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区位比较优势及发展方式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社会经济论文,产业发展论文,东部地区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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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体育资源作为社会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产业价值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凸现出来。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体育作为产业来发展时，必然受社会、经济等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为此，本研究将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作为切入点，分析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供不同区位体育产业发展的若干方式。
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最快的区域，该区域公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可以说，东部地区具备了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该地区的发展行为对其它地区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本研究以东部地区作为分析对象正是基于上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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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2.1 东部地区的界定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中对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11个省（市）[1]。本研究以此为据确定我国东部地区的范围。
2.2 文献研究
参阅了有关体育产业、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方面的论著和研究文献，这些论著与文献为本研究指标的筛选、确立和分析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2.3 数据资料来源
1999、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4 数理统计分析
采用动态分析、回归分析、综合评价等方法。所有数据运用SPSS软件包通过微机进行统计处理。
2.5 比较
对我国东部省（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纵向比较，对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产业结构进行横向、纵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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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构建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指标体系的选择依据
当人们将体育产业置于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中来考察时，不难发现，体育产业的生成、置换和发展是无法摆脱社会经济大环境影响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体育产业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体育产业生成与发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条件是公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这种需要的数量、质量、结构及变化趋势决定着体育产业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使人们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即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和享受性消费转变[2]。体育消费属于发展和享受性消费，这类消费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的消费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由此带动体育市场的交易总量和规模的扩张，促使体育产业的发展。其次，社会资本的支持与资源的稳定供给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基本保证。体育产品的生产、交换、营销均需大量的投入品和各类生产要素的支持，要实现完善的支持系统，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才有可能。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产业的生产部门才能源源不断从外界获得各类资金、生产资料、信息、劳动力等资源，并通过有效地吸收和转化促使体育产业的发展。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研究以我国东部省（市）体育产业发展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为切入点，对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进行区位优势研究。为了有效评价我国东部各省（市）体育产业发展的外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建立一个评价指标体系，以便进行评价和分析，为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选择提供依据。
3.2 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以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框架[3]作为本研究的基础，该指标体系由社会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4大类的41项具体指标构成。为了将讨论的内容相对集中，本研究采用了主成份分析、因子分析方法对41项指标进行了遴选和归类（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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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省（市）体育产业发展社会经济“外环境”的区位优势分析
以《2000年统计年鉴》显示的我国东部11省（市）反映社会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所属的下维各项指标的实际数据为据，在数据标准化和以主成份分析所得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采用加权平均型综合评价方法，对东部省（市）的社会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外环境”整体水平进行评价（图2、图3、图4和图5）。
从图2的社会结构类指标的综合发展情况来看，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发展居前；浙江、江苏和广东省位居第2层次；而河北、辽宁、福建和山东省处于第3层次；海南省居于末位。这个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各省（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文教科卫生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存在着明显差别。在社会结构方面，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较好的区位优势。
图1 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指标体系示意图
图2 2000年东部省（市）社会结构综合评价结果示意图
图3 2000年东部省（市）经济效益综合评价结果示意图
图4 2000年东部省（市）人口素质综合评价结果示意图
图5 2000年东部省（市）居民生活质量综合评价结果示意图
图3显示，上海、北京和天津市的经济效益均高于东部地区其它省份的效益水平，效益优势明显，位于第1层次；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和辽宁省属第2层次；山东、河北和海南省水平较低。这个结果表明：在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3项指标的综合考察方面，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
从图4的人口质量类指标的综合发展情况来看，上海、北京和天津市发展居前；山东、福建、浙江、江苏、辽宁和河北省属第2层次；广东和海南省人口质量水平相对较低。这个结果表明：从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教育经费、每万人在校中学生人数3方面来考察，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
从图5的生活质量类指标的综合发展情况来看，北京市、广东、江苏和福建省居民的生活质量居前；浙江、山东、海南和河北省居民的生活质量位于第2层次；上海市和辽宁省该指标的水平相对落后。这个结果表明：在职工平均工资、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的综合情况方面，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尽管上海市人均绿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指标水平较低）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较好的区位优势。
通过综合评价的方法对东部各省（市）上述4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结果表明：在我国东部省（市）中，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在体育产业发展的“外环境”方面有着显著的区位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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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区域发展的策略选择
由于不同省（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考虑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区域发展的问题时，必须对发展方式、区域发展时序等问题进行选择。
5.1 我国东部省（市）体育产业区域发展方式的选择
依托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我国东部省（市）体育产业区域发展可供选择的方式有3种。
5.1.1 均衡发展方式
所谓均衡发展是指在投资引导上以一定的速度、规模同时持续作用于不同区域，使不同区域在发展的各种条件方面具有相似性，保持区域间能够均衡发展[4]。均衡发展方式的优势在于各地区间均衡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发展条件的差距，在体育产业起步阶段，使各地区的体育产业尽快地得到同步发展。该方式的弱点，是各地区在生产要素方面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在相同的方式下考虑资源配置，则有可能导致体育资源优势地区难以充分发挥其优势。
5.1.2 非均衡发展方式
非均衡发展方式，是指在体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在每个地区以同样的速度进行，而是按一定的顺序，集中力量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和某些产业部门，以带动其它地区、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5]。非均衡发展方式的优势，是发展重点明确，序列性强，能够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优势，在较短的时间使某区域体育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对其它地区形成拉动作用。其弱点是各地区的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可能会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大多数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滞后，甚至造成新的问题。
5.1.3 非均衡－协调发展方式
非均衡—协调发展方式，是指各地区总体的发展保持相对的均衡和协调，同时，要承认客观存在的发展差异，将有限的资金、技术、资源比较集中的投入具有区位优势的区域，以支持和带动各地区总体水平的快速、持续的发展[5]。研究认为，该方式在我国东部地区作为体育产业的区域发展主体方式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
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地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东部地区形成3个核心区位。在产业政策、税收等政策各地区供给基本均衡的前提下，促使上述3个核心地区进一步吸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体育产业类资源，逐渐形成体育产业发展的“集化区”，继而产生“扩散效应”，最终使整个东部地区的体育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上述3大优势区域体育产业的重点行业的非同构性引导，可以形成3大优势区域体育产业的重点行业发展特征，继而对东部其它省份产生“示范效应”，使整个东部地区体育产业的行业结构得到合理布局，从而更好地促进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方式都存在一定弊端，因此，东部地区体育产业选择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具有比较优势，即充分利用不同区域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之间互补的整体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形成竞争的合力，促进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异。
5.2 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的时序方式的选择
从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来考察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时序方式的选择问题时，我们需依托经济学家佩鲁(Perroax)提出的抽象经济空间概念以及布代维尔(Boudaille)、拉苏恩(lasuen)等学者从地理学角度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中有关产业空间地域聚集的观点[6]。其观点的核心内容，是指在核心区域或大城市内使某主导产业部门在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高度集中，形成规模经济，通过自身迅速的增长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扩散作用的“增长极”，以带动临近地区的共同发展。
由于资源是有限的，体育产业的区域发展应依托上述理论选择合适的区位发展时序。体育产业的区位发展时序，不仅可以从产业结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而且可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来判断。按照东部省（市）体育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外环境”的优势区位特点，研究认为，东部地区体育产业的区位发展时序应以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体育产业的快速始发区域，继而通过扩散影响所产生的“淋下效应和示范效应”对东部地区的其它省（市）形成强力影响，最终使整个东部地区的体育产业趋于快速且相对均衡的发展。
5.2.1 京津地区
应该以北京市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始发点，借助奥运的东风，使北京市成为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用品生产和销售、体育旅游、体育信息、体育人才培训等系列体育产业的行业部门发展的集中阵地，起到“磁场”的作用，由此产生较强的吸纳和辐射效应。它不仅能加快自身体育产业的发展，还可通过向外的扩散带动京津地区以至周围地区体育产业的提升。
之所以选择北京市作为京津地区体育产业的始发地区，主要依据如下：首先，体育产业的发展已有一定规模。1999年北京市体育产业的从业人员已有5.6万人，经营收入83.0亿元，比1998年增长15.6%；创造增加值约为37.7亿元，比上年增长18.9%，约占全市GDP的1.73%[7]。其次，北京市具有有利的发展环境。不仅具有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等要素，而且还有便利的基础设施，良好的投资环境。再次，具有2008年举办第29届奥运会的大背景。以奥运会为商机，不仅可凝聚大量的人才、技术、资本，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而且，具有技术创新的可能。举办奥运会，势必对体育（场）馆设施、器材以及相关的体育用品提出全新的要求，为有关产品技术的创新、体育产业发展的制度创新提供可能。
5.2.2 长江三角洲地区
以上海市作为体育产业的始发地区，其主要依据是，上海市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拥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数倍于浙江和江苏两省，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长江三角洲的其它地区。目前，上海的体育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具备体育产业发展的所有资源优势，具有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条件。
5.2.3 小珠江三角洲地区（即广州、深圳、珠海区域）
以广州市作为体育产业的始发地区。首先，广东省在整个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1999年广东省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459亿元，为体育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希望在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中保持良好的体质，体育锻炼意识不断加强，花钱买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省有近万家各类体育经营性场所，仅深圳、广州等16个地级市的场所就解决了3万人的就业问题；1998年广东省的体育消费总额多达31个亿；1999年深圳市仅健身娱乐业的营业额就突破了5亿元人民币[8]。经过几年的发展，广东省的体育健身娱乐、体育彩票、体育用品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体育竞赛表演市场、体育培训市场和体育中介市场也已具雏形，尚待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