四”所能比的。新时期文论暨批评已给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厚重遗产。我所以格外珍视这遗产，乃至情不自禁地去整理且重估这遗产，是因为我想到我不仅是这笔遗产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这笔遗产的守望者兼反思者。我在新时期曾亲眼看到一群年轻的与不太年轻的理论家、批评家在怎样创造他们的历史，我还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重新打量这段刚刚辞去，似还带着我的体温的那段历史。现在就来重估新时期文论暨批评，或许早了点；我也承认，当后人描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所占有的材料可能比我们更详尽，打量历史的眼光可能比我们更冷静，评判功过的视野可能比我们更开阔，但有一点——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像我们过来人那样，拥有创造这段历史时的生命冲动，也不可能具有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时的殷切、深切与痛切。
▲ 你讲得非常有意义。相比较，当下批评界根基尚薄，当是事实。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例。上海在1993年提出这话题，其思想史价值不言而喻，但直到最近莫名其妙者与无意曲解者还不少，以致上海一家杂志的编辑说：“既然‘人文精神’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我们只得告别旧话题而另开新话题了。”一场高品位的文化学讨论，竟演绎成无奈。至于“文化恐怖主义”论同“抗击媚俗反对投降”论之间的对峙已经火爆得有了火药味，这当然也就无所谓学理或知性秩序了。
● 我同意你的说法。但同时，我还想说“二王之争”也好，“后”学家们同张承志、张炜的笔墨官司也好，固然未在学理层面上展开，但也不宜说类似批评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无论是人文精神讨论，还是“二王之争”，“文化恐怖主义”论同“抗击媚俗反对投降”论之间的互相攻击，我都把它们理解成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重新进行价值选择时的一幕幕精神活剧。中国知识分子从“文化大革命”废墟中走到今天，其灵魂深处已经历了几次裂变。一是从政治文化幻灭走向人文主义觉醒；二是从人文主义高扬走向“后现代”迷茫。所谓迷茫是指，从前信奉过的价值失落而新价值又一时难找，梦醒了却看不到可走的路，娜拉出走后不知该怎么办了？从“伤痕文学”《晚霞消失的时候》到王晓明的新近评论《太阳落山以后》——其实，“太阳”也好，“晚霞”也好，皆属文化意象，都在意指这种精神景观，即当心中曾信奉的价值被现实证明无效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如何“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心安理得”这一成语的真正内涵是“理得”而“心安”。理，价值信念，精神支柱也。理不得，则心灵无法亦无权安宁。当今文坛学界所以特别热闹，是因为能使知识分子诚服的统一尺度消失以后，人们就四处流浪且寻觅，寻觅过程中彼此不免发生冲撞，这就像踢足球，都想把价值之球踢进自己的理想大门，当各人所理解的评判何为理想的参照不一样时，于是就发生了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冲撞，文坛也就因此变成一个众声喧哗的足球场。这就是说，尽管类似“二王之争”，那样的思想交锋远没提到学理层面上来，我们也无须以学理模式去苛求它，却不妨碍我们用思想史即学术眼光去审视它，这也就是我所讲的“批评之批评”。换句话说，思想史有两种形态：一是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的历史，人文精神讨论、“二王之争”等拟属此类；二是以典籍形态所记载的、对上述历史的评判，这也就是所谓“批评之批评”。所以，若想对历史负责，不可没有“批评之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