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曹迎春1，韩 星2
（1.衡水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衡水053000；2.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2019年6月29—30日，“2019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衡水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政协衡水市委员会、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共同主办，衡水学院承办。会议共收到论文94 篇，这些研究成果，在儒学研究、董仲舒思想研究、《春秋繁露》篇章文本研究、董学史研究，以及董仲舒思想价值、当代借鉴研究，董仲舒生平事迹、故里文化研究等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为今后董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成果。
关键词： 董仲舒；儒家思想；衡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6月29－30日，“2019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衡水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政协衡水市委员会、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共同主办，由衡水学院承办。研讨会的主题为“董仲舒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现代意义”。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澳门地区的11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94篇，这些研究成果，在儒学研究和董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达到了对董仲舒思想及其时代价值的更加准确的崭新认识，为今后董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成果。现将主要观点分类进行总结。
一、儒学研究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傅永吉教授以《中华生命大智慧的人文信仰之维》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儒家是精英群体通过“自诚明”的内省功夫而修养仁、义、礼为基本内涵的美德，以士君子为健康人格的基本标准，希贤希圣，成贤成圣，与天地参，为天地立心的独特价值和使命，呼唤人们走出市侩化的人性失误，重塑人文信仰，重建精神家园。
杨朝明的《中国儒学的格局与气象》认为，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中华文明的王道精神从人心与人性出发，致力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向上仰望，是深远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天地智慧的体悟；向下扎根，是对多方利益的兼顾与平衡，求得最大公约数，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象、气质禀赋、价值追求，夯实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价值体系中心点之地位。
杨新铎的《古典儒家“圣”义述释》认为，古典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以“圣”为道德内核，“圣”之义实为了解中华德性文明传统之枢机。“圣”与“王”合内外之道，而道通为一。“圣”之义不可离“王”为释，因王道之用而观圣德之体，从王化所昭示礼乐制度之天下规模，以观圣人所体现德性文明之道德理想，可见“圣”所涵圣德天下文明，圣教大而化之，圣治尚德崇礼，多维互摄之诸义。
臧明的《从六朝儒释互黜看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认为，会通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更是其五千年绵延不绝、波及广袤的不竭动力之源。六朝之时，面对释道的冲击，儒学自身也在变革、图新。儒释的会通，即使佛教置于名教之篱，又使儒学平添了些许对于现实、未来的憧憬，中华文化之内涵愈发丰富。
郑飞的《韦伯对儒学的反思》认为，“韦伯命题”兼有“新教伦理产生现代性”和“儒教文化阻碍现代性”的双重意蕴。杜维明通过对比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指出韦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误解和歧见，批判了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倡导文化多元和儒学的自身转化。对“韦伯命题”的反思导向一种尊重多元、倡导对话的文明观，基于这种开放的视野，东亚社会能够更为积极地建构富于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模式，在与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中实现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吴龙灿的《早期中国儒家德治观》认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是逐步完善的。周公强调“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曾子和子思提炼出清晰的“内圣外王”德治模式，孟子强调“内圣”，荀子注重“外王”，从而完整地发展出“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先秦儒家德治范式。
杜运辉的《先秦儒家价值哲学之意蕴》认为，先秦儒家价值哲学提出的内在价值统一论、“天人合一”的价值本源论与“和而不同”的价值标准论，是不同于西方“需要－满足”说的另一种进路。这对我们今天反思近现代以来工具理性和外在价值论的过度膨胀，重构价值界说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有重要启迪。
杨海文的《气养浩然与道德境界》认为，孟子所论“浩然之气”是道德之气，是道德境界。它不仅仅是孟子道性善、做大丈夫的生命体悟，更是中国哲学智慧内圣外王、涵盖乾坤的思想创新。道德境界不是天生的，而是“集义所生”。经过一件件事、千百件事的践履、磨炼、积累，才能慢慢地、真正地养成浩然之气。
该模型的复相关系数R为0.9841，判定系数R2为0.9685，经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为0.9681，F=2209.48，F0.05(5,364)=2.23878，F﹥F0.05，显著水平为0.05，预测精度可达96.88%。
李宗桂的《董仲舒天人论探析》认为，董仲舒的天人论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他建立起了不同于先秦孔孟荀儒学的天人思想的外在构架和内在机理，并在客观上为后世天人论提供了范型。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层面考察，董仲舒的天人论，有着重要的思维导向价值和理论建构意义。
想要更好地提升朗读教学水平，在开展朗读教学前，教师就需要先熟悉教学内容，同时，对需要朗读的部分进行提前预读，了解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以及段落划分、阅读节奏、语气、情感等。在备课时，合理运用情感朗读文本，掌握引导学生的方式。通过提前预读，教师对文本更为熟悉，包括文中哪一段需要采取怎样的情感，需要使用怎样的语气等。从而在开展朗读教学时，能够针对学生朗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指正，让学生掌握正确的朗读方法，帮助学生提升语文朗读水平。
孔德立的《论孟子的教育之道》认为，孟子的教育之道体现了以教育作为载体来传承儒家思想的文化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善教、道德优先原则、大教育观、政德教育、教师教育、家庭教育、耻感教育、人格教育、教育环境等。
李若晖的《论正常之恶：郭店竹书〈鲁穆公问子思〉的哲学分析》由郭店竹书《鲁穆公问子思》中鲁穆公对待子思的态度，引出对“权力不以恶为恶”原因的分析，指出心理定式的日积月累所造成的“正常”构成了对“恶”的辩护，并由此形成“正常之恶”。在儒学中，最大的君之恶，就是将君主的个体行为普遍化，以单向性对待全体臣民，使君不再是责任体系中的一环，而是纯粹的权力。
欧阳祯人的《从黄老与儒学的比较看儒学的实质与前途》以《老子》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书》文本为根据，站在当今世界公认的正义论角度，系统梳理并研究了黄老之术对中国传统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讨论了先秦儒家被统治者利用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先秦儒家具有很多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其理论路向是指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因此应该大力弘扬其内在的精神实质，以形成我们民族的民主政治思想资源。
何俊的《经义型塑与经典搁置——啖助新〈春秋〉学的悖论》认为，啖助新《春秋》学以“舍传求经”开启了宋学，但回归经典的诉求却造成了经典搁置。以经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为视角来解释经学中的这一悖论，可以发现啖助新《春秋》学中的哲学方法与关怀：啖助新《春秋》学是在经义型塑的过程中，思想同时从经典的自我理解中获得解放，经典因此而被搁置。
程海霞的《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来龙”与“去脉”略诠》认为，以三年悟道为范域，由前后两悟所构成的阳明龙场悟道，在义理上有其“来龙”与“去脉”。其“来龙”依次体现为“箪瓢”之乐、“无欲见真体”、“超然”之乐以及“寒根固生意”等；其“去脉”大体呈现为“静坐”“知行合一”以及“三教关系”等。对此“来龙”与“去脉”进行勾勒，有助于明确龙场悟道的主体内容，更有助于厘清龙场悟道的基本性质。
二、董仲舒思想研究
1.哲学思想
周桂钿的《谈谈关于董仲舒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认为哲学研究方法很多。首先要不迷信权威、不随众；其次，要全面掌握资料，对资料作精当解读；第三，要了解人物之间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认识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总之，为了做到实事求是，需要运用唯物的和辩证的方法。
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以《论董仲舒与张载的天人之学》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董仲舒和张载是各自时代的儒学代言人，通过考察二人的天论、天道论及其特色，梳理了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从董仲舒到张载的演变脉络，指出二人天人之学既有共同之处，也各具特色。共同之处是都使用了“天－人”框架，突出天人合一观念，坚持儒家道德价值；不同之处如倚重的经典不同且天论、天道论、天人合一的具体内涵不同，这导致了儒家天人之学的一次大的历史转折。
在为皇家及贵族服务的官窑瓷系统中，具象美术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民窑及清末发展起来的文人瓷画系统中，意象美术处于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意象美术在陶瓷美术作品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现代民间青花为广大陶瓷爱好者和收藏家所追捧，不求形似而求笔简意全的观念成为多数瓷画家的共识，陶瓷巿场及拍卖会上＂珠山八友＂及当代陶瓷美术家的文人瓷画作品价格扶摇直上，这一切都说明意象美术作品在陶瓷美术作品中的份量己今非昔比，为人们所愈来愈重视。
2.3.4 PCO2 纳入18篇文献，各研究间无异质性（P=0.42，I2=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见图4。结果显示，治疗前后试验组PCO2减少值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6.99，95%CI（-7.68～-6.29），P＜0.000 1］。
推荐理由:本丛书主要从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角度，阐述了多元西方文明与不断发展演进的东方文明之间包容、交互的发展进程，英美文明并不是西方文明的全部，挑战了亨廷顿关于“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的观点，同时从文明视角，阐述海外华人“再中国化”与中国崛起的文化过程，中国化意味着一个开放的文明进程，平息了关于过度夸大中国崛起威胁性的观点。
“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猛兽也是有血肉的，也不会被灭绝，当然条件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就是说，猛兽不得伤人。我们虽然时常可以在雨后看到虹，可是世界上不断有地方在发洪水，尽管没有诺亚方舟时期的大洪水那样大。可见，上帝并没有履行承诺。何况，大洪水是大灾难，无论对人类，还是动物、植物，都是灾难，是毁灭，是大恶，用大恶如何消灭恶呢？
梁世和的《沟通天命：董仲舒对儒家神圣性与超越性根基的再植》认为，绝地天通之后中国文化朝人文化、理性化、人间化方向发展，对神性的关注逐渐淡化。董仲舒天人之学的建立，将绝地天通以来天人分离的状态，拉回到天人相合的轨道，试图通过祭祀行为，将至上之“天”以及神圣性、超越性的理念，再度植根于儒学及儒者的心灵，重新建立起儒学对天的信仰，开启了儒学的神学时代。
朱康有的《董仲舒论“为政之理”之形上建构》认为，董仲舒通过对《春秋》“微言大义”释读，为中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形上基础。这一理论建构历程，把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天命”置于首位，在对比了天与人的诸多可通之处后，得出“为政之理”，从而透显出深邃的政治哲学智慧。
白效咏、黄朴民的《易学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关系试说》认为，董仲舒以“《春秋》为体、易学为用”来构建自己“天人合一”学说。易学的“天人同构”思想是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的立论基础。董仲舒将易学的“各从其类”说加以发挥，建立起“同类相动”的理论，作为“天人合一”学说的理论依据。
常会营的《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命观研究》认为，对于国家之天命，董仲舒主要是从“新王必改制”予以论述，即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人对于天而言，是根据天道来接受天命；对于人而言，是根据其所言来受天命。董仲舒还从人身养生之天命的角度，提出了“人其天之继与”的著名思想。
龚希平的《汉儒董仲舒“道出于天”说批判》认为，“道出于天”乃董仲舒哲学最核心、最基础命题，董氏哲学大厦即建基于此，其全部学说之论述亦围绕于此。“道出于天”脱胎于《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句，但董仲舒对其思想进行了掐去中间连接头尾之改造，既调和了儒道，又为“大一统”与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即之的《董仲舒正谊明道思想浅议》认为，董仲舒是在回答汉武帝之兄的提问时提出“正谊明道”思想的，此思想继承和丰富了儒家道统，言简意丰，直中要害，为当时情况下匡正诸侯王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秦际明的《论元作为治统的本原与方法——董仲舒“元”论新解》认为，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元”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治统的本原在于元，此即是天意，也是圣人之意与《春秋》之旨。董仲舒对治统之目的与手段的明确区分对于当代贯通治统、重建政教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刘国民的《董仲舒以五行之天道诠释人道》认为，董仲舒把天与阴阳五行之气紧密结合，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五行，故从五行之气的运行及其相互关系中可知天道。董仲舒创立了五行相生说，以五行之间的相生作用，来解释儒家“忠”“孝”的人伦准则，且以天之五行解释人之五官、五常、五事，并把五官、五常、五事组入到五行构架中形成了“五行范式”。
王文涛的《〈春秋繁露〉五行说对〈管子〉四时五行说的继承与发展》认为，董仲舒的五行说继承、发展、创新了《管子》的四时五行说，将五行与天人感应相联系，丰富了天人感应的内容，使之更有说服力。董仲舒以五行之次序，设计了一套政治措施，欲使政治与时令相配合，从而构成此完整的阴阳五行的政治哲学。
浙江大学何善蒙教授以《〈春秋繁露〉论“心”》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春秋繁露》关于“心”的论述主要从道德之心、情感之心、认知之心和主宰之心四个层面展开。接着具体讨论心与董仲舒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董子对“心”从功能意义上来使用，与宋明心学，尤其是阳明对“心”的本体意义的使用不同，应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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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锁江的《董仲舒自然哲学的构成及其评价》认为，董仲舒坚持“自然”本义，其天论具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自然界构成了“主宰之天”与“人类”相互感应的重要载体，阴阳五行构成了董仲舒自然哲学的核心范式。董仲舒的自然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其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有引领科学技术的作用。
2.经学思想
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易学的会通》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董仲舒以天人之学的视域解读《春秋》，敞开了春秋学的天人之学底蕴，实现了“推见至隐”的春秋公羊学与“本隐之以显”的易学的会通，开显了通贯三才的王道，揭示了王之“以成民性为任”而“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王道愿景，重建了仁义之道，最终以春秋公羊学确立了汉代经学的典范形态与基本精神。
张延国的《浅谈提高董仲舒在我们心中地位的方法》以公羊家的视角讨论目前董仲舒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利用公羊学知识提高董仲舒在我们心中地位的方法。总结出董仲舒“公羊学”的三个特点：对孔子修《春秋》的心境进行了详细分析；利用春秋义理对无传之经进行辨析扩充；多个事件相比较以辨析春秋义理。
黄开国的《董仲舒〈公羊〉学方法论》认为，董仲舒从《公羊》中发挥出自己的学说，与其方法密不可分。贯比法以道义法则为准则性的前提，可保证对儒家政治伦常基本准则的固守；依经言指，可给人以忠实经传的假象；借经言指、离经言指，则能供其灵活、自由地发挥己说。董仲舒运用其法，建立起了与时代相契合的董氏《公羊》学。
何大海的《浅论董仲舒与谶纬之关系》认为，董仲舒对谶纬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春秋纬》《孝经纬》等文献中。董子后学参与谶纬的造作，当以成哀母本、王莽“符命四十二篇”与东汉定本而论。虽然董仲舒学派影响了谶纬，但谶纬是一个变化的载体，其不仅延续了董仲舒的核心思想，而且吸收了诸多他家思想，使之成为统一的体系，具有明显的整合性特色。
3.政治思想
人民出版社金春峰教授以《从建构“社会共同体”看“三纲五常”的批判继承》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明确指出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奉天法古”为“三纲五常”做了新的理论论证，使“三纲五常”具有了神圣性和权威性，成为超越世俗、人群学说之上的道德与人伦关系。经过董仲舒的论证，中国的“纲常名教”真正建立了起来，这就为“社会共同体”奠定了理论基础。
白延辉的《董仲舒人性论的黄老学特色及研究意义》认为，董仲舒人性论中“性者生之质”的概念界定、“为人者天”的天人关系、“阳性而阴情”的性情论、“顺性而导善”的治国思想，均与黄老学相通，表现出明显的黄老学特色，对黄老学人性学说的吸收容纳是董仲舒之所以不同于孟荀以善恶论人性的重要原因。
浙江省社科院吴光教授以《董仲舒“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再解读》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近代以来出于反孔反封建的需要而形成的，董仲舒本意是抑黜百家，即承认百家存在，只不过不使之与儒家齐头并进，后世中国文化的格局一般都是“一元主导，多元文化的客观存在并与主流文化互动互补的文化格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不符合董仲舒建议的原意，也不合乎汉武帝以后百家共存、儒释道互动的传统思想格局。
台湾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以《“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进行了再反思。他通过考查《史记》《汉书》，认为汉武帝为五经立博士，而没有为诸子百家立博士，是在“表章六经”，但不能以此就认为是“独尊儒术”。依“独尊儒术”与“罢黜百家”的语意判断，两者立则两立、破则两破，实际上并没有此种互为关联的政策存在。
河北师范大学秦进才教授以《董仲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关系新探》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老问题进行了新探索，认为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早建议者。董仲舒主张的“大一统”“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并不等于“独尊儒术”，儒术在汉代并没有受到独尊。汉武帝表章的六经是华夏民族元典、诸子共同资源，并非独尊儒术。总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情于理都与董仲舒无关。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胡发贵研究员以《“儒如五谷”视域下的“独尊儒术”》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诠释了“儒如五谷”的含义：人伦日用性、“人为贵”的人本与仁爱思想，重民生和“与民同乐”、民本思想，指出儒家本身对古代社会的“五谷”一样的重要意义，这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思想价值基础和前提。
王刚的《“谊主”说与“推明孔氏”：董仲舒在“独尊儒术”中的理论贡献及相关问题探微》认为，董仲舒的“谊主”说是“大一统”理论得以实现的政治起点，董氏以“尊王绌霸”为基点，以“推明孔氏”为依托，对“谊主”的责任与使命作了适应时代的新阐释。董仲舒提出的这一概念，不仅仅有着学术的内在理路，更与大汉王朝的政治转向相呼应，是外在时势与学术理路相结合的历史产物，是观察西汉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嬗变的重要支点。
别看我年纪小，但我已经是拥有多次演出经验的“老演员”啦！不过出演歌剧我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对整场演出的感觉就是三个词：新奇、兴奋和期待！
王博的《阴阳五行与董仲舒“官制象天”学说》认为，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官制象天”学说。“官制象天”以天人相副为前提，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为纵向层面上天之数与官之制有着严格对应；其二为横向上五行与五官严格对应，以五行生胜为依据构建起彼此共生又相互制约的五官系统。第一个系统纯为理想化的构造；第二个系统乃依据现实而作，实为大一统政治环境中深具理性化的官制创构。
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以《董仲舒礼学思想初探》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董仲舒六艺皆尊，独重《春秋》，而《春秋》大义缘礼而起，在“上天、天子、臣民”之“宗教－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的结构中重建王道学，其论春秋之道“奉天法古”展示了礼学思想鲜明的宗教性，董子礼学为仁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余治平的《儒家圣王治理传统：政教合一、官师一体——董仲舒对古代中国“弥漫性宗教”建构之贡献》认为，传统中国的本土宗教以天道信仰为核心，天子通过对全民进行“涵泳其德”与“鼓舞其化”而把天道信仰打造成一种具有强渗透性的“国家宗教”。董仲舒“立太学”“设痒序”对策的付诸实施，儒家教条开始以有组织的方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使之逐步成为一种“弥漫性宗教”。
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以《董仲舒的批判精神与王道构建》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先考察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董仲舒告诉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问题，认为这是代表《春秋》及公羊学精神的，目的是批判现实，拨乱反正，重建王道秩序。王道核心是仁义，主体是礼义。董仲舒除了论证“王道三纲”，还提出“天为王纲”，限制王权，试图使汉武帝效法古代圣王，实现王道理想。
Risk of Vessel Delay in Yangtze River Trunk Waterways
本研究发现，血清IgE、IL-4水平与痰EOS呈正相关(P<0.05)；RPB水平与痰EOS呈负相关(P<0.05)，说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越高，患儿肺功能下降越严重，气道炎症反应越重。肺炎支原体感染能够直接或间接促进血清炎症因子大量分泌，进一步说明MP感染能够加重支气管哮喘症状，不利于患儿恢复[20]。
山东大学孟祥才教授以《董仲舒关于统治权合法性的阐释》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统治权合法性问题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议题，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贡献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董仲舒系统阐述了“君权神授”理论，用“天人感应”将天意与人为沟通起来，给朝代更替和皇权转移一个合理的解释，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亦即统治权合法性的最经典的主流意识。
台湾辅仁大学陈福滨教授以《董仲舒的历史观与政治哲学》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梳理了董仲舒的“三统”“三正”“四法”“质文”的历史观，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董仲舒仁德为政，阳德阴刑的政治哲学，认为董仲舒以儒家“仁政”为历史变迁的最高目标，以阴阳二者相协调为历史变化的基础。
韩国安养大学孙兴彻教授以《董仲舒的人间观》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从“性三品说”“知识论”“教化论”三方面，以“天人感应说”与政治观的联系为中心来探讨董仲舒的人间观，指出董仲舒通过强调可以进行赏罚的天意，试图建立可以惩罚最高权力者天子的牵制机制，以“春秋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理论，重新确立了人间观。
郑济洲的《天道·圣人·经典：董仲舒“制衡君权”思想审思》认为，天是董仲舒“制衡君权”思想的一个资源，这种制约的典型表述就是“君权神授”；圣，是董仲舒“制衡君权”思想的又一资源，董仲舒通过确立孔子的“素王”地位为儒家士大夫确立了一个精神领袖；《春秋》经也是董仲舒“制衡君权”思想的重要资源，董仲舒试图以《春秋》为汉王朝立法。然而，在现实政治中，汉帝国的统治者采取的治道策略是“霸王道杂之”，董仲舒“制衡君权”的思想也在统治者的“选择”中“失效”。
董卫国的《略论董子对先秦儒家仁道的创造性开展》认为，孔子所开创的仁学实兼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内圣外王本为一体。董子之学是从根本上对儒家仁道思想的继承和开拓，开拓了先秦儒家仁道的外王——政治哲学——维度。董子之立论根基在天人之际，由仁理解天道之内涵，借助阴阳五行理论建构仁道的神学，以春秋大义诠释仁道的历史哲学，由天人之际的理论规范现实政治，寻找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思路。
宋冬梅的《“天人三策”与天人合一——儒学登庭的时代机遇与理论创新》认为，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的应对突出了倡德政、倡任贤、倡儒术等特点，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需求；“天人关系”是董仲舒应答汉武帝策问的重要理论根据，其“天人合一”思想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升华了本体论认识，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并对传统中国“大一统”社会的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延续产生了深刻影响。
安鲁东的《董仲舒与汉代新儒学》认为，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为切入点，创造性地重新解释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并巧妙地通过阴阳灾异说及素王立法说等，限制皇权，矫正秦制之弊。他的这一努力，不仅解决了儒学在汉初的困境，使之成为官学，而且还为中国两千年的政治运作模式奠定了基础。
预约服务是一种均衡工作量的有效方式，通常会提高工作质量和团体协作［4］。输液预约为患者提供了优质护理服务，为医院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我院的输液预约系统体现了人性化和个性化，并且注重服务环节的每个细节，保证用药的安全。该系统应用2年来受到护士、静脉配置中心药师等相关科室的一致好评;患者等候时间大幅减少，满意度明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依赖于医患双方共同参与，任何一方没有准确有效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都很难实现满意服务的结果。护士及管理者应该倾听患者的诉求、总结经验，注重细节，为病人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陈寒鸣的《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略议》认为，汉代儒宗董仲舒发挥《春秋公羊传》之义，对“大一统”思想作出系统论述，在严格意义上奠定了儒家“大一统”传统的思想理论基础。董氏的“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时至今日，民族要团结、国家要统一，早已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共识。
王传林的《董仲舒〈春秋〉“大一统”与“通三统”考论》认为，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通三统”是新王受命改制之具体举措，二者作为新王朝的政治策略是并行不悖的。“大一统”与“通三统”的共进与共融，在文化层面所彰显出的是“一统”与“多元”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化宽容与求同存异之精神，这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政治有序运行的关键所在。
2）任务型教学法极大地提高了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获得了成就感。教师设计的各项教学任务和情境都是真实的、自然的，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积极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让同学们在兴趣当中，体验快乐的学习过程，获得语言学习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在任务完成过程中，使学生获得成就感，为其后续的英语学习带来动力。
季桂起的《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及其在汉代的影响》认为，董仲舒为儒家的政治学说构建了由宇宙论、人性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完整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包括“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的逻辑架构、“仁政”或“王道”的价值主体、“民生为本”及“善治”的功能属性、“德主刑辅”和“三纲五常”的制度化设计、“君权天授”及君民互为依存的国家构想、“大同”世界与天道公平的社会理想。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在汉代的政治运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江武、王康的《论董仲舒的革命思想》认为，“汤武之禁”后以何种方式继续言说儒家的“革命”理论，成为汉代儒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董仲舒将儒家“革命”的精神内嵌于他的“改制说”中，以“改制”来言“革命”，通过对“受命”和“王道”的强调，完成了儒家“革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李英华的《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命题探析》认为，在董仲舒的“更化则可善治”命题中，“更化”是“善治”的先决条件，“善治”则是“更化”的必然结果。“更化”应遵循“奉天”“法古”“爱民”三条原则；“善治”应遵循“承天意”“明教化”“正法度”三条原则。董仲舒“更化则可善治”的思想，对于促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无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李玲的《董仲舒政治思想微探》认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较成熟的政治思想形态。他的大一统思想、德主刑辅思想、“三纲五常”思想、尊君抑君思想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牛秋实的《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认为，西汉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开始的文化上的革命，引发了典章制度大变革的社会革命，“汉承秦制”的局面土崩瓦解，以礼治国之势渐趋形成，并直接影响了往后两千年中国的封建社会。自汉之后，凡是要建立大一统的王朝，无不以董氏之学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儒学作为统治学说，方针大政及典章制度也基本上不脱汉代礼制之轨范。
曹迎春的《董仲舒“慎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认为，董仲舒十分重视“慎德”，其“慎德”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上天慎罚、《春秋》慎微、君主慎行。董仲舒“慎德”思想，对于当前提升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水平和遵纪守法自觉性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刘贵生的《董仲舒的重贤思想》认为，在董仲舒的治国理念中，重视贤才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无论是《春秋繁露》还是《天人三策》，他都反复强调重视贤才的深远意义。董仲舒的重贤思想，一方面来源于他对天人关系的深刻体悟，另一方面，更与他对春秋治乱史实的深入分析有直接的关系。时至今日，这种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张倩的《董仲舒思想与传统家国情怀的特质》认为，董仲舒充分吸取了“天”“天命有德”的传统理念，彰显天、君、臣、民的一体性，为家国情怀奠定逻辑基础和现实张力，使得君权与民意的价值平衡成为家国情怀的实现焦点。董仲舒重视“士”群体的道德建设，主张“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君王、士大夫更应该“爱人”“律己”，这也是士君子家国情怀的直接表现。
张丰乾的《“十指”“五行”与“三之道”—— 董子的“天下”观》认为，董仲舒在“天下”视域中概括出了“《春秋》十指”，基于“天之大经” 指出了“正天端”与“治天下之端”的必要性，以及“治天下如视诸掌上”的可能；同时强调“人最为天下贵也”。董仲舒推崇“自三之道以治天下”，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又申明“天下随阳”，力图在一体和多元之间找到最合理的构架。
代春敏的《从正名思想看董仲舒的仁义观》认为，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并在正名思想的基础上，系统阐发了他的仁义观，成为构建汉代社会政治制度，维护和完善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组成部分。
刘泉的《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的天命与权利》认为，董仲舒以“天命”为线索，将王权、政权、教权凝聚为一个服务于现实的命运共同体。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主导太学和地方官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强化儒生的体制化培养和选拔机制，有效地促进儒学的政治化、制度化。
郭美华的《思想对权力的依附及其挣扎——读〈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札记》认为， “天人三策”的具体讨论，体现出思想对于权力的依附性，这是帝制时代传统思想的内在特征。在当代哲学意义上，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可以视为作为读书人的自我通过向权力的他者之讯问而显现自身的事件。不过，董仲舒的回应并未走向自我最终的实在，而是陷入讯问者的遮蔽之中了。
4.人性论
衡水学院特聘韩国专家金周昌教授以《董仲舒天下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董子承孔子之文，立春秋大义，打造了阴阳道德哲学体系，以阴阳辩证关系，将宇宙分成两半，又统合为一体，设计了当时的天下命运共同体图式。人类应该自觉认识到共同体观念，开启一个大家庭共同体和谐、和睦的时代。
林桂榛的《董荀二子“性朴”论的同异》认为，董仲舒摇摆在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朴”论之间，未理解荀子“材－性”关系论（科学思维），反残有孟子“本－善”关系论（哲学思维），是典型的半截子性善论、半截子性朴论综合体。
许敬辉的《汉儒对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以董仲舒为例》认为，在汉儒论性的各家中，董仲舒继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从哲学上探讨人性的名实问题，归结到重视圣王教化的政治思想。从正名的角度、用圣人的言论、以天道的权威驳斥孟子的性善论，批判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从而开启了“性三品”的先河。
5.伦理思想
左康华的《以“纲”统“常”，以“常”论“纲”——三纲五常思想在汉代的整合》认为，秦汉“定于一尊”的社会秩序形成，使“纲”的权威建立在更坚实的、更广泛的道德基础之上，完成了“纲”“常”的观念整合。以董仲舒、刘向等为代表的汉儒熔铸“三纲”“五常”两种价值观念，并最终提炼为“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既是细致而扎实的理论建构，更是将理论转化为一整套用于指导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重要尝试。
涂可国的《董仲舒责任伦理思想与当代社会责任体系建设》认为，董仲舒责任伦理思想极为独特而深刻，不仅从明言角度就“责”“任”和“责过”等概念做了阐发，还从隐含视角立足于心学资源揭示了儒家责任伦理。董仲舒的责任伦理思想，可以为建立责任制度、培植责任人格、建构责任心学、塑造责任伦理和培育责任意识提供精神资源。
寇征的《董仲舒的伦理思想特色和思维倾向——基于人文理性与天赋神性的思考》认为，董仲舒的伦理思想由天人关系推演而来。他把人的存在与天地相关联，与阴阳五行相配副，这使得他的学说体系有了更具神圣意志的宗教性，也为后世的儒教化奠定了基础，从而引出关于人文理性和天赋神性二者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王涵青的《环境伦理脉络中的主体价值思考——以孟子与董仲舒的“仁－义－利”结构为论》认为，在仁义关系上，孟子强调的是主体先验的内在道德自觉，而董仲舒则明确地将仁根源于外在的超越的形上实体。在义利关系上，董仲舒正面肯定了利为主体生存的基本需求。从环境伦理的脉络中思考，孟子与董仲舒的“仁－义－利”结构都可显现出儒学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思考主体价值的意义。
安桂玲的《“天”在〈春秋繁露〉中的重要性》认为，董仲舒所说的“天”是其理论的基础；董仲舒所说的“天子”，要有学识德行和自省能力，接受天之监督，以遵循天道为原则。董仲舒的这套借天说人的思想体系，不仅有利于巩固王权，更极大维护了百姓利益。
魏彦红的《董仲舒论“孝之天经地义”观及其现代价值》认为，董仲舒对“孝之天经地义”的阐释反映了他的天人哲学观。董仲舒认为五行乃孝子忠臣之行为准则；五行中，土德最贵，贵在对天之大忠。董仲舒对孝的阐释指出，孝之本源取道于天，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董仲舒对“孝之天经地义”的阐释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白立强的《〈春秋繁露〉中的孝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认为，以天人同构为视角，《春秋繁露》中的孝道思想包括：法天则地：孝亲敬上的根源性；唯天为大：天伦之孝的至上性；家国同构：移孝作忠的自然性；天经地义：孝敬之道的应然性；上行下效：圣君之孝的影响性。
选择我院2016年1月—2017年12月间收治的200例疑似肋骨骨折患者，所有患者均有明确的外伤史，入院时有胸部疼痛、局部压痛症状，受伤至就诊时间30min～2d。其中男性患者116例，女性患者84例，年龄17～77岁，平均年龄（38.8±2.5）岁。骨折原因：交通事故129例，高空坠落45例，外力击打18例，挤压伤8例。
此外，还有从美学、法学、生态思想、教育思想等角度对董仲舒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
谢金良的《试论〈周易〉对西汉董仲舒审美观念的影响——以〈春秋繁露〉为研究对象的考论》认为，董仲舒与《周易》经传及其学说关系密切，董仲舒的天人思想体系源于《周易》学说，董仲舒特别推崇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中和之美”等审美观念也受到《周易》中正和谐思想的深刻影响。
张秀洁、刘炜华的《从法哲学的角度看董仲舒思想》认为，董仲舒以其人性论、天人感应理论、德主刑辅、“春秋决狱”等主张论证了法“圣人缘天意而作”之本源、“道德教化为主，刑罚强制为辅”之功能作用、“经权要义”之渊源以及司法、法律适用等理念，构建了法哲学思想体系，使儒家的价值追求与道德理想从此开始逐渐渗透到法律中，开创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先河。
范慧、乔清举的《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生态思想》认为，董仲舒的生态思想集中体现在《春秋繁露》中。他以“天人合一”为统摄，以“阴阳运行”“五行生变”为运行机制，以“泛爱群生”为道德准则，以“顺时而为”为实践基础，建立起自己从思想到实践的生态哲学体系。
魏彦红的《董仲舒王道思想中的生态智慧与启发——以〈春秋繁露〉为中心》认为，董仲舒王道思想是其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范畴。王道实施的基本原则是遵循天道。遵循天道带来祥瑞，违反天道遭到自然的惩罚。董仲舒的王道思想呈现出丰富的生态智慧，对当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王章峰的《董仲舒的师德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认为，董仲舒非常重视教师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十分强调教师在师德方面应具有“正道重志，行道养志”“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强勉学问，闻博知明”“积习渐靡，贵微重始”等品质。
郑艳芳《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教学思想及其启示》认为，董仲舒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凝练形成自己的教学思想：“待教而善”的人性论是董仲舒教学思想的理论基础；“简六艺以赡养之”的教学内容侧重成“人”教育；教师教学的语言艺术讲究谨慎寡约；追求专一不二的治学精神；追寻圣人之道的教学智慧；追求智仁结合、德才兼备的教学目标。
三、《春秋繁露》篇章文本研究
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邓红教授以《〈春秋繁露〉辨伪三流派论》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对《春秋繁露》辨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将各家说法归纳为“推论派”“唯理派”和“文献互证派”三派，指出他们各自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都缺乏确切证据。邓红教授认为，“考据之学”与研究董仲舒哲学思想的“义理之学”属于不同的学术分野，应有各自的独立性。
吴锋的《观德及其他——董仲舒“德”论在儒学史上的意义》认为，“德”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原始儒家对“德”皆有宏论。汉儒董子《春秋繁露》中以“德”为题的篇章有《观德第三十三》和《威德所生第七十九》两篇，集中讨论、阐述了董仲舒“德”的思想。
徐鸿模的《〈春秋繁露〉论“祭”——际也、依归天道》认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表述“与天对遇”的路径即是祭祀。董仲舒强调：已然受命为天子，首先要祭天，才开始致力其政事；缘于尊天而推崇“郊天”，以确切表明天子与天际遇的天命授受关系；其次推及一般祭祀神明、祖灵与山川神祇之礼。
深川真树的《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认为，《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理性地重新解释以神为本的活动之重要成果。
耿春红的《董仲舒论“智慧”及其现代启示》对《春秋繁露》中“必仁且智”一章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董仲舒十分重视仁爱和智慧的重要性及其在选材用人方面的缺一不可性，尤其揭示出智慧的伦理性、理性主义、心理性、学习性及实践性。董仲舒的智慧观启示现代人要尊重智慧，选才用人以德为先，重视心理和意识的引导，重视行为和结果。
四、董学史研究
王宏海的《朱熹对董仲舒的品评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形象在宋代一再被提升。通过对《朱子语类》中朱熹与学生关于董仲舒的对话逐条分析，得出在朱熹师生思想中的董仲舒的刻板印象。朱熹不仅认为董仲舒是汉唐时期“本领纯正”的大儒，还认为董仲舒是汉唐时期的群儒首。朱熹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有理学的一些特质，甚至用“格物”的态度对待董仲舒思想，是其是非其非。虽然朱熹感到董仲舒思想中存在着一些缺憾，然并不能影响朱熹心目中的汉唐第一儒的思想地位。
魏义霞的《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历史定位和态度评价》认为，在近代哲学家中率先对董仲舒的历史贡献予以高度评价的无疑首推康有为。在康有为看来，董仲舒的功劳是将孔子定位为“素王”，这最契合孔子的身份和地位。康有为视界中的董仲舒不仅破解了孔子主人道之《春秋》的微言大义的密码，而且深谙孔子讲天道、兼阴阳、明终始之《易》。这意味着无论孔子的人道还是天道皆赖董仲舒得以传承。康有为是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为学问家审视董仲舒的地位、解读董仲舒的思想的。
李有梁的《从三科九旨到六科十旨——以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诠释为中心》认为，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历代学者多有涉及。康有为出于构建维新变法理论的需要，往往结合西方社会进化论来阐发“通三统”“张三世”和“异外内”等“三科”的内容；而苏舆出于反对变法理论的需要，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予以辩驳分析，进而提出董仲舒之真旨在于“六科十旨”而非“三科九旨”的主张，其论颇具创新性。
姜淑红的《董仲舒“三纲五常”说的解读及其价值——以刘师培、贺麟董子学研究为视角》认为，刘师培、贺麟的董学研究在考察董仲舒“三纲五常”说的历史必要性基础上，积极借鉴西方近代伦理学的成果，阐释董仲舒“三纲五常”说的正面价值，对于今天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多有助益。
五、董仲舒思想价值、当代借鉴研究
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以《董仲舒儒学的精神方向》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董仲舒儒学是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儒学，并将董仲舒儒学的精神方向概括为“向前、向上、向善、向实”八个字。主张更化即“向前”；倡导一统、重视礼乐教化，即“向上”；统一思想、整合价值，即引人“向善”；解决现实问题，不尚空谈，即“向实”。李宗桂教授认为董仲舒是政治化、实践性的儒家，积极寻求与政治家合作，内圣外王之道兼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儒家才是真儒家。
中国孔子研究院杨朝明教授以《董仲舒与中国文化——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说诠说》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王充所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很好地诠释了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孔子继承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奠定了中国的价值观念基调，董仲舒则使儒家思想和现实相结合。如果将中华文化比喻为大树，那么其主干是儒家文化，根脉是孔子之前的“文王之文”，而董仲舒才使得中华文化的大树有了这样的姿态，伸展出枝条，开结出花果。与“孔子－董子－朱子”的论说框架相比，似乎“文王－孔子－董子”更能说明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奎良的《董仲舒思想的当代借鉴》认为，董仲舒不仅是思想家、教育家，而且是汉代的社会制度设计师。《天人三策》中详细论述了董仲舒的社会设计方案。董仲舒的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思想，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特征和宝贵精神财富，也为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董仲舒的官吏培养和选拔制度，对中西方文官制度都有深远影响；董仲舒的“调均”思想有效地解决了社会经济问题；董仲舒的不与民争利思想，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李素菊的《用历史眼光评判董仲舒思想价值》认为，应当把董仲舒思想还原于历史背景之中加以重新审视且客观评价。董仲舒是享誉盛名的旷世大儒，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极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另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天授”、推崇孔学、确立三纲五常、建立“大一统”政治思想、建立太学选拔人才等思想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
陈启生的《我读董仲舒》认为，站在现实的角度，全面解读董仲舒，找出“什么学说”“什么理论”“什么见解”可以转化为今天所用，可以为今天实践，目的在于治时下21世纪中国人之弊。董仲舒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天人感应令人起敬畏心；董仲舒重视教育，主张求贤、养士、兴太学；董仲舒的“三纲”理论，强调君、父、夫的表率作用。这些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苗泽华的《以儒家“五常”引领新时代“五商”》认为，新时代需要培养新儒商，以德为先，德商、情商、胆商、财商、智商并举。“五常”是儒家重要思想，将“仁义礼智信”融入“五商”建设之中，以“五常”之“仁”引领“德商”，以“五常”之“礼”引领“情商”，以“五常”之“信”引领“财商”，以“五常”之“义”引领“胆商”，以“五常”之“智”引领“智商”，从而形成德商、情商、财商、胆商、智商相生相克、和谐运行的新模式，为我国新时期商业健康、和谐、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生长新的生命力，形成新的商业风气。
六、董仲舒生平事迹、故里文化研究
王文书的《董仲舒与淮南之狱考究》认为，董仲舒在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高园便殿火灾后作《灾异对》，矛头直指田蚡和刘安两大政治集团，在几方的夹击之下，元光元年董仲舒遭庙火之狱。元朔四年董仲舒致仕居家。元朔五年淮南之狱案发，张汤赴陋巷就淮南王谋反一事咨询董仲舒意见，董仲舒推荐吕步舒严治淮南之狱。董仲舒在整个淮南之狱的事件中，虽不是直接执行者，但他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
田卫冰的《地方志书视角下的董子故里文化》对乾隆屈成霖纂《景州志》、民国21年张汝漪纂《景县志》、明嘉靖樊深纂《河间府志》等旧方志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进行了细致梳理。通过整合这些董子故里文化资源，有助于打造董子故里文化品牌，推动衡水的文化产业整体性升级。
此次“2019 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衡水学院举办的第7 次大规模的董学研究国际会议。专家云集，真正体现“国际性”；成果丰硕，格外凸显“时代性”。这次研讨会使董仲舒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无论是从问题的广泛性、研究的方法和视角的独特性，还是内容的深刻性、现实性都标志着董子研究持续成为学界热点。
A Summary of“201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ong Zhongshu and Confucianism in Hengshui,China”
CAO Yingchun1,HAN Xing2
(1.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Hengshui University,Hengshui,Hebei 053000,China；2.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From June 29 to 30,2019,the 201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ong Zhongshu and Confucianism was held in Hengshui,China.This symposium was sponsored by the CPPCC Hengshui Municipal Committee,the Dong Zhongshu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Confucian Academy,China Society of Shixue and Hebei Dong Zhongshu Research Institute,and hosted by Hengshui University.A total of 94 papers were received at the conference.They have made new breakthroughs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Dong Zhongshu's thought,the text of Chun Qiu Fan Lu ,the history of Dong's theory,the value of his thought,the contemporary reference,Dong Zhongshu's life story and native culture,etc.and they have provided extremely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n Dong's theory.
Key words: Dong Zhongshu；Confucianism；Hengshui；international symposium；summary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5.009
作者简介：
曹迎春（1976－），女，河北景县人，教授，历史学博士；
韩 星（1960－），男，陕西蓝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衡水学院校内非实体性研究机构项目（2018yj09）；衡水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8GC03）；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19030602006）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5-0051-11
收稿日期： 2019-07-30
（责任编校： 卫立冬英文校对： 吴秀兰）
标签：董仲舒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衡水论文;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综述论文; 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