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分省区城市化效率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效率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44-07
一、引言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有些脱节。这与我国城市化过程总体上还是粗放型的增长密切相关，城市化活动中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始终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升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效率问题的研究，已日益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与城市有关的效率研究，总体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集中在对城市系统的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与评价(胡斌，2005；金相郁，2006；王大鹏，2007；杨方东，2008)。第二类主要是对城市化过程单个投入要素效率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研究(钟太洋，2002；吴郁玲，2007；程楠，2008)。第三类集中在对城市化效率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的分析上(张麟，2001；聂磊，2005；陈东亚，2008)。对城市化效率的专题研究目前还不多，刘建徽等(2005)将DEA的方法引入对城市化效率的分析并做了简单的实证检验；刘晓峰(2007)对城市化效率评价指标的选择进行分析，选择出三大类指标体系，并运用DEA的方法对15个城市的城市化效率进行简单测算；李林杰等(2008)对影响城市化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没有对城市化效率的变动进行动态分析；二是在城市化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缺少对城市化过程中投入要素集约化效率的整体研究。
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利用我国各省区2002-2006年间的数据，运用DEA分析方法，通过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分析各省区2002-2006年间的城市化效率变动情况。其次，运用CCR模型，借助投影分析，通过比较实际投入值与目标投入值，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四种主要投入要素的集约化效率。最后，提出了改进城市化效率的政策建议。
二、分析方法与指标选取
1.分析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简称DEA)作为评价具有较复杂投入产出关系组织经营效率的一种方法，恰好适合分析城市化这种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特点的过程的效率。该方法最初由Charnes，Cooper和Rhodese(1978)提出，创立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之后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用规模报酬变动假设取代了CCR模型的固定规模报酬假设，发展成BCC模型。BCC模型能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区分开来，可以衡量决策单位(Decision Making Units，简称DMU)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情况下，是否处于最优生产规模。同时，为了对各地区城市化效率的变动情况做出分析，本文使用Fare，Grosskopf，Lindgren和Ross(1992)定义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做动态效率分析。由于DEA和Malmquist指数相关理论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方法，这里不再赘述其数学原理。①
2.样本选择与指标选取
在投入、产出的指标选择上，本文主要借鉴刘晓峰等(2007)的选取方法，在此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改动，投入指标有四项：财政支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就业人数、建成区面积。产出指标主要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两个指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数、非农产值。样本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002-2006年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07年的统计年鉴。
三、城市化效率的动态分析
通过DEAP2.1软件的运行，得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化效率的Malmquist效率指数的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该指数大于1，表示样本研究期间城市化效率水平提高，该指数小于1，表示城市化效率水平下降；经济效率指标大于1，表示样本期间综合经济效率提升，反之，表示经济效率下降；技术变动指标大于1，表示样本期间技术进步；反之，表示技术进步状况恶化；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是从投入产出的生产层面讲的生产技术效率和生产规模效率。
图1
2002-2006年我国31省区Malmquist效率指数及其分解指标
从总体来看，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处于一个恶性增长的阶段，各省区Malmquist指数的均值为0.82，表明整个考察期间，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是在不断下降。将其进行分解，经济效率变动均值为0.95，而技术变动均值为0.87。整体来看，技术进步的无效变动是导致我国整体城市化效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东部地区的Malmquist均值为0.87，中部地区为0.77，西部地区为0.84，表明我国三大地区的城市化效率均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三大地区城市化效率的动态变化，即增长速度，虽然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比，城市化效率变动速度的差距相差不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化过程的无效率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效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变动，相应的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都与中东部地区相差不多，这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是不一致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化程度高，城市化水平增长基数大，因而以动态指标衡量的效率指数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该指标也说明东部地区城市化经过多年的高增长，其增长潜力已经有所透支，进一步成长的动力有所不足。从各省区具体的情况来看，根据31个地区城市化效率动态变化的差异性(即Malmquist指数大小，简写为M)，我们将各地区的效率变动分为四种类型，即有效增长型(M＞1)、低无效增长型(0.9＜M＜1)、高无效增长型(0.8＜M＜0.9)和强无效增长型(M＜0.8)，如表1所示。下面我们对四种类型的典型省区地区城市化效率的成长状况进行分析。②
1.以上海为代表的有效增长型
上海市的Malmquist指数分别为1.03，经济效率与技术变动的值分别为1和1.03。表明上海的城市化效率在本研究期间是不断提升的，但其提升的幅度并不大，五年间平均提高了3％。该市城市化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这与上海市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是紧密相关的。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先进的技术基础，可以维持技术变动的不断提升，从而使城市化效率得到不断地提升。
2.以天津、江苏和内蒙古为代表的低无效增长型
处于该类型的省区，其Malmquist指数介于0.9到1之间，表明在研究期间这些省区的城市化效率在不断下降，但幅度没有超过10％。由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可以看出，导致该类型省区城市化效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变动的衰退。天津、江苏和内蒙古的经济效率值分别为1、0.97和0.99，而相应的技术变动值分别为0.94、0.92和0.97。可以看出，技术的变动已越来越成为提升城市化效率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也处于该种类型，并且导致其城市化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也是技术进步的衰退，而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是，由于北京在整体技术和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带动下，经过了多年高速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在较高的技术水平基础上，继续维持快速的技术进步相当困难。
3.以陕西和重庆为代表的高无效增长型
处于该类型的省区，其Malmquist指数介于0.8到0.9之间，表明在研究期间这些省区的城市化效率平均下降了10％～20％，下降幅度较大。同低无效增长型类似，导致该类型省区城市化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技术进步变动的衰退。以陕西和重庆为例，其经济效率分别为0.94和0.93，而技术变动值却分别为0.88和0.91。这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和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其技术的提升较为缓慢。
4.以河北、辽宁、安徽和甘肃为代表的强无效增长型
处于该类型的省区为这四种类型中数量最多的，共有17个，因此该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Malmquist指数介于0.8以下，表明这些省区的城市化效率急剧地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了20％。该类型中，各省区的经济效率和技术变动呈现出双低的状况，与前面类型相似，技术变动的无效整体超过了经济效率的无效变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整体城市化效率的变动状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国各地经济水平和城市规模不断提升，而城市化水平却并没有同步增长的原因。
四、城市化投入要素集约化效率的衡量
通过前面的动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整体的城市化效率最近几年是不断下降的，而导致其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变动的无效。但是有数据表明，我国整体的城市化水平并没有因城市化效率的降低而停止增长，由图2来看，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水平③在2002-2006年间是以1％～10％的平均速度不断地增加的，而相应的城市化效率却是以15％左右的速度不断下降的，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呈现出了无效率的提升状态。这与有关学者关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依靠粗放式的要素投入的论述是相一致的。而粗放式的增长、要素的非集约利用也成为导致我国城市化效率低下的重要因素。
图2 2002-2006年间各省区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效率变动状态
注：1.城市化水平增长率以期间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来衡量
2.城市化效率的降低率=1-Malmquist指数
3.得到的比率值均乘以100％
目前，国内关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讨论依旧未形成定论，但城市化的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已成为共识。本部分在CCR模型的基础上，借助投影分析，通过比较四种投入要素的实际投入值与目标投入值之间的差异，来初步评价各省城市化过程中，财政支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就业人数和建成区面积四种投入要素的集约利用效率。
1.各省区城市化规模收益状况评价
在进行投影分析前，首先在BCC模型基础上，利用各省2006年的数据，对各省城市2006年静态的城市化效率进行评价，从计算结果来看，2006年我国整体的城市化效率值非常低，均值仅为0.655，可见城市化效率低下问题相当严重。其中，天津、上海、广东、海南、西藏、青海和宁夏七省区达到了DEA有效状态，效率值均为1，其余各地效率值均较低。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效率值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各省的城市化规模收益状况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除了七个省区的城市化过程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外，我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过程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只有北京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状态。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北京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力增长的外延式发展特征有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北京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走在前列，对大部分地区农村人口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这种城市化的背景下，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是造成外来人口在北京集聚的重要因素。北京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安徽、四川、山东等省区的农村地区，占外来人口总量的70％以上。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一般在20％～30％之间，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经济发展落后，劳动力充足，收入水平低。对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来说，北京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具有强大吸引力。同时，北京具有区位优势、政治优势等诸多优势，这些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北京聚集，北京城市化过程中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口的急速膨胀。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自然也有其优势，经济长期以来也有大幅度增长，但却并没有导致人口过度增长。北京市人口如此快速增长，显然反映出北京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力增长的外延式发展的特征。比较北京与国内一些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北京市劳动生产率虽然也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提高速度明显落后于上海、苏州。与上海、苏州相比，北京的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值吸纳的劳动力人数)提高速度相对缓慢，尤其以第三产业为甚。产业是人口依存的载体，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规模。经过近年来的调整，北京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67.7％。但是产业结构和布局问题仍很突出，许多产业仍然还停留在粗放式、高能耗、以廉价劳动力换取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第三产业内部也是高端与低端行业参差不齐，低层次的产业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吸引了大量低层次的人群。
同时，北京具有首都功能，大量行政办公、公共事业和服务业都是服务于全国的。北京又是一个产业功能多样和庞杂的特大城市，1993年以前，冶金、化工、机械等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的比重一直是最高的，就业规模也是最大的；近十几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合首都特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是，大量与首都功能不相适应的低端行业依然存在，这些行业劳动力密集且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城市功能的庞杂引起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从而使得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北京的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外来农民工，高中以下学历的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60％以上。庞杂的城市功能在中心城区高度集聚，使中心城区既是首都功能集中分布的地区，又是大规模的产业功能集中之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全市70％以上。经济社会活动的集聚必然引起人的集聚，长期以来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到市域总人口的60％以上，城市人口占到市域人口的70％以上。
同时，北京独特的地位和条件进一步吸纳各种资源进入到北京，如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各种世界性的展览会等，进一步增强了北京的凝聚力，加速了投资、产业和人口的集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北京的城市化发展有些过度。涌入的大量人口超出了城市就业、基础设施以及管理水平的承载能力，造成北京人才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交通、居住条件不容乐观。同时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各种节能措施以及技术进步程度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造成城市资源紧张，资源约束问题异常突出。过度依赖人口增加而非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城市化进程，经过一段高速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导致其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
2.各省区城市化过程中投入要素的集约化效率
在该部分，本文将通过借助投影分析，对除了7个DEA有效外的其他省区的集约效率进行分析。通过运行软件Deap2.1，得到各省区四种投入要素的非集约值和非集约度。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各省区城市化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要素的非集约度都较高，这与本文前面对各省区城市化效率静态的评价是吻合的，正因为各投入要素的粗放增长，才导致了在投入导向下衡量的各省区城市化效率的低下。同时，程度也是相吻合的，相当高的非集约度导致了各省区城市化效率的相当低下。
具体来看，按照各要素的非集约度(用UI代替)来分，将各省区分为低非集约型(UI＜50)、高非集约型(50＜UI＜100)、强非集约型(100＜UI＜200)和超非集约型(UI＞200)四种类型，分别考察四种要素的利用状况，各要素的非集约度评价结果见表3。
从以上各省区的类型分布来看，各省区均兼具财政支出非集约、劳动力投入非集约、固定资产投入非集约和土地投入非集约的特性，反映出各省区城市化的无效率并不是单一投入元素的粗放增长造成的，而是所有投入要素的整体粗放增长造成的，各省区每种要素的非集约程度是不同的。其中，四种投入要素中，属于强非集约型的省区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整体的非集约度水平，集中在100％～200％之间，可见我国整体的要素非集约度水平是相当高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Malmquist指数，结合2002-2006年我国31省区的统计数据，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对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在动态的衡量中，我国大部分省区处于效率变动的无效状态，即城市化的效率是不断降低的，与经济效率的变动效率相对而言，各省区城市化效率不断降低主要是由于技术变动的无效性造成的。其中，处于强无效状态的省区居多，其城市化效率下降幅度超过了20％。
(2)在静态的衡量中，处于DEA无效状态的省区的投入要素非集约度很高，我国整体城市化过程仍旧主要依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加，呈现出无效率的增长态势。各省区均兼具财政支出非集约、劳动力投入非集约、固定资产投入非集约和土地投入非集约的特性，并且属于强非集约型的省区居多，非集约度达到了100％～200％。
上述结论支持了目前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化发展，构建节约型社会”发展规划的必要性。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城市面临的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因此，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走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化、节约型的城市化发展之路，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设节约型政府 由上文分析可知，各地财政支出投入存在着大量的浪费。目前虽然各地节约型城市及节约型政府建设普遍开展起来，但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节用”层面上。办公用品的浪费，相对于制度性弊端造成的浪费，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政府职责和功能不完善导致的政府机构重复、越位或紊乱而造成的浪费，公务中随意决策导致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显然要比一张纸、一度电大得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奢侈恶习和浪费现象存在，是由于我国财政预算编制太粗糙。无论是收入的预计还是支出的核定，都与实际可能和需要存在很大的差距。加之预算执行工作透明度不高，导致了大量利用资金分配权寻租的腐败行为。在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制约的情况下，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就在所难免，浪费亦在所难免。应该考虑对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将政府预算编制的职能从财政部分离出来，建设节约型政府才会有实质性进展。
二是发展集约型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 一个良好的产业结构，较高的产业发展层面本身体现的就是一个集约化发展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而言，各地方政府应该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坚持走依靠技术进步的以信息化来带动的工业化道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首先，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支持开发重大产业技术，制定重要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加快高技术产业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其次，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运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端产品比重。再次，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加强分类指导和有效监管，进一步创新、完善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三是注重外资质量，优化外资结构 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出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考虑，将国内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或生产工序迁移到国外生产，出于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转移产业的接收国，我国也成为这些产业主要的接收国。这导致我国目前引进的外资结构不甚合理，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科技含量低、能源消耗大的行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集约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在注重引进外资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外资的质量，严格审核进入各地区的外资项目。通过引进高质量的外资项目，优化外资结构，充分发挥优质外资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断促进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在这过程中，政府可以充分发挥行政审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的作用，来引导各城市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注释：
①感兴趣者参见Coelli等(1998)。
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文研究期间(2002-2006)和研究数据所限，对于31个省区城市化效率变动的测算结果有些可能与公众印象有所不同，广东和北京这些经济增长很快的省市却分属于强无效增长和低无效增长型。这是由于我们这里研究的是效率增长的动态指标，并且以2002年的效率水平为基准来衡量，对于那些基期发展水平就较高的省区(如广东、北京和山东)，这些动态指标衡量的结果可能就比较低。相反，对青海、西藏和宁夏等地动态衡量来看，却属于低无效增长型。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本文的研究局限。
③此处的城市化水平简单地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