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现代思潮对技术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3)05-0570-05
工业革命以来，持续的技术进步一直在证明理性主义者关于人支配自然的神话和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20世纪，在取得极大成功、给人类带来巨大繁荣的同时，现代技术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技术产生的后果与技术实现的目标背离得越来越远，个人、社会、环境三个层次展现出的持续不断的动荡不安，已引起许多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学者甚至科学技术专家本人的深深忧虑。当前，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心灵的精神危机、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都在技术上寻求自己的病理根源，大卫·格里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种力量更能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进程了，事实上，不管技术从何而来，又流向何方，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在这里聚集起来”，“技术尽管不能被断定是问题之源，但却折射着所有问题”[1]。有的学者甚至惊呼，技术出了问题，是使其它的一切问题都成为问题的问题。
现代技术问题主要出现在西方，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运动的必然后果，但我们“应该通过了解西方社会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1]。因此，研究技术问题已成为迫切的时代要求和紧要的学术使命，“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难以回避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因为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前途和未来的沉思与求索”[2]。
从卢梭察觉到潜在的技术问题，到现象学、存在主义大师从抽象的人的存在出发批判技术文化观念、反思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寻求解救之路，到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对技术的批判，到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技术具体运行机制、技术特性、揭露技术问题，到绿色运动组织从思想上对技术在生态方面根源的反思到在政治实践上建立政党、提出政治纲领、发动运动，到未来学研究中对技术问题的模型预测研究，技术问题从边缘走向中心并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了一个未来发展中绕不过的重要问题。作为一具有深刻历史渊源的复杂性问题，技术问题有其产生、发展、彰现的历程。相应地，人类对技术问题的思想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直觉到抽象反思到社会文化批判再到生态批判的逐渐具体化道路。在空间维度上，学者们将技术问题从自身认知的狭隘范围逐步扩展到民众中间的广阔领域；在时间维度上，学者们从对技术状况的当代批判扩展到对技术应用未来预测，学者对技术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哲学、社会学的学院式学术研究“进入”由绿色思想指引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逐步实践化道路。当前盛行西方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西方对技术问题关注的反映，本文试图在学理上梳理后现代思潮对技术问题的揭批。
一、后现代：是思潮不是主义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技术哲学家们等已对现代技术进行质疑和批判，而近30年来流行欧美的后现代思潮财将对技术的质疑推向了更深处。后现代思潮对技术问题的揭露更深刻、批判更尖锐，它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现代技术得以生存的文化和观念根基。与其它技术批判理论相比，后现代思潮把对后果的揭露推进到对前因的挖掘，由对结果的批判发展到对前提的分析，由对外部的批判深入到内部的批判，由对局部观念的批判变为对根本范式的改变，从而把技术批判理论推到了更高的阶段。
当然，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思潮又同以往的思潮比如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有着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后现代思潮不是一种具有系统、严密、明确、首尾一贯主张的“主义”，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不仅涉及的领域相去甚远，而且即使是同一领域的思想家也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和主张。
正是基于这种特点，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后现代不是一种主义，恰恰相反，它的矛头直指各种“主义”，因此我们不称postmodernism为“后现代主义”，而称之为“后现代思潮”，是更为恰当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后现代理论所要反对的正是各种“主义”。在它们看来，“主义”必然要依赖某种“中心”来建立一种支配其它一切知识话语的“元叙事”，从而形成了一元化的格局。它们要反对的就是这种“一元化”和“同一性”，对“中心”的解构就是其基本策略。因此，同此前以“主义”反“主义”的理论不同，后现代理论的矛头不仅指向了它们要颠覆的各种“主义”，而且也指向了建构“主义”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它们不试图、也不可能成为“主义”[3]。
二、后现代思潮对技术问题的反思与冲击
整个20世纪出现的无数悲剧，包括世界大战、独裁、屠杀、政治整肃和迫害、各种杀人武器的开发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等，都是在“科学”、“理性”、“民主”、“解放”的大旗下进行的。后现代思潮认为，这些名目好听的东西不仅已成为虚幻而不可信的“宏大叙事”，而且也已成为人类的异己力量。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讲的，“现代的标志既是对理性的神化，也是对理性的绝望”[4]，“后现代是在构设‘现代乌托邦’的历史哲学企盼失败之后，某种必然出现的东西——没落的继承者”[4]。
后现代派思想家首先将目光投向这些“宏大叙事”赖以建构的现代传统，对其进行了反思。他们看到，以往人们建立起来的现代传统，一方面为人类自身的生存提供了信心和保证，但同时又使人类身陷囹圄难以自拔。打个比喻，人类建构各种传统的历史就像一个为自身编织蜘蛛网的过程。人们一直信奉的那些中心性、基础性、秩序性、统一性、同一性、结构性、整体性、确定性、连续性、二元对立、成体系的东西等，便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监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英国的齐格蒙·鲍曼将现代社会喻为“咀嚼自己尾巴之蛇”[5]。后现代理论家得出结论：“现代化”的时代本质上就是人类“自役化”的时代，“现代化”的过程因而也就是“人的自役化”过程。
后现代理论家，并没有驻足于对技术所造成的诸多问题的揭露，也没有停留在对技术理性单一的批判上，而是分析了更为深层的原因，即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现代技术为什么无法解决由它自身所产生的问题。他们认为，“技术所造成的危及人类生存及其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诸多问题的真正根源则在于传统哲学二元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使人类摆脱由技术所造成的困境，就必须彻底改造技术理性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基础，从而保证科学技术在人类的进步中发挥正确而有效的作用，保证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6]。
因此，后现代思潮从根本上对现代技术所赖以建构的基本价值和体系进行了冲击，力图通过对这种“形而上学”框架的解构，来消解中心／边缘的对立，破除对理性、主体、本质的迷信，表现了一种比现代主义更彻底的怀疑主义。后现代思潮所冲击的现代性核心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对立的世界模式论。二元论是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世界观，也是现代技术得以成长的深层文化基础。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由柏拉图所开启的二元对立观，把世界划分为形而上的理念世界和受其制约的感性世界。这种以形而上观念为中心形成的认知框架，贯穿了整个西方文化史，形成了本体／现象、同一／差异、必然／偶然、真／伪、言语／文字等互为表里的一系列对立概念。正如罗蒂所说：“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整个西方哲学都设定先有善尔后有恶，先有肯定尔后有否定，先有本质尔后有非本质，先有单一尔后有繁复，先有必然尔后有偶然，先有原本尔后有模仿。这并非是形而上学态度的一面，而是其基本要求，是其最永恒、最深刻、最内在的程序”[7]。在这些对立的二元中，前者被认为高于后者，因为它是直属逻各斯的先验的中心，而后者只是前者的派生、衍化或否定，由此世界被视为一个有秩序和等级、受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连续性支配的统一体。
后现代理论是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根本拒绝。在它看来，这一模式一方面将思维法则及其创造物当成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法则强加给世界，显示了人对自己理性的全知全能和不证自明的自信和自恋，表现了人的意志的狂妄；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在等级划分之上的中心来形成制度化的权威，形而上学正是凭借这一中心，建立起了一个等级化、权威化的知识阐释系统，从而垄断了对世界的阐释权，排斥“它异”的声音。正如后现代大师德里达所认为的那样，“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特定的契机下，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8]。
（二）人类中心主义。在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中，传统形而上学强调主体对客体的优先地位，认为“思”赋予了“在”以意义，客体是受主体宰制的，并将人置于认知主体的地位，认为人是理性的体现，具有先验的建构功能，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类中心论——主张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尺度来安排和评价整个世界。
后现代理论家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既是传统哲学步入迷途之源，也是把人类引入异化、功利主义、专制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要解决技术时代的问题就必须抛弃这种旧的世界观，用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取而代之。整体有机论强调世界的“有机性”、“整体性”与“内在联系”，它认为，所有原初的个体都是有机体，即具有内在联系的主体。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它们作为自然界的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伊说，人类应该克服自身的“自鸣得意”，解除自身的“统治权”。人类不可能游离在自然之外，也不应该凌驾于自然之上，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把自然当成支配和掠夺的对象的做法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
福科也对作为理性主体的“人”进行了批判，指出以人为本、使人取代上帝成为“绝对主体”的虚妄性。在他看来，将“人”设定为超验的认识主体和占据中心位置的意义来源，不仅取消了人的局限性，使人无法认识自己，而且这种设定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结果，是某种权力话语的产物。
传统形而上学极力推崇理性的崇高地位。福科则从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角度对形而上的理性展开批判。他运用“知识系谱学”，将那个先验的“普遍理性”，放在知识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去考察。他认为，知识的形成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起作用的并不是普遍的、纯粹的理性而是权力。那些看似自然的、符合理性的分类、原则、标准等，实际上是用某些特定方式操作并为某种特定利益服务的。历史也并非哲学所宜称的那样，是理性的显现，受因果性、连续性、统一性、规律性的支配，而是由矛盾、斗争、对立和断裂的话语方式构成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复合体。
此外，罗兰·巴特、拉康、德鲁兹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加入了对二元论、理性、主体等观念的质疑，并为多元化、非中心化、不确定性及差异性唱赞歌。
（三）对象性思维方式。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是传统二元论和人类中心论世界观的基础。这种思维方式注重把整体的东西一分为二，在分离和孤立的状态下分析研究各方。这种方法对两个部分的分别研究颇有功效，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则不免只看到二极差别和对立，而看不到二极之间的和谐共存，更不可能认识到这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多方面的、网络般的复杂联系。
后现代主义认为，必须超越这种方法，用整体论的研究方法，把事物放在整体中，动态地研究它。大卫·伯姆说，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看待世界，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人不是孤立的，人与世界也不是分离的，我们将不再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
三、正确看待后现代思潮
同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潮一样，“后现代”思潮有其明显的时空特征，它只是西方这一特定文化和现实语境的产物，其指向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西方后现代思潮，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9]：
首先，将后现代理论针对西方文化语境进行的自我批判和反思勉强地套用到本土的文化语境中。
这种对后现代思潮的不恰当的认同往往导致这样的结果，即或是沉湎于所谓“后现代”的话语游戏和风格，对商品化、零散化、世俗化的现状完全心满意足，从而消解了对本土文化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也消解了批判精神；或是把后现代思潮针对西方文化和现实的质疑用来质疑本土现实在特定发展阶段对主体意识、启蒙精神和现代化的需求，使一种在特定环境中具有批判性的思潮超出其原有的积极性限度，转化为在另一环境中为现实辩解的保守理论。
其次，将后现代思潮作为一种纯然的思想游戏甚至思想垃圾而置之不理。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后现代思潮那种强烈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气质，使它在对西方社会和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也使它的批判具有某种自我消解、自我颠覆的意味，因此，它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价值重建。
但如果仅仅根据该思潮的某些偏激的思想去为它定位，无视这一思潮所包含的特定的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也是极端有害的。
正如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概念时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理论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现状的批判和对西方现代思想所倚重的观念的质疑，不仅指向的是人的具体的生存境遇，而且也是建立在承认多元化、承认批判的限制性基础之上的。它虽然否定了那种“大写的”、超验意义上的人，但却也为处于具体的生存环境中的人表达了反体制、反权威的特定政治诉求，表达了他们的文化批判和历史批判；而它对近现代世界观和作为人类知识建构基础的二元对立观念的否定，虽然使它粉碎了一切“宏大叙事”的建构前提，但这也在某种意义上为多元化时代的多元思想格局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总之，后现代思想家强调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对行动的决定作用，强调真理问题和行动问题的密不可分。他们认为，只有屏弃了现代世界观，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各种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之上的、用于指导个人和社区生活的灾难性的方法，只有当拥有了新的看上去更可信的世界观，才有可能放弃这种旧的观点。正如大卫·格里芬所指出的，“后现代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新发现了如下事实：我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必然决定着我们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10]。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后现代思想家从二元论的世界模式、人类中心论、对象性思维方式等几个角度对现代技术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根基做了颠覆性的批判。他们希望通过对秩序、传统、成体系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摧毁和消解，来发现多样性、多元性、不完满性、非一致性和非连续性，还零碎、弱小、女性、次要、局部、边缘性、不一致性、多样性等以应有的尊严和地位。
后现代思想家企图通过对他们称之为“现代话语”的现代传统的批判和否定，以建立一套新的“后现代话语体系”。尽管后现代思潮只是提出了初步的框架和方案，其成熟的理论形态的完成和最终目标的实现还缺乏现实可能性，从而使其思想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寻找人类走出困境的出路，这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
注释：
①后现代大师利奥塔把知识活动视为受制于某种游戏规则的话语活动。他认为，19世纪末以前，这种知识活动主要受到某种“宏大叙述”或“元叙述”的制约，由此形成了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现代就是凭借“宏大叙述”来获得合法性的“话语活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随着宏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而走向衰落，出现了“宏大叙事”的“叙述危机”即知识合法性的危机，这正是后现代来临的标志。在这种意义上，利奥塔把后现代简要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他所谓“向一切同一性宣战”，就是这种怀疑精神的表现。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收稿日期：2003-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