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论文_申洪郡,崔涛涛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论文_申洪郡,崔涛涛

身份证:1.410325198008150019 河南洛阳 471000;身份证:2.410303198109263217 河南洛阳 471000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建设脚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但是社区管理水平有待提升。而且管理方法不一,“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文章对其中相关问题及策略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技术性治理;城乡基层治理;

引言

加强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基层,困难在于基层,创新也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创新社区治理体系是改善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理念和手段。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管理实践创新的重要领域。因此,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基础环节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城市社区建设。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加强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研究,对推动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1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要危机和挑战表现

1.1社区冲突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突出

在城乡社会转型期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不断分化,呈现多元化格局。不同层次,不同组织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越来越独立,利益冲突和冲突日益复杂多变。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历史矛盾和现实矛盾,干部矛盾和群众矛盾都出现了。由于传统解决矛盾的方法和程序逐渐瓦解,新的矛盾解决方案尚未成熟,许多矛盾的交汇给基础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1.2社区治理中的多重权力不平衡

从本质上讲,社区治理是权衡各种权力(利润)以维持平衡的关系。我们社区有许多权力,例如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力。这些权力通过各种社交媒体有各种关系。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强调政府权力,忽视公共权力和社会组织权力,导致政府权力,公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扩张。在权力不平衡的状态下,不仅公共个人行为混乱,社会组织行为混乱,社区管理者的行为也混乱。三是城市社区管理创新中的统一与多元冲突的两难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社区管理是面对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政府主导的多变量。政策目标单一,政策目标路径相对简单,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单一,公共话语沟通渠道单一。相比之下,群众有着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利益。对城市社区管理途径的创新研究对于解决上述危机和挑战具有特殊意义。

2治理结构状况评估

2.1统筹城乡社区建设与发展尚待努力破题

尽管各地有城乡社区建设与治理方面的规划与行动,但尚无统筹的一体化规划与行动。各地依然还是按城乡有别的双轨方式,推进其社区建设与治理工作。在就地城市化进程中,多数地方依然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在“村改居”、就地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各地政府至今普遍采用统一征地、商业开发并安置的模式。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对农村土地“低价购进再高价售出”,实质在于对农民利益的相对剥夺。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种值得重视与推广的就地城市化模式,即昆明市的季官社区开发模式。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该社区集体经由政府的应允,按照昆明市统一城市建设规划,对土地实施统一的自主开发、自主建设与自主管理,农民不仅入住高档优质社区,而且分享到土地自主开发和自主管理中的巨大收益,从而顺利地实现村改居和就地市民化。该村成功就地城镇化的根本与精髓在于,政府不与民争利,让农民平等分享城镇化中的利益,深受当地村民的欢迎与支持。然而,这类成功的案例实在太少了,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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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体制不健全

目前,各地均在探索“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参与治理格局。其共同点,一是各地都非常重视党组织在基层和社区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如上海市在整体建构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中,坚持通过党建引领以把握社区创建的方向;长沙市运行“选聘结合、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体制,以党建工作区域化来推动和谐社区建设。二是政府的主导角色非常突出,并与党组织一起,主导着社区建设与治理工作。不过,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正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显露角色,但多数地方尚处在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初级阶段。总体而言,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集权化、行政化趋向也出现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基层党政组织在社区的影响力十分显著,社区事务仍然由党委和政府主导,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社区自治及其空间拓展,也影响到居民自治水平的提升。街居关系的集权化,不仅表现在前述的职能事务方面,还表现在街道对社区干部的任意调配与财务的“社财街管”方面。当前,各地社区基本缺失财务自主权,对经费开支的多寡、签字与报账均得经过街办允可。街办和基层政府还通过“社区工作站”来影响甚至控制社区,社区工作站作为基层政府直接下设的机构,其工作人员多由社区干部兼任,基层政府借由向社区工作站下达指令,即可直接指挥社区。借助这些方式,以及日益强化的目标考核、业绩考核与奖惩机制,社区日益成为基层政府的附庸。

2.3人员能力不一

专业社工和社会组织是提升城乡基层治理专业化水平、助推社区和政府“减能增效”的有效平台。近年来,各地政府已日益重视专业社工队伍建设,有的还建立了扶持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基地,但由于工作力度并不一致,以致专业社工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也不一致。

3治理过程的特点分析

3.1加强监管力度

各地除十分重视社区硬件建设的投入外,还能够从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合理确定社区经费保障标准,为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的财政保障。

不过,各地的投入机制各不相同。有的以区(县、市)财政投入为主,有的以市级财政投入为主,有的则以省级财政为主。如为了确保社区干部的工作报酬不低于当地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云南省将城乡社区干部工资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统一标准并拨付,使社区生活补贴待遇每月达到1900元;其他省则主要由区(县、市)解决,基本都有保障,但省内城市之间、甚至市内不同城区之间的标准却有差异。这种差异化情况也出现在社区干部的“五险一金”政策保障上,上海、成都与长沙基本落实了社区干部的“五险一金”政策,而云南、贵阳与广西等省(区)只落实了三险或五险,未能落实“住房公积金”政策,各地政策落实的标准也不一致。

3.2提升能力

从各地调研情况看,社区干部队伍的变化,除了上海市依然以传统的大妈大爷队伍为主体外,其他省市的新变化具有一定共性,即:社区干部队伍出现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转向,其年龄大多在40岁以下,学历层次大幅上升。成都市、长沙市和南宁市社区干部的学历层次多数已在大专以上,并已制定并实施专业化的培训制度。部分地区还专门出台文件,从社区干部中招考公务员。社区干部队伍的这种新陈代谢变化,除了大学毕业生来源扩大与其就业渠道本身的变化外,还与基层治理集权化与行政化、尤其是社区公共服务职能扩张和精细化服务程度的提升有关。后者,客观上要求提高社区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与知识化。

结语

近些年城市社区硬件的“强建设”值得肯定,它极大地推进了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阶段性任务,即“硬件”工程建设的进步。就此而言,在当下和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点应当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方成,邓涛.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J].行政论坛,2016,(5).

[2]周艳.城市社区建设:现状与未来路径[J].管理现代化,2013,(1).

论文作者:申洪郡,崔涛涛

论文发表刊物:《防护工程》2018年第1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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