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人文之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关怀人,关怀人的生命发展,关怀人的生命发展的一切方方面面。文学是人学。人文关怀不但是文学的主题,而且应当是文学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人们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分歧。
这里的关键是把人文关怀当做抽象的命题还是把它看做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它还是在联系和发展中把握它。童庆炳先生所以把新时期文学归纳为三种并不存在的范式,并且对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作家的创作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从道德原则和方法论上说,就是因为偏离了辩证唯物论的正确轨道。
先说《乔厂长上任记》。童庆炳先生认为这篇作品抓住了历史理性的维度而丢掉了人文关怀的维度,理由是“乔光朴为了避免人家的闲言碎语,为了营造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竟然在未与他的情人童贞商量与同意之下,突然宣布他与童贞已经结婚了,从而损害了童贞的感情。”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其一,事先乔光朴已经征得童贞同意,在明天或后天结婚,应当说童贞在心理上已有所准备;其二,在这个会上宣布结婚,是把握时机之举,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必定是流言四起,所以说未与童贞商量情有可原;其三,乔光朴此举,固然有为自己免除工作上后顾之忧的考虑,但是也是甚至更多地是为了保护童贞,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关于男女问题的流言,伤害最重的仍然是女性;其四,乔光朴宣布与童贞结婚之后,童贞所以生气,是因为她担心“厂里人会说我们什么闲话”,这与乔光朴的考虑本出一辙。待乔光朴做出解释后,童贞也便释然,那怒气顿时化成了“眼睛的深处”“缓缓燃烧”的“一道火光”。作品写道:“无论是作为工程师的童贞,还是作为女人的童贞,今天都是她生命沸腾的时刻,是她产生力量的时刻。”这个爱情故事,我们只能看做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在特定情境下发生的一幕轻松的喜剧,不值得大惊小怪。既然那个被“损害”的童贞心里洋溢着那样的幸福感,我们又何必自作多情地去指责她的恋人呢?退一步说,就算是乔光朴在婚姻问题上因不得已而对童贞有所“损害”,也不能说这篇小说缺少人文关怀,因为乔光朴的实践指向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不但是人文关怀,而且是更博大、更深沉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是花前月下、杯水风波之类的小“关怀”所不能比拟的。如果乔光朴是一个只知泡在女人堆里的贾宝玉之辈,他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关怀”。我们怎能因小情而害大义呢?“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了大多数人的自由与幸福而不惜牺牲一己的有限的自由和幸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文关怀。
至于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作家作品,则是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健康力量和正确方向,所以我称他们为中国小说改革的先声。即以人文关怀而论,这些作家作品也显示了积极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文学走向繁荣的同时,一股反文学的倾向也在逐渐滋长和蔓延。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脱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亿万人民群众,有的甚至提倡“贵族文学”,公然宣称“文艺本来就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这种创作潮流,是对人民群众在文学表现和文学服务中的主体地位的双重剥夺。刘醒龙、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作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作家的人文关怀重新投向人民群众这个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为中国的百姓说话、为人民群众写作,是他们的共同创作目标;真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存处境和命运沉浮,是他们的共同创作基调;以人民群众的是非、悲欢为是非、悲欢,是他们的共同价值尺度。当然,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的缠绵悱恻,罕见以“表现自我”为旨归的扩张和膨胀,也难觅放纵本能情欲的“潇洒”,但是却有着人民群众的艰难境遇、含辛茹苦的负重精神、自我牺牲的高尚情怀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大厂》中的老工人章荣,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工厂,但在病重之际却为了减轻工厂的负担而拒绝花钱治疗。后来,市工会特地为他拨下专款,他又对厂长说:“我知道厂里那点钱,都是工人们一分一分地挣来的,我不能全扔在医院的病床上,市里要是真给点钱,就给咱厂的卫生所进点药吧。我听说卫生所连感冒药都没有了……”这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爱心,何等的崇高!但是,童庆炳先生却偏偏说这样的作品缺少人文关怀,不知道这到底是“文学的悲哀”还是评论的悲哀!
二
童庆炳先生不但指责这些作品缺少人文关怀,而且指责它们缺少历史理性,即所谓“两个维度的双重缺失”。理由呢?则是“‘弄钱’成为这些小说的核心话语。为了弄钱,《大厂》中的厂长吕建国和书记贺玉梅就必须以牺牲良知和道德为代价。”这种指责同样不符合作品的实际。
什么是历史理性?简单地说,就是追求目的的主体对于现实条件的清醒认识、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以及由此而制定出来的正确的路线、策略和方法。如果说人文关怀是目的,历史理性就是手段。手段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它与目的的关系不是直线性的关系。为了达到目的,有时需要实践主体迂回前进,甚至要暂时向与目的相反的方向走去,就像黄河入海的道路那样。不懂得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复杂性的人,只知道一根筋地向前走的人,毕竟达不到目的,也难说他具有历史理性的品格。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列宁也曾非常形象而辛辣地嘲笑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给了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ut 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引者按:指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不平等的布列斯特条约)正是这样一种妥协。”(《列宁选集》新版第4卷第147页)
不错,这些小说中的厂长、党委书记、乡镇长们确实在“弄钱”,但是“弄钱”绝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所管理的企业或地区摆脱困境,让那些普通工人、农民们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基层领导干部的最起码职责。为了履行这样的职责而奔走,才是这些小说的“核心话语”。这是一切不怀偏见的读者都能看到的艺术真实。为了搞钱,他们对于腐败势力的确做出了很大的妥协,但是这种妥协绝不是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而是处于规定情境下必须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但不是历史理性的缺失,反而恰恰是历史理性的表现。小说告诉我们:那些腐败分子都处在扼住他们经济咽喉的关键位置。不满足他们的卑鄙欲望,你的产品就不能成交,你就拿不到钱。去揭露、反对他们吗?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又无济于事。那么,就为了“良知和道德”而躲避他们?须知这些基层领导干部不是数黑论黄、坐而论道的文人,他们要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数千、数万群众的生老病死负责。如果吕建国、贺玉梅弄不到钱,工厂就不能重现生机,老工人章荣、青年工人小魏的独生女儿就只能躺在床上等死。问题就是这么尖锐地摆在吕建国、贺玉梅们的面前,为了人民群众的事业和利益,不但需要他们付出体力和精力的巨大奉献,而且要求他们为实行必要的妥协而付出人格的牺牲和精神的痛苦。对于这样一批承受着物质和精神双重重负的基层领导干部,童庆炳先生非但不予理解和同情,反而无端地横加指责,在我看来,这才是“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
三
在童庆炳先生看来,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是一个“悖论”或者“二律背反”,这就是他提出要在历史与人文之间保持一个“张力”的理论依据。从社会思潮上说,这是西方现代主义观点的生硬照搬。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绝不是一个无目的的运动过程,它必然要指向一定的人文精神。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这些进步的根本标志难道不正是人的不断解放吗?当然,在社会进步包括质变性进步——革命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些代介终究要得到补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革命有污秽和血,但是也有婴孩。人为地夸大社会进步与人文关怀的对立,甚至把它们看做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绝不是一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
现代主义诅咒工具理性,认为这些东西带来了道德沦丧、环境污染和其他种种社会问题,有的甚至提出消灭工具理性和机器。这些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但是却掩盖了问题的本质。求实地说,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理性太多、太发展,恰恰是因为缺少真正的历史理性。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生物遗传工程、电子计算机,诸如此类工具理性本身有什么罪过?问题出在支配工具理性的那些人的身上(这些人又受一定的经济关系支配)。作为资本化身的资产者,其本性就是不知餍足地追逐剩余价值,疯狂地无止境地积累资本,至于道德、环境和人类的发展等等人文关怀的事,则从来就不曾真正进入过他们的视野。他们占有和支配了工具理性,却与真正的历史理性无缘。由于其阶级利益的局限性,在历史理性即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发展的价值目标方面,他们处于一种地地道道的迷狂状态。工具理性的精灵一旦变成这样一些狂人手中的傀儡,不制造出罪孽还能有什么结果呢?由此可见,要消除背离人文关怀的种种社会问题,让工具理性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的目的,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全社会对于经济的共同控制。
把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理解为“悖论”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把自己送进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童庆炳先生提出在历史与人文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似乎是叩其两端,全面、公允得很,但是怎样保持这个张力呢”他并未拿出一个可供作家们操作的方案。——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引为保持张力的代表作品《告别马焦拉》,其实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同类作品的拙劣模仿。回避深层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历史理性,抓住表面现象大做矫揉造作的文章,是这篇小说的致命缺陷。说对于优美环境的“关怀”罢,在资本主义成为世界体系的时代,占有优美环境的恐怕不是工具理性贫乏的第三世界,而是充分占有工具理性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为了给自己创造那个优美环境而向第三世界国家倾倒垃圾、转嫁污染、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第三世界的人们为了保护那“素朴的母亲般的田园”而轻视工具理性、拒绝现代化的进程,等待他们的必定是这个田园的破坏甚至亡国灭种的威胁。第三世界只有发愤图强,掌握坚实的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才有可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获取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何去何从呢?是把这样的事实和道理告诉人民,还是在那里咿咿呀呀地唱那些“人文关怀”的高调呢?这二者之间,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呢?
陆贵山先生由美国在南斯拉夫的暴行而心生危机,由心生危机而虑及作家的责任,所论纵使小有出入,然于大节不亏,应当说是真正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表现。它不但应当成为管理者的看法,也应当成为一切有良知的作家、评论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