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路径选择论文_单许昌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及其路径选择论文_单许昌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城镇化内在推动力量、路径及其结构已经成为当下推动城镇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素流动的集聚力与分散力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内在机制构成了城镇化生成的动力机制。城镇依据当地的某一种或几种突出的优势禀赋,作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而形成依赖这些优势禀赋的路径。最后,从生成动力、路径依赖、结构形态等维度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集聚力与扩散力;生成路径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战略。McGee对城乡关系以及相应的人口迁徙进行了探讨,并通过调查重塑了对于城乡一体化概念框架。他认为农村社会很容易转换成城镇的特色,而城镇只是作为一个变革的要素而非作为独立的改变要素。[1]中国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这种动力机制沿着什么样的路径推进?是本文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一、中国城镇化生成的动力机制

李强等学者将城镇化动力归纳为三种:政府动力、市场动力与民间社会动力,而前两种被视为主要动力机制。[2]英美两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市场主导机制在起作用,我国的城镇化主导模式基本上是政府主导机制的。

我们从空间经济内在生成机制出发,主要是研究城镇化内生动力机制,即要素流动的集聚力量与分散力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反馈并成为城镇化生成的动力机制的。

第一,劳动力集聚与分散机制与人口的城镇化。

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增加迫使人类更有效率地利用有限的地理空间。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量的人口,不断从农村迁往城市。城市化是欧洲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Antrop认为城市化及其相关的交通基础设施划定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晚近发生了爆发性增长,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达到80%左右,与此同时,农村被遗弃。[3]

我们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力与扩散力之间关系,揭示城镇化的内在机理。在最简单的集聚力与分散力模式下,劳动力的空间集聚状态处于正态分布,最开始劳动力的集聚主导着分散力,即劳动力加速在某一空间内集聚,随着劳动力集聚容量逐渐逼近市空间最佳容量,分散的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相反方向遏制人口在某一空间内集聚,在劳动力的集聚容量正好达到空间的容量时,这时集聚力与分散力正好达成一个均衡。一旦超过这个均衡,分散效应将会驱使劳动力迁出。

劳动力的集聚过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人口不断集聚的过程,也是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大量的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到工厂、城市,工厂集聚区逐渐变成了城市,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推动着这些集聚区从小城市变成大城市,这是一股自发的力量在推进城市不断扩张。可以说,劳动力的集聚效应是城市不断扩张的正向推动力,而劳动力的拥挤效应则是一种分散的、相反的制衡力量,它在一定时期内限制的城市的规模、质量和结构。劳动力集聚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其中关键的条件是不断发展的交通,只有交通不断进步,才能吸引更远更多的劳动力在某一空间上集聚,这是一种促进劳动力集聚的客观物质力量,然而,随着劳动力的集聚增加,地租也逐渐上升,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也会不断上升,这会使得当地的工资收入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变成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可能就会转移到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地区。从中国城镇化的现实来看,大量中小城镇的兴起过程是在农民市民化背景下推动的,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不再回到农村居住、生活和工作,就变成了市民,集聚的村落不断变成小镇,进一步发展就变成了城市,他们在工作的城市定居,不断推动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群落。然而,随着房价的上涨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一些大城市的工资收入不再有吸引力,近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现象,租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限制了城市的规模。

然而,如果存在外部冲击,比如户籍制度放开、政府采取优惠措施来吸引劳动力迁入,这样,市场容量的增加也会导致最佳空间容量的增加,当然也会促进劳动力的空间集聚。劳动力的集聚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也会导致劳动力拥挤效应,超过一定数量的人口集聚量时,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状况。这个时候,如果采取限制劳动力迁入、再加上生活成本的上升,该地区的工资水平可能也就不再那么诱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分散效应就可能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如果政府意图推进人口的城镇化,那么,需要不断消除人口集聚的各种限制,如果政府意图限制人口城镇化的规模,那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增加分散力量。

第二,资本集聚—分散力量与城镇化。

人口的城镇化往往是在资本集聚的引导下发生的。由于既有的优势禀赋,资本向某一区域集聚,这种集聚的速度和大小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也受到空间先天条件制约。集聚机制同劳动力集聚的方式一样,集聚力开始主导着分散力,随之资本集聚程度的增加,分散力逐渐显现出抑制效应,在集聚容量达到市场空间容量的时候,过剩的资本就有可能被挤出市场。资本集聚会带来相关产业繁荣,聚地成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城镇规模也在扩大,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相关产业不断涌现,可能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进一步推动城市的发展。当某一优势禀赋逐渐变成劣势禀赋时,或者这一煤炭资源开发殆尽,而又没有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城市可能就会因缺乏产业基础而逐渐空心化,并随之衰落下去。

当存在外生冲击时候,资本集聚的规模和速度有可能发生变化。当政府因为某种目标采取各种措施吸引资本集聚的时候,资本集聚规模可能增加,集聚速度也可能会加快。根据李强等人的总结,我国城镇化现实推动模式主要有七种: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4]在七种城镇化推进模式,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在逐步解除约束资本集聚的各种客观限制,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开发区和优惠条件,进行招商引资,加速资本集聚的过程,从而推动当地城镇化的规模。当政府因为某种目标采取措施限制资本集聚的时候,资本集聚规模可能会萎缩,速度也可能会变得更缓慢。高层次的资本集聚,对于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特别是金融资本的集聚,对于支持企业家发现机遇和技术创新起到非常大的推动效应,诸多高科技园区的构建,为资本和技术集聚提供很好的空间支持,这些高科技园区也逐渐发展了城市的功能,扩展了城市的规模。

第三,劳动力—资本相干集聚与扩散机制下的城镇化过程。

劳动力—资本相干集聚与扩散机制更为复杂,但整体上来说,集聚力与分散力互相反馈、互相制约,共同生成了更贴近现实的城镇化进程。这里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聚与扩散过程,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在这种机制下,工业化水平可能低于城镇化水平,有利于人口城镇化的扩张。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第二种类型是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集聚与扩散过程,工业化水平可能会高于城镇化水平,当下很多地方房地产产业发展远远超出了当地工业化的水平和现实的需要,变成了一座座“鬼城”。第三种类型是技术—知识密集型集聚,这种集聚类型更有利于高科技人才的进入,也有利于资本的集聚,从而创造出各种“硅谷”神话,其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相对较高。无论哪一种城镇化类型,匹配当地发展的现实情况最重要。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发展路径,并无本质性的优劣,关键是要与现实相匹配。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资本密集型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规模经济,而知识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明显偏低,而第三产业往往能够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我们的城镇化是要建立在产业兴旺发达基础之上的,如无产业支撑,城镇化动力很容易衰竭。

第四,其他要素的集聚扩散机制下的城镇化过程。

现实中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行政命令、文化资源、区位、知识、政策、制度等多要素相干共同形成了集聚与分散的合力。有些地方经济区位非常重要,例如,新加坡、上海,之所以能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其经济区位非常重要,是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上海位于长江口,是江海交汇处,占据有利的经济区位,所以,上海目标致力于世界贸易中心的建构,这一战略是非常必要的。区位并非仅仅依靠天然属性,有时候可以通过改善交通,进一步提升区位的地位。交通运输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是空间集聚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直接的投资驱动,另一方面是间接的溢出外部性。[5]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能够吸引游人,也能够吸引资本介入,从而促进城市生成和扩展。有些城市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就依靠唐朝都城的优越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出大唐芙蓉园。优越的资源集聚禀赋,也是生成一座城市的动力。例如,丰厚的石油资源创造大庆。资源依赖型城市的发展,要注重多元化,一旦资源枯寂,而城市发展路径没有寻找到新出路,很可能就会衰落下去。优越的、独特的自然资源,往往也能吸引众多游客,打造旅游经济,从而推动城市的扩张,所谓靠山吃山,开水吃水。政策也会成为空间集聚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就是利用政策的支持而发展起来的。

二、中国城镇化生成的路径

空间集聚所依赖的优势要素存在差异,导致城市生成路径和结构可能也会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城市总是依据当地的某一种或几种突出的优势禀赋,作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而形成依赖这些优势禀赋的路径。其路径不同,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差异,可能生成的空间结构也各不相同,最终形成了多种多样特色的经济空间景观。

我们分别从劳动力、资本、区位、运输、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政策等七个主要的优势禀赋,来阐述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及其生成结构。

第一,劳动力丰富的地区,往往会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我们假设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量多和差异性大,资本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将产业转移到这些劳动力丰富的地区,从而生成了一座座城市。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资本之所以涌入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了中国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在城市化初期,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中国很多城镇就是靠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的。

第二,资本禀赋占据优势的地区,往往会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吸引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投资反过来会培养产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推动城市生成和发展。

第三,区位禀赋占优势的地区,这种区位主要是经济区位,具有接近大市场效应,占据诸多交通要道的枢纽地位,具有接近生产地与市场的最佳区位等等。区位占据优势的地区,很容易受到资本的青睐,成为各种要素集聚的空间。

第四,运输效应往往会生成诸多城镇,推动城市的发展。交通要道的改善,可能会形成新的结点,生成新的城市。

第五,自然资源占据优势的地区,往往会形成以某种资源集聚地作为集聚中心的城市,有的地方发现大矿,很可能就会以大矿为中心,形成一个城镇。许多地方的主要产业往往以某种矿藏作为支柱产业,诸多的铁矿城市、铜矿城市以及石油之城,就是以这些优势资源作为发展的基本动力。另外,绮丽的自然风光,也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发展旅游经济,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六,文化资源也往往成为一个地区发展动力,也是一个个城镇生成或扩张的动力。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名人故居、历史遗迹,往往成为小城镇生成的卖点,成为诸多资本投资的对象。

第七,政策扶植也是中国城镇化生成重要推动力量,浦东和深圳的生成及壮大最为典型。一些地方政府大兴工业园区和高科技园区,给予园内企业以优惠政策,从而吸引投资,这些园区如果运营的比较成功,很可能生成新的城镇或新的市中心。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议

Brülhart 和Sbergami 的研究支持“威廉姆森假说”:仅在经济发展到达到一定水平时集聚能够推动GDP增长。[6]根据空间集聚的生成机制、路径及其选择的内在机理,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动力机制上来说,各地应当根据自身优势,激活能够产生优势的主要动力源,并作为城镇化的主要推力。

第二,从生成路径依赖来说,各地也应当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采取匹配的发展路径,并成为生成城镇化和推动城镇扩张的主要路径。

第三,中国城镇化应当着眼于产业发展、人口有序转移、城市有序开发的原则进行,尽量避免城市的空心化发展,避免摊大饼式粗放扩张,保持适度的速度和规模。

参考文献:

[1]McGee T 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M].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71.

[2]李强, 陈宇琳, 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 “推进模式” 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7(82): 82-100.

[3]Antrop M.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7(1): 9-26.

[4]李强, 陈宇琳, 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 “推进模式” 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7(82): 100.

[5]刘生龙, 胡鞍钢.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 1988-2007[J]. 经济研究, 2010, 45(3): 4-15.

[6]Brülhart M, Sbergami F. Agglomeration and growth: Cross-country evidence[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9, 65(1): 48.

论文作者:单许昌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9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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