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文性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由于语言是作为存在的基础，世界就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而出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文本化了。一切语境，无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历史的、或神学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意味着外在的影响和力量都文本化了。这样，文本性代替了文学，互文性代替了传统。这些理论家用互文性理论作为武器，打破传统的自主、自足的文本观念，对文本及主体进行解构。在这一理论中，文本的作者——过去的创造者和天才——的作用大大衰减，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和他对文本的权威消失了，其作用降至仅仅为文本间的相互游戏（interplay）提供场所或空间。 创造性和生产力从作者转移至文本，或者说文本间的相互游戏。同时，文本的边界消除了，每一个文本都向所有其它文本开放，从而这一文本与其它文本都互为互文本。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说，“不存在文本，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1〕
一
对互文性的界定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定义以热奈为代表，这种定义认为：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定义以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此种定义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
著名的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其《叙事学词典》中对互文性下了一个较为清楚易懂的定义：
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
对于互文性，克里斯蒂娃曾说：“每一个文本把它自己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有趣的是，著名诗人T.S.艾略特对此早就以调侃的口吻说过：“小诗人借，大诗人偷。”〔2〕这种“偷”是指文本在“互文性的镜子”里相互反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艾略特本人的《荒原》。
二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之后，不少文学理论家都提出了关于互文性的理论或者对其进行了阐释。其中大多数都是法国批评家，如：罗兰·巴尔特、雅克·德里达、热拉尔·热奈和米歇尔·里法泰尔。互文性理论是现当代西方主要文化理论的结晶，这些理论涉及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分析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
虽然克里斯蒂娃是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的第一人，但她是受到了俄国学者巴赫金的启发才提出来的。巴赫金把互文性的概念（而不是互文性这个术语）——文本/文化关系引入了文学批评理论。 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称陀氏的小说是“复调小说”，这种小说坚持运用语言的不同方式和评价“现实”的不同方式的“并存和相互作用”。〔3〕巴赫金还进一步指出“复调小说”体现了“文学的狂欢节化”（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在起源上， 狂欢节不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复杂的文化行为的一种综合，是有着其仪式和象征系统的一种“信仰诸说混合论的盛观”（syncretic pageant）。〔4〕尤其重要的是，狂欢节对文化上认可的种种行为和话语的综合性混合和反讽化。于是，“文学的狂欢节化”这种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互文性理论，或者说它是可以在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之间进行分析的系统性联系。巴赫金在此书中明确指出：“一个人要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指明方向，这就意味着他应把世界所容纳的一切物体考虑为同时存在并从时间上的某一刻去猜想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5〕
另一位对互文性理论有所贡献的先行者是T.S.艾略特。他认为一位诗人的个性不在于他的创新，也不在于他的模仿，而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这样，过去与现在的话语同时共存。他说：“我们常常会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 ”〔6〕
在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促使了互文性理论的迅速发展。一些结构主义者采用了互文性理论，认为文化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联系。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则利用互文性理论打开了本体论的领域，认为可以把人类的一切话语都联系起来。但令人注目的是这两种探讨互文性的方式都缺少主体——说话者、作者、读者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把主体，尤其是政治的和性的主体，引入互文性关系的空间。
罗兰·巴尔特在《S/Z》（1970）一书中把文本界定为“跨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和“多主体性的”（multisubjective）。他对读者而不是文本予以更多的关注，他注重读者参与文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克里斯蒂娃所用的术语）。 巴尔特把文本分为两类：“可读的”（lisible）和“可写的”（scriptible）。 “可读的”文本是一类可以进行有限的多种解释的文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进行阅读的，是半封闭性的；“可写的”文本则不能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来阅读，已有的解码（decoding）策略不适合于这类文本，“可写的”文本是以无限多的方式进行表意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可写的”文本解放了读者，让读者积极参与文学本身的“活动”和“生产”。读者通过发现文本意义的新组合而“重写”文本。巴尔特反复强调单个主体在（重）写文本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主体——作者、读者、分析家——必须进行互文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构成了开放性的文本。于是，文本的阐释取决于主体汇集各种互文本并将它们同给定文本相联系的能力。对于巴尔特来讲，互文本是指文本本身和在所有文本之间的空间，而读者一直在这空间中不停地运动。巴尔特还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互文本，其它文本程度不等地以多少可以辨认的形式——先前的和环绕（文本）的文化的文本形式——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7〕
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则认为：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interweaving）或“纺织品”（textile）， 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它话语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确定的。这样，每一种赏析的或批评的阐释仅仅是对一个文本所作的尝试性的和部分的“补充”，因为一个文本的种种能指只载有它们多重所指的“印痕”。同时，对一个文本的每一种补充本身已经受到先前话语对那个文本的“污染”，以及其它相关文本的“污染”。总之， 由于文本本身是内在文本（intextual）的无限变化的一种不稳定过程，在符号中的“差异”（diff érence）/“延异”（différance）的游戏“破坏”了一种互文性的符号学或一种文本关系的科学。互文性这一概念成了一种无限的指号过程（semiosis）的深渊。
对于克里斯蒂娃，“文本”是一种批评行为或者“元语言的”行为，在其中主体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而细察先前的和当代的文本，肯定某些文本并否定其它文本。更具体地讲，互文性是大大增强语言和主体地位的一个扬弃的复杂过程，一个为了创造新文本而摧毁旧文本的“否定的”（négativite）过程。 克里斯蒂娃把关于语言和意义的几种现代理论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巴赫金和德里达的理论，强调讲话者与听众、自我与他人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修正了主体作为在一切话语中解构的互文性功能的地位。她指出，正如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由“无限组合的意义”（signifiance）不确定地反映出来， 主体则被投射入一个巨大的互文性空间，在那里他或她变成碎片或粉末，进入他或她自己的文本与他人的文本之间无限交流的过程中。〔8〕互文性理论成为克里斯蒂娃对主体和文本进行解构的最重要工具。在这种理论的框架中，文本的作者的重要性大大减少。作者的作用被降低为文本的相互游戏（interplay）提供场所或空间。创造性和生产力（ productivity）从作者转至文本，或者说转至文本的相互游戏，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及他对文本的权威消失了。
克里斯蒂娃把文本分为“生成文本”（geno—texte）和“观象文本”（phéno—texte）。 “生成文本”涉及到能指和讲话主体的范式，讲话主体使原先由他人的价值观念和愿望构成的“语言组织”（tissue of language）产生错位并得到修正。“现象文本”是文本的语法和语义的表面结构，文体学把这种表面结构作为文本的最终意义，然而实际上它只是作为心理和历史活动较完满“形成的”（engendering）文本的残余。按照克里斯蒂娃的观点，重要的问题是要注意互文性产生于“生成文本”与“现象文本”之间交流的“零度时刻”（zeromoment），在这一时刻主体的无意识冲动（pulsions）突变为语言，反抗他人的话语——压抑的和父权的互文本——对已确立言语（speech）的束缚。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中指出：“无论一个文本的语义内容是什么，它作为表意实践的条件就是以其它话语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说，每一个文本从一开始就处于其它话语的管辖之下，那些话语把一个宇宙加在了这个文本之上。”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她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互文性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9〕
在读者与文学的关系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与里法泰尔互文性理论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克里斯蒂娃，文本通过破坏能指的稳定性并通过一系列无限的互文性所指使阐释多元化，对“逻各斯中心论的读者”发起了正面进攻。对于里法泰尔，文本则象一位温和的父亲般的向导，通过慷慨地用互文性的“印痕”标明道路，来把读者推向正确的阐释。
在《诗歌符号学》（1978）及一系列文章中，里法泰尔表明互文性是“读者感知”的主要模式，互文性也是许多特殊文学效果，如幽默、荒谬、含混、及模糊等的来源。里法泰尔认为，每位读者都具有对一个文本所传达的信号、按照此文本的“恰当的”互文性解码作出反应而要求的语言和文化能力。他还认为，阅读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它至少引起理解文本的两个“层次或阶段”。阅读的第一阶段是“启发式的”（heuristic），第二阶段是“反作用的”（retroactive）或“阐释的”（hermeneutic），文本的意义永远不可能在第一阶段确定， 只有在第二阶段才可能确定。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阅读的这两个阶段文本对读者的“控制”是“绝对的”，因为文本在语义上和语法上是一种等级化的“结构”，需要只按一种方式——作为一种连锁符号的语义系统，而这些符号都是同一个“母体”（matrix）的“变量”——来理解。〔10〕
里法泰尔阅读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符意”（interpretant），顺便提一句，国内有的译者把此术语译为“阐释者”，这是不准确的，〔11〕这个概念是理法泰尔从美国哲学家C.S.皮尔斯那儿借来的，里法泰尔把它定义为：“翻译文本的表面符号并解释文本含义的一种符号。”〔12〕里法泰尔把皮尔斯提出的客体、符号、符意的符号学三角关系图加以改造，提出了文本（T[,1]）、互文本（T[,2]）、符意（T[,3]）的三角关系图，
在此图中，文本（T[,1]）是第一文本，互文本（T[,2]）是第二文本，符意（T[,3]）是第三文本或称第二互文本，它“协调”（mediates）文本与主要互文本之间的关系。这幅图有如下几大优点：一、它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读者在解释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时，他们通常必须汇集一个以上的互文本来考虑。二、这幅图表明的符号学三角关系优于简单的传统影响模式，在传统影响模式中，文本A按照一种线性关系影响文本B，这种模式不能解释互文性解读的多方向性问题。三、这幅图合理地缩减了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所提出的互文性关系令人困惑的开放性或无限性。
里法泰尔批评巴尔特未能看到文本结构加在它自己的互文本之上的束缚。他还指出，互文性不是一首诗或叙事作品同读者个人能在此刻回忆起的先前读过的文本之间的自由联想。文本和它的互文本是同一结构母体（matrix）的变体。里法泰尔与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一致认为话语的宇宙在本质上是互文性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里法泰尔坚定地把一切互文性关系都置于每一个文本的结构母体之上。
对于“互文性”，另一位法国批评家热奈采用了一个不同的术语：“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认为， 从根本上讲文字是“跨文本的“（transtextual），或者说是一种产生于其它文本片断的“二度”结构。同时，热奈提出了跨文本性的五个主要类型：1.互文性。这一类包括了引语、典故及抄袭。2.准文本（paratext）。指一部作品的序、跋、插图、及护封上的文字。3.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指与“评论”（commentary）的关系，这种评论把一个文本与此文本所谈论的另一个文本联系起来。4.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 指把文本B——热奈所称的“超文本”（hypertext）同一个前文本A ——热奈称之为“前文本”（hypotext）联系起来的任何关系，文本B在前文本A的基础上进行了“嫁接”（grafted）， 其“嫁接”的方式与评论的方式迥然不同。5.原文本（architext）。 指为了充分理解一个文本及其互文本， 读者需要了解组成文学领域的种种类型的等级体系（ the hierarchy of genres）。
应该指出热奈的本意是要清理简化围绕互文性理论丛生的术语，但是他提出的分类和术语反而使这一理论及术语复杂化。他所说的元文本性与超文本性互相迭合，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很难把握的。而且他对超文本性的定义与传统的影响和来源研究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尽管这些法国文学理论家对互文性的界定和阐释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倾向是都重视并肯定文本的互文性的存在，他们都把互文性关系的研究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他们都十分注重读者/ 批评家的阅读活动和文本意义生产活动中的作用。然而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把作者与文本分割开，把文本视作是与作者无关的意义客体，这未免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
在法国学者提出互文性理论的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以他们的实践和理论充实并发展了互文性理论。小说家约翰·巴思于1967年发表了著名文章《枯竭的文学》。巴思在文中宣称，我们已进入了文学史的一个新阶段——“枯竭的文学”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创造性动力已消耗殆尽，并且独创性仅以现存文本和传统结构的复杂游戏的形式残存下去，这些形式即：典故、引语、滑稽模仿和拼贴。巴思的短篇小说集《迷失在游乐园中》（1968）就是一部具有很强互文性作品。 另一位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雷蒙德·费德曼（RaymondFederman）认为文学生产是一种持续的“（游戏性）剽窃”〔pla （y）giarism〕，即这是一种游戏与互文的结合， 一种嬉戏性的和自觉的剽窃。〔13〕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诗歌与压抑》（1976）中进一步彻底地摧毁了那种自足、自主文本的理想主义观念，他说：
没有比“常识性”观念更难于除掉的观念了，那种“常识性”观念认为诗歌文本是自足的，它有一种可以确定的意义或者不涉及其它诗歌文本的种种意义。……不幸的是，诗歌不是物品，而只是指涉及其它词语的词语，而那些词语又进一步指涉及别的词语，如此下去，诗歌处于文学语言的“人口过密的”世界之中。 任何一首诗都是一首互指诗（interpoem），并且对一首诗的任何解读都是一种互指性解读（inter—reading）。〔14〕。
布鲁姆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在文学创作和阅读活动中互文性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对互文性问题作了较全面阐述的美国学者可能要算乔纳森·卡勒。他在《符号的追寻》（1981）中论述道：
“互文性”有双重焦点。一方面，它唤起我们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它认为文本自主性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就已被写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强调可理解性、强调意义而言，它导致我们把先前的文本考虑为对一种代码的贡献，这种代码使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有各种不同的效果。 这样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之中的参与，一个文本与各种语言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文本研究并非如同传统看法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来源和影响的研究；它的网撒得更大，它包括了无名话语的实践，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这些代码使得后来文本的表意实践成为可能。〔15〕
卡勒在此书中还进一步指出，文本是一个互文性的建构，只有依据它所扩展、补充、改造并使之升华的其它文本才可能理解它。〔16〕因此，互文性对于文学的表意作用是一个中心的问题。
根据欧美学者的互文性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互文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种情况：（1）引用语。 即直接引用前文本，引号就是明白无误的标志。（2）典故和原型。 指在文本中出自圣经、神话、童话、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宗教故事及经典作品等等之中的典故和原型。（3）拼贴（collage）。指把前文本加以改造， 甚至扭曲， 再拼合融入新的文本之中。 （ 4）嘲讽的模仿（parody）。这种方式古已有之，不过它在当代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得到十分广泛的运用，以至于加拿大著名女学者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把嘲讽的模仿视为互文性的当代“标志”。〔17〕（5）“无法追朔来源的代码”。这是巴尔特等人的观点， 它指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不是某一具体文本的借用。
不少欧美学者，尤其是法国学者的互文性理论往往把作者与文本割裂开来，忽视了作者在互文性关系中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试用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虚构行为”理论〔18〕来进行分析。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互文性的产生首先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对前文本——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及文学的等各种前文本进行选择。其次作者通过把选择的内容——互文本与作者自己的虚构和想象相结合，纳入到新产生的文本之中。根据伊瑟尔的看法，这种结合行为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关于在本文（即文本——笔者注）之内选择本文外的传统、价值、引喻、引语等进行联系的过程；第二，在本文内组织具体语义内容的过程，或者说通过联系纳入本文的外部事物而产生本文内部参照系的过程；第三，词的互相关系或语言的特殊运用过程，包括打破词意限制，占有语义内容，重新安排规则和改变规则。”〔19〕再其次，在创作过程中，“选择”和“结合”两个步骤的完成必须经过“联系”这一过程。作者要把前文本的种种内容与他自己的意图、他所想象和虚构的内容不断地进行“联系”，进行取舍，把选中的东西结合入他新创作出的文本之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选择”、“结合”和“联系”这三种行为的主体就是作者，而作者就是文本互文性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
应该指出，在不少欧美学者提出并赞同互文性理论的同时，在文学批评理论界也有部分人反对互文性理论。这些人反复强调他们自己早就一直在从互文的角度进行工作了。他们认为每一种严肃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研究，都是从互文的角度进行的。他们认为法国学者提出的“互文性”只是一种术语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变得深奥玄乎，另一方面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既然有如此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传统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来源——影响研究，与互文性理论到底有何区别。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互文性理论所涵盖的一些问题，诸如：对前文本嘲讽式地模仿、来自互文本的引用语、典故和原型等，与传统的来源——影响研究有着相似或共同之处。但是，互文性理论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本理论。六十年代以来，那种传统的自足的文学研究受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以克里斯蒂娃及其丈夫菲利浦·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法国著名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为核心的“原样派”（Tel Quel group）强调对文艺作品的结构分析和创造性阅读方法的研究，注重读者/批评家的作用。他们认为， 批评家参与创造了所阅读的作品，并且积极地建构了它的意义，使作品得以存在。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内容被组成的过程”。“原样派”和其他一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反对传统文学批评所谓的统一的文本的概念，他们指出传统艺术中貌似统一的文本内存在着矛盾和分岐。而且，这些批评家倡导在当代和未来艺术实践中有意地对意义进行（后）现代主义的瓦解〔（post—）modernist disruptions〕， 并且拒绝明确（固定不变的）意义〔make（fixed）sense〕。他们喜欢一种新的语义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消除了存在于（享有特权的）语义生产者（作者）和（接受文本的）消费者（读者/批评家）之间的差异。
根据互文性理论的倡导者们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试将互文性理论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差异初步归纳为如下几点：1.传统的文学研究以作品和作者为中心，注重文本/前文本作者的作用； 互文性理论则注重读者/批评家的作用。2.传统的影响研究注重前文本对文本意义的影响； 互文性研究则更关心文本“内容被组成的过程”。3.传统的文学研究一般都力图最终找出文本的正确意义，互文性理论则拒绝明确那种所谓的固定不变的意义，而主张语义的流动性。4.传统的影响研究注重一个文本对其它文本的具体借用；而互文性理论的网撒得大得多，它还研究那些“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5.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比，互文性理论十分注重文学与非文学的其它种种文化因素的关系。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文学是通过文学之外的话语（extra——literary discourse）来进行思考的。 这样的主张大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这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这种开放性观点的影响下，互文性研究不仅扩展到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关系的研究，而且还扩展到非文学的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诸如， 西方有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与约翰·亨利·富塞利（John Henry Fuseli）〔20〕的绘画；歌德的《浮士德》与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里特（Magritte）的绘画与罗布—格里耶的小说《迷人的美女》；维克多·哈特曼（VictorHartmann）的绘画与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作品《展览会上的绘画》；莫里斯·拉威尔的《包列罗舞曲》与莫里斯·贝热（Maurice Béjart）〔21〕的芭蕾《包列罗》，等等。
综上所述，互文性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在强调读者在文本阅读、阐释活动中的作用的同时，忽略了作者的作用；同时，在作品的阐释问题上走向了相对主义，某些极端的主张甚至走向了不可知论。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互文性理论不仅仅注重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更注重文本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这一点上，与种种形式主义的高论相比，这应该说是一大进步。同时，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关系，注重文本与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突出了文化与文学文本以及其它艺术文本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当今的文化批评有着重大意义，对于拓宽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视野有着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是对传统与创新关系的一种新视角。
注释：
〔1〕哈罗德·布鲁姆：《误读之图》（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第3页。
〔2〕卡尔·贝克森和阿图尔·甘茨：《文学术语词典》（纽约：努恩戴出版社，1989），第129页。
〔3〕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英文版）（安阿伯：阿迪斯出版社，1973），第20—23页。
〔4〕同〔2〕，第100—108页。
〔5〕同〔2〕，第23页。
〔6〕T.S.艾略特：《圣林》（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20）， 第48页。
〔7〕罗兰·巴尔特：“文本的理论”， 收于罗伯特·扬编《解放文本》（波士顿：劳特利奇出版社，1981），第39页。
〔8〕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巴黎：色依出版社， 1969），第89页。
〔9〕参见帕特里克·奥唐奈等编：《互文性与当代美国小说》（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第260页。
〔10〕米歇尔·里法泰尔：《诗歌符号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8），第4—6页。
〔11〕参见奥斯瓦尔德·达克罗特和特兹维坦·托多罗夫：《语言学词典》，凯瑟琳·波特译（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第85页。
〔12〕里法泰尔：《诗歌符号学》，第81页。
〔13〕参见亨利希·E·普莱特编：《互文性》（柏林/纽约：沃尔特·德·荷勒伊特出版社，1991），第209页。
〔14〕哈罗德·布鲁姆：《诗歌与压抑》（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第2页。
〔15〕乔纳森·卡勒：《符号的追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第103—104页。
〔16〕同上书，第108页。
〔17〕参见帕特里克·奥唐奈等编：《互文性与当代美国小说》，第XVI页。
〔18〕参见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第1—21页。
〔19〕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第86页。
〔20〕约翰·亨利·富塞利（1741—1825），英国画家。
〔21〕莫里斯·贝热（1928— ），法国舞蹈家、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