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兼论改革开放中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一个重要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和主要特点，指出解决社会问题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并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
本文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问题谈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社会问题及其在当前的主要表现
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发展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的某种或几种情势，它或它们的存在影响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且需要通过社会的力量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系统在运行中，社会关系的结构的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发生了故障而一时又难以解决，以致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从而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且希望通过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问题。从社会问题的这个定义可以明白：社会问题的产生是社会的，解决也需要社会的力量，就是说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不是个人的行为所能奏效的。
社会问题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过程中，特别是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之中，经济增长方式正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过程之中。这就使得我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权欲膨胀，利欲熏心。
1.以权谋私，贪脏枉法。从反腐败斗争中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问题，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像王宝森、沈太福这样典型的案例全国人民都已知晓。下面，再讲几个实例。第一，原人事部司长康耀，1993年5月为哈尔滨兴达贸易公司建寻呼台贷款300万元后因受贿罪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①]第二，原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余永恒在任职期间，利用向有关单位发放贷款之机，于1992年2月至1994年8月先后索要和收受贿赂现金、实物折款共达211.8万元人民币而被武汉市人民检查院审查起诉。[②]第三，原新疆建设兵团农六师师长曹本光为自己出书向下属单位索要人民币10万元而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③]
2.假冒伪劣，祸国殃民。不管是在报刊杂志上还是在电视、广播中，抑或是在日常生活的交谈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听到人们对于营销活动中的假冒伪劣商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的指责与唾骂。这些制假贩假的唯利是图者，完全忘记了“货真价实”、“买卖公平”、“老幼无欺”的经商道德。他们为了获取暴利，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和人格，有的人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种制假售假的欺骗行为，不仅表现在生产资料的经营之中，而且还表现在像饮食、饮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经营之中，致使人们吃了、喝了某种食品或饮料而引起的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例如福建的假药、云南的劣质酒和其它一些地方的伪劣食品和饮料等，都严重地危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给消费者及其家属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3.偷盗抢劫猖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这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从潜入百姓家的小偷小摸到胆大妄为的盗窃枪枝，从偷盗大型厂矿的原材料到抢劫银行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使国家财产蒙受损失，而且还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定和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各地政府部门虽然采取了“严打”措施，但这些犯罪份子仍然我行我素。像上述各种案件，各种新闻媒介均有披露。在这里我只想说一下武汉市近几年来出现的“铁门”现象。厂矿企业为了防止原材料和有关设备被盗，普遍地加固了货场和仓库的铁门；老百姓特别是城镇居民为了防备梁上君子，普遍地安装了防盗铁门；国家机关和金融部门以及商业店铺，除了加固防盗铁门大锁外，还普遍地增加了治安保卫人们。尽管如此，撬门扭锁、翻墙越壁、入室行窃的偷盗案件仍然不断发生，致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
（二）贩毒吸毒，滋生蔓延。从我国公布的吸毒人数看，1991年为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8万人，1996年7月以前已达52万人。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毒品案件57524起，抓获涉案违法犯罪人员73734名，缴获海洛因2376公斤、鸦片1100公斤、大麻466公斤，共逮捕毒品犯罪份子12990名，依法判处刑罚的9801人。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共破获毒品违法犯罪案件11832起，比1995年同期增加37%，缴获海洛因575公斤、鸦片234公斤，分别比1995年同期增加73%和10%。截至1996年6月，全国开办强制性戒毒所500多个，年强制戒毒5万人次，劳教戒毒所65个，在所戒毒劳教1.8万人。
（三）道德水平下降，重利轻义。这个问题不仅表现在一般的营销活动中，而且还延及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例如浦东一家国有金店，为了赚钱，公然将荒唐的迷信用品冥币、锡箔同金银玉器一起摆在柜台上出售。在冥币上印有“阴间银行”发行，并盖有“行长玉帝”、“副行长阎罗”等“印鉴”，面额高达5000万元、1亿、5亿。此外，还有“冥通银行”、“冥都银行”、“花旗银行”等，面值最高为10亿元。[④]还有的人为了赚钱，竟以信函的形式发出征订启事，推销所谓的“全国独家秘密产品”考试作弊工具。[⑤]在轻义方面，不少人为了明哲保身，惧怕社会恶势力。对于不公不平之事，不敢伸张正义，致使恶势力有恃无恐，更加猖狂。例如，有的流氓歹徒，当众行凶抢劫，有的人就是不敢吱声。有的人的钱包明明被偷走，当别人告诉他时，他却不敢承认；有的犯罪份子当街侮辱妇女，过路行人不敢问津，更有甚者，当被歹徒追赶的女青年跑到一家店铺避难时，店主不仅不加保护，反而还把她逐出门外……这些问题的发生，大大地淡化了人际关系，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败坏了社会风气。
（四）文学界出现人格精神退场，消解主旋律的思想意识泛滥。从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怪现象，这就是从帝王将相到后妃妻妾，从土匪娼妓到地痞流氓，从老板与老板娘到打工仔与打工妹，从教授学子到市民农民，从“死人”到“活人”，从“野人”到“外星人”等各种各样的人，无不在文学的叙事范围之内，但要从中找到令人敬仰的英雄人格也许已经成为奢望，甚至连正直正派、心胸宽广、品德高尚的人物也不多见，充斥于某些叙事空间的多是一些“萎琐”的庸人或“精明”的小人，或是空虚无聊、得过且过、麻木不仁，或是心怀鬼胎、相互利用、相互暗算，而那些在商场或情场上角逐与追猎屡屡得手者俨然成了“当代英雄”。即是说，一方面是人在文学中的尽情表演，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人”在文学中的悄悄退场。这种所谓“人”的退场，也就是人的尊严、人的良知的退场，是人的正义感、责任感、道德感乃至羞耻感的退场，也就是人作为“人”所特有的能使人变得美好一些、高尚一些甚至伟大一些的人格精神的退场。[⑥]
这种消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思潮在我国文学创作领域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历史题材走俏。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了长篇小说和电视剧创作的热点。有些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宣扬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其负面效应十分明显。二是“性”表现泛滥。这样的作品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对青少年尤起毒害作用，而且消解社会主义政治与道德，鼓吹反社会主义的法律与道德。三是消闲文学风行。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名人轶事，生儿育女，古董字画，气功卜卦，无事调侃等种种题材的消闲作品，都以散文的名义风行于报刊杂志，并为一些出版社所青睐。而对一切庄重的、符合理想的东西，则极尽反讽之能事。[⑦]《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期发表的《道德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的现实》这篇文章中，作者竟认为“个人主义伦理原则最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提倡个人主义伦理是与我国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这些事实说明：对于文学界、理论界的这些思想倾向，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五）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还有：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问题、逐渐增加的城市失业和待业人员的安置与救济问题、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而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分配不公等原因而引起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问题、在本世纪要消除包括广大少数民族人口在内的7000万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关于东西部发展差距以及民族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要努力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处理的好坏，将会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二、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结构本身，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都有强有力的高度集中的社会控制手段，使得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不可能直接地表现出来，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公开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措施启动以后，特别是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加深了他们对各种社会弊端的认识，并且能够在口头上和行动上自由地把它们暴露出来，使社会在高度集中统一体制内受到严格控制的各种矛盾充分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也就是说，革命式的改革开放引起了原有社会结构的失衡。这种失衡，更加加剧了社会结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的改组与混乱。从社会问题研究的角度上看，这种改组与混乱，就集中地表现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例如政治上的官僚主义、高度的集中统一；经济上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观念文化上的舆论一律、对口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上的二元结构；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迫切要求进行改革。
（二）社会控制手段的弱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结构中的秩序化的程度是比较高的。这种秩序化可以使人们按照传统的观念和社会公认的规则来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动，社会也能够运用长期形成的社会力量和手段来有效地惩戒和制裁那些危害性大的社会越轨行为。也就是说，秩序化作为一种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能够防止和消除各种社会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原有的秩序化被破坏，被废止，控制社会的能力已经丧失。而新的社会控制手段或者叫做社会秩序的建立及其实施又需要一个较长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旧的社会控制手段已经不起作用了，新的社会控制手段又未能及时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于是，在改革开放的这一链条上就出现了断裂，这就为这个特定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隙可乘之机，致使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假公济私、违法乱纪、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杀人越货、偷盗抢劫、吸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等等丑恶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的周围滋生蔓延起来，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
（三）境外丑恶东西的传入，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社会问题的重要外部原因。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大潮涌来，未免泥沙俱下。开放伴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也不可避免地使境外的一些丑恶东西、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跟了进来。例如制黄贩黄、制毒贩毒、黑社会组织、武装抢劫等犯罪行为严重污染了我国的社会环境，败坏了社会风气。这是我国产生类似社会问题的国际诱因。
（四）一些人的素质低下，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内部原因。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有些党政机关干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权力，钻政策和法规不健全的空子，特别是在境外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下败下阵来，成为某些社会问题产生的带头人。二是一些号称理论家和文学艺术家的人，在改革开放中，打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幌子，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货色，大肆兜售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来消解人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为西方世界妄图和平演变我国摇旗呐喊，成为某些社会问题的生长源。三是一部分群众特别是一些玩世不恭的青年，既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又没有对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随波逐流，被裹胁到别人搅浑的污泥浊水之中，做出了危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愚事。四是一些人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驱使下，不顾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不择手段地捞取钱财，追求刺激。社会上流行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的说法，就是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写照。
三、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
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不仅要正确认识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且还要正确认识社会问题在特定时期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社会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或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所不同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社会问题是正常的，尽管人们在主观上不希望看到社会问题，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是这个时期社会矛盾运动不可避免的一个表现侧面，它是在改革开放中解决原有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出现的，即是说它是在社会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这就是改革开放中社会问题的第一个特点。改革开放中社会问题的第二个特点是带有明显的阶段性。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引起的各种人群或阶层心理不平衡所造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将会触及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即有的人千方百计地希望保住自己既得的特权和利益，不希望这些东西在改革开放中失去；有的人由于改革开放的发展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看得见的好处，而且还损害了他们的眼前利益，甚至弄得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能保证；还有的人在改革开放中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或者叫非法的手段，大钻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现的空子，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大发横财，成为暴发户。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改革开放时期成为社会问题的多发期。当然，改革开放中的社会问题也有一些是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问题的延伸，与改革开放无关。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中的社会问题，只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即各种新体制的逐步建立而得到相应的解决。改革开放中的社会问题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特殊的严重性。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期间正是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期间，易于产生数量较多、性质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发生在这个期间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控制手段的弱化而不易得到比较快的和比较好的解决，特别是涉及到全局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例如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包括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朋好友捞取好处而不顾老百姓疾苦等问题，其消极影响乃至破坏力将比非改革开放时期要大得多，它关系到党的兴衰和国家的存亡。因此，必须加以重视。改革开放中社会问题的第四个特点，是带有比较浓厚的传统影响。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还未摆脱历史和传统消极面的阴影。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现代化都要受到历史和传统因素的强烈影响。关于这一点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中、政治领域中和文化领域中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从历史和传统中找到其消极因素的渊源。特别是当这种消极因素同西方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因子结合起来以后，就会对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极大的历史惰性，阻碍和破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认为要解决改革开放期间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样，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会引起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而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曲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仍有相当影响。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对解决社会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像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样，做到常抓不懈。
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能够更加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可以说解决社会问题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解决社会问题也好，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也好，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要立足本国，又要面向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十五年，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强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采、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笔者以为，在实际操作中需要采取如下对策：
（一）要对党政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以便提高其理论水平和施政能力。当前，对广大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核心就是要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党在新时期基本路线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做到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提高理论水平和施政能力、鉴别能力，以便正确认识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问题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社会问题发展、消亡的一般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通过改变社会问题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来缓解乃至消除某些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可能引发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当前群众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的某些党政干部的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反腐倡廉、“严打”和综合治理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不仅使这些问题的恶性膨胀得到了遏制，而且还使它们朝着缓解、消除的方向发展。
（二）要建立和健全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社会控制手段，并通过社会化和社会教育的方式使它们成为社会成员行为偏差的外在控制及内在控制的力量，来防止和消除各种社会问题的滋生与蔓延。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于因原有社会控制手段和形式的部分失效或全部失效而出现的社会控制的空缺问题，必须根据改革开放进行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目标尽快地制定出新的社会控制手段并采取有效的途径加以实施，不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其具体做法是：
1.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加速以法律为主要内容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使每个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坚决贯彻执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方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从快从严从重地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份子，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尤其是对于那些利用职权贪脏枉法、索贿受贿的领导干部及其参与犯罪活动的老婆孩子在内，不仅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便宜（即要彻底退赔），而且还要按照党纪国法的规定，给予严厉的惩罚。与此同时，要对那些模范遵纪守法、敢于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人们及时予以表彰、奖励，在全社会树立守法光荣的良好风气。
2.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步伐。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措施，继续深入地在全体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坚决抵制包括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内的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袭，在全社会进行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
（三）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千方百计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坚实基础，也是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保障。当前，我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具体地说，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大，下岗工人或待业人员生活困难。要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必须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给国有大中型企业注入新的活力，绝对不能再让它们在同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公正的劣势地位。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削弱或者动摇了这个基础，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没有希望，而且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也将丧失。为了使当前处于困境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振兴起来，就必须使它们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即要使它们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这两个根本转变，就必须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步伐，就必须注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时还要加强对职工的技术培训。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的产品提高科学技术含量，增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它们成为遏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导力量。
注释：
① ② 《党员特刊》，1996年第7期。
③ 1996年6月28日《检查日报》。
④ 见1996年5月23日上海《青年报》。
⑤ 见1996年5月22日《常州日报》。
⑥ 张德祥：《人格精神悄然退场》，1996年6月20日《光明日报》。
⑦ 陆水：《文学界几种倾向不可忽视》，《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