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与知识之间：共青团学科化发展的进程、格局与重构
刘 佳
（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北京100191）
[摘 要 ]以“中国共青团”为中心的知识生产，随着现代国家建构议程的推进与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深受中国青年研究长达一个世纪学术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政党、国家等政治力量的引导和框定。面对共青团知识生产的加速式发展，面对共青团研究散点式、碎片化格局，以学科化逻辑重构共青团知识体系迫在眉睫，这既是深化共青团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党的群团工作学科化发展的题中之意。全面梳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共青团工作提出的政治要求发现，共青团与其他群团组织在建构标准、权力关系、政治功能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共青团已经进入政党体系中，因此可参照借鉴“党的建设”学科的建设理念和思路推进共青团学科建设，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与党的建设相平行的共青团二级学科，或者在党的建设学科内设置共青团研究方向，以此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知识体系。
[关键词 ]中国共青团；共青团学科；马克思主义团学；学科化；知识体系
一、共青团研究：一个值得关注和用心投入的领域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朝气蓬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的组织，是协助中国共产党专司青年群众工作的机构。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和政治传统中，共青团与工会、妇联等组织一道，被统称为党的群团组织。在学理上，有学者把这类组织叫作“外围组织”。群团组织与“外围组织”可以等量齐观，徐艳红等认为“群团组织是与党和政府联系紧密、执行一定政治任务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用学理的观点审视，党的群团组织仍属于党的外围组织的范畴。”[1]群团组织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开国建政以后，群团组织进入国家体系，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扮演支柱角色。
201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对群团组织的地位、性质、功能、角色做出政治原则性界定：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团工作是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党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法宝。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依靠。[2]
项目式教学是一种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由教师引导，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技术或技能单元)，师生共同围绕着项目模块进行教学活动，学生直接参与完成项目模块全过程的一种教学方法。学生在项目的完成中完成知识的学习和技能培养，从而优化知识结构，提高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达到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4]。
尽管工会、妇联、共青团都位于群团组织序列内，在组织地位、性质、功能、角色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但如果仔细考察，还会发现共青团与工会、妇联之间存有些许差别。这些差别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理解党的群团组织序列结构和群团工作逻辑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群团组织横向比较中把握共青团的特殊属性和功能结构。
第一，共青团与工会、妇联的组织建构标准不同。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共青团以年龄为标准来确定组织成员。根据团章规定，年满14—28周岁的中国青年可以加入共青团组织；而工会则是以职业、行业为组织成员划分标准，要具有稳定而明确的劳动关系和契约身份；妇联则相对复杂一些，它不设个人会员，是妇女组织和团体的“再组织化”。共青团是青年组织，工会是职工群众组织，妇联是妇女组织的组织。另一方面，共青团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功能，它是团员青年学习和践行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因主权和政权而建构形成；而工会和妇联的群众属性和社会功能则相对强一些，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同时，在实践中更多地履行维护所联系群众的社会权益和整体利益功能。
第二，由于共青团与工会、妇联的组织建构标准存在差异，因此它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关系在保持“党的集中统一和全面领导”的原则基础上，还呈现出政治差序结构特征。其中，共青团是在党章中明确单独列为一章的群团组织。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第十章“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中安排了两条内容，第五十一条规定了中国共青团的性质和党团关系的领导体制，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党领导团、党管青年的根本政治原则。在“总纲”中，从总体上规定了党对群团组织的政治关系和领导原则，即“党必须加强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领导，使他们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充分发挥作用。”[3]根据政治文本的叙述可见，共青团位于中国共产党权力结构之中，甚至可以视为政党组织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以后，共青团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之一，被纳入国家议程。“共青团改革是政党执政、社会转型、青年分化、社会生长、经济全球化、现代科技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反应’的结果，是‘历史合力’的产物。”[4]从共青团改革试点，到全领域、全要素改革铺开；从学校共青团改革到学联、学生会、少先队改革；从共青团中央机构改革到基层共青团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改革；从共青团改革实践到共青团理论研究和知识生产，可以说本轮共青团改革是中国青年运动史和中国共青团发展史上的“大手笔”“大写意”。作为共青团事业发展特别是共青团改革实践在知识体系中的集中反映，以“中国共青团”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成果也逐渐多了起来。
以“共青团”为篇名检索词，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发现（见表1），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共青团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成果总体呈现递增的态势，发文总量从100区间进入200区间用了8年时间，从200区间进入300区间用了2年时间；300区间保持了4年时间没有下滑；400区间保持了3年时间没有下滑；2017年以后迈向500区间大关；2010年以后发文总量持续保持在300篇以上，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图1.2000年—2018年以“共青团”为篇名的学术论文总量示意图
学术期刊是反映共青团研究热度与主题偏好的观测指标。风笑天从相较于共青团范围更广的青年研究领域对1982—2011年的4本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做了统计分析，认为青年问题研究在对象上主要集中于在校生群体，主要关注青年就业与职业、思想观念、教育与成才、失范行为、婚恋与家庭等五个方面，占全部研究的60%以上[5]。事实上，风笑天所指出的五大研究领域，与共青团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校生群体也是共青团工作的核心对象。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共青团研究越来越多地与青年现实问题相结合，问题意识更加凸显。张莉也以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对2017年的青年研究基本状况作梳理，其中青年发展规划与共青团改革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一是对《规划》意义、内容、流程以及其他国家相关经验的研究，二是对青年政策不同维度的分析，三是对共青团推动《规划》落实路径的研究等[6]。
学校共青团向来是共青团研究的重点领域，学校共青团研究力度的强化“盘活”了共青团研究的基本面。一项对1986年—2018年期间高校共青团建设的学术论文分析表明，高校共青团研究在共青团研究中的比重表现为阶段性提升态势，1986—2002年所占比重为8.4%，2003—2012年所占比重为41.5%，2013—2018年所占比重为51.1%[7]。尽管这项研究并不能反映共青团学术进展的整体面貌，但却从一个微观视角展现了知识界对高校共青团理论研究的关注和持续升温的热度。另一项对2008—2015年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的研究统计也折射出高校共青团领域的研究热度。统计发现，与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2005年，2006—2007年为空白状态，2008年以后再次升温，并且在研究数量和质量发展有很大跃升[8]。笔者在参与编写《2015年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成果综述报告》时发现，学校共青团研究主体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高校，组织提升（45.38%）、素质拓展（26.92%）、思想引领（19.23%）、基本理论（8.46%）是学校共青团研究的四大板块。
青年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习近平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当代青年在学习工作生活条件总体改善的同时，在成长成才、身心健康、就业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等方面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9]共青团是青年人的组织，介入并积极帮助青年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共青团组织性质与功能使然。解决现实问题的效度是共青团组织价值的最大增量，共青团在解决现实问题中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青年支持，并且现实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共青团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最新素材和个性化案例。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没有终点。共青团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成长起来，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共青团是一个值得学界关注和用心投入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中国青年研究的代际性与共青团研究论域形成
当前，与青年研究学科属性的研讨相比，学界对关涉到共青团研究学科定位的争论倒不是很多。但从检索的学术文献来看，主要涵盖政治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工业经济、工商管理、农村经济、社会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劳动经济学、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等学科门类，其中政治学学科范式占比最高，超过90%，这表明学界把共青团组织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团体（组织）的普遍共识，但同时也反映出学界对共青团研究采取多元主义的研究范式，即根据自己既有的知识体系和所在学科领域，对其进行科学化研究，尽管有助于形成“百花齐放”的学术生态，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散点式、分散化研究难以从整体性、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把握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青年群团组织的本质规定性，从而消解了多元主义研究范式的理论解释力，造成共青团研究范式及其知识体系长期游离于社会科学的边缘地带，造成共青团研究难以形成具有共识性和普遍意义的标准、规范、方法和话语，这对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学科标识知识的类别，是知识类型化的重要载体。大学因学科而存在，知识生产因学科而有序。学科的原义是指学术分类，而学术分类的前提则是对知识体系进行分门别类。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现以后，学科被赋予了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双重意涵[39]，知识形态借助于组织形态（如教师、系、学院等）得以传承、发展和创新，组织形态因知识形态的存在而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学术研究的专业性集中表现在某一学科体系中进行组织化、规模化的知识生产，要遵循和体现本学科的研究技术、话语体系、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共青团研究的学科定位，就是为共青团研究在众多学科体系中寻找一个安顿之所（如果找不到这个安顿之所，共青团研究就要另立学科门户，这项工作的难度和挑战性将异常艰巨），这是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式中,F(rd,u)为弹头所受阻力的合力，可通过式(20)得到。rd为弹体变形后的横截面半径。弹体未变形部分的长度变化以及加速度可表示为
田杰认为，百年中国青年研究的主题及其代际性特征，可以描述为从革命，到继续革命，再到“告别革命”“后革命”的连续过程[11]。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面临全面性、系统性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封建帝制在资本强势和军事科技力量面前不堪一击，“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已解除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2]在系统性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势下，中国青年必然被卷入到“革命救国”的历史情势中，从五四爱国革命运动到一二九运动，从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边区，从乡村到城市，中国青年活跃于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任弼时对中国青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着自己很光荣的历史。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一二九运动、八年抗日战争、抗战以后的爱国民主运动和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青年都曾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列，对人民革命运动作了很光辉的贡献。”[13]
革命年代的青年群体是激进的一代，青年运动与政治革命运动交汇合流。但革命年代的青年研究却被严格限定在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内，“研究”服务“革命”，“研究”为了“革命”，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解释青年，成为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学术的基本标准，甚至连爱情小说也要纳入到革命叙事的框架之下，“只有摧枯拉朽的‘革命’才能为自由恋爱提供恰当的意识形态；相反，置身于因循守旧的文化环境，任何自由精神——无论是恋爱还是别的什么——都将迅速夭折。”[14]革命与阶级的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中国共产党1949年开国建政以后，并且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议程中心从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改革、民生建设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市场”“科技”“知识分子”等概念范畴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革命主义的叙事话语在知识生产中的决定性地位逐渐式微，以追求客观性、真理性、主体性、价值性为特征的知识话语和学术话语逐渐成为青年研究的新传统和新表达。
该衬板需要专业工厂定做，建议在对抗冲击性能要求不大，对耐磨性能要求严格，而且形状较简单的部位铺设该衬板。但该衬板存在如下问题：① 表面不光滑，初始状态摩擦阻力较大；② 衬板直接接口不规则，沉头螺栓部位阻力大；③ 由于硬度太高，加工性能较困难。
关注生活世界中的个体生存和精神世界，追问青年一代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直面社会转型对青年发展造成的巨大压力和局部异化，是“后革命”时代青年研究的主要关切。此时的理论工作者逐渐抛弃以“阶级”话语为核心的宏大意识形态说教，纷纷进入批判和反思的行列。这深受当时中国哲学界、思想界的关注个体、反思现实、重构历史的大环境影响。李泽厚在其《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都论及了“重视个体实践，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说，也就是重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似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我们一方面反对非决定论观点，因为无论如何，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从小农业生产到工业大生产，历史在进化，物质文明在成长，其中确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历史法则，否则这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人类中任何个体自我的实践都是在主动地创造历史，其中充满大量偶然因素。注意研究这些偶然因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伦理学主体性意义所在这一观点。”[15]
在个体主义和理性选择范式的影响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青年研究，在研究论域划割和研究议题设置等方面都表现出与“革命传统”渐行渐远的趋势。一是从以阶级话语为中心的宏大主义叙事转向以青年的现实性存在为中心的中微观经验表述，“描述整个青年的发展报告、研究青年价值观变化的专著出版了，内容涉及独生子女、青春期教育、个性培养、社会交往、家庭代沟等等，以更严密的手段观察，更细微的题目而写出的报告也纷纷提交给了社会，为国家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16]因此，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等研究范式以及问卷调查、典型访谈、观察比较等研究技术成为学界的普遍选项，这也为青年研究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中开辟“安顿”之所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从革命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以反思传统、批判现实、时空比较为特点的知识性研究。这一方面得益于青年研究在学术范式、话语体系和研究技术等方面广泛借鉴以社会学等为代表的学科资源，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在青年研究中得以广泛渗透和普遍推行；另一方面得益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推动和支持，不容否认，任何时代和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一定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科学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式的一种类型，但这绝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的使命在于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为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环境而努力，因此邓小平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17]受此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逐渐进入现实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场景中，立足中国青年群体特点和发展现实，或以青年为典型群体管窥国家、社会、政党和市场，通过青年研究“以小见大”；或以青年问题、青年文化、青年行为、青年价值为具体研究对象，以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为探寻转型时代中国青年发展逻辑、揭示现代国家建构进程视野下中国青年运动机制和规律而努力。
据了解，为加快“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增强我国河湖生态水利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构建行业全新的产业技术服务平台，在水生态保护行业内处于领军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几家核心企业成立了“中国水生态技术联盟”。该联盟成立以来，已经在北京、山东、江西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推广和技术交流活动。
以上这些探索性建构和论述，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框架下构建共青团研究的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对于知识体系的构建，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如果深入到青年研究的内部领域，关切研究的议程设置，共青团研究在问题择取、话语体系、学术理念和分析技术等方面，也集中体现了上述特征。学界普遍认为，共青团研究是青年研究的一项重点领域，共青团研究位于青年研究的学术体系之中。我国青年学创始人黄志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构建青年学和青年工作理论学科群的设想，青年组织学是青年工作理论学科群的主干学科，它是以共青团组织为主体，研究青年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学科，解释青年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活动与管理的规律[19]。宋德福在《青年学》一书序言中，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领导中国青年运动、开展青年群众工作的历史逻辑中，提出构建中国青年学的重要意义，传递了共青团研究是青年学研究一项核心内容的重要信号，“在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中，在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下，广大青年的作用更为明显，共青团组织团结，共青团组织团结和教育青年的任务更为繁重”“促使着青年研究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20]。还有一些论者提出构建新时代青年学的宏大构想，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工作，共青团为核心的党的青年组织、各青年社会组织及工作研究，社会主义视角的青年运动理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研究的理论体系，作为青年价值引领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内容[21]。
那么，作为青年研究的重要分支和具体论域，共青团研究重点研讨哪些问题呢？笔者绘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青团研究的学术史图谱，通过这个谱系（见表1）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共青团研究的学术关切与核心议题。
表1.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研究的学术谱系
从政治组织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青年研究的大幕正式开启，而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意味着政党青年组织研究进入中国青年研究的学术谱系中。20世纪80年代，青年研究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领域初具规模，对共青团研究从“意识形态—政策体系”研究范式向“学科规范—知识体系”研究范式的转型起到直接推动作用。共青团研究既是青年研究事业发展的逻辑使然，也是共青团组织在社会转型条件下解决结构性矛盾、拓展生存空间的现实需要，“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以‘共青团知识生产’为中心的理论创造活动，作为对当代青年工作实践和共青团事业发展的理论概括，作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对共青团基本规律的科学把握，共青团研究在与政党、国家、青年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互动中，编制出一幅巨大的理论图景，显示出共青团研究的独特规律性与发展逻辑。”[22]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共同把共青团研究推向了知识生产的前台，共青团研究历经青年研究的母体① 黄志坚教授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学界运用各自理论学科知识来研究青年，“青年研究很快从共青团系统拓展到科学界”，“研究阵容不断强大，出现了多学科研究青年的繁荣局面。”（黄志坚：《“五四”百年：中国青年研究发展史纲》，《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第34—39页。） 到青年研究的论域的发展历程。如今，共青团研究即将面向“百年”的标志性历史节点，共青团研究作为一项专业性的知识研究，已经到了“学科破题”和“专业性建构”的关键时刻。
三、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发展的政治情势与逆向压力
“专业化”最早是由社会分工衍生出来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的“协作”“分工和工商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等章节中考察了社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的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23]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标志着社会分工的完成。这在产品生产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一方面任何一个产品生产必须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协作进行，另一方面产品生产者只有充分考虑到社会需求、生产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产品向商品的“质”的飞跃。因此，生产技术专业化、生产工具专业化、生产组织形式专业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专业化”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在产业部门或学业领域根据产品或知识的差异性，对其进行类型划分而形成的具体的组成部分，二是指个体在职业成长过程中因获得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素养从而在职业体系中获得某种专业性位置的过程。因此，“专业化”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专门化和从事专门性社会生产的个人的职业化的统一。学术研究活动是一项特殊的知识生产活动，理论研究者是以知识生产为职业的专门人才。由此，我们可以从对象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中来定义共青团研究的专业化。
从对象维度看，共青团研究专业化是指对共青团组织的性质、功能、结构、价值、制度、活动及其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科学性、学理性、创新性、规范性的专业性知识生产过程和科学性理论体系建构过程。知识生产关联学科建设，知识是学科体系的核心要素，学科是知识体系的类型框架，“一方面，学科建设有助于总结知识生产规律，进而促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另一方面，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有助于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学科建设为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而进行适应性变革。”[24]从这一意义上讲，共青团研究专业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共青团学科化，在学科框架内，运用科学化研究方法和技术推进有组织化的共青团知识生产，并且随着党的青年工作发展和共青团改革转型实现共青团知识生产的模式变迁和创新。
从主体维度来看，共青团研究专业化是指培养和组建以共青团知识生产和理论研究为核心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和规模化、组织化研究力量与研究机构。当前，共青团研究主体结构主要有四股力量（见表2）。一是位于共青团系统内的专业性研究力量和智库力量，如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地方团校、地方团委内设青少年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等。二是专职共青团干部，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对群团工作理论政策的学习研究”；2018年《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全团实施“青年大学习”行动的方案》要求各级共青团干部“对新时代青少年思想行为特点、共青团改革再出发等开展调查研究，结合实际撰写学习心得、调研报告或者理论文章”“共青团干部长期从事一线青年工作，与青年接触最多，占有大量生活素材和实践资料，这为共青团干部从事学习与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25]。三是位于共青团系统以外的有关高校及其理论工作者，一方面是共青团组织与有关高校共建的共青团研究机构或智库机构，如团中央学校部与北京科技大学共建的“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共青团中央与复旦大学共建的“全国共青团青年工作研究基地”；另一方面是在学科门类和学术建制下自发开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扬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活跃着一批热心于共青团研究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四是位于共青团系统以外的党校、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湖南省委党校、广东省委党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都是从事共青团研究的主要机构。
表2.共青团研究专业化的主体构成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政治—知识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共青团研究呈现出积极的发展势头，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共青团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与制度规范，共青团研究的学术格局在青年研究的大框架内日益定型成熟。张良驯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以“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首先发展理念和党管青年原则为主要内容的青年发展理论”，二是形成了以“共青团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优势、领导共青团组织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制度、共青团发展道路”为主要内容的党团关系理论，三是形成了以“为党培养青年、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共青团功能理论，四是形成了以“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解决‘机关化、行政化、娱乐化、贵族化’问题，联系和服务青年”为主要内容的共青团改革理论[26]。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以来，在政治力量的牵引和推动下，共青团研究步入快速发展期。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推动为共青团研究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和制度空间。回溯人类知识生产的历史变迁，政治介入科学研究，科学事业被纳入到国家议程，还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在政治力量（即政党、政治家以及公共部门）的介入下，“在不足一代人的时间里，科学的组织、管理和实践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科学在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工业实验室等结构中的活动得到了重新定义，以开发为导向的研发交互模式成为科学知识增长与产业创新所共享的进路，进而打破了科学与产业之间、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制度边界。”[27]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发展要借助于知识生产过程中信息资源、媒介资源、网络资源的支持和帮助。同样，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知识生产也离不开政治力量对其合法性、正当性的确认以及为知识生产顺利进行提供的必要制度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讲，知识生产的领域、方向、重点和动力，无不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政治力量是知识组织化、规模化生产的直接动力。
尽管米奥会展具有多年境外自办展或代理展的办展经验，但面对新开拓国家，或存在因公司对当地市场的了解不深、议价能力不强等情形，进而导致耗费大量宣传成本而收益不佳的风险。此外，2016年米奥会展在巴西、土耳其地区遭遇状况，也说明存在战争、政治经济政策调整等突发性因素会导致观众观展意愿下降，宣传推广效果下降，宣传推广成本或有进一步增加的风险。若未来米奥会展在无法控制宣传推广成本的同时，提高其自身竞争力，或将对公司的利润收入造成不利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发展开辟了政治道路，提出了政治命题，提供了制度保障。（1）2012年，习近平作为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组长，在十八大报告的中要求“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28]。2013年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要加强团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一重大命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共青团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团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特别是要着力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29]提高团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指要把握共青团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就要以共青团专业化研究为前提。（2）2014年6月，习近平对共青团工作和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做出重要批示，提出共青团研究的重要领域与核心命题：“要深入研究当代青年成长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把准方向、摸准脉搏，大力推进团的组织和工作创新，牢牢把广大青年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30]（3）2014年底，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群团改革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2015年7月，党中央召开历史上首次群团工作会议。党中央对群团研究做出重大部署，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对群团工作理论政策的学习研究”，“加强群团工作学科建设”[31]。（4）2015年底，党中央深改组选择重庆、上海和全国总工会作为群团改革试点单位；2016年，共青团中央机构、学校共青团、青联、学联、少先队等改革全面铺开，理论研究工作逐渐向共青团改革领域聚焦，共青团研究在共青团改革进程中的支持、服务、咨询功能得到充分发挥。（5）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提出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加强青年学研究”，这意味着青年学研究和共青团研究从一种知识性共识上升到国家政策议程，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发展迎来重大机遇。（6）2017年11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中央团校改革方案》，中央团校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动青年学等群团工作学科创建”[32]，再次明确了在青年学的学科体系下推进共青团专业性研究的任务和目标。（7）2019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研究，“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能力，多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33]。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青年研究的专业化要求，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发展乐观可期。
与此同时，受到来自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以及结构性的限制，共青团研究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逆向压力，积极的政治力量与逆向的外部压力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关系，在政治与知识的引力场中，共青团研究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力量的牵扯和形塑。
就逆向压力而言，主要有：（1）学界对是否应当建立“共青团学”的谨慎中立态度。共青团研究专业化的价值诉求，就是建立以共青团组织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共青团学”。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学界就开始尝试构建“共青团学”的学科体系了，1981年中央团校主编的《共青团工作学习纲要》，1983年黄志坚著的《青年特点和青年工作》，1985年中央团校青年工作教研室主编的《共青团工作理论》，1989年丁耀民、李建一主编的《共青团学》，1990年黄志坚主编的《青年组织学》，1992年张宝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团学概论》，1999年陈升主编的《共青团工作新论》[34]，以及近年来由江西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理论研究会编写的《共青团章程汇编》《共青团基础理论与工作知识读本》《共青团支部工作学》等丛书，为推动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学科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但由于对青年学是否可以并且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知识界还存有不小分歧。比如有学者认为，一是不能以研究对象作为确立学科的标准，否则就应当有“老年学”“儿童学”“妇女学”等数不尽的学科；二是以对象作为学科标准，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研究范式，因此往往采用借助其他学科范式的方式来开展理论研究[35]，从而导致学科范式的“大杂烩”和学科边界的“模糊化”。（2）共青团研究力量与青年研究的理论工作者相比，规模数量相对较少，地域分布比较分散，学科背景相对多元，学术组织发展缓慢，研究能力参差不齐，队伍的稳定性不够、流动性过强、认同度不足，“很多团属院校的研究者缺乏对问题的敏锐把握，缺乏对概念的严密界定，缺乏对事理的深刻剖析，甚至缺乏对基本学术规范（甚至是对基本逻辑规范）的把握和谨守。”[36]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共青团研究专业化进程的推进。（3）共青团知识体系基础薄弱，理论突破任重道远。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创新，在于为已有的知识体系贡献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如概念创新、话语创新、思想创新、材料创新、方法创新等。检视已有共青团研究成果，有论者认为“在研究内容上，专著类成果偏重于对共青团史料的收集整理，而对共青团组织自身的研究少；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成果多是采用主观性评判式的定性研究，且多数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而利用数据、调查原始资料的客观性、量化研究较少；在研究深度上，学理上的研究探讨极少。”[37]还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提出共青团研究存在对已有知识体系贡献不足的突出问题，共青团研究“还没有形成深厚的理论积淀，并且很多研究者是从各个学科聚集到一起的，缺少共同的学术话语，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者是‘自说自话’，最多是进行基本情况层面的相互了解，缺少思想深入的学术对话和交锋，学术批评常常处于低语甚至失语状态，他们的知识生产是缺乏积累性的，难以相互交融形成知识库存。”[38]
黄志坚的《共青团工作概论》和徐文新的《共青团学》可以视作上世纪80年代学界对构建共青团研究知识体系的努力和尝试，也是对共青团中央提出加强共青团理论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团学建设的响应和行动，代表了这一时期学界对共青团研究知识体系形态的基本认知。这两套知识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体现出推进共青团研究学科化、专业化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创造力。然而，对共青团学及其知识体系建构的讨论到了90年代就逐渐失语了。
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这是当前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发展不可回避的双重情势。共青团学科构建正处于一个最关键时期。
四、学科定位：共青团研究专业化的基本前提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图景之中，这是当下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发展的历史坐标。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已经勾勒出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愿景，新时代共青团事业乃至整个中国青年运动，都要在这一宏伟愿景中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坐标，把共青团事业和青年运动深深嵌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另一方面，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早已经深入融入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获得广泛支持与认同，随着中国青年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青年发展、青年运动、青年成长、青年思想、青年组织的普适性特点和一般性规律逐渐显现出来，共青团事业及其专业化研究除了要准确体现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和现实状况之外，还要更多地彰显世界主义和国际精神。
治疗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100.0%，痊愈28例、显效3例、有效2例，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4.8%（28/33），痊愈5例、显效13例、有效10例，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发现由于应用藏医霍尔麦疗法导致的不良反应。
共青团研究的专业化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学科载体，因为只有进入学科体系中，共青团研究才能剥离掉经验研究、政策研究、意识形态宣传等各种标签，真正进入到科学视野和知识体系的生产环节中。因此，如何为共青团研究定义学科属性，或者在何种学科下“安顿”共青团学科，这是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这里首先涉及“代际”这一概念。“代际”是一个社会学词汇，是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30岁左右为一代，在日常生活中，代际主要指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的关系，比如祖父母与父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等。代际一方面体现上一辈人与下一辈人之间的继承性和衍生性，另一方面也含有上下辈人之间以及隔辈人之间的鸿沟和张力之隐喻。代际的继承性和排斥性在青年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谭建光认为，中国青年研究的早期研究较早地受到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三喻文化”的影响，研究1978年以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中青年一代与上几代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则重点关注信息网络、自媒体、亚文化等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从而导致上几代人的“理解困难”和“沟通困难”，进而提出“代际重构”的命题[10]。中国的青年研究在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旅程。回望来时的路，中国情境下的青年研究，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时空坐标下对中国青年群体、青年问题、青年发展和青年运动集中反映，是民族、政党、国家、社会与青年关系在知识体系中的学理化建构和学科性发展。
共青团研究是一个值得学界关注和用心投入的领域，这是我们对共青团研究事业的一个正向判断。研究共青团，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传统、情怀、议题和方法，共青团研究与青年研究一样，表现出明显的代际性特征。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青年研究在历史向度上呈现出何种代际特征，其具体表现是什么？这些代际特征对共青团研究产生哪些方面的具体影响？
实际上，共青团研究应当获得一个学科体系的安顿之所，但这个安顿之所并不是随心所欲就能确定的，也不是由其某一理论权威人士或政治家拍板决定的。共青团研究的学科安顿之所，归根到底是由共青团组织的特殊性质所规定的。共青团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我们可以从多重角度对其进行描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青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群团组织，是中国青年的群众组织。共青团组织性质在团的章程中有明确规定，并且共青团是唯一被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群团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要坚决支持共青团根据广大青年的特点和需要，生动活泼地、富于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充分发挥团的突击队作用和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作用。”[40]另外，《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共青团是党领导下的政治组织，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而这一道路的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规定共青团组织不设党组，充分说明共青团是党的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功能实现的重要辅助机构。
由于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即在政治权力关系上，党领导团、团跟党走；在组织结构关系中，团是党的组织体系的一部分；在运作机制关系上，团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团委的双重领导；在功能作用关系上，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后备军、突击队和桥梁纽带。共青团与党的特殊关系可以描述为“政治组织的结构性联动关系”或者“同质异体的轴心—外围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组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和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以其中一个为主导，其余为辅翼，构成‘轴心—外围’的战略态势，围绕核心组织的政治纲领、政策主张和奋斗目标，形成优势互补、同频共振、上下呼应的联动关系。”[41]党团关系的特殊性，意味着共青团研究必须遵循中共党建研究的学科范式。
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这是首次在中央层面明确党的建设的学科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的党的建设二级学科，“是专门研究党的建设的一门学问，是包括党的建设理论、历史、实践及党规党章和党务等一系列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是关于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及其自身建设规律的一门科学。”[42]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率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并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并在近年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成果，这为共青团研究最终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奠定了重要基础。
基于此，笔者提出共青团学科建设的两种设想：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与党的建设平行的“共青团研究”二级学科（关于学科名称可以进一步讨论研究），在学科建设中可以充分借鉴党的建设二级学科的构建模式与经验方法；二是在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内开辟以共青团研究为对象的学术方向，在研究范式、基础理论、话语体系、技术方法等方面充分借鉴党的建设学科的有益成果。这种设想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共青团系统和知识界就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团学的设想。1991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团学的设想，“马克思主义团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科学实践，以先进性与群众性为基本属性，研究中国共青团的性质、职能、地位、体制，尤其是共青团建设、改革、发展的理论规律，以及共青团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并进、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综合性学科。”[43]该设想一经提出，便得到团内外的积极回应和支持，大家普遍认为，“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理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会学说，为什么不能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团学？建立这个学科非常有必要。”[44]在明确共青团研究的学科归属之后，接下来就要涉及学科命名的问题，一种倾向叫作“共青团学”，另一种倾向叫作“马克思主义团学”，还有一些观点主张叫作“马克思主义青年组织学”“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学”等。对学科名称的争议是必然的，对其做出准确的名称定义在现阶段也有不小难度。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摒弃学科名称的争议，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深化对研究对象、核心原理、分析技术、话语体系等方面的认识，只有在基础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时候，学科名称的定义才可能有更清晰的思路、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五、知识体系：共青团学科化发展的核心问题
进入学科体系之后，如何构建共青团研究的知识体系，以及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共青团研究的知识体系，它关涉到共青团研究的领域、议题和方法，是共青团研究专业化的核心问题。学科化是共青团研究专业化发展的首要目标，缺乏科学支持的共青团研究是难以同其他学科开展交流和对话的，共青团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难以为继。学科是知识的类型化，学科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构建知识体系。
20世纪80年代起，老一代共青团研究者构建共青团知识体系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主张。1985年1月，由黄志坚教授组织编写的《共青团工作概论》一书，提出了共青团研究的知识体系，内容如下：（1）青年运动和共青团。①青年运动的地位、作用及其核心组织；②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2）共青团工作的对象——青年。①马克思主义青年观；②青年的年龄特点；③青年的政治思想特点；④按照青年特点进行工作的原则。（3）共青团团结教育青年的工作。①团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和任务；②政治教育：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共产主义人生观和理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方式；③团在经济建设中的活动；④团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4）共青团的自身建设。①共青团的建设；②共青团干部的品质作风、知识结构与职能；③共青团干部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④共青团同其他青少年组织；⑤共青团必须保证党的领导。[45]
1987年，徐文新介绍了《共青团学》的编写考虑和结构大纲，既把共青团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考虑，也把它放在青年工作理论这个整体中来考虑，形成以青年工作理论为主体学科，以“青年学”“青年思想教育学”“共青团学”为主要内容的“三学一体”的学科总布局。《共青团学》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研究共青团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存在价值，第二部分研究共青团组织建设的一般规律，第三部分研究共青团组织活动的一般规律[46]。以此为基本逻辑和结构框架，形成由绪论和十二章内容构成的知识体系，内容如下：（1）绪论。①共青团学的对象和内容；②共青团学的形成及其基础；③学习、研究共青团学的意义和方法。（2）青年运动与共青团。（3）共青团的性质和职能。（4）共青团组织的巩固与发展。（5）共青团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6）共青团的巩固与发展。（7）共青团活动的基本规律。（8）共青团活动的设计与组织。（9）共青团的干部队伍建设。（10）共青团干部的领导方法与艺术。（11）共青团的领导系统。（12）保证党对共青团的领导。（13）共青团与其他青少年组织。[47]
大源园林生态园是诸城市工商资本参与林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诸城市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撬动工商资本参与林业发展，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今年财政已投入6100万元，吸引50多家工商企业投资林业项目，带动社会资本5.7亿元。华欣铸造、金盛园地产、大源园林、万兴集团、东方园艺等企业建设特色经济林园区，新种植榛子、矮化苹果、大樱桃、优质板栗、核桃等1.5万亩，带动2万农户发展经济林。
当主电路过流时，电流互感器检测到大电流，反馈给KA，达到KA的电流整定值时，KA将带动YR跳闸，此时，QF3-4断开，QF1-2闭合，绿灯亮。或者手动分闸，分闸继电器KM触点闭合，会给YR提供可以跳闸的电流，完成跳闸。
元代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便是青花瓷，青花纹饰的表现形式各异，纹饰内容多样，成品图案丰满。从画面图案中的笔法，构图，神韵，都极具国画的特点。
第三，青年组织化的形式。组织和团体是青年组织化的基本形式，组织动员式青年集体行动的基本方式。青年组织化的基本形式包括：青年自组织（兴趣团体、地缘团体）、青年行会组织、青年工会团体、青年工人政党、青年工人政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属于青年工人政党的外围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见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8]这段话尽管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前后相继”连续性和关联性的描述，但对我们理解中国青年研究的代际传统具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尽管按照田杰的解释，中国青年研究表现为从“革命”话语向“后革命”话语的转向，“后革命”话语的提出与形塑，与“革命”话语及其研究传统有着直接性关联，这种关联性表现为学术传统上的“扬弃”“重塑”和“再创造”。从这一点来说，中国青年研究的代际转向就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是以“青年”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及其“新陈代谢”。
共青团研究的知识体系大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历史理论。青年以自觉的组织化形式进行集体行动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传播导致青年的空间聚集，青年组织是工业文明的历史产物。“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50]研究共青团，必须要有宏大的历史视野，要在近代中国社会史、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多维视角中理解缔造共青团组织的历史必然性，在历史的现实运动中理解共青团的组织、功能、结构和价值。二是概念理论。概念从历史中来，它是对感性现象和具体实践的理性抽象和升华，是从感性世界进入理性世界的中介环节。概念理论主要用来提炼、定义和分析共青团研究的基本学术范畴与基本内容，介绍共青团工作与活动等实践领域的现象与表征，包括与共青团有关的宏观概念，如国家、政党、市场、社会等，以及共青团的核心概念，如青年、组织、意识形态、职能等。概念为共青团研究专业化提供了理论工具、话语资源和分析范式，是共青团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三是基本原理。它是在共青团的历史运动基础上对相关概念进行逻辑建构，进而形成旨在揭示共青团组织及其活动发生、发展、结束的本质规定性的命题与判断体系，它是共青团历史运动规律在主观形式上的概括和集中表达，在共青团研究的知识体系中位于中轴地位。四是实践理论。直面共青团青年群众工作的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研究共青团与青年、政党、国家、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破解共青团工作困局，引导共青团改革转型，“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51]。
历史理论、概念理论、基本原理、实践理论，这四个部分构成共青团研究知识体系的整体结构（见图2）。其中，基本原理位于这一结构的中心位置，基本原理是对历史理论的体系化、逻辑化呈现，历史理论的内容决定了基本原理的命题组合与理论形态；基本原理由概念范畴构成，学术概念的提炼、创新和发展从思想理论维度推动基本原理的学术创新；基本原理为共青团青年工作和改革实践提供理性指导和基本遵循，共青团青年工作和改革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青团的基本原理。
图2.共青团研究知识体系结构示意图
由于基本原理在共青团研究的知识体系中位于核心位置，并且学界尚未对共青团基本原理进行过充分的探讨，因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探索性构建“中国共青团的基本原理体系”。
在完成项目建设之后投入到实际运营当中，所产生的养护费用，维修费用以及拆除费用都会影响项目成本。若仅仅降低施工成本，将会影响工程建设质量。同时也会提升后期维护费用，增加项目成本。因此，工程项目在控制成本期间需要确保施工成本和运营成本的最低值。
遵循历史—现实—理论逻辑思路，本文构建的中国共青团的基本原理体系由六大部分构成：一是青年存在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分析什么是青年，描述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理解青年的社会存在。二是青年组织论，从青年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发，探讨青年为什么需要组织，青年何以形成组织，中国共青团是一个什么样的青年组织。三是中国共青团结构论，包括权力结构、功能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等，四是中国共青团发展论，主要包括团干部和共青团员的发展以及共青团组织转型两个方面内容。五是中国共青团领导论，涉及共青团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六是中国共青团思想论，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青年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见表3）。
表3.中国共青团的基本原理体系
第一，青年的社会存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中描述青年群像，包括原始社会的“原始共同体青年”、奴隶制社会的“依附青年”、封建制社会的“农业青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的“原子化青年”、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共同体青年”。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始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后，具有组织化和集体行动的冲动，而以往的“青年存在”仅仅是作为生理意义上的社会群体而存在。
第二，青年组织化的逻辑。青年组织化肇始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后，工厂是青年组织化的重要空间。此时青年组织化寓于工人阶级组织化之中。青年组织化的逻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空间，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开辟青年组织化空间；二是阶级，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直接造成了规模庞大的青年工人阶级；三是意识，青年工人阶级具有初步的阶级意识，实现从自发阶级到自为阶级、从客观阶级到主观阶级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群团工作学科化”任务的提出，学界对共青团研究的知识体系构建的探讨再次重回公众视野。2015年，中央团校吴庆教授就提出要在多学科视角下研究共青团理论的任务，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共青团研究的议题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基本规律研究、新时期党的青年群众工作规律研究、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效果研究、中国青年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青年分类引导研究、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时效性研究、各类青年需求、发展与思想状况研究等[48]。2019年，吴庆进一步提出构建“青年群众工作专业”的设想，并尝试建立了“青年群众工作专业”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包含九个方面内容：（1）党性论，提升党性修养本领。（2）文化论，建设组织文化本领。（3）阵地论，完善覆盖阵地本领。（4）需要论，把握青年需要本领。（5）资源论，统筹工作资源本领。（6）品牌论，创新品牌工作本领。（7）政党论，争取政党支持本领。（8）魅力论，打造个人魅力本领。（9）引领论，传播政治思想本领。[49]
第四，青年组织化与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组织化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国青年集体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极力推动下，中国共青团缔造形成，它一经成立，就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主心骨，进入政党体系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
(6)车速调节装置未激活，例外：带PEA(预测式高效驾驶辅助系统)的ACC(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详见下一点；
第五，中国共青团的权力结构。共青团的权力结构由政党赋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青团权力结构进入国家体系之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权力和社会权力对共青团权力结构及其运行逻辑产生深远影响。
近一两年来，南海局势逐渐趋缓，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围绕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展开了有条不紊的磋商，取得了积极进展，增进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友好互信。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为南海周边国家在低敏感领域进行海洋合作创造了良好时机。低敏感领域的海洋合作是落实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6条指出：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探讨或开展合作，可包括以下领域：
第六，中国共青团的功能结构。权力结构决定其功能结构。建团近百年以来，共青团的功能结构具有稳定性的一面，也有异变性的一面。随着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及共青团外部环境的变化，共青团结构也在发生转型和变迁。
第七，中国共青团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功能结构的实现必须借助于组织结构，而组织结构的变迁是由权力结构和功能结构的变迁直接引发的。共青团组织结构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共青团中央机关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安排，二是基层共青团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安排，三是共青团与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等社会主体发生联系的组织联结装置结构及其制度安排。
第八，中国共青团的制度结构。以团章为核心的中国共青团制度结构，包括制度结构的历史沿革，制度结构的权力关系，制度结构的运行机制与保障，制度结构的绩效与评价，制度结构的发展与前景等。
第九，中国共青团的干部与团员。在团干部方面，包括共青团干部的录用、选拔、培养、职责、作风、成长等内容；在共青团员方面，包括团员意识、团员教育、团员管理、团费收缴、推荐优秀团员入党等内容。
第十，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共青团。一是中国共青团与政党、国家、社会、市场的内在关联，二是社会转型对共青团组织形态、功能结构和活动方式等造成的影响和挑战，三是如何适应社会转型要求深化共青团改革创新。
2.3.3 推动有针对性的居家养老服务的开展 结合社区委员会提供的老年人电子信息档案，借助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协会的平台功能，依据农村老年人的特点，明确不同居家养老服务项目需求的强度，深入研究老年人养老需求现状。从满足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需求出发，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居家养老服务规划，丰富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与形式，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针对性。
第十一，中国共青团的领导科学与工作方法。包括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方法等。
第十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中国表达。这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学理升华，也是指导中国共青团理论研究和青年群众工作的基本遵循。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二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后者是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前者的守正创新。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再过三年就将迎来中国共青团的百岁华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青年组织，作为世界上最大执政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有着近一个世纪光辉历史的青年群团组织，共青团研究迈向学科化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是只靠政治力量的推动和研究者的奔走呼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来自不同学科以及域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加入到共青团研究的大家庭中，摒弃学术门派之别，以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情怀和眼界投身到这项关乎中国青年发展的学术工程中。共青团研究一定会“风景这边独好”！
参考文献：
[1]徐艳红，肖铁肩.马克思主义政党外围组织：概念界定与辨析[J].理论月刊，2017(4).
[2][3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11.
[3][40]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2017：79，101.
[4]刘佳.共青团改革40年：历史逻辑与改革方法论[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4).
[5]风笑天.三十年来我国青年研究的对象、主题与方法——对四种青年期刊2408篇论文的内容分析[J].青年研究，2012(5).
[6]张莉.2017年青年研究的基本状况略论——以学术期刊刊载的研究成果梳理为视角[J].青年学报，2018(2).
[7]蹇思宝，王雨晴.高校共青团建设研究综述——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J].黑河学刊，2019(1).
[8]刘佳.高校共青团思想引领研究的理论焦点和未来走向[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6(2).
[9][29][30][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5—66，65，69， 61—62.
[10]谭建光.中国青年研究的代际关系：断裂与传承[J].青年探索，2019(1).
[11]田杰.关于青年研究代际更替问题的几点思考[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1).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9.
[13]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83.
[14]南帆.代际与阶级：青年形象的理论坐标[J].学术月刊，2018(10).
[1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13.
[16]江洪.青年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学术视野[J]//北京青少年研究所主编.中国青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三代学者的观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0.
[18][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4—545，520.
[19]黄志坚.青年工作理论学科建设的构想——在全国第三届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8(1).
[20]宋德福.青年研究向学科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7(5).
[21]欧阳青，陈胜利.新时代青年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北京青年研究，2019(1).
[22]刘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青团研究综述[J].中国青年研究，2018(8).
[24]马廷奇，许晶艳.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学科建设模式创新[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2).
[25]刘佳.试论共青团干部成长的学术路径与理论建设[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6(2).
[26]张良驯.改革开放40年共青团理论创新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4).
[27]胡娟.从政治介入到公共参与——知识生产动力学的进路考察[J].江西社会科学，2014(10).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0.
[32]李立红.中央团校党委负责人就中央团校改革答记者问[N].中国青年报，2018-4-20(1).
[3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19-4-21(1).
[34]吴庆.多学科视野下的共青团工作——一种研究共青团工作理论的方法和应用[J]//张恽、刘宏森主编.青年研究：新视野、新问题和新方法（2016—2020）[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45.
[35]郑长忠.“青年+哲学社科”：青年学科发展的方向[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5).
[36]胡献忠，陈卫东，刘宏森，陈宁.新时代青年学科构建与“青年在场”[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
[37]陈萌.新时期共青团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7(1).
[38]张莉.2012年以来青年研究议题评述——基于《青少年导刊》的选文分析[J]//张恽、刘宏森主编.青年研究：新视野、新问题和新方法（2016—2020）[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58.
[39]陈兴德.高等教育学的“学科”“领域”之争——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考察[J].高等教育研究，2018(9).
[41]胡献忠.政治组织的结构性联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5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4.
[42]丁俊萍.党建学科构建的几点思考[J].理论探索，2017(4).
[43]张宝顺.加强马克思主义团学研究的构想[J].中国青年研究，1991(6).
[44]刁海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团学[J].中国青年研究，1992(1).
[45]黄志坚.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的56年历程[J]//北京青少年研究所主编.中国青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三代学者的观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46]徐文新.关于《共青团学》编写提纲的说明[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7(4).
[47]《共青团学》编写提纲（讨论稿）[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87(4).
[48]吴庆.多学科视角下的共青团工作——一种研究共青团工作理论的方法和应用[J].中国共青团，2015(1).
[49]吴庆.试论青年群众工作专业的创建——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的现实、传统和新探索[J].青年发展论坛，2019(2).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中图分类号 ]D2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3-0027-17
[作者简介] 刘佳，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共青团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劳模政治：劳动竞赛与现代国家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19FDMYC04）、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立项课题“新时代劳动伦理青年化研究”（课题编号：2019B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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