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红[1]2004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并购行为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中国资本市场中发生的并购行为是否以业绩较差、治理结构较差的公司为目标，是否有改善公司治理的动机，并购是否能够改善目标公司治理结构。 全文由五章构成。 第一章对公司治理的目的和机制进行了阐述。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大致可以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在外部机制中，控制权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控制权市场上的并购行为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最为有效的一种机制。 第二章对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本章首先简单介绍了西方并购的发展历史，随后重点介绍了相关学者关于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并购可以有效识别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公司，控制权转移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潜在的并购行为可以有效的监督约束经理人员，是一个良好的监督机制。 第叁章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现状。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并购的绩效以及市场反应，对并购行为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入。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特征表现为“内部控制无效，外部控制机制发育不全。” 第四章对中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是本文的重点。本章对2002年度内控制权变动公司及控制权未变动公司的11项代表公司治理结构的指标进行了平均分析和因子分析。对控制权变动公司2001年及2002年的治理结构以及两组公司2001年底的治理结构分别进行了比较，发现控制权变动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业绩均较差，但是控制权的变动仅仅带来了业绩的大幅改善，而治理结构却趋向于恶化。 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与拓展。本章总结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了本文的四个创新点，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
胡锁军[2]2006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如何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如何让企业永葆活力，是实务界和理论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并购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企业行为，是企业产权变动的基本形式，它包括两种形式：兼并和收购。在公司治理的概念出现之后，人们就开始研究是否存在公司最佳的治理结构，什么样的治理机制和控制手段是有效的。公司兼并收购首先是被认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最后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其局限性也逐渐被人们认识。如何正确看待公司并购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并购作为企业资本运作的一种手段，已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并购在国外己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在中国还是一件新事物，本文先是对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并介绍了国内外有关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然后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与公司治理关系做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中发生的并购行为是否以治理结构较差的公司为目标，是否有改善公司治理的动机，并购是否能够改善目标公司治理结构。 全文共由五个部分构成。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全文的选题背景、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与路线等。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并购行为作为公司治理外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章对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并介绍了国外有关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本章首先介绍了海外并购的发展史和关于公司治理的有关理论，并购是良好的外部监督机制及并购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必然联系，随后介绍了国外相关学者关于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现状，并从并购动因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存在的问题。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并购的绩效以及市场反应，对并购行为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第叁章对中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是本文的
王昱[3]2006年在《并购与公司治理》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公司制度下,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产生了代理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等矛盾,管理者可能损害股东利益,因而股东希望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和控制,公司治理的核心便是解决这种代理矛盾。并购作为公司治理外部机制,成为内部控制失效时“一种最后的约束手段”。并购接管可以使外部管理者越过现有的公司管理层或董事会,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从而改善治理结构。在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并购市场是约束和惩戒管理者的有效机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并购交易的日趋活跃也意味着我国并购市场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围绕着并购与治理关系的主线展开,目的在于验证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是否改善了目标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绩效,同时研究目标公司的治理特征对于并购事件发生的概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首先对公司治理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剖析了内、外部两种治理机制的作用,然后以曼尼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作为切入点,通过规范性分析,详尽论述了并购能够改善治理结构、解决代理矛盾的效用,为后面的实证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基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管理者更迭和治理绩效等四个具体的治理视角,阐释了公司治理与并购的相互作用关系,并综述了相关方面的实证研究。在实证部分,作者以2003年发生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公司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并购对治理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治理结构,还是治理绩效,在并购当年均有所下降,但在并购后一年治理水平大幅提高且超过并购前一年的水平。而后结合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法,作者对比了2005年发生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和上证180指数、深证100指数中的非目标公司的特征,研究公司治理水平对并购发生概率的影响。实证表明,财务业绩较差、非国有股比重高、管理层激励较好、关联担保比例较低的公司容易发生并购。最后作者根据实证结果,结合我国公司股权结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等体制和环境方面的缺陷,提出了促进并购和公司治理相互作用、良性循环的建议。
刘金桥[4]2017年在《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逐渐发展起来。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基础,也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本文对国泰安并购数据库数据的统计发现,中国控制权市场的并购活动从初期的1995年8起增加到2016年发生的10896起。由此可见,中国公司并购活动正沿着市场化轨迹发展着。西方百余年间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发生了多次并购浪潮,为各国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者们研究发现,并购浪潮往往兴起于经济复苏期,并在经济增长到达顶峰之前就进入高潮,而当经济繁荣尚在维持之时,并购活动就开始降温,在达到低谷后,经济衰退才接踵而至。由此可见,并购活动的状态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公司经营战略的部署都能起到预警的作用。因而,对中国控制权市场并购浪潮假说的检验,对影响中国控制权市场并购浪潮产生因素的探究,对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策略选择因素的探讨,对影响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因素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自Nelson(1959)提出并购浪潮假说以来,西方学者对检测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采用学者普遍使用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控制权市场的并购浪潮假说进行检验,验证了在中国并购市场中存在“并购活动高区制”和“并购活动低区制”的结构转变,转化点发生在2002年,证明了2002年中国公司控制权市场进入了并购浪潮期,而且,目前仍处于浪潮当中。基于此,本文也明确了未来研究的时间区域。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与分析发现,市账比作为公司价值测估的方法之一,一直被西方学术界所钟爱,在公司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比较一致的认为,市账比驱动了并购活动的集聚,但驱动的原因却颇具争议。早期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学视阈研究发现,市账比作为公司成长机会的预测指标,高市账比驱动了并购活动的发生。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的出现,学者们认为,由于资本市场并不那么有效,高市账比可能是市场错误估值所致,因而并购浪潮的发生有可能是市场错误定价所导致的。本文对中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并购交易数量与公司市账比进行了趋势对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并购浪潮期的公司市账比与并购数量基本趋于一致,而且浪潮期的市账比的均值显着大于非并购浪潮期,初步断定市账比与公司并购活动存在一定的关系。进而,本文又对浪潮期和非浪潮期的并购公司的并购绩效与市账比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并购浪潮期,市账比对并购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以及未来公司的整体稳定性都存在一定的影响,而在非并购浪潮期,此种现象却不存在。自此本文认为,市账比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发生产生了影响,但却不能明确是什么因素发挥着作用。关于市账比中存在统计上非独立信息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共同关注的是如何避开错误定价的影响。Rhodes-Kropf等(2005)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通过对市账比进行数理推导,从中获取了成长机会、定价偏误以及行业偏误等独立的测度信息,并利用该测度信息对并购进行了研究,认为估值误差引发了并购活动。本文利用Rhodes-Kropf等(2005)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并购公司的支付对价方式的选择、并购绩效的表现以及套利风险的存在对并购绩效中股东财富的影响等方面。为了搭建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梳理了行为金融学、新古典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以及企业管理理论等理论中与并购相关的理论,提炼整合出了股票市场驱动并购理论、有限套利理论、前景理论、信号理论、企业成长理论、经营协同理论以及企业竞争力理论等,为本文假设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Logit回归分析,检验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对并购支付对价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企业成长理论和股票市场驱动理论框架下,检验市账比、市账比推导出的成长机会和定价偏误以及定价偏误的方向及偏误程度对并购公司支付方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账比是影响并购公司支付方式选择的因素。在企业成长理论框架下,公司基于未来成长机会的考量会倾向于选用股票及股票混合支付策略;在股票市场驱动理论框架下,理性的并购公司管理者会利用市场的高估错误,通过换股方式进行并购,以达到套取现金的目的,因而倾向于股票及股票混合支付策略。此外,对市账比分解因子检验发现,在对支付策略选择的影响时,成长机会和正向定价偏误都发挥了作用,因而支付方式的选择是市账比因子联合影响作用的结果,其中,正向定价偏误对支付方式影响的时间跨度要长于成长机会影响的时间跨度,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做支付对价策略选择时受到了市场不理性因素的强烈干扰。Rhodes-Kropf等(2005)对并购的研究止步于市账比及分解信息对支付方式的影响,本文将利用他们对市账比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在新古典主义、信号理论、竞争力理论和股票市场驱动理论框架下,继续探究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对并购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对并购绩效测度时,采用多维目标观测法,分别在公司盈利性(股东财富的市场和经营两个维度)、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公司资产运行效率以及公司经营稳定性四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盈利性方面,具有高市账比的并购公司的股东财富有所增加而且波动性减小,这是由高成长机会给股东带来的,同时高的正向定价偏误帮助股东减小了财富的波动。由于成长机会对股东财富影响的时间跨度要长于定价偏误影响的时间跨度,这表明上述结果主要是来自公司成长机会的贡献;在成长性方面,市账比高的公司并购后主营业务增长率得到了提升,这是成长机会做出的贡献,而在那些存在正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中并购后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出现了下降。在市账比对公司未来成长性产生影响时,两维因子独立发挥着作用,而且市账比中市场错误估值的信息会给并购公司未来的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在效率方面,高市账比的公司并购后资产周转率有所提升是由于成长机会高所带来的;在稳定性方面,高市账比公司并购后经营稳定性提高。其中,成长机会高或负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并购后经营稳定性提升,而正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并购后公司稳定性下降。在对经营稳定性影响时,成长机会、正向定价偏误和负向定价偏误起到联合影响的作用,且该作用存在衰减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了市账比指标信息的复杂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信号理论框架下,公司通过释放明确统一的高成长机会信号增加了股东财富的同时降低了股东财富的波动;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成长机会通过获得协同效应使公司未来成长性和效率得到一定的提升;在竞争力理论框架下,成长机会高的公司通过提高竞争地位提升经营的稳定性;在行为理论框架下,正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由于公司价值逐步回归真实值导致公司未来的成长性降低,进而经营稳定性下降,而负向定价偏误高的公司则由于价值回归使经营稳定性得以提高。套利风险一直被认为是阻碍资本市场中理性套利者纠正市场定价偏误尝试的限制因素。虽然当前国内外研究中已经有关于套利风险与上市公司股票长期收益、股利发放决策等因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但却未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并购研究领域。因此,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有限套利理论和前景理论,将套利风险引入上市公司成长机会、定价偏误与并购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检验套利风险对市账比与公司并购后股东财富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检验套利风险对市账比拆分出的成长机会、定价偏误与公司并购后股东财富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套利风险容易引发市场中投资者对并购公司成长机会的评价失误,从而导致成长机会对并购后股东财富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也会引发并购后股票定价偏误的长期维持或过度调整,致使定价偏误对并购后股东财富的影响偏离预期。此外,本文通过比较套利风险对成长机会、定价偏误与并购后股东收益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后发现,套利风险对于长期股价反应和经营业绩的影响要强于对短期股价反应的影响,表明套利风险对公司并购的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区间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套利风险对于市场波动的影响强于对市场收益的影响,显示了套利风险在公司并购中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并购后股东财富的不确定性;套利风险对成长机会与并购后股东收益之间关系的调节相较对定价偏误与并购后股东收益之间关系的调节更显着,由此推断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套利风险对市场判断并购公司成长机会的干扰作用强于对市场认知定价偏误的干扰,从而对于高成长机会并购公司的并购后股东财富具有更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开创性的将市账比分解模型中的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两因子引入并购研究中,探讨其对中国上市公司在并购浪潮中的并购支付决策及并购绩效的影响。因而,本文的研究思路可以开拓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对公司制定收购战略、监管部门制定监管政策以及资本市场投资者制定投资决策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陈刚[5]2006年在《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公司治理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所有者与经营者在公司经营目标上产生不一致,由此形成委托代理问题,这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公司治理体系是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统一: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则以经理人市场及公司控制权市场为主要内容。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公司治理外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本身的特殊性造成了上市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我国上市公司虽然也都按规定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是它们大多流于形式,尤其是董事会,不仅成为一种形式,甚至成为大股东操纵上市公司的工具;外部机制中的经理人市场还远未形成,股票市场则基本不能发挥对上市公司管理者的监督作用。可以说,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无论是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还是外部机制,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而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也频频发生了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事件。从理论上说,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将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造成董事会和管理层变更,进而作用于公司治理,由公司控股权转移形成的控制权市场也因此成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国现在的市场条件下,控制权转移能否如国外实证研究结果和理论推导那样的改善公司治理,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对这问题加以回答。在论文的结构安排上,本文分为前言和叁个章节:前言部分对我国控制权市场的重要性及本文的所要研究问题作一个简单说明。
梁卫彬[6]2005年在《我国企业并购与政府的职能定位》文中提出企业并购,作为企业间相互竞争最激烈的方式,长久以来一直是资本市场中令人关注的亘古不变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席卷全球的第五轮并购浪潮。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企业并购活动也随之迅速发展。目前,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壮大、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手段。 然而我国转轨经济的特征决定了我国企业并购与西方企业并购的最大不同在于并购中的政府干预。我国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职能定位是一个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命题。该命题的研究对我国今后企业并购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西方企业并购理论难以直接运用到我国的现实环境中来,这使得命题的研究必须具有创造性。 本文从西方传统的企业并购理论出发,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借鉴了新兴的政府治理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框架。 针对西方的并购理论,本文分别从经济学角度、基础理论角度和一般理论角度进行了整理和阐述,作为研究的起点。 鉴于我国政府对企业并购中的行为,是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成因,不了解这一点就难以对企业并购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做深入分析。因此,本文比较了中西方企业并购的历程,分析了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的产权制度成因、企业治理结构成因以及市场制度等成因,为目前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对我国企业并购中政府行为作出理论分析后,我们自然会问:政府行为导致了何种经济后果?对于政府行为对企业并购导致的经济后果,虽然国内的文献作出过一些规范性分析,但是尚没有经验数据作为支撑。本文搜集了1996年—2003年我国资本市场中的1189起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干预型并购无论从短期超额收益、长期超额收益、财务业绩的单变量检验,还是多因素回归分析来看,都导致了低效率的并购,同时笔者也发现,政府干预型并购低效率的原因之一是在并购后不能及时更换高管层,尤其是业绩较差公司的高管层。 以上述研究内容为铺垫,本文遵循了马克思关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引入了政府治理理论,研究我国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职能定位问题。本文认为,一方面,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当企业并购完全采取政府计划方式时,既难于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率,又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参与企业并购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这是由我国国有经济主导地位、我国的市场
姚晓林[7]2016年在《CEO股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并购都是公司财务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话题,由于竞争压力以及逐利动机使得公司间的并购交易活动愈加频繁,收购和兼并已经成为企业迅速对外持续扩张所采取的最佳的战略手段。收购是公司将要进行的风险最大的投资活动,并购投资决策对股东财富的价值创造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是否参与并购是公司管理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投资决策。随着上市公司并购交易的规模不断增长,学者们一直疑惑的问题是管理者为什发起并购?并对此问题展开长期热烈的讨论和研究,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管理者的并购动机。最初,学者们对企业并购行为进行了经济学上的解释,认为并购不仅能够通过发挥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来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效益,还能够实现垄断力量的优势;随后,学者又从财务视角上解释企业的并购行为,认为并购是为了实现经营的协同效应和财务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资本成本、合理避税、增强企业融资能力从而实现财务资源的整体协调,促使联合企业财务能力增强。从经济和财务视角来看,学者们早期的研究认为管理者并购的动机是为了实现上市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后来,学者们渐渐发现公司的控制权背后隐藏着管理者攫取个人利益的机会,管理者是自利的个体,他们不仅能对公司的资源实施有效的控制,同时也可以基于自身利益进行并购决策并采取行动,管理者可能会因为怀有帝国构建的一己私欲而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换取个人财富的增加。根据代理理论,随着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程度的增加,股东没有动力和能力去监督高管的行为,引起代理问题。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会激励管理者进行良好的行为管理,薪酬激励与董事会监管是最常见的解决代理问题的公司治理机制。股东通过高管薪酬激励契约组合将股东利益和管理者财富联系在一起,促使管理者做出最优的投资决策。高管薪酬激励尤其是股权激励作为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公司治理机制,使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追求尽可能趋于一致,能够减少管理者非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行为。股权激励机制设计、实施的合理与否能够直接影响企业并购行为。企业大部分的投资相对于企业的规模来说都是比较小的,而并购是可观察到的比较重大的企业长期投资行为,因此企业并购成为检验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机制与企业投资决策效率之间关系的一个理想的平台。并购交易为管理者提供一种机会,这种机会能够使得管理者基于股东价值最大化决策抑或通过价值损毁的并购追求个人效用进行管理防御加重代理冲突。管理者薪酬契约组合能否有效解决管理者与股东间代理问题?股权激励机制能否影响管理者并购的动机?能否影响管理者决策的过程?股权激励机制能否减少管理者非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并购行为?本文旨在通过CEO股权激励与并购行为关系的研究来获得更好的解释角度。迄今为止,有关管理者股权激励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大都来自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特别是法律系统相当健全、资本市场活跃有效、公司治理机制比较完善的美国。而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中,具有特殊的制度背景(大股东控制、资本市场的风险不确定性、公司治理机制有缺陷等等),使得中国上市公司CEO股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关系受诸多因素影响其激励效果。那么,西方的高管激励理论在中国是否具有适用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上市公司CEO股权激励与企业并购的关系有哪些不同特征?目前国内尚没有学者对此作出系统研究,这也为本人研究CEO股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关系提供了机会。本文利用公司并购这一可观测的独特投资事件,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管理者薪酬激励和公司并购相关理论,对CEO股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关系展开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从管理者薪酬激励视角,通过对CEO股权激励与并购决策、并购溢价以及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旨在实证检验管理者的股权激励机制是否能够促使管理者做出增加公司股东价值的并购决策。同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制度背景和实际存在的问题,本文将环境不确定性、公司内部治理特征和CEO过度自信的情绪特征纳入到CEO股权激励与并购行为的研究框架中,检验了这些因素对CEO股权激励与并购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具体实证研究结果归纳如下:1)选取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8-2014年间发生的并购交易事件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基于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 CEO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并购决策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CEO的股权激励能够影响上市公司的并购决策,股权激励强度越强,CEO越容易发起并购投资,根据风险承担理论,说明股权激励的确能促使管理者做出风险投资决策;(2)引入主并公司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后,环境不确定与CEO股权激励强度的交乘项与上市公司的并购决策仍然显着正相关,说明主并公司环境不确定能够增强CEO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并购决策之间的正相关性;(3)CEO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并购决策之间的关系在过度自信的CEO和非过度自信的CEO之间存在差异,对于非过度自信的CEO,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并购决策正相关,但是,对于过度自信的CEO,股权激励与并购决策无关,这说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效果受制于管理者对风险的态度,股权激励对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能够促使其做出风险投资决策,而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非理性情绪是其进行并购的内在驱动原因,与股权激励无关;(4)董事会机制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能够显着影响股权激励与并购决策之间的关系。CEO两职合一增强了 CEO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的并购决策正相关性,根据管理者权力理论,权力过度集中的CEO在股权激励下更容易发起并购;而独立董事占比和董事会规模能够显着降低股权激励和并购决策之间的正相关性,这说明CEO股权激励机制对并购决策的影响效果依赖于上市公司治理环境,不同的董事会结构下股权激励对并购决策的作用效果不同。2)选取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8-2014年间发生的并购交易事件作为初始研究样本,采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CEO股权激励与并购溢价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主并公司CEO的股权激励强度与支付的目标公司溢价水平负相关,说明股权激励机制的确能够减少管理者在并购溢价决策中的代理成本,激励主并公司管理层与目标公司之间关于并购溢价努力积极的协商,降低并购溢价,促使管理者做出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决策。(2)CEO股权激励与并购溢价的关系受管理者个人情绪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对于过度自信的CEO,股权激励并不能减少代理成本,CEO的非理性的心理因素会导致其认知偏差,高估自己的决策能力而低估失败的风险,在并购中支付更高的溢价,使得并购溢价决策与股权激励不相关。(3)董事会机制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能够影响主并公司CEO股权激励与并购溢价决策的关系,其中,独立董事能够增强CEO股权激励与并购溢价的负向关系,而CEO的两职合一减弱了股权激励与并购溢价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独立董事机制能够增强CEO股权激励的效果降低并购溢价,而两职合一的CEO拥有更大的权力,管理者权力的存在降低了股权激励的效果。(4)当主并公司实际控股股东为非国有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能够增强CEO股权激励对并购溢价的负向作用机制,这说明民营企业大股东有动机和能力对管理层并购溢价决策进行监督,增强CEO股权激励的效果。3)以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8-2013年间发生的并购交易事件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主并公司CEO股权激励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叁个方面:(1)主并公司CEO的股权激励强度与并购短期和长期绩效正相关,说明股权激励机制的确能够减少CEO非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并购行为,为并购公司的股东创造价值;(2)主并公司的环境不确定性能够减弱CEO股权激励与并购绩效的正相关性,不确定性下公司管理者有可能做出利己的投资冒险行为,容易引发代理问题驱动的并购,降低了CEO股权激励的效果;(3)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调节股权激励与主并公司并购绩效的关系。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高,CEO股权激励强度与并购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CEO二职合一能够减弱CEO股权激励强度与并购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CEO股权激励强度与并购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研究结果表明,主并公司面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时,提高股东和董事会对管理者决策的监督的程度,能够保证CEO股权激励机制发挥积极作用,针对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能够约束和控制管理者的并购决策与股东利益趋同进而提升CEO股权激励与并购绩效的正相关性。本文的研究主要有叁个方面的创新点:(1)研究内容的创新。并购是公司所有投资中风险和规模都比较大的投资,本文将公司并购这一可观测的风险性投资事件作为研究管理者股权激励与投资行为关系的一个理想的研究平台,采用并购"事件研究"法,通过并购前CEO股权激励对并购决策、并购溢价和并购短期和长期绩效的影响,首次对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与并购行为关系展开全面细致研究,结合管理者薪酬激励的相关理论分析,深刻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并购投资决策影响的机制,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者薪酬激励和公司并购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2)研究视角的创新。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现实情况,本文开创性的将董事会治理机制、不确定性、大股东控制以及CEO情绪特征加入到CEO股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框架中,理论分析了这些因素对股权激励与企业并购关系的调节机制,为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和公司并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丰富并完善了公司治理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3)目前国内学者利用并购事件研究高管股权激励机制的实证文献不多,国内学者的研究仅局限于货币薪酬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大多数学者选择的研究样本为2008年以前的数据和样本,那时我国高管持股比例还比较低,自2008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股价真正成为衡量其收益的因素,大股东成为并购市场参与的主体,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逐步发展,高管权益薪酬占比大幅度增加。在股权激励下,管理层实施的收购将被赋予新的内涵。本文选取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深刻揭示了"全流通"背景下CEO股权激励对并购行为的影响机制,为企业如何通过股权激励来激励管理层发现有价值的并购目标,激励管理层更注重股东利益,通过实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并购重组实现为股东创造价值提供了最新的经验证据。
冯莉[8]2014年在《媒体治理视角下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国内外媒体对在职消费的高频率曝光，使在职消费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我国，在职消费现象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固，目前学术界对高管薪酬的研究仍主要局限于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对高管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职消费的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对在职消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关于在职消费的现有文献主要形成了两种相悖的观点：代理观和效率观。代理观认为在职消费是企业代理成本的一种，有损于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效率观则认为在职消费有助于提高管理层工作效率与企业运营效率，为公司价值的创造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现有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博弈分析法，构建了考虑在职消费后的最优薪酬契约模型，并在高管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形下，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推导。媒体的信息传播职能极大地改善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通过媒体舆论引导与监督职能的发挥，媒体的公司治理功能也逐渐显现。基于媒体治理论，本文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媒体治理影响在职消费的作用机制，并从媒体治理的视角，提出了媒体治理影响在职消费和公司价值关系的传导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手工收集了2004-201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媒体治理等变量的相关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单变量分析、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等统计与计量分析方法，分别检验了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和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并对上述实证检验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讨论。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高管薪酬契约结构的不同，导致在职消费“代理观”与“效率观”的并存现状。具体来说，当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高货币薪酬-低在职消费”、“低货币薪酬-高在职消费”）时，支持在职消费的“效率观”；而当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存在互补关系（“高货币薪酬-高在职消费”、“低货币薪酬-低在职消费”）时，支持在职消费的“代理观”。（2）媒体治理作为一种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较强的监督治理功能。首先，当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过高，尤其是超额在职消费较高时，上市公司会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发挥了积极的监督治理功能；其次，媒体对上市公司关注度的提升，不仅有利于降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同时对高管薪酬契约结构的调整亦会产生显着影响，从而发挥了积极的公司治理功能。（3）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起到了显着而积极的调节作用。即使将媒体区分为政策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两种类型，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依然具有较强的正面影响，尤其在互补型薪酬契约结构下，媒体治理能够有效抑制在职消费对公司价值的消极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第一，构建了一个考虑在职消费后的最优薪酬契约模型，得出在职消费“代理观”与“效率观”各自的适用情形，为学术界关于在职消费“代理观”与“效率观”的激烈争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之间同时存在着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而不同的薪酬契约结构导致了在职消费“代理观”与“效率观”并存的局面。第二，通过手工采集大量数据及编程处理，本文系统研究了媒体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研究表明，媒体治理对超额在职消费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并从媒体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在职消费的方法与手段，为各类监管机构有效监督高管在职消费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依据。本文不同于现有文献选取特殊的小样本数据，克服了小样本研究结论普适性不强的局限，并拓展了现有研究对媒体治理功能的认识，对公司治理领域其他相关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叁，本文从媒体治理的视角切入，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与传媒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机制，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媒体治理对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这一研究结论不仅提供了基于新兴市场国家媒体治理作用的经验证据，而且拓展了“媒体治理论”的研究范畴，为法律外制度的公司治理机制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本文详细检验了媒体类型可能对媒体治理功能产生的影响，揭示了我国市场导向型媒体与政策导向型媒体的治理效应差异，丰富了“媒体有偏论”研究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
李海涛[9]2017年在《管理层能力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企业叁大财务决策之一,投资决策是对公司绩效产生长远、深刻影响的决策之一。因此,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不仅是实务界需要慎重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研究重点。随着管理学、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管理层能力的计量及其对企业的战略决策、技术决策、营销决策、财务决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正在引起更多的关注。在企业持续成长的过程中,管理者如何发挥聪明才智,将企业内外部信息进行整合,进而在激烈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产品市场的竞争中发现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以及通过各种机制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资源,进而为企业投资提供重要保障,其自身的能力至关重要。尽管直观判断,较高的管理层能力必然对企业投资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投资规模、投资绩效,还是投资方向等缺少实证研究,更缺少对作用机制的分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促使作者围绕管理层能力和投资决策的关系,在系统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开展了以下研究工作:第一、以Demerjianetal.(2012)管理层能力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环境,将企业产权差异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加入模型,利用上市公司的投入产出数据计算运营效率,算得管理层能力。在此基础上,对管理层能力分别按地区维度、时间维度、行业维度和企业实际控制人性质维度,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能力的异质性,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管理层能力的计量基础。第二、以新古典经济学投资模型为基础,添加管理层能力变量,研究管理层能力对企业投资类型、投资规模以及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能够显着的提升企业投资规模,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能力会提升投资绩效。如果将投资活动具体划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发现管理层能力会提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却会降低研发投入。第叁、从资源获取角度,研究管理层能力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投资离不开融资,而现实中有不少企业由于融资约束而不得不放弃一些好的投资项目。因此,通过各种机制获取资源以满足企业投资需求就至为重要。在经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中,通过添加管理层能力与现金流的交互项,以检验管理层能力是否能够降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从而缓解融资约束。研究表明,管理层能力能够降低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且这种作用在地区、行业、时间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层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第四、从信息获取角度,研究管理层能力影响企业投资的机制。企业的投资决策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过程。在搜寻并确定投资项目的过程中付出成本的大小以及获得投资项目信息的多少,直接影响投资规模以及投资绩效。管理者尽可能的多获取项目信息对企业投资决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以企业投资股价敏感性模型为基础,添加管理层能力与股价的交互项,以检验管理层能力是否有助于获取更多的投资信息。研究表明,能力较高的管理层能够获取更多的有关企业投资的信息,显着降低企业投资股价敏感性。第五,在当今产业与资本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并购越来越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投资活动,更是一个检验管理层能力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绝佳场景。本文以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并购行为的交互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用混合回归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管理层能力总体上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但由于地区、行业、时间和最终控制人性质等差异,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对管理层能力和投资决策之间关系的认识,对科学地聘用管理者、建立和完善经理人市场具有理论参考意义。虽然木文的主要结论都与预期相符,但在异质性检验中也发现,从某些维度,比如时间、区域、控制人属性等维度去考察子样本时,却发现了与总体样本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这些差异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章竟[10]2013年在《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公司治理完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企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分别研究和探讨了公司治理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下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本文认为广义公司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刚性社会责任、约束社会责任和自愿社会责任叁个不同层次。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响应刚性社会责任的要求,公司外部治理保证约束社会责任和自愿社会责任的履行。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会发生“自愿社会责任→约束社会责任→刚性社会责任”的转化,公司治理在企业社会责任这种转化的影响下,产生由外部治理向内部治理的转变。在理论层面,本文首先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文献研究资料进行梳理,总结已有成果的可借鉴之处,探讨其存在的不足。然后,本文引入泽尼瑟克企业社会责任四阶段模型,考察不同社会责任阶段下的公司治理特点,并运用经济博弈理论分析叁个不同层次企业社会责任困境下的公司治理特征,探讨公司治理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下的变动规律。在实践层面,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已经走过百年以上的探索历程,在公司治理响应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许多深刻教训。本文首先回顾公司治理在典型社会责任事件影响下的改变和发展路径,然后以美国“市场主导”治理模式和德国“利益相关者主导”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探讨两种治理模式如何适应不同文化价值观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总结其成功经验,分析其存在不足,为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策略提供实践层面的支持。最后,本文回顾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历程,分析和探讨了我国公司治理制度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公司治理变量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并最终提出刚性社会责任、约束社会责任和自愿社会责任影响下的我国公司治理完善策略。
参考文献：
[1]. 中国资本市场并购行为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分析[D]. 葛晓红. 武汉大学. 2004
[2].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研究[D]. 胡锁军. 南京工业大学. 2006
[3]. 并购与公司治理[D]. 王昱. 东南大学. 2006
[4]. 成长机会与定价偏误对公司并购影响的研究[D]. 刘金桥. 吉林大学. 2017
[5].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分析[D]. 陈刚.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6]. 我国企业并购与政府的职能定位[D]. 梁卫彬. 复旦大学. 2005
[7]. CEO股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关系研究[D]. 姚晓林.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8]. 媒体治理视角下在职消费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D]. 冯莉. 华南理工大学. 2014
[9]. 管理层能力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D]. 李海涛. 北京科技大学. 2017
[10].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公司治理完善研究[D]. 章竟.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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