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学辩护——漫谈历史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智慧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史学文化之间长期以来巨大张力的消解，史学在开始摆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婢女的命运之后，再一次被无情地挤到文化的边缘地带。以理性把握、整体统摄和终极关怀人类命运及其现实处境为目标的历史学家，终于把他们对史学文化的控制权和垄断权，无可奈何地拱手让给了资本和利润。于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严肃的、富有创造性的史学研究，渐渐地为策划和操作所取代，历史研究的“成果”被演绎成可供芸芸众生茶前饭后“消费”的商品。
由几千年来的“化人”传统，沦落为目前为人所化的命运，史学在中国当代的尴尬局面，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曾经是学术文化重镇的史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在面临迅速边缘化的今天，历史学家还有没有其神圣的学术使命？本文从史学的智慧特征出发，对此作些申说，以作为一个史学从业者对其所事职业的价值思考。
一、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历史认识的二重构造
鉴于中国当代史学所处的现实困境，个人以为有必要从根本上来反思史学的现实功用性和目的性。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们的历史学从历史的基本观念到史学方法论，再到具体的研究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但是，治史的目的论，却迟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长期以来，我们执著的依然是传统的所谓“资治”和“教化”，即对上层的资鉴，以及对芸芸众生的道德教化。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君王之师和万民父母一身二任的企图在当代的延续，是一种上以劝诫君王（即所谓经世致用）、下以德化万民的传统学术目的论在当代社会的再版。故而，一旦史学不被为政者重视，或者史学的道德教化不为普通大众所接纳，我们就变得无所适从，或者自暴自弃，或者怨天尤人。问题在于：除了传统的所谓“资治”和“教化”功能之外，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难道就没有其它独到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又是其它任何现有学科所无法代替的？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手段，其在人类智慧的演进中难道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和特点？
谈到历史认识的特点，流行的看法以为史学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活动。这只是一种空泛之论。试想，世界上哪一种学科在认知的途径上不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人是万物的尺度”，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认识、判断和价值取舍，都离不开作为基本“尺度”的主体——人。
与上述看法相类似的另一个观点，就是把历史认识的过程视作一个间接的过程。也就是说，历史认识的主体，无法直接认识历史的客体，而只能通过史料这个“中介物”来间接认识历史的客体。由于史料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故而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也只能是片面的。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首先，世界上有很多学科都不是研究者“直接”来认识研究对象的，例如，天文学家要借助望远镜才能观察到要研究的对象——天文现象；化学家要研究水分子的结构，也不是光凭肉眼直接观察一泓清水，而必须借助特定的设备来将水分子分解，等等。难道他们借助了望远镜或其它工具，他们的认识就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其次，近代以来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仅仅依据文献资料的状况，难道根据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来推测秦代的军事情状，也只是一种间接的认识？同样，根据出土的汉简文书来研究汉代的法律设施，还不是直接的认识，而依然只能是一种间接的认识？最后，即使是借助单纯的文献资料，也不一定就是间接的认识。因为历史上的许多文献资料，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从文献作者个人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状或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观察，本身就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后人通过这些文献来考察当时的历史，当然也就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认识之所以不同于其它任何一种认知活动，就在于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转瞬即逝的过去。这一观点看来证据十足。因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是无法回到昨天的。因此，他与他所要研究的对象之间，永远横亘着时间的障碍。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种观点又大大值得推敲。首先，如果历史研究的对象仅仅是一去不可复返的过去，那么这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学问，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值得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去孜孜以求地研究、探讨？正像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所说：“把‘过去’这个概念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荒唐可笑的。没有经过事先筛选的，不具备与我们当代完全不同的某种过去共有特征，我们又怎能使现象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其次，作为时间态中的历史，是否真的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今天毫无关联呢？换言之，历史年代的交替，是否真的就将前一个时代的一切化为乌有，而新时代的到来真的就是毫无凭藉的空穴来风？这一观点的最大破绽，就在于它把历史仅仅抽象为时间态中的过去，而忽视了包裹在这一时间外壳中的历史本质——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各种感性活动。
我个人以为，历史认识的特点，不在于其认知过程中的主观见之于客观，也不在于其认知过程的直接还是间接，更不在于其研究对象是转瞬即逝的过去，而在于其认知对象的二重性。为此，我们提出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一对范畴。历史认识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史学的智慧特征及其在人类智慧演进中的特殊作用，也正深藏于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的矛盾与统一之中。
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其研究的对象都是完全外在化于主体的客观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是与主体的存在共时态的。然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则迥然不同。它的对象是一种时间状态中的“过去式”。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中的客体，是一种人类过往的生存状态。但是，这一人类过往的生存状态，并不是像一具坏死的肌体那样，已经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变得毫无意义，相反，它却以一种传统的力量汇入到人类的“现在时”、“正在进行时”和“将来时”等一切时态之中。因此，如果把历史仅仅视作已经逝去的过去，那它是一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如果把历史看作为一种传统，它却又体现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就像我们已经普遍经历到的那样，历史传统是一根永远也割不断的金带，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它都先于我们而存在，并成为我们生存的总体基础。在我们意识到任何传统的存在之前，我们本身已被置于这一传统之中。作为一个现代的生存个体，我们或许有不理解传统，并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自由，但是却无法不生活在传统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认识上的所谓“自由”本身就是肤浅的，而现实中的不自由才是本质所在。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的不可复返性，与作为一种传统的现实延续性，正表明了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一两重构造特点。一方面，历史作为已经逝去的过去，它已外在化于我们的现实存在，因而是可以观照的，对现实的我们来讲，它也是对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它又延续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成为构成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又是非对象性的，不可彻底观照的。
历史的这种对象性和非对象性两重构造，也就从总体上决定了历史认识的本质。一方面，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历史，它外在于并先于我们的现实存在，从而成为可以为主体观照的客体（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求得精确性和科学性。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也正是建立在历史的对象性和先在性这一点上的。然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对象性的历史，它又以传统与当代的联系而延续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成为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非对象性的，它就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主体而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学又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同等的试验条件下，不同的操作者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来。
二、从对象性的历史到对象化的人：历史智慧的特征
由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所决定的历史认识的二重性，正是历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并在总体上区别于哲学和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基本原因。也就是说，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历史学自身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完全是对象性的事物，故而一项研究完成之后，后人就不会、也没有必要再去重新研究，因而它的研究方向永远指向未知。文学艺术表现的是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作为、处境、情感及其相互关系，它是基于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感悟，因而是非对象性的、体验性的和审美性的。而历史学则不同，一方面，就其作为一门研究性的学科来讲，它研究的是对象性的事物，因而它要求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但是，另一方面，就历史作为一种传统在当代的延续性来看，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又具有某种非对象性性质。从这一点来讲，历史学与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又有其共同性，即现实的人既是观照者，又都是被观照者。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历史学是通过既往来程来观照人类本身，并在这一对作为逝去的对象性观照中来体验、参悟和理解此时此在的一切；而文学和艺术却是通过对人类当下的现实存在的体认，来虚拟出一个现实的人作为一种存在主体而不可对象化的对象性世界。历史认识在总体上的模糊性及其相关特征，其基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同样，E·卡尔关于“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基于历史作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而“对话”之所以永无止境，其原因就在于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这种二元一体的矛盾，以及体现于不同时代、不同研究主体、以至于同一主体在不同情形下对这一矛盾的不同理想、把握和解决之中。同样，对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也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予以理解。
作为已经逝去的历史和作为一种传统延续在现实中的历史，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其矛盾的具体展开，基于过去的不可复返性——历史时间的永恒流动性和不可逆转性；而其统一的前提，则是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的历时性和延续性。于是，一方面是由于历史时间的流动性和不可逆转性而造成的历史遗忘，另一方面又由于人的存在的历时性和延续性而唤起的人类灵魂深处的历史记忆；一方面是过去的将永远成为过去，人永远无法回到昨天，另一方面，又是新的脱胎于旧的，历史时间的不可逆并不能排斥人作为一种独特存在的本质上的可逆（联系）与互动（承传）。正是在这种遗忘和记忆的二元对立与相辅相成之中，人类才能在总体上弥合因不间断的时间落差而造成的远离家园感。也正因为如此，人类作为一种统一于自然，而后又分离于自然的特殊存在物，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虚无感，从而成为一种上有根基、下有承传的现实存在物，并进而体会到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意义。
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比，人类无疑是一个最富有时间意义的存在。文德尔班曾将人定义为“有历史的动物”。这个定义至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独特形式及其过程——在历史时空中不断展现其存在和本质。仅仅从存在的形式或过程的角度来讲，如果省却了其随之而来的绵延的历史时间，人类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间，恐怕也就失去了任何质的区别。因为，对于人类来讲，时间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的生老病死、荣辱盛衰，也不仅仅意味着肉体生命的薪尽火传、代代相因，而且还意味着人作为一种存在所栖身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变革、代谢和进步，以及人作为一种特殊类别的身心两方面的演进。正是从这种身心两方面的演进之中，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人“与天地万物同化”的意蕴与神髓，体会到人类通过其“感性的活动”而使自己变成“感性的对象”——既是实践主体又是认识主体，既能认识世界又能认识自身的独特存在及其本质。
因此，历史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揭示人类存在的时间意义。换句话说，所谓历史研究，就是穿越历史的时间隧道，来认识、体验和理解各种时间态中的人类自身——通过历史中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来揭示其存在的各种形式以及不断实现其本质的内在过程，从而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变成一种“感性的对象”——可为自身所认识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对象性的历史（人类通过感性的活动在过往时态中所创造的一切）到对象化的人（过往时态中人类的各种存在形式及本质实现），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出发点和归宿点。
由此看来，从认知的方式上来讲，历史学的智慧特征，与当今所有社会科学都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通过对由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但又同时“外化”为能被人类所认识的那些东西出发，来研究人类本身。但是，历史学又不同于其它社会科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某一层面或某些层面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框定在时间态中的“现在式”。也就是说，社会科学都是以研究人类社会的当下情状为基本出发点的，其主体与客体之间，在时间上是共时态的、同步的。而且，就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来看，主要的还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技术层面。至于包裹在这些社会技术层面之内的核心问题——人的本身，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是无法具体展开研究的。而历史学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它社会科学所起不到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第一，历史研究的过程是一个穿越时间隧道的过程，它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的总体知识，不是此时此地的，也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历时共生的、必然的和确定性的。第二，历史学不是像其它社会科学那样，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简单地分解成许多个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不同部分，然后再从对各个部分的认识中来解构人类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是把人类存在的总体基础当作一个整体，从而在经济生产、社会组织、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生产等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之中，来立体地和动态地解析人类本身。
作为现实的存在物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认识过往时间态中的历史，不仅是因为人类当下生活的一切现实基础都与作为历史的“过去”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还由于今天的人类与昨天或前天的人类，在本质上具有某些内在的关联与相通。也就是说，历史时间的永恒流逝，并没有从根本上割断“古”与“今”的关系，也没有把人类抽象为一种仅仅是时间态中“现在式”的平面存在。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几万年或几十万年以前的史前时代，并能够从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宗教活动、思维方式等多方面去解析那个时代的人类，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的人（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人）与今天的我们之间，比起今天的我们与动物之间，其差距、隔阂要小得多。
因此，历史的智慧，就其实质来讲，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形式及其本质的智慧。它与哲学智慧一起，构成了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大智慧。换句话说，就其对整个人类终极性问题的全面关注和整体统摄来讲，能够与历史智慧媲美的，似乎只有哲学智慧。但是，哲学在总体上并不是以人类的已有全部经验为唯一指归，它还关注着经验之外的彼岸世界——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当今世界的各种学科或人类认识自我的各种现有途径或方法中，以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为前提，来全面关注和整体统摄人的本质和人类终极性问题的，就只有历史学这一唯一的学科了。历史认识的特点以及历史学的独特学术魅力，正在于此。
三、知识与意义：历史学的二重境界
历史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二重构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史认识的二重性，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和功能。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对象性，从而历史学必然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为人类提供客观的知识；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又具有非对象性的性质，因此，历史学所提供给人类的，就不仅仅是科学的理性，而且还带有审美理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进而从总体上更能够贴近人，关心人，塑造人，并为人类提供一个具有审美性质的价值和意义世界。
历史学能提供给人类客观的知识，这一点已无需多加申说。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史学，几乎都是在追求客观知识的进程之中开展起来的。从孔子的“述而不作”，到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从马端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史”的命题，到章学诚“盈天地间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呐喊，中国传统史学所孜孜以求的，就是希图从人类过往的来程之中，来获得客观的知识。“资治”也好，“教化”也罢，无不是以通过历史研究所获得的客观知识作为其出发点。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学千多年来一直恪守着客观主义的传统。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①]的意见，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史学长期以来的主导性意见。故而，任情褒贬、蓄意作伪，必将不容于史林；相反，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才会得到世人的尊敬。中国史学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传统，诸如据事直书、完美主义、国亡史成、持公论而黑出私言等，都与中国史学的这一信念有关：即历史研究能够而且必须提供给人们客观的知识。
那么，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相比，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有什么自身的特点？换言之，历史学所提供的客观知识，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流行的看法是，由于历史研究者永远无法真正“复原”历史，因此历史学所提供的永远只能是一种准知识，充其量只能算一种半知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历史研究的形式，而没有看清其本质。从形式上看，历史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其所要研究的对象的过程，并在最大的限度上将对象“复原”。由于人永远无法真正回到昨天，因此，这一接近的过程或“复原”的工作，永远都只能是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研究，正像古希腊的斯绪福斯神话，从绝对的意义上来看，永远都是徒劳的。但更重要的方面是，就历史研究的本质来讲，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复原”作为对象性的历史的本身，而在于从对象性的历史中，来认识对象性的人，从而使得历史的另一个属性——非对象性，变成感性的、可认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知识，能够成为现实的主体反思其自身的有效途径或手段，这种知识就是真知识。更进一步地说，历史认识过程中的相对性，是由于现实的人类作为一种存在上的相对性所引起的。既然现实的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相对性是永远无法超越的，即使能够超越也是无意义的，因此，由于这种相对性而抹杀其知识意义上的确定性、实在性，就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的知识之所以只能是一种准知识，原因就在于这种知识在人类的现实中是很难得到证实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各种时间态中的人类作为一种共同存在的心理的一致性。历史研究者对人类既往的认识，正是基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这一大前提。正是从这种基本的心理上的一致性出发，时间态中“过去”的人类，对生活在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来讲，才是可感的、相通的。这种心理的一致性之所以得到确立，原因就在于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首先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其次才是“感性的对象”。也即作为主体的人之所以能够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进行认识，是通过对自身“感性的活动”的认识来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的全部“感性活动”，正是人类借以观照自身的“中介”或镜子。正是通过这面镜子，人类才能在体察世界万物的同时反观自身。同样，也正是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的活动”，人类才能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改造自己。所谓历史，事实上也就是人类“感性的活动”的具体展开及其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所提供给人类的知识，实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类既往行程中感性活动的认识，来认识人类自身。诚然，人类认识自身的途径有多种，宗教、文学、艺术等等，都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有效途径。但只有历史学执著于人类的全部感性活动，并从不同时态、不同空间、不同种族、国家、阶级或阶层的具体的感性活动中，来动态地反映不同时间状态、不同空间背景下的人类的各种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从而不仅在总体上说明了人类是什么样子，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此，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中，历史知识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从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来看，历史知识是这一结构中的基础部分。换句话说，人类的一切认识，都以历史认识为基本出发点。对应于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人穷则返本”。从人类知识的分类来讲，历史知识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一种综合性的知识，也即历史知识包容了人类认识自身的各种有效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作家才有“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门学问，就是历史科学”的命题。
与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相比，由它所营造的意义世界，则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忽视的。多少年来，一谈到历史学的价值或意义，人们不是标以“资治”，就是喻为“教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而外，很少有其它更深层次上的申述或发挥。其实，无论是“资治”，还是“教化”，都还只是停留在历史学的知识层面上，它们并不能代表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知识之外的另一重境界：价值和意义世界。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首次阐述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境界的，是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置》中，他曾对史学的意义作过这样的申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肯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这里，刘知几揭示了史学价值和意义境界的第一个层次，即史家（史官）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只是史家自己个人的事，而是关涉到社会众生的终极价值关注——书名竹帛，万古不朽。也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应做些什么，如何才能真正超越肉体生命的短暂而求得精神的永存，这一系列在人生哲学上玄而未绝的疑问，都只有通过史学而最终得以落实。所以，刘知几进而总结说：“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把人生终极关注和价值寄托系于史学，刘知几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第一人。
如果说刘知几所营造的史学价值和意义世界，只能“救赎”社会上的某些特殊人物（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书名竹帛”，并随竹帛的流传而万古长青的），那么，宋代以来关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议论，则隐约地反映了史学“救赎”芸芸众生的现实与可能。既然国家只是一家一姓之国家，因此国家的“亡”，也只是一家一族之灭亡，并非所有众生的最后幻灭。相反，“史”则不同，它是整个人文化成的见证与凭借，没有它，整个社会、全部苍生的价值、尊严，必将失缺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国可亡，史不可亡”这个命题，如果从反面来理解，必然会生发出史学的另外一重意义：历史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前提与基础，保存了历史（亦即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就“救赎”了芸芸众生。宋元交替和明清鼎革时期，宋明的遗民们通过对前朝历史的整理来自赎赎人，也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历史学的这种价值或意义。
当然，历史学所营造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不只是涉及了人生的终极关注，也不只是使芸芸众生有了价值寄托，而且还从总体上揭示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非特定化和未完成性。如果说前者解决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及其理由，那么后者则说明了人类为什么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以及如何存在下去的可能。不管人类目前的一切是多么的辉煌，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辉煌总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暗淡无光。因为穿越一切历史隧道之后，突兀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比，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还只是一种非特定化的存在，只是一种随历史而不断完成的未完成物。人类的这种非特定化和未完成性，一方面表明了人类作为一种存在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也喻示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某种未确定性。正是在这种不断完成和尚未完成以及日益完善与尚未完善的巨大张力之中，人类才能真正产生光荣与梦想，既踌躇满志又不无恍惚，既信心百倍又心怀忐忑，在瞻前的同时又要顾后。只要人类作为一种存在尚未彻底完成，只要人类的存在还具有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人类历史的非对象性就会永远存在。同样，只要有人类非对象性历史的存在，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就永远会带有审美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营造的价值和意义世界，就既是科学的，又是人文的；既是理性的，又是审美的。
注释：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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