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平庸与平庸的图书现象_文化论文

浅谈平庸与平庸的图书现象_文化论文

论平庸书与平庸书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庸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一种被人们称作“不好不坏”且又“可出可不出”的书,这就是平庸书。

近几年在出版界,由于平庸书的大量涌现,致使其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出版现象。这种现象是怎样生成的,它对出版事业和文化传播具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对其加以遏制,诸如此类的问题似应提到出版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本文拟围绕平庸书与平庸书现象展开论述,希望引起有关方面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也希望能够得到方家同仁的批评指正。

一、平庸书的内涵

所谓平庸书,是指由于选题质量一般化或著述质量较低而形成的缺乏信息、缺乏特色且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和文化的积累与传播毫无益处的图书。

在给出了平庸书的定义之后,我们尚须对这一定义做一些必要的阐释。

选题质量一般化与著述质量较低。这是平庸书的两个构成因素。任何图书,如果选题质量平庸,著述质量再好也难以改变其平庸的属性;如果选题质量较高,而作者遴选不当,书稿的著述质量不高,也难免最终沦为平庸。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图书,只要具备这两个构成因素中的一个,它就必然是平庸书。

缺乏信息与缺乏特色。这是平庸书共有的特性。不同种类的平庸书,其具体的平庸属性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某些平庸的学术著作主要表现为缺乏学术性,观点上陈陈相因,缺少创见,某些平庸的文艺作品则主要表现为缺乏艺术性,文笔拙涩,缺乏独特的风格。此外,针对其他不同类型的平庸书,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诸如缺乏思想性、缺乏科学性、缺乏知识性、缺乏新颖性、缺乏实用性、缺乏整体性、缺乏合理性等等不同的平庸属性。但诸多平庸属性均可归结为平庸书所共有的特性,即(1)缺乏信息。包括思想的、文化的、学术的、艺术的、科学的、知识的……信息;(2)缺乏特色。包括观点上的、风格上的、笔法上的、内容上的、编排上的、结构上的……特色。

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和文化的积累与传播毫无益处。这是对平庸书的出版价值的评判。图书的出版价值,包括现时的和长久的这样两个层面。现时的价值,即指对当前阶段性的社会进步与发展所具有的时效性价值。长久的价值,即指对人类文化的积累与传播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价值。基于出版的不同于新闻的本质属性,图书从策划、著述,到编辑、制作,它所追求的主要就是这种对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播的长久性价值。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但与此同时,出版又并不排斥具有现时性价值的图书,只要它对阶段性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它就会被认为具有出版价值。比如说,为配合党或政府在某一阶段的中心工作而编写的宣传性读物即是。相比之下,平庸书则既不能服务于当前,更无法服务于未来,在现时与长久这两个出版价值层面都没有它的位置,它的出版价值是零。以往,人们习惯用“不好不坏”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平庸书。确实,相对于好书来说,平庸书不好;相对于坏书来说,平庸书不坏。但是,如果我们再用经济的眼光来审视一番平庸书,就会发现,平庸书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产生出来的却是一堆文字垃圾。这个时候,似乎就不便再用“不好不坏”这样貌似中庸的语言来评价平庸书了。

二、平庸书的类型

任何学科、门类的著作物之中都有可能产生出平庸书,不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或是按照社科、古籍、文学、艺术、民族文字、少儿、辞书、教育、科技的分类方式①;任何著作形式的著作物之中也都有可能产生出平庸书,不论是著是编还是译;任何读物层次的著作物之中同样都有可能产生出平庸书,不论是专著是普及读物还是通俗读物。但是,我们却不能按照学科门类或者著作形式以及读物层次来划分平庸书的类别,理由很简单,平庸书之间的相同或相异之处并不在于它们所隶属的学科门类的相同或相异,也不在于它们的著作形式及读物层次的相同或相异。

那么,应当怎样来划分平庸书的类型呢?

针对近年来所涌现出的形形色色的平庸书,本文拟从平庸书形成的情况及特点着眼,大致地归纳一下平庸书的若干类型。

(1)人情利害形成的平庸书 指出版机构在种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下,对达不到出版要求的“关系”书稿未能制止而形成的平庸书。它或者是通过人际关系的感情渠道使编辑人员对关系书稿放弃应有的审稿标准,从而得以问世;或者是编辑对作者有所企求,作为一种利益交换而予放行;或者是由于编辑受到作者或来自作者方面的利害关系的制约而被迫予以通过。

(2)追逐热点形成的平庸书 当某种图书的市场行情看好时,立刻便有各种仿名、异名而同类的图书尾随其后,蜂拥而至,于是形成某一方面的出书热点。图书热点的形成,其本身或许并非坏事,但是有的人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尽快占领市场,赶上销售浪潮,难免采用非正当竞争手段,以次充好,粗制滥造,从而导致热门图书中的鱼龙混杂情况。

(3)贪大求全形成的平庸书 近年来,出版界眼睛瞄向大而全的人逐渐多了。浮躁之风盛行,许多人不按编辑工作的规律办事,不愿付出艰苦劳动,只图射名获利。于是,在急功近利思想的驱动下,一批又一批贪大求全的大部头和各种丛书、套书草率上马,快速出击,虽篇幅巨大、卷帙浩繁,但终因时间仓促、协调不力,粗制滥造而导致平庸,尽管有可能借助新闻传媒产生短暂轰动,但只能是遮人耳目于一时,最终还是要被送入废品站。

(4)为评职称形成的平庸书 这方面,具有一定出版价值的优秀上乘的著作固然有,但平庸之作亦是大量的:在理论类中,各种标榜为“学”、为“论”之书比比皆是,书名赫然而内容空洞;在大专教材类中,各科当中的通用类教材越来越多,同一种书有时书名都完全一样,版本则有十几种、几十种甚至更多,彼此内容却大同小异,有的印数只有一两千册,大约只是推销给本校或本系的学生而已;在中小学教参教辅类读物中,也有大量为评职称而出版的书,这类书的作者则往往名利双收,或者是名者要名,利者取利,各得其所。

(5)谋利创收形成的平庸书 利用出书形式来谋利搞创收,也是平庸书产生的又一主要渠道。谋利创收出书的形式有两种情况。一是单位出书。即由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非生产经营性单位组织撰编而出版的图书。一是个人出书。即由个人出面牵头撰编图书,并利用种种关系通过机关、学校、团体等自身的网络将其售出。

或许我们还能总结出一些平庸书的类型,但所有这些类型的平庸书都不外是图虚名、谋私利的产物。

三、平庸书产生的一般性原因

一般来说,当平庸书出版的数量和比例都是有限的时候,它大抵处于一种正常的出版环境条件之下。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平庸书则多是由于编辑活动的失误造成的:一是由编辑自己设计的选题本身就是平庸的,于是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失败的基础;一是选题本身尚可,但由于作者遴选不当,造成书稿质量平庸,而又未能把好审读关;一是对平庸的外来书稿未能做出正确的审读判断,以致出现失误而予放行。

这样几种情况如果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归结为编辑的思想水平较低、学养不足、业务素质不佳、工作能力较差以及编辑出版工作管理失当等原因。

编辑的社会实践本身对于从业人员在思想、学识、素质、能力诸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但编辑人员当中却未必人人都能达到一定的层次水准,由此而使编辑个体之间存有差异,参差不齐,而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的整体水平亦有高低之别,这样产生出来的成品——图书也就必然好坏优劣不一。其次,作为精神产品的书稿,无论是形象思维的创作作品,还是抽象思维的理论著作,其社会价值的判断,毕竟无法采用某种简单划一的尺度去加以度量比较,特别是当书稿的著述质量处于优秀与平庸的临界点时,我们对于它的价值判断和取舍的决断往往会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取之,它未必是优秀作品;舍之,它却又不一定就完全是平庸的东西。

基于上述,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一般正常的出版环境条件下,平庸书的生成总是不可避免的:一是由于失误难免,一是应当允许失误。

强调编辑实践活动的难度,指出失误难免和应当允许失误,决不是为出版平庸书寻找借口和进行开脱,恰恰相反,我们正是在所给出的一定的出版环境条件下,将平庸书的生成原因完全归咎于编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旦平庸书大量涌现,我们将无法用平庸书生成的一般性原因来加以解释。

四、平庸书现象的形成

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官方权威人士从宏观角度阐述平庸书的言论屡见于报章杂志(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编者)。

这些领导同志指出平庸书这一现象时,全都处于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及其所属主管部门的负责岗位上,可以说是权威人士的权威言论。

1988年,时任上海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的陈昕先生,针对当时的年出书近6万种的情况指出,如果仔细研究近6万种图书的话,至少有2万种是可出可不出的,是可以淘汰的②。

倘若六年前平庸书的数量已占到出书总量的三分之一,那么如今的平庸书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所占比例都只能是有增无减,因为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已日益为平庸书所困扰,大家普遍都有这样的感觉,即无论是已经出了书的,还是正在编辑、制作之中的,抑或是打算列入图书选题计划的,相当多的品种就是这类平庸之作。

由于平庸书的大量涌现,社会各界人士对此反应强烈,对平庸书、对劣质书的抨击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有关报刊上,翻阅近几年来的《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几乎期期都登载有对庸劣图书的评析文章。

把以上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汇总在一起,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出版的事实存在,平庸书现象已经形成。

五、平庸书现象的社会危害性

平庸书现象首先表现为一个数量问题,即由少到多,汇聚构成为一种普遍的出版现象,但它又不是简单的1+1=2的问题。当数量由个别繁衍为普遍,数量的剧增必然导致质变,此时就会出现1+1>2的现象。

一桶水、一缸水被搞脏了,不能食用,不能洗濯,只有倒掉,这是一种浪费;而一条河流、一方水域被污染了,则是一种公害。作为公害,它不仅危及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同时也破坏着自然界的平衡发展。

平庸书现象就是这样一种具有社会公害性质的庸俗的出版文化现象,透过这种对各种社会资源大量浪费的表象,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对于出版界乃至整个社会空气的毒化。

在编辑当中,许多人的头脑里有关出版作为积累文化、传播知识、传播思想的功能已大为弱化,甚至不复存在。为了赚钱,过去为保证出好书而建立起来的严格的编辑程序、管理制度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已被否定。在一些出版社内,“收钱定选题、编稿不看稿”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不少人总在不断地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搞变相买卖书号,这就为成批成批的平庸选题和平庸书稿的通过大开了绿灯。而出版社内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一旦溃决,编辑人员则从此不思进取,不求长进,只顾点钞票,编辑业务荒疏,素质能力大为降低,图书质量也就必然由庸而劣,导致整体大滑坡。

在作者队伍当中,加入了一大批本不够著书立说水平的人,在他们的眼中,出版图书如同儿戏,只不过是个人贪图虚名、谋取私利的手段而已。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有些人利用权力、关系向出版社施加压力,将平庸书稿硬塞给出版社,有些人则用钱来购买书号,买通关节,使自己的平庸书稿得以大行其道。一俟有人采用出书方式来追名逐利并获得成功,便会有更多的人群起而效仿之,而其间对于人的心灵的腐蚀作用也会随之蔓延开来。

对广大读者来说,由于平庸书的大量涌现,书籍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将大为降低,许多人会认为,书不再是知识和文化的象征,它已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只不过是权力和金钱的婢女而已。如果这种认识有一天波及到我们的青少年小读者,那更令人担忧。

而对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播来说,平庸书现象无疑是一场灾难,人类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的、文化的、科学的精华可能由此而被我们丢弃,留存下来的却是一大堆文字垃圾。

六、平庸书现象形成的特定性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庸书的大量出现,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出版社在确定图书选题时把赚钱放在了首要位置上。那么,出版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一种状况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我们不能否认出版社应当对平庸书现象的生成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作为一种庸俗的出版文化现象,平庸书的大量出现与非正常的出版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这种非正常的出版环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图书作为精神产品所具有的特殊性长期被忽视,出版社被看作是与工商企业一样的企业,致使出版社在经济指标上承受着过大的压力。

我们知道,作为精神产品,图书与一般的物质产品有一个显著的区别,这就是:一般物质产品的质量好坏与它的经济效益之间是相一致的,质量好,就能取得社会的认同,就能由此而获得经济效益。因此,工业企业抓产品质量,其直接指向就是经济效益。图书则不然,其质量好坏与经济效益之间未必一致,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完全不一致。许多优秀图书,内容质量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并不能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也无法获得必要的经济效益。因此,出版社抓图书质量,其着眼点是社会效益,在一定条件下或者说是在多数情况下,社会效益好的图书不仅没有经济效益,而且还要导致亏损。长期以来,由于反映在图书出版活动上的这种价值相背的特殊规律一直得不到重视,国家在利益方面未能给出版以适当的优惠,出版社与一般工商企业一样,不但经济上得不到补贴,而且还要在自负盈亏的同时上缴较高的利税。于是,为了弥补出版优秀图书所带来的亏损,为了上缴利税,同时也为了单位职工的奖金福利,许多出版社只得出此下策,放松对图书选题质量的严格要求,广收平庸图微利以积少成多。

其次,出版社处于意识形态专门机构的特殊地位,其经营手段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却未能得到必要的政策性利益补偿。

作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出版社,是意识形态的专门机构,为此,其出版经营的方式是不允许有丝毫的私有色彩存在的:既不允许个体经营,也不允许采取股份制形式,同时还不允许搞合资。经营条件上受到必要的限制是由出版社所处的特殊位置所决定的,但这样一种状况必然使得出版社的经营活动又多了一层困难。因此,为了保证出版社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弥补因出版优秀图书而出现的亏损,也为了防止出现短期行为,消灭平庸书,国家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给出版社以一定的政策性利益补偿,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再次,出版活动作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必然要受到来自其他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比如,关系、人情所形成的平庸书,就是社会风气不正的直接产物,出版社的编辑应当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但是对于如来自上级机关领导方面的平庸书稿,出版社有时是顶不住的。再比如,在若干系列的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定中,按照有关规定,发表论文、著作已成为晋升高级职称的硬性指标或重要筹码。在职称指标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增强竞争力,许多本不具备著述能力的人都挤进了出专著、出合集的行列之中。这类平庸书数量较多,单靠出版社一方的力量也是阻遏不住的。

总体来说,出版社承受过重的经济压力和社会风气不正等多种因素,构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出版环境,这一非正常的出版环境是生成平庸书现象的温床。

七、关于平庸书现象的遏制问题

上文我们已经指出,从理论上讲,平庸书作为出版活动的产物,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其中有个数量多少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无疑是要把图书产品的残次率降到最低,乃至于最终彻底消灭它,使合格率、优质率达到百分之百。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出版社上上下下都要把大练“内功”作为永恒的课题:一是编辑人员要不断努力学习,以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一是职能机构和社领导要加强选题管理,严格执行三审制度。只有编辑人员的个体素质和出版社的整体素质都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状态上,我们才能在出版活动中力戒平庸和消灭平庸。

但是,若要遏制平庸书现象,仅仅要求出版社做出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政策、改善环境和加强管理、建立图书质量监督机制等多方面同时入手,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

第一,正视图书生产的客观规律,调整图书税收政策,为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条件。

图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永远是出版界追求的一种境界,但实践已一再证明,在更多的情况下,二者往往是相背离的。出版具有“高精尖”水平的学术著作,在中国会亏损,需要筹措资金予以弥补,这在外国也同样如此。图书所具有的这一特性,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毫无区别,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存在,因此,不少国家都对出版业实行低税制,甚至是免税制,以扶持其发展。比如法国、德国的图书税率均为7%,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均为6%,意大利为2%;英国、爱尔兰、葡萄牙、日本、菲律宾等国则实行图书免税政策。与此同时,像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都以政府拨款的方式来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③。

我国的情况前后曾有所不同。50年代初,在国内经济非常困难、需要大量建设资金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曾指示说,不要求出版部门承担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只需保证出版部门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当时定的图书利润率很低,不超过5%④,这与目前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图书税率水平大致相当。80年代初,企业实行利改税时,对出版业征收的税率曾高达55%,以后虽然降到35%⑤,但仍比一些西方国家高出好多倍。目前,国内个别省份的出版行业,由于年上缴利税达到6000多万元,在省内已有“利税大户”的说法,这表明图书上缴的利税数额较大,在当地财政收入中已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如果我们仍然强调要把图书的社会效益放在出版工作的首要位置,并着眼于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长远发展,那么就应当尽快考虑调整现行图书税收政策,降低税率,否则的话,出版社很难不去考虑经济压力问题,也无法从出平庸书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

在总体上降低所有图书产品税率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对各种类型的出版社实行不同的图书税率。比如,经济效益一向很好的教育、少儿出版社,其图书税率应高于科技、社科类出版社,对于个别专门分工出版“高精尖”型图书的出版社,比如科学出版社等,可以考虑完全由国家财政包下来的办法。否则的话,现行的出版社专业分工带来的苦乐不均、分配不公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容易诱发产生出大量的因超范围、打擦边球、盲目追逐热点而形成的各种平庸书。

第二,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整有关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中关于“著作”项目要求的政策规定,以减轻因职称评定而带给图书出版的压力。

从某种角度来说,图书是知识的载体,著述者当然是有知识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有知识的人都必须以出书的形式来证明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因此,对多数并不是从事专门写作的专业技术的职称系列,其中关于“著作”方面的硬性指标应加以重新考虑和调整。否则的话,这方面的庸劣之作将很难得到抑制。

第三,制定图书质量等级标准,建立完善的图书质量检查监督机制。

我国多年来对图书质量的检查,主要是通过出版社的三审制形式来进行的,它实际上相当于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对产品所实行的质量把关,是一种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质量检查措施,根据多年的情况看,这一形式对于图书出版机构自身还缺乏一定的约束性。为了完善图书质量的检查与监督机制,国家应当制定图书质量法,颁行图书质量等级标准,建立专门的图书质量检查监督机构(可附设于国家新闻出版署及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之内),聘请学术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已退休的专家、学者、教授参与具体工作,从内容质量、编校质量等多方面对所有图书(主要是新版图书)实行质量检查,并定期公布检查结果。通过图书质量检查监督机制的建立,可以全面具体地掌握全国及各地的图书质量情况,同时也可以用量化的形式来考核编辑人员的工作成绩和出版社的管理水平,这对于我国图书质量整体水平的提高,必定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奖委员会即依此分为九个学科组而对所有参评图书分类进行评选活动。

②见《新闻出版报》1988.10.12.

③参见曾勇新:《出版业中的政策性障碍》,原载《方法》1989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9年第12期予以转摘。

④参见王仿子:《为“钱”出书的根源何在?》载《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2期。

⑤参见曾勇新:《出版业中的政策性障碍》,原载《方法》1989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9年第12期予以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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