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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向来被视为当然的科学已是扑朔迷离；人们关于科学的看法和观点更是异彩纷呈。当科学和科学观的发展面临又一个世纪之交，从认识、理论、方法和文化诸角度对现代科学作一多向透视，当具重要意义。
一、从认识的角度看
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虽然与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认识方式有密切联系，但与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又有显著区别。正是这些区别，构成了人类对世界的科学认识的特征。
相对于艺术的认识而言，科学认识是一种概念的认识。一般而言，艺术更多地是一种表达。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开始对它进行认识，就在感受着它。艺术便是人们对世界（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感受，以及基于这种感受的态度的表达。但艺术不仅是一种主体表达，同时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艺术本身经历了一个对外部事物的单纯形象认识到不断审美认识的过程，只是这种认识方式与科学认识有很大不同。
对世界的科学认识之所以不同于艺术认识，是因为科学认识根本不同于艺术感受。虽然科学和艺术都是现实的反映，但是二者实现这种反映的方式不一样。艺术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现实，以形象思维为特征，而科学则通过概念和范畴反映现实，以概念思维为特征。虽然科学概念和艺术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实的概括的再现，但是科学通过一般化认识世界，而艺术则通过特殊化认识世界；艺术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而科学认识则尽力消除个别的东西；艺术所追求的是天下无双，而科学所追求的则是普遍概括。总之，与作为一种形象认识方式的艺术不同，科学是一种概念的认识方式，它具有艺术认识所不能比拟的抽象性。
相对于宗教的认识而言，科学认识是一种理性的（关于理性概念下文将论及）认识。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仅要生息图存，而且必须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由此，他们除了必须经营自己的物质生活，还要设法解释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人们基于零碎的事物现象对外部世界的整体认识，唯一可能的方式是宗教神学，只能通过与人的活动的类比进行。这种对外部世界进行类比解释的机制是投射，即把主体的感觉体验，把自身的特性投射到外部世界，事实上是以臆想代替认识。
人类对世界的科学认识与宗教认识完全不同。宗教以虚幻的、非理性的方式认识世界；而科学认识则以实在和理性著称，不盲目接受任何主观臆想和不合乎理性的结论。它对外部世界的每一步探进，都有（尽管也许是在科学发现之后才能看到）严整的逻辑轨道。科学知识根本不同于信仰，即使科学信念也完全不同于非理性的宗教信条，它奠基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科学是现实的、至少是逻辑上论证了事物的反映。在科学地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逻辑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它不是源出于事实，就是源出于早先确立的真理。
相对于哲学认识而言，科学认识则是一种实证的认识。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一样，都属于人类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但两种认识所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哲学的认识方式是思辩（详见拙文：《哲学思维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科学的认识方式是实证。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只有已被实验证实的或至少能被实验所证实的陈述才是容许作出的。在19世纪经验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在社会研究领域也开始采用实证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文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多的领域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在实证性方面也逐渐取得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
诚然，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作为其前提核心成份的“实证”概念本身面临挑战。在现代物理学中，物理学家们关于微观客体不能为经验所直接证实的论据，的确表明传统“实证”概念所反映的只是一种狭隘的实证理性。这种实证理性的狭隘性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已暴露无遗；作为以这种实证理性为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随着其“证实原则”的难以坚持而衰退，就从反面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但科学作为一种特定的认识，无论何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作为这种认识方式的特征性标志，“实证”概念必须有其确定的含义和不可取代的地位。只是这一概念的内涵应当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备。根据现代科学的发展，“实证”概念的涵义不应当是传统的符合论意义上的完全证实，而只是通过实践或在实践中得到客体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是间接的，但必须是合理的。回应的合理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真正属于现象之间的经验联系的表现；二是这种联系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由于作为整体存在的世界的极端复杂性，这种确定性联系的根据不可能是最终的，甚至也不可能是确定无疑的，但描述这种具有一定确定性的关系本身就是科学认识的目的。因为这些联系具有对于人类来说最为重要的实践意义（效用只是一个方面）。要使回应合理，对客体的提问方式就应当是相对的，也就是说，问题必须有边界——这一点，正是科学认识区别于哲学认识的重要特点。
基于上述实证概念，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科学认识是实证认识，是以实证环节为根本特点的。在科学认识过程中，所推出的结论必须得到经验证实后，才能由它推出进一步的结论。这是人类科学认识进化的基本方式，人们正是由此得到确定性的知识，达到对于世界的实证认识。作为一种概念的认识，一种理性的认识，一种实证的认识，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与人类认识世界的其它方式有着极为复杂的联系。科学作为一种活动，可以看作是日常认识的高级形式；作为一种对世界和谐性的揭示，可以看作是艺术认识的概念形式；作为一种理性信念，可以看作是宗教认识的理性形式；而作为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则是哲学认识的实证形式。
二、从理论的角度看
科学作为知识形态，是与可观察量之间有一定对应关系的概念系统；具有由概念和定律等按照逻辑关系组成的演绎结构。其基础是科学概念，其核心是科学定律。
科学概念是对原始经验进行逻辑整理的结果，本身就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单个概念还不能系统地描述客体，科学概念必须根据逻辑原则构成命题和科学理论体系。系统性是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没有纳入有机系统的零散知识还不能称之为科学。科学理论所包含的不仅是科学概念，还有能把相关概念联合成一个统一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定律。
自近代以来，科学理论体系就被看作是一座命题金字塔，经验事实位于这座金字塔的最底层，然后是由这些经验事实归纳而来的中间公理，最后则是由中间公理上升而来的最普遍的公理。由于公理构成理论知识，因而科学这座金字塔便由作为其基础的经验知识和作为其上层建筑的理论知识构成。公理系统以观察陈述为基础，任何理论陈述都从与观察陈述的对应中取得意义，而且任何理论陈述都可以还原为观察陈述。总之，科学作为对客体的一种系统反映，是由一系列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概念构成的理论体系。这个严整体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其核心部分是基本原理，其外围则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能解释和预测经验事实的具体结论。
从理论的角度看，科学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逻辑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这个系统的底层由直接与经验事实相联系的概念，以及直接联系这些概念的命题构成。作为对客体的反映，这些原始概念是对原始经验进行逻辑整理的结果；但作为思维形式，则是人类思维自由创造的产物。在科学理论体系的这个层次，或者说在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科学除了包含这些原始的概念和联系这些概念的基本命题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这是直接建立在常识基础之上、与人们的日常思维水平大致相适合的层次。处于这一层次上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可以逻辑地导出更高层次的概念和关系。由作为基础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导出的第二层次的概念和关系体系，所包含的概念和关系比第一层次要少。由于人们依据逻辑统一性原则创造出了更具普遍性的基本概念，虽然不再同感觉经验的复合有直接联系，但已经有了较强的逻辑统一性。正是对逻辑统一性的不断追求，使人们构造出第三级、第四级……的概念和关系体系。层次越高，概念和关系的数目就越少，而逻辑统一性则越强。这种推导过程一直继续下去，直至得到这样一个总的体系：“它具有可想象的最大的统一性和最少的逻辑基础概念，而这个体系同那些由我们的感官所作的观察仍然是相容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35页）。由于科学知识所反映的对象千差万别，包括从亚原子反应到精神过程；从研究超显微的病毒到研究河外星系；从文化和晶体的产生和消亡到原子和宇宙的产生和消亡；它们既包括生物体活动的知识，也包括思维规律，因而就科学这一整个体系而言，随着所反映的对象的复杂化而有不同的逻辑严密程度。它集中表现在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脉络——科学定律中。
科学定律是主体对事物的概括的反映，人们正是通过对个别事物之间确定性联系的认识，概括出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概括作为对事物共同特性的抽象归结，其有效性与对象事物的复杂程度或个体性强弱程度密切相关。事物越简单，个体性越弱，概括越有效；事物越复杂，个体性越强，概括的有效性就越差。这一点，已经意味着由概括得来的科学定律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上的纯客观性质。事实上，纯客观的概括必须以对象事物的相同为基础，但世界上又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因而在现实的概括中，人们只是把对象事物或事件的相似视为相同。就主体认知需要而言，当这种相似性不再足以保证概括结论符合主体要求时（如在量子领域），下述事实就十分明显：科学定律不能再被看作是纯客观的。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认识领域，以科学定律为逻辑脉络的科学理论失去了原有的那种不可置疑的可靠性。
自从伽利略和牛顿开创了伟大的科学时代，自然科学便得到高度的尊重。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理论具有独特的可靠性，某一理论被看作是“科学的”，就意味着它们是可靠的知识，是在客观上被证明了的知识。在现代流行的科学观看来，科学知识是已经得到了经验验证的知识。科学理论是基于观察和实验，严格从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它建立在我们能感受到的东西的基础上。科学是客观的，任何纯粹主观的东西在科学中没有地位。
但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关于科学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信念面临严重挑战。通过对现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人们以思想的重锤敲击科学的岩床，使其向来被视为不可动摇的经验基础发生强烈震颤。在科学家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曾形象地写道：“客观科学的经验基础并不是绝对的。科学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岩床上。大胆的科学理论体系可以说是建立在沼泽之上的，就象是建立在木桩上的建筑物。那些木桩由上而下打进沼泽地，但并没有达到任何天然的或‘可靠的’基础。我们没有把这些木桩打得更深，并不是因为已达到坚实的底部。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满意于这些桩子已经牢固得至少是暂时足以承受那个体系。”（波普：《科学发现的逻辑》，1968年英文版，第111页）相对论背景中的牛顿力学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形象说明。
的确，科学的现代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并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人类的任何知识都是相对的。人们早就觉察到，现代科学的某些学科越来越变得只是一种描述而不再是一种解释，它们只告诉人们事物如何发生而不再是为什么发生。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科学已经不再能被看作是对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原本反映，而只是主体基于一定的语言及整体文化等对客体的一种系统描述。从这种观点看，爱因斯坦关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的看法是意味深长的。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这样一种企图，它要把我们的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同一种逻辑上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在这种体系中，单个经验同理论结构的相互关系，必须使所得到的对应是唯一的，并且是令人信服的。科学力求理解感觉材料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用概念来建立一种逻辑结构，使这些关系作为逻辑结果而纳入这样的逻辑结构。对构造全部结构的概念和规则的选择是自由的；只有结果才是选择的根据。
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科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只是对事物之间具有一定确定性的联系的系统描述。成功的科学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描述了这种具有实践意义的联系。科学理论之所以仍被人们视为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解释，只是由于科学理论与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联系最为密切，科学理论是人类知识中最具确定性、最可靠的一类。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人们对事物之间具有一定确定性的联系的系统描述，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具坚实基础的理论体系。
三、从方法的角度看
17至18世纪，科学一直被认为是从事实推导出客观规律。由于这种推导过程从始至终依赖于归纳，因而归纳一度被看作既是发现的方法，又是证明的方法。归纳主义者认为科学始于观察，建立于观察基础上的陈述，是推导出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基础。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观察者所看到的（视觉经验）不仅取决于所观察的对象，而且取决于他过去的经验、知识、期望和内心状态，而且，观察陈述必须用一定理论的语言构成，其精确性取决于观察者所掌握的理论体系的精确性。由于观察渗透着理论，观察陈述和作为其前提的理论一样，都是易谬的，它们并不构成科学理论的可靠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应当先于观察，而朴素归纳主义所谓科学始于观察的主张是错误的。更为根本的是，从一开始，归纳主义就面临一个难以摆脱的困难：我们不能用归纳来证明归纳——即传统上所谓“归纳问题”。
对于至今仍处于众说纷纭之中的归纳问题，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案是最为奇特的。证伪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在反归纳法的基础之上，认为个别不能通过归纳达到一般，经验也不能通过证实个别而证实一般。经验只能通过证伪个别科学命题证伪一般理论。好的理论就是高度可证伪的理论。科学理论是大胆的猜测，而猜测总是对问题的尝试性解答。
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是大胆的猜测，是一种极富哲理意味的探索，但它以证伪方法反对归纳方法则有不妥。“可证伪性”理论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当对条件的描述基本完备时，一个断言是不可证伪的，只能被证明，而且这一断言也提供了新的信息。可证伪性的意义也并不象波普所说的那么大；它只是科学理论的一个前提标准：它必须具有信息内容。
证伪主义科学观虽然与归纳主义科学观完全不同，但仍然还主要是对科学进行逻辑考察的结果。现代科学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主体性，促使人们把科学哲学的研究与科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导致对科学作为一种方法的主体性方面的深入探讨。
科学向来被看作是理性的事业，但现代科学却似乎越来越深地卷入非理性的旋涡。从方法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源于概念的混淆。“理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性指能为人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科学仍然是理性的事业；相对于广义理性的“非理性”是宗教的特征。狭义理性与逻辑同义，相对于狭义理性而言的“非理性”则包括在广义理性之中。人们从方法角度对科学的考察所涉及的理性概念，主要是在狭义上说的，但在当代的发展中已出现二者的混淆。归纳主义者认为归纳既是发现的方法，又是证明的方法，科学中所涉及的演绎、观察和实验方法等都是理性的。证伪主义者把科学中的发现方法和检验方法分开，认为科学理论的检验所依据的是演绎和基于观察、实验的证伪，是理性的；而科学发现所依靠的则是“灵感”，这种灵感是柏格森的“创造性直觉”，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主义因素在历史主义学派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库恩不仅把科学发现的方法，而且把科学理论的检验方法也看作是非理性的。他的“范式”作为“灵感”、“直觉”的产物，不是认识而只是信念。科学发展即是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转变；这种转变是神秘的，它不受理性规则的支配，完全属于发现的心理学范围。在他看来，科学家的世界是主观约定的世界，其内容是由科学家们的共同信念所约定的。库恩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使科学观走向了另一极端。
以反对科学方法著称的费耶阿本德认为，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不可能排除。科学不仅可以用非理性的方法，甚至可以用迷信的方法。科学只是一种信念，作为一种信念，它和迷信相类似。科学没有普遍的规范方法。因为任何方法都不是绝对可靠的，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实体，我们不能作茧自缚，必须对选择保持开放。唯一不阻碍进步的原则是：怎么都行。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其法则和有序性更符合人性，更可能鼓励进步。科学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也根本不存在一种所谓客观的科学方法，遵循这种方法就可以得到某种高度可靠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88年英文版，第14、9、217页）
非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开始了对科学中非理性方面的探索，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科学开扩了视野，但它把科学中的非理性从狭义推向了广义，以至走到了另一极端，从而又不利于对科学的全面理解。
纵观从方法论出发得到的上述三种科学观，我们可以在观察和理论、归纳和猜测，以及理性和非理性等三个方面对作为探索的方法的科学作一新的考察。
科学是一种双向建构，观察和理论（在这里应当不仅是科学理论）是这种双向建构的两极。正如形成电场或磁场的两极一样，科学发展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关系之所以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是由于没有把它纳入到人类认识进化的大场景中考察。的确，在人类刚迈进认识世界的门槛时，会面临一个怪圈：一方面，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观察之上；另一方面，人类认识又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才能进行观察，才能把孤立的事物整合起来，否则便可能面对事实而视而不见。但是，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和求知是一种复杂的建构，其间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的臆测到严格的实证研究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只有在人类认识发展的整体过程中，我们才可以看到：观察的确不能没有理论，但这里的“理论”概念应当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的。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观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理论”甚至包括原始的神学臆测。正是以形象类比或幻想为特征的宗教神学打破了上述恶性循环，开始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类比解释。这种类比解释作为前哲学，和哲学思辨一起充当了前科学观察的理论背景。
在观察和理论这两极之间，归纳和猜测是科学双向建构过程中的两种主要机制。证明真理主要靠演绎和实验观察，发现真理则主要靠对观察结果的归纳和可能情景的猜测（形成假说）。因而，归纳和猜测是科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任何只持一端的做法都是片面的。这也是归纳主义虽然遭到许多批判，但人们仍然认为所有的论据都没有构成对归纳是科学的基础本身的根本性挑战的原因。
归纳主要是理性的，猜测则往往带有非理性（当然是在狭义上说的）的成份。尽管狭义的理性和非理性是一对含义比较模糊的概念，但它们作为人们对主体认识能力或方式的相对区分，始终存在于科学理论和科学活动中，正如已知和未知始终存在于人类认识领域一样。就科学是经验世界的反映而言，它无疑主要是理性的；而且，科学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主要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而是在于它能够借助实验方法使人类知识与客观世界直接联系在一起。
四、从文化的角度看
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部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是人类文化中的最重要因素。
科学文化的发展，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科学一直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式，但人们意识到它同时是文化中的一个特殊部分，还是近代科学革命以后的事情；人们都知道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而且长期以来，近代科学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科学文化被看作人类文化的核心，则是现代自然科学革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重要成果之一。
科学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传奇”性发展，是科学本身发展的结果。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不仅以其实证方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以其理性力量及其所构成的对非理性文化的猛烈冲击，确立了它在人类文化中的特殊历史地位；而现代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则不仅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己历史作用的领悟，而且通过对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的否定及其所显示出来的与非理性文化的整合趋势，赢得了在人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数学是最先形成的一门学科。正是通过数学的发展，科学理性开始在人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当牛顿力学取得巨大成功时，则作为第一个科学文化范例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巨变：一方面，科学文化在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中取得了作为一个子系统的地位，从而对其它文化子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引起整个文化系统的结构质变；另一方面，科学作为理性文化的代表又显示出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以自己所特具的抽象性、逻辑性和可检验性等，使其在结构和功能上很难为整体文化系统所整合，整体文化系统在许多方面无法容纳科学文化子系统的最新发展成果。于是，科学与其它文化子系统之间出现了分离的倾向，这种分离倾向，一直是以科学的理性主义特征为标志的。直到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最子力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才使人们开始对纯客观性概念，对科学实验的最终判决作用，从而对科学的理性特征产生深刻的怀疑。主、客体相互作用极端复杂性的揭示，自然科学中越来越多的人文因素的发现，极大地加速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体化倾向。科学越来越明显地以主导地位同其它文化形态一起构成人类生活方式的基础，并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其它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人类文化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这个文化系统包括科学、物质生产（生产工具、社会物质财富和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条件等）、教育、社会制度和法律、信仰、习俗、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文学和艺术等子系统。在这个大文化系统中，科学技术是一个特殊的子系统。它处于整个文化系统结构层次的最基础部分，不仅作为第一生产力直接创造人类的物质文化，并通过物质文化间接影响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
现代科学不仅可以作为生产力推动物质文化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知识体系，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有深刻的影响。它本身就是精神文化的重要因素，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制导作用。
科学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制导作用表现为科学意识、科学信念、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方式等向人类精神文化的全方位渗透，以及对其发展方向的多方面影响。
科学意识是一种高度的理性自觉，这种理性自觉使科学不停留在感性和经验的范围；科学信念是一种建立在实证知识基础之上的理性信仰，这种理性信仰使科学不盲目接受任何未经理性审视的信念；科学的基本精神是求实，这种精神使科学只认可客观事实而不迷信任何偶像，不承认任何教条。科学精神就是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精神。现代科学作为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概念、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广泛向精神文化领域渗透，以其特具的意识、信念和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哲学、宗教、艺术和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方式及其它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
科学为正确的哲学观奠定基础。科学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哲学便会出现相应的趋势。哲学总是根据科学的最新成果校正自己的发展方向，最终总是通过科学来验证自己的学说和观点。科学以其特有的信念，对人类精神文化中最隐秘的信仰都始终具有重大影响，以前，“宇宙学”概念不仅包括天文世界的结构和人种的起源，还包括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宗教意义；本世纪初，科学的神秘感还曾构成爱因斯坦的“上帝”；即使在今天，人文科学仍然在不断激起热烈的神学讨论，现代心理学对皈依宗教、使用幻觉剂引起神秘经验的意义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科学是宗教的强劲对手，科学的发展就意味着宗教的衰退。科学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越来越占领人们的精神阵地，使人们减弱或模糊了宗教虔信，不断使人们的信仰理性化。科学原理和规律作为衡量人类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使人类社会制度和法律不断完善，人们的行为也不断规范化；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习俗也变得越来越科学合理；科学不仅以其成果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创作手段和表现形式，而且以其精神丰富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内容。科学技术成果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文学艺术创作和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现代绘画中的光学，现代音乐中的声学；全息摄影、电子音乐、电脑作曲；激光照排、卫星电视网络以及图书馆管理和体育比赛的电脑化等等，无不表明科学技术对现代文化的深刻影响。近年来，人们甚至提出了“计算机文化”、“电视文化”、“激光文化”和“技术文化”等新的文化概念，由此足见科学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制导作用，以及发展科学技术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上述考察表明，作为一种认识，科学不是对客体的观念复制，但是得到回应的现实活动；作为一种理论，科学不是客体的原本写照，但是最为确定的系统描述；作为一种方法，科学不是绝对可靠的，但是最为有效的；而作为一种文化，科学则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源泉，而且是精神文明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