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兴[1]2002年在《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是关于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研究。通过此项研究，旨在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当、缺乏长远规划的现状，可以为政府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简要阐述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对象等，接着对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的现状作了概括介绍和全面分析，继而提出了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对策和措施，分析了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投资效益和实施条件，最后结合本项发展规划对建立基础设施发展新机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首先论述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即充分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居民生活环境，从而实现农村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利用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后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究的对象，即农村基础设施及其发展规划，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规划的含义分别作了必要的解释。接着重点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特性，农村基础设施不同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叁个基本特性分别是受小农意识影响深、自身实力弱、欠规划和管理。这叁个特性也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部分同时还简要阐述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基本类型，根据设施的性质和功能将农村基础设施分为交通运输、能源供给、邮政通讯、水利、生态、文化卫生、教育、仓储市场、社区居民点等九大类基础设施。 第二部分：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现状分析。本部分按照农村基础设施的类型，分别以表格的形式介绍了各类基础设施的现状。从总体上讲，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的现状是：总量不足，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但发展前景看好。具体到每个基础设施项目，存在的问题则各不相同。比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现状是量少质低，而能源供给基础设施的现状则是结构不合理。通过现状分析，目的在于为后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规划措施打下基础。 第叁部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对策选择。本部分从宏观上阐述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叁种基本对策：时期配合对策、投资者配合对策、建设方式对策，并结合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的实际情况分别进行了选择。在时期配合对策上，由于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底子薄弱，适宜选择同步模式，即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在投资者配合对策上，以联合类型为主，即国家与农民共同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在建设方式对策上，则以突击式和渐进式相结合的混合式为荣昌 西南农业大学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县农村基础设施的基本建设方式。选择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基本对策，实际上是确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对制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目标和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部分：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措施。这是整篇论文的主体部分。本部分首先分析了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促进建设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宣的原则、逐步推进的原则、鼓励投资的原则、持续发展的原则。然后提出了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总目标和分期目标。总目标是使农村基础设施的数量基本充足，整体水平提高，并根据这一总目标确定将全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分为两期实施，并分期介绍了各类基础设施发展的具体目标。最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并结合确定的目标提出了各类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具体措施，这些规划措施都是紧密结合荣昌县的实际情况和农村基础设施的现状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将这些发展规划措施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付诸实施，将全面改善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的面貌。 第五部分：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投资效益和实施条件分析。本部分首先估算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所需要的总投资和各项基础设施的投资分配，总投资额预计将达到38500万元，其中社区居民点设施和邮政通讯设施所占的投资比例较大，两项合计达到了46．8％，其余设施项目的投资大多在2000～3500万元之间。然后对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是经济合理而又十分可行的。本部分同时还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实施条件，包括：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多渠道筹措资金；实行目标责任制；建立基础设施发展新机制等等。这些条件是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必要前提，必须充分保证。 第六部分：建立促进基础设施良性发展的新机制探析。本部分主要就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所需要的新机制作了初步的探讨。首先分析了公共投资的职责范围，明确了哪些设施需要国家公共投资，哪些部分可由经济实体或个人投资。接着分析了建立基础设施发展新机制的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技术变化和相应的管理创新；二是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作用的新认识。最后提出了基础设施发展新机制的?
蔡进[2]2008年在《重庆市不同经济类型区耕地非农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耕地非农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耕地非农化现象表现特别突出。耕地非农化直接导致了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与此同时耕地面积还在不断下降,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粮食安全问题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情况下,国家出台了许多耕地保护政策,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当前我国的耕地非农化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对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协调好“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对耕地非农化进行研究,为加强耕地保护,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重庆市不同经济类型区的叁个区县作为样点进行研究,分别是都市经济发达圈的北碚区,渝西经济走廊的荣昌县和叁峡库区生态经济区酉阳县。运用比较分析法,在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计量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土地资源学等知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本文具体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介绍了选题目的和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研究区域选择。第二部分介绍了耕地非农化的内涵及理论模型,对耕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进行全面分析,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研究区域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第叁部分对研究区域耕地非农化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并对研究区域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比较,再对耕地非农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建立模型对研究区域到2020年的建设可占用耕地量进行预测,进一步明确未来容许耕地非农化的数量。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耕地非农化是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当前重庆市耕地非农化主要是由需求驱动。(2)由于区域自然经济社会的差异,耕地非农化特点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新增建设用地中耕地所占的比例与区域内土地利用结构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非农化率快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北碚区＞荣昌县＞酉阳县;不同经济类型区耕地非农化流向存在较大差异,1996～2006年间北碚区耕地非农化流向主要为工业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达898hm~2占67.74%,荣昌县耕地非农化流向主要为城镇建设用地,达399 hm~2占54.99%,而酉阳县耕地非农化流向主要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达489hm~2占73.51%。(3)在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高于经济落后地区,北碚区＞荣昌县＞酉阳县,但这种差距在缓慢减小。(4)由于耕地非农化的不同特点,导致耕地非农化产生不同的经济社会影响。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北碚区明显高于荣昌县和酉阳县,耕地非农化对粮食产出的损失率北碚区也明显高于荣昌县和酉阳县。在耕地非农化对农业人口非农化影响方面,北碚区的耕地非农化与农业人口的非农化基本同步,荣昌县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明显滞后于耕地非农化,而酉阳县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与耕地非农化完全不同步。(5)通过建立的预测模型表明,到2020年北碚区容许耕地非农转化量为2849.35hm~2,荣昌县容许耕地非农转化量为2829.15hm~2,酉阳县容许耕地非农转化量为4904.59hm~2。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些政策建议,以期为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中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龙拥军[3]2013年在《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各省陆续开展并完成了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并构建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的区域开发格局,成为各省“十二五”发展规划期间的重要任务。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关系、区域关系、民族关系具有特殊性,统筹区域发展既是重庆市协调城乡、区域、民族叁个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是形成沿海与内陆联动开发开放新格局、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重庆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于2013年付诸实施,如何以统筹发展的政策框架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实现重庆市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优化成为当前的紧迫问题。国外尽管没有采用“主体功能区”、“统筹发展”概念,但区域发展、区域分工与协作、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等相关的研究较为成熟,并有区位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众多区域研究成果,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素材。国内关于主体功能区研究,重点讨论了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形成机制、实施政策配套等关键问题；对统筹发展的研究则是在国家建设需求下重点探讨城乡间的土地、财政、劳动力等产业资源,以及产业结构的统筹管理,并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统筹的政策措施,如何统筹区域各项要素以确保区域发展目标实现、保证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不多;对采用区域统筹的发展理念促进主体功能区形成,如何统筹区域资源以保证各主体功能区之间、主体功能区内部各构成部分的协调这一领域,目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运用区域地理学及区域科学的区位、地域分异、空间结构优化、空间相互作用等分析方法,研究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的区域特征,构建了重庆市区域空间结构的核心边缘-点轴复合结构模型,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研究了重庆市这一巨型核心城市的区域影响力,用区位商法和基尼系数法研究重庆市区域发展的总体差异,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度量区县间发展综合差距,并进行聚类分析,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区县间的生态承载力差异,在主体功能区均衡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主体功能区划分指标及其分类标准。最后运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和空间聚类分析模型将重庆市各区县划分为不同类型区。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国家层面发展战略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发展增长极核、长江上游枢纽、五大都市化地区之一城乡统筹发展改革试验区；西部地区层面则着力打造成渝经济区、重视库区建设和少数民族山区建设,开展跨省协作；重庆市域层面则充分依托各区县发展基础和潜力,正视区县间的差异,提出都市核心区、都市拓展区、都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区和生态保护区等发展目标要求。(2)重庆城市空间经济影响力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是市域内强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的总和,包括梁平、万州、石柱、酉阳及其以西的共计24个区县;第二级是市域内中度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平均值,包括秀山、奉节、开县等7县；第叁级为市域外强影响区,重庆市的影响力超过其他所有城市影响力最大值,包括四川及贵州、湖北的38个区县市：第四级为市域外重庆市影响力超过其他城市影响力平均值的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南与湖北的57个区县市。(3)重庆市内部区域差异。将经济发展、人口与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生态承载力等角度的区域发展空间格局进行空间迭合,得到“都市-现代农村-生态两翼”叁层级区域开发格局：第一层级是以主城区强势发展构成的都市核心区域：第二层级上近郊四区构成的卫星城、江北特色农业、江南矿业旅游业区、万州次中心及黔江次中心；第叁层级是东北部叁峡库区及东南部特色产业区。(4)重庆市经济-人口-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其中经济与人口空间分布耦合方程检验指数高达0.99以上；人口、经济的空间分布同渝中区的距离拟合方程,其检验指数也高达0.9：同时,生态承载力与经济开发程度呈相反的变化关系,主城九区拥有全市67.96%的城市建设用地,外围10县则拥有全市60%以上的林草地。全市由强势发展的核心区、生态优良的外围区和活跃的发展轴叁个部分构成。(5)重庆市统筹发展综合分区为城市化核心区、城市化扩展区、现代农业开发区、生态与农业区及禁止开发区五类区域,并配有区间发展轴。各主体功能区又按照优化区、强化区和培育区叁个层次进行分级管理,按此方法将重庆市各区县分为十一种主体功能类型。(6)从市场、人口、土地、投资、生态儿个方面提出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优化政策建议。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主体功能区是具有明确功能目标的复杂要素构成的区域。主体功能区是由经济、人口、生态的各类要素及其之间复杂关联构成的区域,这种复杂关联是引起重庆市各主体功能区之间、主体功能区内部各区县之间的功能状态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主体功能区目标差异对区域资源的需求不同,功能不同,因而有不同的区域管理政策需求；同一主体功能区无差异功能目标对区内各区县的资源管理与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统筹主体功能区资源,促进各区县共同实现主体功能目标成为新的区域管理任务。统筹区域发展应当充分考虑主体功能区功能目标与区域发展现状的差异,统筹区域资源,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形成区域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生态发展水平、人均社会发展水平总和的各功能区接近均等状态。(2)以统筹区域发展贯穿主体功能区管理,是当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的新转变。其一是主体功能区内部各区县之间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需统筹区域资源促使各区县协调发展,共同达成主体功能区的功能目标;其二是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功能目标差异,需要统筹区域资源促使各主体功能区相互支持、协调共存,保障全市社会经济在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上持续发展；其叁是重点开发区超级发展极核具有超越省界的社会经济影响力,需要将区域服务空间和资源获取空间拓展到相邻省份甚至更远,区域统筹的空间范围也相应拓展。(3)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展模式是重庆市现阶段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首先是重庆市主城核心区的超常发展,其服务空间范围已显着超出省界,服务人口数倍于市域总人口,从而主城区成为全市超级发展极核,与市域次级中心地增长的差距成倍拉大。其次,主城核心区的战略合作空间超越省界,到达邻省中心城市,甚至更远的经济极核,与市域非核心区的差异显着。市域交通干线网络上的次中心是边缘区高效率国土开发的首选地,也是主城核心区辐射整个市域空间的中转地,因此市域各等级城镇沿着交通干线成长,集成为市域发展空间结构的轴带。核心区的超常规模和发展轴带的存在,成为各类主体功能区内部发展空间差异的主导因素。论文的创新点如下：(1)从多层面的区域分析论证了以区域统筹发展贯穿主体功能区空间格局形成的必然逻辑,是区域研究的新探索。论文运用这一思路对重庆市主体功能区空间结构优化提出统筹发展方案,阐明了重庆市叁类主体功能区各区县为实现功能目标所需的政策措施,为重庆市区域管理提供了参考依据。(2)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构建了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的核心-边缘模型,进一步明晰了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空间结构形势,以及在主体功能目标总体要求下,各区县对区域统筹发展的响应,丰富了区域研究理论的实践内涵。
汪洋[4]2012年在《山地人居环境空间信息图谱—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人居环境研究，尤其是完整的山地区域人居环境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在语义层面几乎涉及了人类知识系统的各个方面。如何科学的界定人居环境的语义对象、探寻人居环境的内在矛盾、建立系统性人居环境认知模型并进而开展实例化验证是真正建立人居环境科学的重大课题。论文从理论、技术、实证叁位一体，自然、社会、人工叁位一体两个基本学术观点出发，在充分融合“人居环境科学”和“地学信息图谱”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山地）人居环境信息图谱的基本理论框架，建立了相应的技术方法体系并进行了重庆市区域层面的实例验证。论文以人居环境科学的系统观剖析了山地人居环境的内在矛盾、以空间信息图谱作为认知模型表达了山地人居环境的外部识别性、以数值建模和空间分析方法试验了人居环境系统模拟的可行性、以实证研究的模式校验了信息图谱方法的有效性。经过理论建构和实例验证过程，人居环境信息图谱被演绎为一种人居环境研究的系统性方法论。论文共分8章，总体上前4章属理论研究，中间3章为实证研究，最后1章为理论总结。现把主要内容分述如下：1）理论建构研究——探讨山地人居环境信息图谱的理论基础进而构建其理论框架（第2章至第4章）。该部分重点探析人居环境信息图谱的理论基础，明晰了（山地）人居环境的语义对象（人居环境是指什么?）、揭示了人居环境系统的内在矛盾（人居环境状态怎样?）、提出了人居环境的系统认知及表达模型（人居环境怎样表达?），相应地建立了（山地）人居环境语义模型（第2章）、（山地）人居环境适应性状态模型（第3章）和（山地）人居环境信息图谱模型（第4章）。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人居环境信息图谱的理论架构（第4章）。理论研究揭示：人居环境的符号含义是指在一定时空维度中，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工环境与动态人活动网络迭加而成的广义居住空间，而山地人居环境是空间尺度、语法不受限，但逻辑受限，同时其自然要素构成对应的变量值域受限的人居环境子类；人居环境的状态受制于人居环境主、客体之间的二元适应性关系，是人居环境的核心内在矛盾；人居环境信息图谱的理论框架由叁大模块（自然、社会、人工）、叁大层次（宏观、中观、微观）、叁种类型（征兆、诊断、实施）、叁种维度（时间、空间、时空综合）构成。2）技术方法研究——建立山地人居环境空间信息图谱数量化分析的技术方法体系（第4章至第7章）。该部分研究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基础技术平台，综合应用遥感、空间统计与分析、数值建模等方法，实现了人居环境空间信息图谱的原型设计并得以实例验证。论文提出了（山地）人居环境征兆图谱（第5章）、诊断图谱（第6章）和实施图谱（第7章）的技术原型模型，建立了对应的指标体系和数据集成算法（第4章至第6章）。技术方法研究过程揭示：以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为代表的开放性空间分析工具体系是建构人居环境信息图谱的有效技术平台；该技术方法平台可以方便的纳入诸如人居环境适应性诊断模型、人居环境持续性诊断模型等数量化分析模型；人居环境空间征兆信息图谱、诊断信息图谱和实施信息图谱的形态分别表现为图—形—图的回归模式；在人居环境空间信息图谱中，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核心功能是空间数据模型分析和可视化表达、遥感（RS）的核心功能是空间数据采集。3）实例验证研究——以典型山地区域为例系统性校验上述理论框架及技术方法系统（第5章至第7章）。该部分以重庆直辖市为实证对象，以人居环境语义分析模型、适应性状态模型和信息图谱表达模型为理论基础，以人居环境征兆图谱、诊断图谱和实施图谱技术原型为模板，建立了重庆市人居环境征兆图谱（第5章）、重庆市人居环境诊断图谱（第6章）和重庆市人居环境实施图谱（第7章）。图谱模型揭示：重庆市人居环境的适应性特征表现明显，地形适宜度的高低会主导性的决定社会环境发育度和人工系统发育度的高低，但部分适宜度高的区域人类聚居的规模和密度偏低，部分低的区域反而其规模和密度偏高，形成空间对偶格局并进而派生极化趋势；在西南山地区域，形成这种格局和趋势的内在机制是“二力主导平衡律”，二力分别指地形阻力和社会区位动力；山地人工要素的空间特征和密度规模是二力平衡的结果，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人工环境不发育，单元趋向表达自然属性，演化为自然生态空间（或农业空间），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人工环境发育，单元趋向表达人工属性，发展为人居聚集空间（城镇空间），如果前者等于后者则取得均势，单元维持既有稳定状态。4）基于上述研究，总结关于（山地）人居环境研究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提出山地人居环境研究和建设的新模式（第7章至第8章）。该部分以人居环境征兆图谱和诊断图谱为依据，提出了人居环境空间规划新模式，表述为“区-点-轴-带”人居环境空间规划模型，其本质是一种适应性空间配置策略（第7章）。最后，论文对人居环境空间信息图谱的理论框架、技术方法体系和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归纳了关于山地人居环境研究和建设的10条基本规律（第8章）。总体而言，信息图谱是一种表达外部识别性的系统认知模型，（山地）人居环境是信息图谱的表达对象。对人居环境的认知即为理论，信息图谱的构建机制即为技术、对两者的分析及综合的步骤即为方法，叁者实为一体，而该“一体”即是人居环境信息图谱。
郭建[5]2012年在《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荣昌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尽管上世纪末我国就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目前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西部县域农村职业教育，受落后县域经济等因素影响，存在着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差、体制机制落后、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以及服务县域经济发展能力欠缺等诸多问题。直辖以来，荣昌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财政收入逐年翻番，经济综合势力日益增强，但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很薄弱，难以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制约着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因此，选择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县域职业教育发展为研究课题，对于促进县域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以区域经济理论、人力资源理论、教育经济理论和经营管理理论为理论指导，采取文献法、调查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在充分梳理国内外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成果基础上，形成本论文的研究脉络。论文首先阐述荣昌县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以及职业教育服务县域经济的情况。其次，分析荣昌县职业教育存在问题，并从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内部管理机制制约分别论述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从荣昌县域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策略：转变观念，优化职业教育社会和体制环境；建立与县域产业对接的职业教育经营管理机制，优化县域职业教育结构；深化校企合作，创新校企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尝试性地探索了职业教育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联动发展关系，以期能为荣昌县职能教育发展提供可资借鉴建议。但受时间和研究水平限制，对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及原因分析的全面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对职业教育发展策略的思考还需进一步深化提炼，使之理论性理高。
朱亚[6]2014年在《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及其空间布局优化》文中认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平台,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同时,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能够为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切实保护耕地资源提供有力支撑。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其测算结果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当前,在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研究中,大多采用单一的测算方法。在实际情况中,农村居民点整治受区域内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整治方法和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仅以一种方法难以准确测算出特定研究区实际整治潜力的大小。为了进一步贯彻科学合理和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促进农村居民点整治有序开展,提高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有必要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进行进一步研究,针对特定地区的土地整治对现有测算方法进行改进,以适应新时期土地整治的需要。本文在对现有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的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适合丘陵山区的测评方法。然后以具有较好丘陵山区土地整治典型性代表的重庆市荣昌县为例,运用适合丘陵山区的测算方法对荣昌县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进行测评,并对测评结果进行修正。最后在荣昌县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分级的基础上,探讨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释放的模式,提出适合丘陵山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模式,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释放进行相关政策分析。
张引[7]2015年在《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耦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4.8%。然而过去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城市规模无序扩张,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着,缺乏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土地城镇化过快,资源利用粗放低效,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和生态承载力较弱,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等等。可见,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但发展质量不高。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因此,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在要求而言,必须改变过去城镇化发展方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随后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新型城镇化是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标志着我国从此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而言的,是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区域发展关系从不协调向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城市发展与乡村繁荣和谐的发展道路,是以人为本、兼顾公平、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由于目前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尚未形成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框架,也鲜有系统地研究各影响要素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和内在关系相关成果。因此,有必要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体系,以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分析影响城镇化质量的要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揭示各影响要素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针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问题,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基于对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模式、发展经验的回顾,以及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比较,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着力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质量测度和影响因素耦合问题;采用定量分析方法(AHP层次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方法,提出以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为主要测度维度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在时间序列、空间截面上进行测量和比较;通过分析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主要影响因素的耦合匹配关系,总结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提出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构建。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主要观点,借鉴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东部沿海和苏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经验,归纳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围绕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辨析评价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维度的构成依据、测度方法,以及主要影响因素组成和耦合关系,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系统和质量测度系统,为进一步研究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相互关系提供理论支撑。(2)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基于对新型城镇化本质和发展质量的理解,建立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叁角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方法(ahp)和计算机数据拟合分析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纵向测评;基于重庆市区县数据进行区县城镇化质量测度,以分析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的差异,并对城镇化质量的水平-效率比进行分析;采用面板统计数据,在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层面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横向比较。(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其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分析。基于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六维系统的分析,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进一步剖析重庆市人口要素、土地资源、产业经济、生态承载力、城镇体系、区域发展关系等影响因素时间、空间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关系,结合影响因素特征研判各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机制。(1)分析重庆市人口在时间上的发展趋势、供需状况、未来预测,人口的空间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和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2)分析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在时间上与土地利用结构、供需趋势特征,在空间上的差异和聚类特征,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归纳土地利用、配置与城镇化质量的内在机制;(3)分析重庆市产业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状况、产业经济的空间分异,以及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同特征,分析产业经济优化的可行性;(4)分析重庆市城镇体系结构、空间特征和空间优化策略;(5)构建城乡统筹测量指标体系并分析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在县域层面的状况,以及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状况;(6)分析重庆市生态承载力现状和生态赤字发展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和可持续能力,以及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水平;(7)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人口、产业、土地、生态环境四要素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和格局,探索其与重庆市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协调性和区域发展差异性。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和主要观点:(1)新型城镇化质量是由内涵式城镇化模式要求下的资源利用效率、空间优化程度、发展要素匹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发展协同性的总称;新型城镇化质量的主要特征有内涵式、集约式、和谐性、合理性、协同性和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质量是以内涵特征为核心,以人口要素、产业经济、土地资源、空间布局、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影响因素为要素支撑的六维结构有机系统。系统功能包括: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空间改造、社会发展、生态平衡和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质量由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共同构成,相互影响。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模型包括发展水平(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发展效率(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社会发展质量、城镇体系格局、区域发展关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两部分内容。(2)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6年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加快,增幅较大;在空间截面上从西向东、从都市区到外围区域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比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高;从横向比较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的结果看,重庆市和其它4个中心城市比较起来依然差距明显,个别指标值重庆市要高于其它中心城市,显示出重庆市发展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优势和潜力;从发展水平效率比来看存在明显反差,1996-2009年之比超过50%,其中2005-2006年高达100%以上,2010-2014年之比平均35.5%,显示2009年之前重庆市城镇化水平增长超过效率提高,该时期城镇化质量提升动力主要依靠发展水平增长拉动,2009年以来主要依靠发展效率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城镇化质量,并将成为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趋势。(3)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各影响因素耦合分析结果显示:(1)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总体发展较快,发展速度和城镇化率提升较显着,但人口城镇化结构存在老龄化严重、受教育程度较低、城乡分布不合理的特征,在空间上也有明显差异,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率更高,都市区比城市发展新区高,城市发展新区比渝东北、渝东南地区高;人口主要向西部地区、都市区流动,东部地区区域中西城市和中小城镇人口聚集能力弱,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范围>0.650,处于人口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2)重庆市土地供应总量以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为主,占新增用地的52%以上,土地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建设用地供给潜力大于需求总量,结余占需求总量超过40%,都市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土地需求量最多,二者总计超过全市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总量的3/4,远高于东部两翼地区;从空间上看,重庆市土地城镇化和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层级空间落差特征,耦合分析显示,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与土地要素耦合度呈“外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0.640,处于土地要素与城镇化质量的磨合阶段和高耦合时期。(3)重庆市gdp总量一直保持较高增速,预计2020年将超过23000亿元,2030年将达到50000亿元;重庆市工业化率在2012年已达45.2%,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工业化是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叁产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但不太显着;从空间上看,区县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和产业经济发展各有差异,大体上分为4个聚类;从耦合分析来看,县域城镇化质量与产业经济耦合度分布呈“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450<c≤1.000,分别处于产业经济与城镇化质量的拮抗时期、磨合阶段和高耦合阶段。(4)重庆城镇体系城市金字塔结构不典型,缺少100万-300万人的特大城市,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呈现突出的首位分布;中等城市数量、比例上升,小城市数量、比例下降;城市经济效益存在着由高级向低级逐级下降的趋势;城镇体系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存在不匹配,如:部分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存在偏差,渝东北地区尚缺乏更为强大的增长极,都市区极化速度过快,城镇体系建设与主体功能区划不完全协调等。(5)重庆市区县城乡统筹进程2006-2008年呈上升趋势,2009年后有所回缓,小幅上升;城乡统筹进程存在显着的h-h、l-l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相邻区县的城乡统筹水平之间存在正的空间效应,其效应值为0.2978;政府的政策及各区县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城乡统筹进程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影响值分别为:1.1398、0.5625);城乡统筹水平整体是上升的,但仅仅是一种“低水平均衡”。(6)重庆市2000-2012年人均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由于可耕地面积的变动导致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下降态势,最近12年间生态赤字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生态适度人口在不断下降,实际人口和过剩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态可持续发展指数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重庆在这十年间主要处于“中等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正逐渐向不可持续程度加剧的方向发生演变;全市从2000-2012年,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一直在0.48-0.50之间,区县耦合度范围在0.414-0.50之间,说明二者耦合性一直处在拮抗与磨合之间。(7)重庆市的pile要素在时间序列上存在明显阶段性特征和空间差异,不同时间受内外因素影响,城镇化质量受不同要素驱动的特征比较显着;不同区域受资源禀赋影响、制度安排和历史发展积累等形成差异化发展方式,都市区人口、产业、土地要素驱动作用明显,但与生态环境匹配度较差,城市发展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受一到两种要素驱动,要素间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承载力存有一定空间,而渝东北、渝东南大部分地区受条件限制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城镇化,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走小城镇化道路。(4)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策略包括:一是优化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和导向,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优化人口结构,加强人才培养和劳动力素质提升;通过提升科技创新转化率,增加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制定知识经济发展战略,形成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的主动力。二是优化新型城镇化要素配置模式,以市场配置为主导方式,加速要素流动和政府职能转变。叁是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优化模式,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加速城镇群发展和城镇体系优化。四是制定新型城镇化区域协同发展策略,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和落脚点,加速城乡统筹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新型城镇化在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进行了论证,剖析了城镇化发展水平、质量的逻辑关系,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运用到城镇化质量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领域,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效率”模型,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新型城镇化基础研究理论。(2)基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和本质特征分析,结合以往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质量测度的研究成果,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叁角模型,并以其为基础构建包含城镇化水平、效率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在时间序列和空间截面上的表现。评价指标体系对以往测度城镇化的方法和工具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丰富了新型城镇化质量定量研究分析的工具系统。(3)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方式的论述,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发展方式的观点,运用系统理论的逻辑和方法构建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六维系统,将新型城镇化质量和影响要素作为整体结构,分析二者的逻辑关系,关注构成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利用方式、空间配置方式、生态承载能力、城乡协同程度等关键子系统的功能及其耦合关系,将新型城镇化质量优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和宏观战略,理清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安琳[8]2017年在《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融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公路作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咽喉,如何有效的确定农村公路建设融资渠道以及进行融资优化是目前应解决的重要问题。就当前来说,农村公路建设融资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根据目前研究结果及经验,对农村公路的概念、属性、重要性进行分析,且对农村公路建设的社会经济性进行评价;从农村公路建设融资的内涵、融资渠道、相关理论叁个方面进行融资基本理论分析,并依据工程经验分析农村公路建设融资的原则。根据目前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融资总结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来源、建设融资存在的问题以及融资不畅的原因。融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资金需求量大、资金来源不稳定和融资渠道狭窄。融资不畅的原因主要有认识不到位、融资机制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根据国内外已有的农村公路建设融资方式方法,进行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融资优化研究,包括农村公路建设融资启示以及融资优化方法,具体融资优化措施为完善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融资机制和增加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融资分配,并进行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融资优化策略分析,通过总体思路探讨、市场化融资策略分析、项目融资策略分析,得出适合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的融资方式。同时选择当地农村适合的道路进行推广应用,逐渐缓解当前农村公路建设的不利处境。通过具体事例介绍农村公路建设融资优化,选取重庆市荣昌县农村公路建设作为分析对象,首先介绍现阶段农村公路融资建设的背景以及重庆荣昌县的概况,然后对荣昌县农村公路建设融资进行分析;其次对荣昌县农村公路建设融资风险进行分析;对荣昌县农村公路建设融资进行优化,最后对荣昌县农村公路建设进行“融资—效应”评价。农村公路建设融资渠道的优化改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除了在政府领导机制的引导下,更需要与当地经济建设相结合。农村公路建设融资和农村经济相互依赖、相互生存、相互制约,农村公路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农村公路建设融资。农村公路建设融资和农村经济互相推动,共同保障农村公路建设的快速、稳定发展。
卢义[9]2014年在《重庆市荣昌县农村电子政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显示了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逐步深化，实现了信息技术与政府的融合。但电子政务在中国的发展在城市和农村存在差别。行政事务的无纸化办公以及其提供的高效、一站式的服务使得城市行政人员从繁杂的重复性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让城市居民切实体会到了电子政府带来的高效便捷化服务。但在我国的农村地区，特别是我国广大的中西部的农村地区电子政务的发展程度远远不及城市地区。重庆市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地处西部的直辖市，其发展直接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发展。而重庆市电子政务的发展是重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影响到重庆市的整体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但我国电子政务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重庆也相当程度存在。研究重庆市农村电子政务将有利于从一个侧面反映重庆市城乡统筹现状，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因此，研究重庆市农村电子政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重庆市各个区县的电子政务发展程度不同，要对重庆市农村电子政务进行全面研究则难以深入，因此，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重庆市荣昌县的电子政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调查方式深入地对重庆市荣昌县农村电子政务现状进行了调查，并结合对相关文献的查阅整理和对搜集资料的分析找到重庆市荣昌县农村电子政务发展存在的症结所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应改进意见和建议。
高鹏飞[10]2010年在《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农村教育城镇化问题》文中研究表明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我国的教育事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教育事业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尤以城乡教育失衡问题最受关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它是教育公平原则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应用,反映了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需求。本文以陕西省榆林市为研究区域,以该区域内的中小学校、教师、学生、学生家长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方式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全面介绍了城镇化背景下榆林市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榆林市基础教育目前的状况是农村教育逐步萎缩,城镇教育供给严重不足,教育管理体制僵化,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教育失衡的后果极其严重。第二章介绍了国内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以英、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要通过教育立法方的式和加强对薄弱学校扶持的方式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国内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发展的措施很多,其中,成都市武侯区城乡联动的“捆绑”模式、湖北崇阳县中度集中的“城镇化”模式和重庆市荣昌县高度集中的“城区化”模式等具有前瞻性,适应了城镇化的趋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为其它地区的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第叁章通过分析榆林市实施教育城镇化的动因,榆林市实施教育城镇化具备的条件,继而分析了实施教育城镇化具有的现实意义及理论价值,说明实施农村教育城镇化是大势所趋。第四章提出了推进农村教育城镇化战略步骤和对策建议,说明如何走好农村教育城镇化之路。
参考文献：
[1]. 荣昌县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究[D]. 蒋兴. 西南农业大学. 2002
[2]. 重庆市不同经济类型区耕地非农化比较研究[D]. 蔡进. 西南大学. 2008
[3].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重庆市区域统筹发展研究[D]. 龙拥军. 西南大学. 2013
[4]. 山地人居环境空间信息图谱—理论与实证[D]. 汪洋. 重庆大学. 2012
[5]. 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荣昌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D]. 郭建. 重庆师范大学. 2012
[6].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及其空间布局优化[D]. 朱亚. 西南大学. 2014
[7].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影响因素耦合研究[D]. 张引. 西南大学. 2015
[8]. 重庆市农村公路建设融资优化研究[D]. 安琳. 重庆交通大学. 2017
[9]. 重庆市荣昌县农村电子政务研究[D]. 卢义. 重庆大学. 2014
[10]. 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农村教育城镇化问题[D]. 高鹏飞. 延安大学. 2010
标签：农业经济论文; 主体功能区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农村基础设施论文; 农村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论文; 重庆区县论文; 耕地红线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三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