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大众政治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外交论文,政治论文,政策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广泛展开并且产生种种新社会问题和新社会力量，那里的政治经济运作发生了近乎革命性的变化：政治权力或参政影响的获取开始依赖具有大众基础的现代政党，依赖它们通过大众化的组织体制和政治宣传纲领争取千百万选民的选票；从“大众社会”的种种利益群体当中产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它们主要通过大众化的政治途径，对渴望获得或保持公选职位的政客施加压力或拉力；现当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开始出现，它作用于总的来说越来越依靠公众支持或认可的政府，从而影响国家政策。[1](ch.5)以这些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一般公民或臣民广泛参与政治事务”[2](P218)——即使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初生阶段，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列强对外政策的塑造，包括有力地促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狂潮。[3]在党派和公众舆论的发育程度远不如西欧国家的沙俄，情况也大致如此。[4]此后，随其扩展和深化，西方大众政治对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外交操作方式的影响变得广泛得多，也深入得多。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无论在自由民主制国家，还是在法西斯极权国家，大众政治都是决定外交和战略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决定国际政治及其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它在这两类国家的存在形式和作用形态很不相同。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众政治影响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实例，在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更是比比皆是。在此等“外交革命”[5](PP285-292)之外，对外政策的一项新手段——国际宣传以及在20世纪尤为盛行的国际颠覆，都与大众政治密切相关。
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有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在很大程度上受本国公众舆论主宰。问题自然出在决策者和公众两方面。决策者一般以保持个人公选职位或本党议会多数为最大关切，因而很容易过分集中关注选民的情绪，从而尾随而非引导舆论，并且因此使“理性的（国际）权势估算概念被全然损坏”。[6](P5)[5](P52)战后泛滥于这些国家政界和思想界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使事情更加如此，因为此类信念包含着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公开外交”一语作了概括的一条：自由民主制下处理内政的民主运作方式可以、并且应当移用于处理外交，公众舆论的影响和寓于其中的大众控制能防止那种曾酿成一战惨祸的对外政策重演。[7](P113)[8](P147)关于公众方面，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的有关实证研究，公众分成三个层次：(1)对国际事务所知颇多、兴趣颇大也颇能表达意见的极少数“关心的公众”(attentive public)；(2)对主要外国有较确定的态度、对某一些国际问题有所了解、并且有一定能力来表达意见的公众，他们约占公众总数的两至三成；(3)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公众，他们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无兴趣、无知识、无表达，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个别问题有相当兴趣并有所表达。[2](P393)[9](P34)可以设想，二战前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后两类公众的比例不会低于二战后。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许多外交史学家在谈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里的公众舆论时，都强调那与其是理性的看法，不如说是情绪。[5](P61)[7](P116)[10](P283)它的作用同其他时期的公众舆论一样，是确定一个外部界限，决策者一般感到被约束在这个界限之内来操作。不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里公众舆论确定的界限更狭窄，越界意味的政治风险也更严重。威尔逊总统就是由于越界而受到严厉惩罚的最大范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里，公众舆论主宰各主要战胜国对外政策的其他例子不胜枚举。在法国，一战前议会和公众少有兴趣来监察和限制对外政策及外交操作，德尔卡赛这样的外交大师甚至完全不用担心他的政策会引起多大议论。但一战后这种情况改变了。白里安取代普恩加莱执掌法国外交可以说是公众舆论变化的结果，而他能在内阁多次变换的情况下稳坐外长职位7年之久，首先归因于他那尾随英国对德协调的政策符合鲁尔事件后法国公众的心理状态，即畏惧、疲惫和乞灵于幻想。[11](P54)[12](P11)战后法国的这些事态同英国坚决反对其强硬预防政策密切相关，而英国的这一立场有其至关重要的舆论基础。英国公众和议会完全没有法国人那种对安全的焦虑，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法国为什么要维持“过多的军队”和组织东欧同盟体系，除了它可能怀有拿破仑式的野心；他们并不相信战后东欧领土现状天经地义，而是觉得应当予以更动，以便满足“未满足的”国家。不列颠民族从上到下几乎一律持有和平主义倾向、自由国际主义幻想、帝国自处情绪和政治关注的严重内向化。[12](P9)1935年国联在英国主持的一次超级规模民意调查很能说明问题：认为英国应当继续是国联成员者1109万人，认为应当通过国际协议全面裁军和禁止为私人利润产销军备者接近此数，但认为必要时应当用军事手段来制止武装侵略、维护国联原则者仅678万人。首相鲍德温完全迎合这调查结果来安排言行，从而使他的保守党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议会选举。（注：一年后，在希特勒进军莱茵非军事区和大规模扩充武力的情况下，鲍德温在下院如此回答丘吉尔对他贻误战备的指责：“假定我曾起来对全国说，德国正在重整军备，我们也必须重整军备，那么有没有人认为这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英国）当时会群起响应这个号召？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会比这更加确定地在我看来输掉选举”。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54,p.55.）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既出于他个人的绥靖思想，也出于当时英国举国上下的避战情绪和对纳粹德国的幻想。正因为如此，他从慕尼黑返抵伦敦时受到了民众的盛大欢迎，后者像他一样确信慕尼黑协定确保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在英国公众舆论之外，英帝国自治领的公众舆论也通过自治领政府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对外政策的塑造。20年代初起，自治领越来越防范英国政府可能有意无意地将它们拖入与它们至关紧要的利益无关的国际纠葛，英国政府则越来越留心自治领的舆论。[13](P38)至于美国，公众舆论在其战后孤立主义态势形成和持续方面的决定作用毋庸置疑。由于历史传统的差异，那里的国务家兼政客们在决策时甚至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更注意舆论。执政头几年的罗斯福也许是个最好的例子：“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信念而论肯定不是孤立主义者，但他的第一届行政当局就精神而言本质上是孤立主义的。”[10](P283)
二
除公众舆论在对外政策形成方面的主宰作用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外交还发生了另一项大变化，即外交操作方式的更改，包括外交操作人员的变换和外交形式的变换。所谓外交操作人员变换，是指职业外交官遭到贬抑，其主要外交职能——外交对话和谈判——大半改由政府首脑本人（有时还由同样是政客出身的外交部长）及其各色代表来从事，这些代表被相信得到、或能够得到公众喜欢。大战惨祸和威尔逊主义之类信条的流行，导致传统外交的实行者即职业外交人员遭到公众舆论的厌恶和鄙薄，他们那传统的外交谋略、行为方式和风格被普遍当作非民主的鬼蜮伎俩和贵族式的虚饰浮华。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政客的政府领导者们便以越俎代庖来迎合舆论。这方面除威尔逊外，劳合·乔治可谓开风气之先。这位曾说“外交官被发明出来纯属浪费时间”[5](P56)的英国首相，在巴黎和会及其后三年里，撇开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大搞实为外行外交的首脑外交。他的后继者们至少到张伯伦为止无不仿效，以致有位勋爵二战期间在上院抱怨，自劳合·乔治执政以来英国就没有外交部。[13](P15)法国的情况是白里安和赖伐尔政客型之类外长包揽外交要务，将一向以素质优良著称的驻外职业外交官队伍撇在一边。用一份权威研究报告的话说，外交操作人员此种变换的结果，是滥用“直接会谈”和“随机对话”，含糊不确地设定谈判方针，轻率匆忙地作出外交承诺。[5](P57)[11](P64)至于它的另一部分结果，则在于外交活动的目的已不是促进冷静地界定国家利益，而是用浮言虚辞和故作姿态来打动本国公众。
至于外交操作的另一类变换——外交形式的变换——情况就更是如此。这种变换指的是多国会议和最高级会晤以及宣言式外交和议会式外交的流行与泛滥。它出自西方民主国家公众对于那被指责为大战祸源的秘密外交的厌憎，出自他们对威尔逊为主要倡导者的公开外交的迷信。于是，迎合舆论的政府便多多举办规模盛大、活动公开或半公开的多国会议，或举行招摇过市、耸动听闻的最高级会晤（包括某些重大的外长会晤）。前者当中比较著名的有华盛顿会议、热那亚会议、日内瓦裁军会议和世界经济会议，后者则有罗迦诺会晤、贝辛奇会晤、斯特雷萨会晤等。那些多国会议“往往是在民众急躁情绪的压力下举行，缺乏适当的预备性会谈来为卓有成效的谈判奠定基础。的确，它们往往看来更多地是为了它们的舆论效应、而非所攸关的实质性问题筹划的。”[5](P58)最高级会晤则不仅同样常常是以追求轰动效应来取悦公众为一大目的，而且更容易使公众产生万事大吉的虚假印象，以致他们在现实终究大白时，因为缺乏心理准备而做出不恰当的反应。此外，由于政府首脑通常（有时还有外交部长）并不精通、甚至很不熟悉外交，加上必然为繁忙的国内事务和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内政治考虑分心，因而最高级会晤产生的协议多半是急就式的和很不精确的，为以后的国际关系留下麻烦甚至重大隐患。斯特雷萨协议和紧随慕尼黑会议产生的英德宣言（正是这个宣言被张伯伦宣告为保证了“我们时代的和平”），提供了这方面特别重要的例子。
所谓宣言式外交，是指发表旨在煽动别国舆论的讲演和声明，以便经过这舆论来迫使别国政府按照煽动者的意愿行事。威尔逊可以说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里广泛使用此种外交的第一人，而其最娴熟也最成功的采用者是希特勒。至于议会式外交，是指在威尔逊主义公开外交信条影响下出现的国际联盟外交。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称之为议会程序外交，而著名外交学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则称之为常设状态会议外交。“要求解决的问题被置于……审议机构的议事日程上，不同政府的代表在公开辩论中讨论问题的是非，根据组织的章程进行表决来处理这一事项。”[14](P666)[7](P119)它的效果和弊端同上面所述的多国会议和最高级会晤相类似。
与所有上述“外交革命”现象同出于大众政治环境的，还有行政部门执掌的那部分外交大权趋于落入议会之手。美国参议院拒不批准美国总统作为头号主角缔结的凡尔赛条约及其包含的国际联盟盟约，这确如尼科尔森所说是一项大创新，给国际契约的不可侵犯性和国际谈判的可靠性以沉重打击。[7](P119)此外同样众所周知的，是30年代后期美国国会搞出的三次中立法，它们实际上剥夺了总统很大部分外交权力，严重地束缚了他援助反法西斯国家。在英国，这方面最突出的事态大概是1922年底开始，一大批工党和自由党议员谋求制订一项法律，它将规定没有国会明确授权，不得进行任何对外战争行动，不得批准任何条约或达成任何涉及军事义务的成文或口头协议，也不得同外国举行任何军事参谋人员会谈。虽然这项努力未能成功，但它足以使后来的保守党鲍德温内阁向国会保证“英国政策绝无秘密”。[13](P35)
三
大众政治并不限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它是20世纪现代政治的普遍形态，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中有不同的、甚至许多方面截然相反的形式。“1919年以后‘公众舆论’的问题在于，它的许多部分不与格莱斯顿和威尔逊式的可爱幻景相匹配，不是这幻景中开明通达、素有教养、公正不偏的民众，满怀国际主义观念、功利主义设想和对法治的尊敬。”[15](P284)正是在这另外的、由经济困难、社会压抑、极端民族主义和非理性导致的反民主反理智的公众情绪上面，20世纪最邪恶的祸种找到了温床。（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的所谓公众，大多是极权主义研究泰斗汉娜·阿伦德所说的那种大众，即先前由于其庞大的数量、混杂的阶级属性和对政治的冷漠而无法整合进“任何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政党、市政和专业团体或工会”的人口。他们一旦被纳粹之类运动召唤到先前从未登上的国家政治舞台，就会根本不理睬理性的论辩，而喜欢“以死亡而非说服告终、招致恐怖而非信念的方法”。Mitchell Cohen and Nicole Fermon,Princeton Readings in Political Thou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576.）在《我的奋斗》第一卷末尾，希特勒将公众舆论认作“我们时代最强大有力的因素”，[16](P67)这是他赖以取得德国政权、然后将德国变为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军事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关键性认识。在一战前穷极潦倒的日子里，他就仔细琢磨了他极端仇视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颇为成功的原因，结论是这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政党懂得如何（据他的曲解和臆断）对政敌施加以狂暴辱骂肆意造谣为手段的“精神恐怖”，连同以寻衅滋事大打出手为手段的“肉体恐怖”。同样是在这段日子里，他仔细观察了他非常佩服的基督教社会党政客、维也纳市长卡尔·吕格，认为他的天才在于擅长赢得、特别是靠讲演来赢得大众的支持。[16](PP42-45)希特勒发展纳粹运动的历史表明，他可谓彻底地洞察了在战败后德国条件下最有效地从事大众政治的秘诀。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会觉察听众的心灵，找到最敏感的地方使劲锤打”。[17](P37)主题简单扼要，多用口号表述，竭力煽起狂热，谎言越大越好——这些加上组织大规模集体游行以及用暴力行动来增添心理效果，构成了希特勒的大众宣传战略。（注：“虽然要在所有时候愚弄所有民众可能是困难的，但容易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愚弄他们，以达到他们的毁灭”。Harold 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Diplomacy,New York:Collier Books,1962.p.122.）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大众运动的组织：纳粹党依照获取选票的需要，划分为同选区大致对应的各地方组织，然后再逐级划分直至街区；与此同时，少年、青年、妇女、学生、教师、公务员、医生、律师、法官、艺术人士等等，都有各自的纳粹组织。[16](P171)
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后，大众政治从获取政权的工具变为侵略扩张的工具。纳粹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煽动大众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绪，以利动员民族资源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在意大利，大众政治同法西斯政权的外交和战略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用对外侵略扩张行为来取悦怀抱极端民族主义的大众，从而巩固法西斯政权的不那么牢靠的国内地位。[18](P212,P220)还须提到，极权主义独裁者们不仅操纵本国的大众政治，而且也试图操纵对手国家的大众政治，那就是用前面所说的宣言式外交来影响其公众舆论，进而借此影响其对外政策。希特勒是宣言式外交的真正里手。在逐步捣毁凡尔赛体系的过程中，每当他采取特别严重的步骤，他都会大事张扬地发表演说，其中心内容总是竭力诉说战后安排对德国很不公正，同时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并非欲壑难填，他愿缔结国际条约来维护经他改变后的新的现状。他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英法等国公众对于凡尔赛条约的道义内疚，利用他们惧怕战争的心理和永葆和平的幻想，从而确保他的一次又一次破戒行动不受到惩罚。
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公众情绪和舆论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依然是影响对外政策和外交的一大因素，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大众传媒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团体种类增加和规模扩大，这种影响总的来说很可能甚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重要的当然是美国的情况，其例子因为不胜枚举而只能在此略述三四。曾对美国东亚政策有巨大影响的麦卡锡主义可溯源于三类公众情绪，一是对战后世界将一如美国所愿的幻灭感，二是遏制政策——在美苏共存前提下耐心地阻止苏联扩展势力、而非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苏联威胁——引起的沮丧，三是中国内战结局带来的强烈心理震动。[19](P177)这第三类情绪对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有最直接的作用。在根本不理解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美国公众看来，“一个宽厚的、感激美国慷慨并以友好报答友好的中国，已被一个决意吞噬一切的红色巨魔取代”。[20](P631)他们无论如何要寻求一种解释，于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才能的煽动家、最有把握最迅速地深入美国人心中阴暗角落的政客麦卡锡便应运而起，[21](P3)编造了他们当时实际上惟一能够接受、并且也很乐意接受的解释——美国政府内部的“共产党阴谋”。在非常有利的公众情绪氛围中，麦卡锡那不择手段的抨击造成了决定性的压力，使得杜鲁门政府非但不敢在东亚再行退却，而且强烈地倾向于在那里采取“直截了当的”、“及早的肯定行动”，以便从麦卡锡手里夺回国内政治主动权。[19](P182,P188,P192)可以认为，麦卡锡主义这美国大众政治的怪胎同当时美国全球战略观念的重大变化一起，实际上提供了美国此后近20年东亚政策的总框架，或者说规定了它们的根本方向。待它们恶化到顶点后，公众情绪和舆论又一次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不过这次是在相反的方向上。越南战争的教训以及由此对全球干涉主义和黩武主义的厌倦，使得当时反映公众意愿的国会主流派大力限制行政当局的对外干涉，并且在好几年里将美国军事开支压在低水平上，结果使之跟不上苏联的扩军步伐。到80年代初，公众情绪和舆论已再度转向，这构成里根政府急剧扩充军备和复兴海外干涉的一个基本原因。
冷战结束后，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方面，公众舆论的作用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一位试图解释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为何往往摇摆不定的学者不无理由地断定，问题的根本在于“美国战后决策体系的崩解”。这就是说，在交通、通讯技术和人口构成发生巨变的基础上，美国对外政策正从冷战时期大致由“东部权势集团”主宰，迅速变成由分散的各种各样公众集团左右，它们主要分为地域的、民族或种族的以及全球问题的。这样的变更很可能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巴尔干化”，并且可能导致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应起什么作用的激烈、漫长的国内争执。[23](PP2-7)
五
大众政治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变动，还在于它同传媒技术的急速发展一起，使得对外政策有了一种新的手段——国际宣传。不管其政体如何，只要是在现当代国家，一般公众的意愿、情绪和观念都会随大众政治的兴起和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选择，尽管影响的具体方式和具体程度在不同政体的国家会很不相同。正因为如此，一般公众及其分成的阶级、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等就同它们的政府一样，成了有关的外国政府说服的对象、许诺酬赏的对象和威胁的对象，亦即成了国际宣传的对象。在大多数场合，一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要目的（有时甚至是惟一目的），在于影响别国的国民或某些社会集团，然后通过他们来影响该国政府，使之采取有利于宣传国的态度和政策。[2](P218)（注：当然，如后面将谈论的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对外宣传的目的并非通过影响别国公众来影响其政府的态度和政策，而是鼓动他们来推翻政府，或给政府制造足以使其地位不稳的严重困难。在此，对外宣传成了颠覆手段。）
苏联可以说是最早在和平时期刻意为此类目的进行系统的对外宣传的国家。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力图通过这类宣传来缓解西方国家的对苏敌意，松弛特别在斯大林看来极其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常见的过激或呆板妨碍了取得较大的宣传效果。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宣传逐渐取得了一位国际政治学家所说的实用主义色彩。[2](P234)它以文化、艺术、教育和科技交流以及旅游为多种渠道，外加促成建立许多国家里的对苏友好协会以及多种被称为“前台组织”的跨国群众团体。不过，苏联宣传的主要工具仍是广播和书刊。莫斯科广播电台以全世界功率最大的发射装置，向世界所有地区进行当地语言广播，对外出版机构则以大打折扣的价格，印发数量惊人的各种外文书刊。自赫鲁晓夫掌权后，苏联国际宣传的基本主题是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苏式现代化以及和平。较具体地说，它鼓励矛头对准西方的欠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告诫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意味着听任自己国家的独立遭受破坏；鼓动中西欧国家公众反对美国的经济、文化侵入，并且警惕其政治支配；吹嘘苏联在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宣传它们在苏联制度下的发展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渲染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包含的战争危险，强调苏联外交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或缔造和平。[24](ch3-6)
大众政治的兴起和发展还促成了20世纪世界政治的一项特征，即国际颠覆盛行。与国家内政受到王朝正统原则和贵族国际共同道德[14](PP310-315)有效保护的18世纪相反，也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仍能在欧洲得到较多遵守的19世纪不同，20世纪可以说是干涉盛行、颠覆猖獗的时代。在导致这世纪特征的诸种原因中间，来源于大众政治的原因颇为突出：是大众政治的勃发使得许多国家内部存在往往可供外国利用的、规模相当大的各种反对派群体，而这样的群体中间往往又有不少乐意得到外国支持，甚至忠于外国或其代表的跨国性意识形态。此外，同样是大众政治的勃发决定了不少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大众革命取得政权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其中有些在掌权或立国后的一段时期里，强烈倾向于在对外事务中运用它们赖以取得国内政权或独立的同类方法，以致对外国内政采取行动而未经其合法政府同意。
20世纪的颠覆里手首推希特勒。他善于利用本国的大众政治来取得政权，也善于利用别国的大众政治来侵略扩张。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如此总结他的颠覆战略：“为了替他的进攻做准备，他谋求在别国寻找影响的追随者，他们会破坏抵抗，按照他的利益进行捣乱，并且准备组成一个服从他的目标的新政府。贿赂是不必要的——他依靠逐利野心、专制意向和朋党精神为他在统治阶级中间提供有意无意的代理人……他的战法是以双D打头——demoralization和disorganization（使对手士气低落，陷于混乱）。……所有各种弹药都要被用上，但尤其要用颠覆性的宣传。”[25](P234)他在最终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以前对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提供了颠覆的一个经典史例。在其中，他通过苏台德区德人党竭力制造捷国内的民族分裂并挑动暴力冲突，然后以此为口实进行外交干涉和武力威胁，直至吞并苏台德区。[2](P286)
六
在作了关于西方公众舆论和大众政治环境下“外交革命”的论述后，应当予以两项必不可少的补充：(1)在自由民主制国家，政府与公众舆论的关系绝非仅仅是后者影响前者，它还包括前者往往影响和操纵后者；(2)“外交革命”有不可忽视的重大积极意义，而非仅有消极意义。关于第一点，罗斯福总统在其第二届任内非常卓越地引导美国公众摆脱孤立主义、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和杜鲁门以“杜鲁门主义”之类耸人听闻之辞鼓动国会和公众为冷战政策提供实在支持，便是分别值得赞赏和应予谴责的两个典型例子。[26](ch15)[27](ch9)[28](P50)关于第二点，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是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那样很有益、很合理也很正义的大规模公众干预，还有联合国大会那样的“议会式外交”，它给弱小国家提供了平等的世界政治发言权，并且提供了依凭“一国一票”原则联合起来取得某些政治胜利的平等机会。此外至少还应当提到，若干全球性问题所以能成为世界政治议程上的重大问题，有赖于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联大“议会式外交”所作的努力，也有赖于西方大众政治中许多全球性问题团体的活动。最后，许多情况看来表明，在当代，自由民主制国家公众舆论多半具有说到底相对健康的本质或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