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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 张成龙 谁是创客？ “一群爱发明的人，利用现代互联网和最新工业技术来创造产品，从个性化、小批量产品起步，未来可能成为新一代企业家。”这就是“创客”吗？ 清华大学陶品副教授这样解读：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人们制作东西的门槛已大幅降低。无论你想做什么，都能通过“万能的电商”找到大众化、工业级的部件和各种工厂资源，而且成本不高；同时，开源技术能让你免费利用数以百万行计的成熟代码：社区又将更多具有相同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激发出更多的创新火花……这些条件，促成了中国创客群体的快速增长。 而且，这个新鲜族群正在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创新生态带来着微妙影响。华山资本创始合伙人陈大同预计，中国创新5年之内会相当不一样，10年后很可能与美国比肩。 他们还给充满尴尬的中国制造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仅提出了新的制造要求，还间接带动了工厂的转型提升。 他们也对中国投资氛围提出了新需求。中国已经出现众筹平台，虽然这些平台目前很多不是纯粹的众筹，还属于一种营销推广平台，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大浪淘沙后，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中国式众筹平台”会给中国创客带来新的活力。 商业创新的背后，从来就没有少过资本的追随，无论是VC、天使投资，还是时下人人念念称道的众筹，创客也不例外。 让科技满足身边人的需求，正是创客群体最终追求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的普遍实现，最终会创造出一种新经济形态的到来，即“创客经济”。北京创客空间联合创始人、CEO王盛林判断创客经济的本质就是个性化、定制化——这两者也是创客身上独有的基因和气质。 2015：创新创客创业的春天，都来了！ “让一个陌生人喊你起床，他可能今天是学狗叫，明天是唱小苹果，后天唱我的太阳……”面对一个“95后”毛头小伙的创意，查立，这位曾培育出“饿了么”等知名创业项目的天使投资人，下了一个结论：“没市场，很扯。” 可是，3个月后，这个主打“陌生人叫醒”的APP下载量过了千万。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创客，尤其是“90后”！查立承认自己“看走了眼”——这些人是未来的主流消费人群，而且拥有和前一代人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造梦与圆梦的环境。 无限可能，是创客的魅惑，是创新的魅力，是创业的魅影。在当下中国，没有人能定义，“创新—创客—创业”这一链条中正孕育着多少可能性。 创客：永不言弃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对于创客而言，“要雨有雨，要风得风”。2013年第一届321中国创业节在上海举办时，口号是“天时、地利、人和”，2014年变成了接天气、地气和人气。2015年，连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至于主办方找不出更靓的标语了。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深信：春天，创新、创客、创业的春天，都来了！ 这也是一个最残酷的时代。人人猎头创始人王雨豪说，如果创业者无法领略这个时代新的技术所带来的思维、制度和规则的变化，你就像那些拿着小米加步枪的战士跟装备飞机大炮的军队抗衡。 功夫熊联合创始人孟军贤在2013年就感受到了这股创新创业的热力。当时他从百度出来创业，做一款记账软件，但市场反响不好。要求生路，必换方向。孟军贤和他的创业伙伴先后想过做互联网教育、奶粉海淘，甚至情趣用品，无一成功。 最痛苦的时候，个人微体验让创业峰回路转：体检报告显示，颈椎毛病日益加剧，需要好的按摩师常年按摩。“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基本住在城市边缘，而按摩店都在三环以内，为什么不叫师傅上门呢？”了解按摩师的人知道，这个群体在线下没有姓名，只是一个号码，且抽成非常少。“找准这个‘痛点’，预约上门推拿的‘功夫熊’就做成了。” 永不言弃！孟军贤的创业经历，再次为这句流行歌词添加注脚。 所谓创客，就是这样一群人：从兴趣出发是其初心，“想做就做”是创客精神的根本，抱团、开放、分享、共创是创客群体的特质。 关键是，能否实现从创客到创业的“三部曲”式飞跃：创新需求—创意预售—产业化。所谓创意预售，涉及当下十分时尚的众筹——根据对创意点赞者的买单需求来筹集资金、定制产品，相当于科技发明的中试阶段，是创客到创业嬗变的最关键一步。而产业化，则离不开各种商业化孵化器、加速器，这是实现从创新到创业的最惊险一跃。 创新：“民主化”趋势 是什么点燃了当今史无前例的创新创业激情？技术是风，商业化是柴，创富之心是火。 且看“风”从何处来—— 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管理教授埃里克·冯·希贝尔在《创新民主化》一书中指出，创新日益显示其民主化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正在快速发展。开放的知识社会的流体特性，使得传统实验室及科技创新活动边界消融，推动了创新民主化，催生了创新2.0——以用户为中心的大众创新、共同创新、开放创新，已成趋势。 在埃里克·冯·希贝尔看来，在新兴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系统中，所谓创客，正是“领先用户”。他们对产品或服务所作的创新领先于市场潮流，通常具有较强的商业吸引力。而企业界，则需要重新设计自己的创新流程，搜索创新需求，并通过为创客提供新产品开发所需工具来帮助创客进行创新。 李大维说，某种程度上，创业的技术门槛已经消失了。譬如智能手机，源代码、物料、设计都是公开的，谁都可以做。而且，正如埃里克·冯·希贝尔所言，“个体用户不需要开发他们所需要的每一件事物，完全可以利用其它创新者开发并愿意无偿共享的创新。”创客不是从0开始，而是从95%开始，只需要关心最后的5%。很多创业项目，没有资金，只有一个PPT，也可以直接做。 创业服务机构飞马旅CEO袁岳认为，现在创业和当年把养老钱、吃饭钱拿出来创业，赔了要跳楼的时代已经大不一样。互联网时代创业门槛很低，微店可以做到一键注册，失败了也没关系。 再看“柴”“火”有几多—— 互联网教育平台沪江网联合创始人于杰一直念叨一个故事：平台上一个姓苏的老师，在线教英语背单词，7天的时间就赚了40万元。“有了这样的经历，她再也不愿意回到体制内了。我们现在启动了一个‘蚂蚁’创客空间，吸引名师出来做工作室，最大限度地释放教育生产力，同时实现个人价值。” 主观上，创业者自身受到全民创富的极大感召，客观上其创新对社会福利具有积极的推动效应。二者汇流，便成就了一幅幅如火如荼的创业图景。 创业：陪我上市敲钟，不如陪我深夜痛哭 “亲爱的，我们去创业吧/我带着你，你带着钱/物联网也好，可穿戴也罢/横穿大数据的风口/暴走云端。”这首火爆于各大创业群里的创业歌，信息量很大。 与之相呼应的，是一句互联网创业圈子里最热门的行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热情是必需的，但冷静必不可少。“猪就算能飞一会儿，等风停了就变成了死猪。苍鹰能飞上云霄，就算没有风口它也能飞得起来。”上海市商委主任尚玉英很认同圈里的这个观点。她在一次讲演中分享部分投资人的观察与思考：“现在有一批创业者，一窝蜂地跳下去找风口，找不到风口就在地上装个鼓风机，没有鼓风机就趴在地上干吹，也要把猪吹起来。”但现实总是很骨感，“创业项目能拖到上市的几率比三次打雷击中同一个人的概率还要低。” “创业容易，成功很难。”飞马旅CEO袁岳说，当下创新创业的社会气氛十分浓厚。这当然很好。不过，成功创业的概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有一千万人进来创业，产生“将军”的量自然也变大了。 正因为如此，专业的培育、服务体系不可少。飞马旅、起点创业营……这些投资机构，同时也是创业服务组织，听起来颇军事化的名字，其实都想传达一种信号：创业是一场实战，不是小孩玩游戏。 “飞马旅的发起人，包括俞敏洪、江南春等很多创业成功人士。我们要求这些大佬定期抽出时间，与创业者沟通交流，帮助他们提高。我们投的一些企业，如果到了B轮融资阶段，也可以辅导新人企业，让他们更快学会面对市场。”袁岳说。 市场、商业模式、估值……这些热血又冷酷的词汇，并不是创业投资的全部。尤其对于很多天使投资人来说，投资一个创业项目，赚钱还不是第一位的。“好的创业项目肯定是让社会变得更有效率，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只要创造价值，肯定会赚钱，给所有人带来惊喜。”天使投资人查立说，他们不在乎创业者成功了之后一起去上市敲钟，更在乎绝境中给你打电话一起深夜痛哭，因为这是大家共同的梦想。 博派资本创始人郑兰投资了热门游戏“刀塔传奇”，去年10月，有家大型公司给出50亿估值要求收购，“刀塔传奇”开发人王信文却没有卖，很多人说他不懂“见好就收”。王信文咨询投资人的态度，郑兰认为，创业者在这个年纪，能做出这么一番事业，就算以后公司估值再回到起初的15亿元，还是很了不起。在郑兰看来，不管以后上市也好，或者市场给出更高的估值，投资人都不用给创业者太大压力，而是用耐心去支撑他们更大的梦想。 政府：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就好 “三公里30分钟，保温保鲜配送外卖。”这听上去是一个不错的创业点子，事实也证明这个名为“趣活美食送”的创业项目找准了众多懒人的“痛点”，创办3年营收突破亿元。 “根本不愁市场，今年有34个城市要加入我们的网络。头痛的是资质，做到这么大，我们惊讶地发现公司竟然没有合法身份。”“趣活美食送”销售总监颜现富说，即时配送这个行当，既不是快递，也不算物流，在工商部门现有的登记范围内无法注册。 “不是我不明白，只是这世界变化快”——对于政府来说，互联网时代各种商业模式瞬息万变，时时刻刻都面临着一个新行业崛起、一个旧行业被颠覆，然而现实的社会管理却充满着条条框框，“创业公司要成立要注册，分分钟可以被折腾死。”这个时候，政府需要的或许就是放手，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放飞大众的创业梦想。 对此，查立深有感触。有次他去参加一个草根创业活动，主办方说有领导来参加，但一到场发现都是创业者。于是，大家都放下了“官话”的发言稿，开始说“人话”，最后还不忘吐一顿政府的槽。等大家喷完了，才有人看到，领导就坐在会场后面静静地听着。那一刻，查立不禁感慨：“就这样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其实挺好——政府不必直接参与到商业和市场中去，一进来就容易制造泡沫。”袁岳也不讳言，飞马旅不申请政府的资助。“企业是从风浪里打拼出来的，政府资助也好、免费也罢，很少能吸引优秀的人才项目。很可能政府出了一点钱，就要指手画脚。还不如自己去做，从市场获取回报。”当然，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并不是指做淡定的睡美人。培育创新生态政府责无旁贷。起点创业营位于上海闵行区莘庄镇，有三层共计两千平方米的办公场所。百余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配置齐全，创业者每月花350元就能租到一个位置，政府还补贴一半租金。创业营的楼上，有提供工商登记和税务方面的公共服务。创业者只需专注创业，无需分心其他。上海闵行区委书记赵奇坦言，“政府不能主导创新，因为效率比较差。政府应该是让创业创新有更大的空间和更低的成本，尤其要为中介组织提供优质的政府服务，比如会计和律师事务所、天使基金和创业培训机构等，低成本中介组织的最终受益者正是创新企业。”观念之变带来政府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的不断创新。对此，很多创业服务机构已经感受到了。袁岳说：“在创业创新这件事上，政府比以前谦虚多了，会尊重专业意见。” 创客能否催生“中国车库”？ 创客是谁？创客在哪里？创客在干什么？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也就明白创客之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意义。 “创客”的“前身”是西方的“车库文化”。在美国等创新氛围浓厚的国家，人们将车库、地下室打造成实践创新的场所。而从车库中，一批批科技企业相继走出。 中国创客的兴起，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创新土壤和生态。根植于家庭的“车库”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创新生态的“根部”。人们期待，创客迎着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风口催生“中国车库”，让动身实现创意成为一种全民族的习惯和追求。 创客创业需要多大成本？ 制造一件工业品到底需要多大空间？挤在深圳市南山区几栋老居民楼中间的旧仓库里，创客蒋程宇和他的伙伴刘彦君，已“制造”出10台当下最新科技的标志性产品——3D打印机。 见到记者时，蒋程宇正在与客户电话沟通产品细节，仅有的两名员工每人对着一台即将“出厂”交付的3D打印机，进行最后的调试，每台将以10万元价格售出。 创客创业需要多大成本？蒋程宇说，他们团队4个人属于“自带干粮”，多靠自有资金，唯一一笔外来投资不过10万元。“除了购买生产设备的十几万元，最大的成本就是租金和人员开支。” 众筹是创客得以将创意实现的重要资金渠道，也让他们可以“白手起家”。 从丹麦留学归来的汤洋和他的合伙人许磊研发了被命名为“生毛豆”的智能温度计。只要把这个只有一个小钥匙扣大小的东西插上手机的耳机孔，打开APP，就可以精确到千分之一地显示环境温度，还可以显示出全球在使用这一设备的用户大数据地图，实现智能硬件和社交网络的结合。 他们首批5万个产品就是靠从著名众筹网站Kick-starter筹集资金做成，从8000多人中共筹得33万美元。“我们只是把创意告诉潜在的用户，他们出钱，我们把它做出来。”汤洋说，“创意和动手能力是唯一也是最大的门槛。对创客而言，微成本甚至零成本就可以把想法做出来。” 如果你认为，创客不过是“做着玩”，那你就out了。一批创客型企业开始崭露头角。 研发生产模块化开源硬件的Make Block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85后”王建军是创客出身，2012年刚成立公司时，老板员工都是他一个人。仅3年时间，如今他的公司有50多名全职员工，2014年销售收入超2000万元，三四十家工厂为其代工生产。 因柴火创客空间而闻名的潘昊也从创客中走来，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这家2008年创立的企业如今已为全世界5万多名创客和发明家提供传感器、控制、通信等超过700种开源硬件模块。去年，公司销售收入迈上了亿元大关，而在传统制造业普遍进入微利时代的背景下，其毛利润率高达40%。“做全世界最大的开源软硬件平台”，是潘昊立下的志愿。 “创客型经济”还走出了创客圈。如今，无论在突发事件新闻直播现场，还是摄影爱好者拍摄美景奇境时，总有一款无人机的身影，这就是深圳大疆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无人机产品，被发烧友称为“当今最为激动人心的电子产品之一”。 大疆科技也是创客创业的结果，从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汪滔和他的同学从“爱玩族”升级到“创业族”。这家创客企业成长速度可谓“惊人”：销售收入从300万元到近10亿元，只花了4年时间。 经济专家认为，“创客型经济”不应归于某一类经济，而是“站在行船桅杆上的瞭望者”，未来有望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放大“榕树效应” 没有工人、没有工厂，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王磊的深圳呼噜科技有限公司就这样成立并即将上市其智能眼罩产品。正是它，将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为外企从事加工贸易的代工厂联系到了一起。 王磊告诉记者，科研机构“最大的帮助是提供技术指导，授权使用产品需要的专利”，而处在下游的协作工厂多是面对订单骤减、“船大难掉头”，迫切希望有合作伙伴创新。他和他的企业正好成了“中间人”，把这个链条上的各个主体串在一起。 “大型科研机构之所以愿意合作，是因为创客需求的技术和专利是市场导向的，研究有了动力，市场又可以不断试验，反过来能更好地推进研究。”王磊说。 而对于创新能力不足、加工生产能力富余的工厂而言，参与创客产业链能够将其剩余的生产能力释放，借由创新产品的生产也可实现企业整体转型升级。 类似中科院、北大深圳研究院这样的大型科研机构，是创客希望资源能够共享的理想合作者。 据介绍，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多是博士学历，另外还有价值几亿元的实验设备。这对于一个创客团队而言，是一个“技术矿”，也是一个“设备矿”。 作为新型产学研综合体的尝试，由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深圳市共同发起成立的中科创客学院，已吸收20多个创客团队进驻。 以模块化电脑为主业的刘兴华团队便是进驻的第一个团队。在他看来，相较于传统的创业孵化器，开放大型科研机构能让团队更有归属感，因为它们会尽力帮助团队活下去直到产生商业价值，其技术指导也更具针对性，再加上有成果分享的机制，科研机构更有动力。 开放的已不止国有大型科研机构，一些企业内设研发机构也被“串”进这一“新型产学研综合体”的链条。 中科创客学院院长薛静萍介绍，去年，著名家电企业TCL的研究院出资30万元，资助8个创客团队在消费电子、网络APP和3D打印三个领域的创意项目，最终能够服务于它们产品转型升级的6个项目被选中继续深入研究。“企业参与的好处是可以微成本创新和试错”。 对于创意主导的团队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薛静萍说，通过统一平台，可以实现知识产权的申报、转移、管理和转化，避免小团队的创意被大企业简单“复制”而扼杀创新。 专家认为，一些大型科研机构好比“一棵很老的大树”，但不能成为“小老树”，而要发挥出“榕树效应”，让更多的创客团队犹如榕树须根一样成长为一棵棵“小新树”。 受访的创客团队告诉记者，目前大型科研机构开放得还不够，合作机制也尚未顺畅，期待“榕树效应”被放大，生成更多的“小新树”。 创客是一种生存方式 创客源自英文maker，其不同于一般的创新就在于，更注重把想法动手做出来。 在创客比较普及的美国，一般认为这种动手习惯源自“车库”。多数家庭都有一间属于孩子的“车库”，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工具，他们得以自己修理、改造家里的电器或做出自己想做的东西。 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让大多数家庭都给孩子配置一间车库，不太现实。因此，类似的公共创客空间被认为是“中国版车库”的现实选择。 随着媒体的关注和投资人的热捧，创客圈开始变得“躁动”。作为创业成功的创客，潘昊却并不认同把创客与创业画等号：“总想着做出一件东西就拿到风投，上市大卖，反而做不好。创客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创造并且制造的精神，只有先培养出千千万万个创客，才有可能诞生出成功的创业者。” 这一点也得到广州“一起开工社区”创始人蔡延青的认同：“不是所有人既懂硬件又懂软件，还懂市场，所以我们不强调门槛，只希望形成一个个创意的集散地。” 在他们眼里，创客空间是类似基础设施的东西，没有这个，就没法形成“创新—创业”的生态。 从最早个人发起的柴火空间、techspace，到广州的YOU+青年创业社区，再到广深等地政府扶持设立的众创空间和上海的社区创新屋，都旨在给孩子和年轻人提供自己动手实现创意的空间。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0年，形成一批有效满足大众创新创业需求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 在创客看来，更为长远的是，让更多的孩子成长为“中国车库小子”，培养他们的动手习惯。 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机器人模块的南荔工坊团队创始人廖丽婷说，可以用创客思维再造中小学的科研和实验课，让理工科的金工课程走进创客空间，推动“创客式教育”。 “只有土壤肥沃了，才能发出很多苗子，其中才可能有那么几棵会长成参天大树。”潘昊说。 中关村的创业生态群 一条长不过220米的街道，正要成为北京中关村的新地标：几米高的“innoway”的英文标识立于街口草坪，相对很不显眼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七个字刻在一座典型当下中国风的仿古牌坊上，旁边比牌坊更高的超大LED显示屏打出“Hello，universe（你好，全宇宙）”字样。 在政府“大力发展众创空间”的号召下，北京中关村正迎来新一轮发展生机。 创业大街的创业生态群 2014年7月，苏元带着“超级表格”创业项目，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因为最有创业氛围的两个城市，“一是北京，二是深圳”。苏元及其团队的办公场所位于“中关村创业大街”的Binggo咖啡。运行还不到一年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早已被各大媒体轮番报道，甚至被誉为“全国创业者的精神圣地”。 这里原是海淀图书城步行街，最早的孵化器“车库咖啡”便在此开业。后者建于2011年，其创始人成功地抓住了创业者对低成本、开放式办公空间和交流平台的需求，将源于硅谷的“咖啡馆创业”模式引入北京，一两年间，便迅速发展成为创业服务品牌。“车库咖啡”之后，这里又很快出现了由徐小平、沈南鹏和孙陶然等资本大佬投资的3W咖啡。 在电商崛起等因素的影响下，图书城步行街恰逢转型需要。2013年，在国内拥有十多个科技园区、并在硅谷建立了国际孵化器的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清控科创”），向海淀区提出了“创业大街”设计方案。 2014年6月，改造完成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式开街，海淀区国资委的一级监管企业海淀置业与清控科创合资成立了北京海置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运营管理。 根据运营方官网介绍，街区“致力于构建服务功能完善的创业生态。以创业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以全球范围内的服务资源的整合为基础，积极引进各类创业服务机构，重点打造‘创业投融资+创业展示’两大核心功能，以及‘创业交流+创业会客厅+创业媒体+专业孵化+创业培训’五大重点功能”。也就是说，街区为创业服务机构即习惯所称的“孵化器”搭台，孵化器再为创业者搭台。 据了解，目前已有15家创业服务机构入驻街区。 各个孵化器的服务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有主要提供交流和办公空间的咖啡馆；有媒体起家、拥有成功企业家资源的机构，如36氪、飞马旅、创业家；有以培训为主，经营“圈子”的，如亚杰汇、联想之星、北大校友会创业训练营；也有侧重融资对接的，如天使汇。 “这里有创业者特别是初创团队需要的氛围、政策和人才。”苏元告诉记者，他和自己的团队在Binggo咖啡二层租了4个台位，“在这里可以申请海淀区的一些扶持项目，参加市委团委组织的创业大赛，得到培训、法务、财务方面的帮助，大街运营方也会联系媒体提供曝光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隐性的资源’。” 隐性的资源包括，见到投资大佬甚至政府高级官员的机会——在这里，一个不起眼的草根创业者偶遇投资大佬，一个创业想法得到低调来访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赞赏，类似的故事已经发生并且还将发生。 正如早前人们喜欢拿中关村和硅谷做对比，如今人们也会拿中关村创业大街和硅谷沙丘路对比。尽管一个是自发形成，一个是政府推动。 电子卖场转型“众创空间” 不论如何，物理空间上的聚集带来资源的聚合，是政府推动创业街区建设的合理逻辑。而附近的名校和科研机构资源，也让中关村近水楼台先得月。 今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增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好国家高新区，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领头羊作用”。 曾经热闹非凡、拥挤不堪的中关村电子卖场，随着电商的发展而逐步冷却。最早在2011年关门的是太平洋卖场，中关村e世界在今年春节假期宣布休市后至今仍未恢复营业，未来具体用途尚不明确，关闭卖场转作办公楼的传言日盛，目前剩下的只有鼎好电子商城与海龙大厦。 而据公开报道，海淀区区长孙文锴此前对媒体表示，鼎好、海龙等中关村电子卖场将整体转向以企业孵化器为代表的写字楼，即便保留一些商业，也是一些规范的品牌体验店。 也就是说，中关村电子卖场会效仿中关村创业大街。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也曾对外表示，未来海淀区可复制中关村创业大街的模式，通过业态调整，带动区域和整个海淀创业文化主导地位的提升。 根据日前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创业中国”中关村引领工程》，“到2020年，中关村形成创业要素集聚化、孵化主体多元化、创业服务专业化、创业活动持续化、运营模式市场化、创业资源开放化的发展格局，持续产生具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和拥有‘颠覆性’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成为全球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高科技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首选地”。 国务院8举措推动创新创业 创客，这个此前对许多人来说还比较陌生的词，现在已经越来越火了。 加快构建众创空间 虽然“创客”一词今年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但这个词真正走入大众视野是在今年1月4日。当天，李克强到访深圳的一个机器科技工作坊——柴火创客空间，为创客的创意产品点赞。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一词被提及近40次，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总理来过之后，各界对于创客与创客空间的关注变多了，有时我们一天要接待五六拨人来参观、采访、学习经验等，一天参观的人数就有60人左右。”柴火创客空间管理员李欧亚对记者表示。“以前创客像是地下水，圈子很小，不断有人涌到表面来。但总理来过后，现在更像一口井，不同的创客空间源源不断地在不同的省份生根发芽。”李欧亚说。 他表示，创客空间为创客们提供了交流想法的场所，并提供了将想法变为现实的平台，点燃了创新创业的火种。 尽管创客是创新创业重要的助推者之一，但现状却是中国创客的规模仍较小。据统计，全球创客空间已达数千家，而国内只有70余家。由于认知度低，中国创客创业后往往依赖海外市场。柴火空间创始人潘昊说，其直接服务的全球创客约16万，国内只占5%。 解决“钱”的问题 对创业创新来说，一个横亘在眼前的问题便是“钱”从何来。“许多创客有很多好的想法，但都是因为没有资金支持而‘胎死腹中’。”李欧亚说。 为了解决“钱”这个许多中小企业创业初期都会面临的问题，《意见》明确，将加强财政资金引导，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运用阶段参股、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等方式，引导创业投资机构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 同时，要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早中期、初创期创新型企业发展。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综合运用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绩效奖励等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意见》显示，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支持创业活动。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支持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发展，培育发展天使投资群体，推动大众创新创业。 对于创业初期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意见》也明确要完善创业投融资机制。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增强众筹对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等。 此外，为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未来还将重点完成降低创新创业门槛、鼓励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业、支持创新创业公共服务、丰富创新创业活动、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等任务。“这些措施可以解决创业难的问题”，李欧亚表示，众创空间先在前面把有创意的人引入，之后创客们有些想做成市场化的产品，就需要政府引导资源的配置，进行财政资金的引导扶持，最终使大众创业生根发芽。 创客素描：被创业改变的人生 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此后，李克强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国务院常务会议等各种场合多次阐释这一概念，直至其进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创富故事早就广受追逐，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官方倡导概念的提出，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已经有官方评论文章设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否与当年联产承包制的重大效应相媲美？能否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引擎，并由此推动形成百舸争流、奋发有为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和经济社会新气象？”在北京，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创业者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创业故事。 一场有预谋的开始 记者：能否简单描述一下你创业的内容，以及进展。 李华光（1968年出生，北京律和同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是一家提供互联网在线法律服务的科技公司，正在打造一个垂直的综合法律服务资源整合平台。通过互联网，我们尝试将人们潜在法律需求挖掘出来，培养人们使用法律服务的习惯，引导公众用法治思维理智处理问题；这个平台同时也为律师打造一个新的交流和展业方式，用大数据思维帮助法律人。具体地说，比如我们通过“口袋军师”APP，汇集大众的法律需求，对这些需求进行数据化的分析，研发普适的法律产品。我们也在尝试跟不同行业结合，定制相应的服务产品。我们把“律生活”网定位为我们法律服务产品的电商平台，这些将和我们正在开发的其他产品连接，形成一个法律服务相关的生态圈。 王欢（“85后”，北京融心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于2014年6月28日正式注册了一个叫做“我的小孩”的APP，现在有大概5000个用户。今年2月份完成了天使轮融资。 这个APP可以帮助家长和老师更便捷地沟通、帮助学校更高效地管理。比如家长能够通过教师发送的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随时了解宝宝在园表现，也为幼儿园的早点检管理、信息发布、亲子活动布置等提供了新渠道。 苏元（1987年出生，北京铀尼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做的是一款基于云端的数据管理平台。以表格形式进行云端的数据管理在国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在国内尚属首创，但我们相信中国人也可以在云数据这一块做到世界领先。现在我们已经在进行pre-A的融资，产品上线一年左右，各方面稳定，且受到广泛好评。 记者：你创业前在做什么，为什么想到要创业？ 李华光：我曾经在检察院工作，2005年辞职做律师，还跟人创建了律师事务所，2009年成立了现在的公司。 我很早的时候就有在中国推广“私人律师”的想法。人们往往官司缠身才想到找律师，事实上，培养人们的消费法律意识和习惯是个艰难的过程，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人们了解并相信：法律不是为了惩戒，不是为了诉讼，它的价值在于为人们创造更加快乐安康的生活。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特别是2010年之后互联网和电商的迅速发展，我们意识到，互联网和法律结合将会引发法律服务的创新，而我们一直探索的针对公众的法律服务模式也日渐清晰，又时逢依法治国方略确立，这种情形让我们兴奋不已。事实上去年我已经没有再从事律师工作，做了一个减法，全心放在公司上。 王欢：2009年本科毕业后，我就进入普华永道做企业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类咨询工作，2011年6月到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从事投后管理类工作，两份工作让我积累了多方面经验。受父母的影响，创业的血液应该是流淌在我的身体里的，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成熟。可以说，我的创业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开始。 苏元：创业前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之前供职于国家电网和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酒会上，我结识了我的合伙人，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和我一起创业，你的成长是你在大公司成长速度的三倍。这句话，加上我自己的性格、追求的生活，让我在进入大公司还是自己去“开疆拓土”中选择了后者。 做一个连续创业者 记者：你是，或者会成为连续创业者吗？为什么？创业改变了你什么？ 李华光：应该可以这么说。从检察院到律所再到现在的公司，我没有离开法律这条主线。刚从体制内出来的时候，对商业还浑然不知，通过开办律所获得了各方面的管理能力，现在的工作面临更大挑战，有太多需要学习。我认为持续创业对心态和性格是一种磨炼，我喜欢这种状态。 王欢：现在（在做的）是第一个项目，所以还不是（连续创业者）。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连续成功创业者，但“连续”、“成功”都很难界定。如果从产品层面上来讲，我们一定是在连续创业的，必须不停地去更新产品以满足市场、用户需求；从公司层面来讲，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创业让我从一个“养媳妇的人”转换成了“被媳妇养的人”。但从精神层面来讲收获多。不停接触各种人，听他们去说自己心中的梦想与未来，也让我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强烈差异、摩擦、碰撞甚至是冲突，也更加坚定了通过自己在技术上或设计上的那一点小创新，去影响一些人的生活的愿望。 苏元：会（成为连续创业者），因为我有成功的欲望。创业让我更自信了，不再像以前在大公司里一样会刻意压抑自己，让我感觉到自由和轻松。同时我的朋友有时候也说我变得更犀利了，也许是在有些时候变得更直接而不迂回了。物质上没有大的改变，还很匮乏，我们还在起步阶段，路漫漫其修远兮。 记者：你认为是什么使创业在中国成为了潮流？ 李华光：创业是否成为潮流不好说。改革开放以来创业始终存在，当然这两年互联网的发展为各个人群各个业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想这是人们感觉到创业成为潮流的重要原因吧。 王欢：其实我并不认为创业成为了一种潮流。我能说因为中国人喜欢赶时髦和赶潮流么？软银赛富阎焱曾经说很多90后创业者赔掉了父母一生的积蓄，很难听，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从爷爷奶奶那辈人只能种地，到爸妈那辈人只能进国企，到我们这辈人能创业，这说明社会进步和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资本层面上，那些“创一代”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更多的天使投资人和早期投资基金出现，有钱就要花出去，而三分钟拿钱和大把花钱的故事总是让人们津津乐道，也让媒体趋之若鹜。 要鼓励，更要支持和保护 记者：对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概念，你有什么想法？ 李华光：我想这首先代表政策层面的包容和开放，也蕴意着由此而带动的其他变革。其实我们早年一直强调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用素质教育，而反对应试教育。但是我想那只是一个理念层面的铺垫，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创新土壤，没有创新环境，没有各种可能性的释放，教育的创新也只停留在理念上。 王欢：创业和创新不是一个概念，政府的提法是好的，政府想要解决就业问题。但同时政府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服务也要进步。 记者：你觉得“创业”是个什么样的词，正面，中性，或负面？为什么？ 李华光：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褒义词，一个向上的词。但不是说创业适合所有人。创业被更多人接受，代表了社会多元化发展和价值观的改变。 王欢：我觉得是中性。 苏元：创业于我而言是正面的，而于我的父母亲友而言可能是中性甚至是负面的。道理不言而喻，因为父母和亲友们认为创业就意味着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公积金、没有户口，空有理想。 记者：你对创业环境有什么期望或评价。 李华光：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读到了特别好的信号。我希望不仅仅要鼓励，还要支持和保护创业，比如在知识产权和税务政策上的支持和保护，针对不同的行业还需要制定更具体的实施细则。如果法律环境没有跟上，创业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可能会毁掉创业者，引发对创业模式的质疑，最终会抹杀社会创新。比如我们看到一些电商网站假货泛滥，以及其他创新活跃的领域的纷乱现象。法律总有滞后性，立法者应具备超前意识，为未来可预期的法律问题确定基本原则，保护创新发展。 王欢：政府要尽量能够公开公平，比如开门营业，租了办公室，消防手续变更要3个月，从装修结束之后，才能入驻。这个时间太长了，搬进去的话会直接贴条罚款，那3个月的房租谁出？ 苏元：评价谈不上。我觉得创业环境确实越来越好，政策、配套环境、资本市场等方面均是，但是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创业者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希望能做得更好；另外希望能将社会资源统筹规划起来，有效地服务于整个创业人群。 他们是创客 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是指出于兴趣与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创客运动最重要的标志是掌握了自生产工具，他们是一群新人类。坚守创新，持续实践，乐于分享并且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简单地说就是：玩创新的一群人。 天空工场中的“创客学生” 清华大学电机系大三学生方鑫是一名典型的“学生创客”。他从高中开始对光学感兴趣，高一开始花了不少压岁钱收藏和装配手电筒。“别看小小的手电，能玩出不少花样”。在“手电筒爱好者论坛”上，方鑫和其他爱好者一样，设计有不同光学特性的手电。 高中期间，方鑫还参加了“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这个比赛让他接触到嵌入式系统和嵌入式编程。他的参赛项目是解决夜晚车辆会车时，远光灯对驾驶员眼部的刺激。方鑫想到小时候家里收音机上透明的液晶玻璃。于是，他设计了一种基于液晶玻璃的汽车玻璃，安装到用乐高搭建的一辆模型车上，利用光敏元件和步进电机组成探头，能检测对面车辆远光灯的方位，改变点阵液晶玻璃相应位置的透光率，削弱远光灯对驾驶员的视觉刺激。这个项目，方鑫在高中做了3个学期。 到清华后，方鑫渐渐成为科技社团中的“明星”。这些科技社团在每年四五月的社团节上开展招新活动。同学报名后，会经历面试和筛选。在一些社团，例如天空工场兴趣团队，同学们如果有了足够的做项目经验，可以拿到“队员编号”，这是一种荣誉和认同。 方鑫先加入了清华有名的“三角洲科技社团”，这个社团每年会参加飞思卡尔公司举办的智能车大赛，方鑫就参加了一次这项赛事。之后，他又加入了另一个著名兴趣团队“天空工场”，这个兴趣团队以多旋翼无人机技术见长。方鑫的目标是要“从头到尾自己打造一架四旋翼无人机”。2013年末，天空工场的一位师兄给方和其他两位同学开课，教授四旋翼无人机的控制理论和模型。之后，方鑫便开始了高强度自学。在最紧张也最快乐的时候，他白天上课，晚上就在天空工场鼓捣四旋翼飞控单元，睡得很少，确觉得很充实。 由于之前的嵌入式基础，仅用了一个多月，方鑫的飞机就能飞得不错，实现了姿态控制遥控飞行。后来，他和殷嘉伦、陆知焕两位同学组团，在计算机系陶品副教授的指导下，参加了“2014年英特尔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嵌入式系统专题邀请赛”并获得一等奖。 伴随着创客活动，方鑫也在思索着创客和创业问题。他发现，清华毕业就出去创业的同学并不多。他知道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三角洲科技社团的创始人，创业去做电动车电池和管理系统；另一个是天空工场的创始人之一，创业去做“光的三次方”（立体显示）以及其他先进显示设备。但方鑫目前并不看好自己以无人机平台来创业的这个方向。他认为无人机目前结构已稳定，将来无人机的创新和发展方向，如机器视觉等并不是他所在的电机系所擅长的。而他很向往自己的专业方向——强电领域。在这一领域，智能电网是个很有前景的方向，也能发挥他的专业优势和在嵌入式方面的经验。 方鑫与自己的一位同学也聊过创业。他们初步的想法是，毕业后先到一个行业里去了解摸索，有了一定底子后，再去做“一些大事”。 虽然热爱技术研发，但在天空工场，方鑫也做一些项目的leader，培养自己的领导力。实际上，他显得礼貌而周到，并不像一名呆板的工程师。他向我介绍参赛团队，并把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指导老师和团队。 在历次比赛中，方鑫看到一些个人化或几个人的小团队。他觉得，因为眼界、知识的瓶颈，做出的东西很容易同质化，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不多。他认为要从根本上做出很创新的东西，需要对专业领域有很深入的积淀。“以视觉导航为例，要做出实时性好、建模效果好的技术，可能要看很多论文，知识要很扎实。”他说，“很多创意都是小玩意，很容易被Copy、淹没。真正的创新，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像航天飞机，绝对不是两三个创客团队能做出来的，它要整合多种高新技术。” 由于希望在专业方向上有所建树，方鑫这学期要“乖乖学习了”，不能再那么疯狂地做项目。在方鑫的班上，疯狂做项目的学生大概只有他一人。大家都在课业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创客将成一个新常态 曾指导过方鑫的清华计算机系陶品副教授开设了一门课程——嵌入式系统，与创客群体关联紧密。 在嵌入式课堂上，陶老师发现了很多动手能力特别强的学生。他的几个学生曾做过一种“智能口琴”，可以让不会吹口琴的人也能吹出悦耳的曲子，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是用游戏化思维帮助慢性肺部疾病患者做康复训练。项目在一次大赛中获得全球第二。 不过，陶老师告诉记者，像方鑫这样能根据自己兴趣学习，在校拿出相当时间从事发明的学生在清华还属于“另类”，清华大部分学生走的还是以课业为主、毕业后进入一家好工作单位这样的常规道路，因为绝大部分学生不可能一毕业就能创业。 硅谷流行鼓励20岁以下学生创业的风潮，但在中国高校，最近几年这样的风潮影响不大。陶老师看到很多校友是在毕业后几年甚至多年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下，才去创业的。如今，在中国创业的门槛还是较高的，在校学生的接触面不广，不了解行业需求，没有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还不知道创业的沟沟坎坎。 “创业也不能只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需要一些真正的突破。”陶老师指着刚在朋友圈中恭喜过的清华化学系的一位老师说，“这些创新才是真正的发明，从技术角度看才更有可能创业成功。”这位老师做出了一种人体器官3D打印所需的化学物质。陶老师随后又有意无意地接了一句：“虽然看起来现在创业的机会很多，像互联网卖菜、理发，但这些能成功的概率很小，因为没有核心竞争力，不能在一开始形成技术壁垒。” 不过，与创业相比，做一名创客去鼓捣东西的门槛如今已大幅降低。20多年前，陶老师在读大学时，一台286计算机要卖到3万元，那时的生活水平是“100元过一个月”。他当时想做一个能下围棋的机器人，但没有条件。而现在，你想做什么，都能通过“万能的电商”找到大众化、工业级的部件和各种工厂资源，而且成本不高。同时，开源Linux技术能让你免费利用数以百万行计的成熟代码。互联网又将更多具有相同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激发出更多的创新火花。这些条件，让爱好者能制造自己感兴趣的各种新东西，不仅仅是多年前玩业余无线电的那种玩法。 “创客将是一个新常态，它会对社会渐渐产生影响。”陶老师说。几天前，他去修车，修车师傅就对发动机很有研究和见解，但限于条件限制他自己无法研发新型发动机。陶老师想到，一定会有一天，个人也可以鼓捣发动机，可能有人会得意地在路上驾驶一辆车，里面是自己鼓捣出的发动机。如果就这么“玩下去”，可能有一天，创客们的创新会影响到大的汽车企业。 陶老师自身也是一名创客，在他的办公室中放着很多制作“智能椅子”的材料。这种椅子可以知道谁坐了、他/她的健康状况怎样。陶老师正在解决一些实际技术问题。 现在，像陶老师这样的创客数量正在急剧增加。未来，他们会经历量变到质变，这将会改变中国创新的方方面面。 陶老师也观察到90后学生更愿意主动学习、追求自己的理想。他也在思考如何改善自己的教学来适应这种变化。在学生眼里，智能车已经太普通了。3年前，陶老师开始琢磨是否把四旋翼飞行器——一种现在已经非常热的4个螺旋桨的飞行器引入教学中。但考虑到复杂性、技术方案成熟度等因素，一直没有去实现。最近，他想到在一个学期中安排滑翔机方案教学可能更为合理。他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想吸引学生的兴趣，最终是“教他们知识，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给予他们信心”。 “学生们做过一架飞机，就会知道做个东西不过如此，你未来让我做个坦克，我有信心，知道有多大工作量、怎么选电动机、怎么装配固定，需要什么技巧让它更好地运行”。 从创客到创业者 小鱼在家CEO宋晨枫在手机上轻点两下，屏幕上出现了他北京家中的大客厅。女儿正坐在客厅中央的沙发上看电视。“宝宝，你在吃什么呢？”宋晨枫问，“酸奶——”女儿的声音清脆稚嫩。宋随即又在手机上点了两下，画面出现了远在美国的父母家。此时正是美国午夜，宋在手机上环顾了静悄悄的客厅，父母已休息。 短短一分钟内，宋晨枫回了一趟自己在中国和美国的家。 2014年初，宋晨枫创立了小鱼在家，致力于“家用陪伴机器人”这类很有未来感的产品研发。不到一年，公司的第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诞生了，驻守在家的机器人与手机APP相连，让用户能随时与家人音视频或“回家”看一眼。 这是宋晨枫第二次创业。他在微软工作了4年后创办的3D虚拟世界平台企业被YY合并，YY于2012年底在纳斯达克上市。在成功退出后，宋开始了第二次出发，有着创客基因的他，选择做市场上的新品类——家庭陪伴机器人，用宋的话来说“不是自己要发明什么，而是大趋势”下的“顺势而为”——他看到了当代中国“4-2-1”的家庭结构，成年子女无暇陪伴老人和孩子。当“无法陪伴”成为维系亲情的困境，创造这个新产品，其实是洞察和创造了一种新的用户价值。 在此之前，尽管全球通信和无线网络允许我们以更廉价、更便捷的方式联系被距离相隔的家人，但宋认为家人间的联系，更需要的是来自情感的陪伴，这种陪伴不仅仅是“听其声、见其人”的音视频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最大化还原亲人陪伴在身边的自然和真实感。 “人和家的联系方式一定会被改变，应该有更合适家庭的陪伴产品。”宋肯定地说，“而需求、环境、技术恰好也到了一个点，我们可以干这件事了。” 宋是典型的创客型创业者。在美国接受了高中和大学教育。“美国大学教育会系统性地把一个人培养得有创业能力，他们注重团队能力，与社会接轨的东西很多。”他说。 宋曾与同学为当时流行的Palm掌上电脑开发了外设，以便更快捷地将PDA上的信息拷到软驱。没想到，产品刚出炉不久，Flash存储就替代了软驱，他们的东西“被颠覆掉了”。宋说，自己因此很早就知道在做事之前要看清大势。 宋记忆深刻的另一个创意项目，是跟着老师利用蓝牙技术设计野生动物追踪的项目。他们给几种动物设计了蓝牙颈环，并在动物迁徙道路上放置基站。颈环可以记录动物之间的见面时间以及见面场景；当动物靠近基站时，颈环会与基站连接，并在特定条件下自动打开，掉落在草地上，以便研究人员回收研究。这些项目逐步培养着宋的市场眼光、根据需求做产品和建团队的感觉。 从创客到创业，宋深知两种身份的差异。创客可以做出产品原型，但很难做到真正产品化。成功的产品化则需要极致地解决产品细节，还要考虑量产、价格控制、质量保障、稳定服务等重要环节。所以一个技艺精湛的好创客未必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为了让创造的家庭陪伴机器人小鱼在家最大化的还原身边感，宋的核心团队开发了目前只有企业级技术才能实现的免提下的音视频体验。其中核心技术之一是噪声抑制。例如，家庭环境噪声很多，如何抑制电视、冰箱等背景声音，让人的声音格外清晰突出？“现在这个领域的顶尖高手就在我们公司”。这些技术大拿中，有来自企业级视讯系统最大的供应商POLYCOM和微软的高手，他们现在并肩合作，一起实现了绝大部分同行无法企及的音视频体验，让放在电视旁边的“小鱼”帮助宋父女实现了无噪声、无距离感的对话。 为了老人家不需学习，“小鱼在家”设计极致到零操作，一呼即通；接通后小鱼在家能360度转头找人，不用老人匆忙移动：智能录制家庭时光进行视频分享；聪明的语音助手，在父母独自在家时可以陪聊天找歌曲、找菜谱…… 介绍“小鱼在家”时，宋像极了一位介绍教子经验的父亲。对如何帮助孩子改掉常见的小缺点如数家珍：机器人的转轴设计，如何转动起来手感圆滑不松动；音响孔直径多大外放传音效果最好：怎样的喷漆工序保证不在孔上积油，等等。这些细节的用心处理让宋对自家的产品充满了自豪感。 除了对市场的判断、产品的设计、细节的关注外，宋过去的创业经历，也让他在这次创业中能调度更多资源，确保了真实产品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富士康免费制作了机器人首版：强大的融资能力确保硬件创业对庞大资金的需求；更多的渠道做市场推广销售，多位明星为产品宣传……宋称得上是新一代从创客到创业成功者的缩影。 陈大同：中国尚处微创新时代 华山资本投资管理公司创始合伙人陈大同博士算是一名“老创客”。他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清华后，他珍惜大学教育的方式极为异类，“我很少上课，以自学为主”；即便自学，陈大同的成绩同样优秀，得到了多门课程免考待遇。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就用来做“创客”：业余无线电、公用洗衣机的“自动收费系统”、照片洗印放大机……那时条件艰苦，这些发明所使用的工具在今天很难想象，他曾锯下椅子腿、卸下门把手，做成洗印放大机的升降架。陈大同笑称，“这可是当年的泡妞神器”。 离开清华后的数年，陈大同先后与人联合创办了豪威科技和展讯通信，成为成功的企业家。2010年，他又联合创办了华山资本，对全球高科技公司进行投资。华山资本定位在晚期VC和早期PE，但陈大同个人也做天使投资。最近，他很看好一位做触摸屏的创客，这个技术很酷，将触摸位置移到了电子设备的背部，便于在触摸设备上实现单手操作。 陈大同感到，国内的创客数量不少，但质量不高，根源在于“土壤”。比如像GoPro运动相机和大疆无人机等，就不可能最先在中国流行，因为这里尚未形成“什么新东西都愿尝试的极客群体”。而“美国有一帮极客，足以支撑起一个初始市场，创新可以由此进一步发展到大众市场。” “中国现在处于微创新时代。一方面由于创意不够，另一方面，即便有创意，市场接受能力也不够。”他举例说，像载人商业飞船项目，就不可能在中国找到投资，因为中国还没有到异想天开的阶段。 所以，展讯等大量创业企业都以微创新起步。伴随大量微创新的产品卖出去，大家的胆子会越来越大。极客群体逐步形成时，才能迎来新的创新阶段。陈大同预计，中国创新在5年之内会相当不一样，10年后很可能与美国比肩。 亲身经历了国内过去10多年的创业历程，陈大同认为，中国的创业门槛高与投资模式也有关系。10多年前，中国VC基本做的是PE的事，PE做得像Buyout基金（并购投资）。后来才有了真正的VC——北极光、金沙江和红杉。但他们也不敢照搬硅谷的VC作风，仅凭一张商业计划书就敢投钱，这背后有血本无归的教训。他们要看到样品，观察团队磨合等等。 到了2008年左右，中国才出现了天使基金，如泰山天使基金、创新工场等，它比风险投资要更早一个阶段介入企业，投资额度在100万元到500万元。“即便这样，离创业企业还是有段距离。一个产品出来可能只需要几十万元资金，但没有人这么投，中国创业正是卡在这里。”陈大同分析。现在又有了众筹，进一步降低、分散了风险，让中国创新创业环境更为友善。“但国内众筹刚起步，还要经历大浪淘沙，活下来的才知道什么叫‘中国式众筹’”。 多年创业和投资经历让陈大同总结了成功CEO的三要素：眼光、心胸和执行力。CEO如果只具备眼光，至少能成功做出一个好产品，运营销售额几千万元的公司；如果他同时具备心胸，有刘备的本事，就能请来、稳住诸葛亮，组成高素质的团队，经营销售额几亿元的公司；要想成就霸业，那得学曹操，在公司内形成一套管理体系和文化，使之融入大家的血液，这叫执行力。 虽然成功企业各有不同的文化，但本质一样——赏罚分明、不任人唯亲、类似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等等。 对于创业时机的争论，陈大同想得很开，“什么时候创业都可以，只是成功几率不同，刚出校门的学生对于市场的判断力、阅历与从业者必然有差距”。但尽早创业也不是坏事，尽管成功率低，汲取经验教训的时间成本同样低。“何况年轻人创业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思维活跃，敢于异想天开”。 清华在学生创业问题上的态度经历过变迁，陈大同提醒中国学生“在校不要读死书”。作为清华企业家协会前主席，陈大同有过关于教育的反思：“清华很多成功的创业者、经济学家和教授，在校时都算‘异类’”。比起分数，广泛的兴趣、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更为重要，它们不仅有益于创新和创业，更有益于整个人生。 创客去哪儿 王盛林：创客先行者 黑框眼镜、络腮胡子是王盛林初次见面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记。1988年出生的他，身上还有着更多的标签：作为背包客去过30多个国家，在巴黎做过服装设计师，在乌克兰当过英文老师……但最为人们熟知和念叨的便是“创客”，王盛林是中国创客运动的第一批发起者，目前是北京创客空间联合创始人、CEO。 在香港做期货交易员，应该是与自己的大学专业最贴近的一份工作——王盛林在大学时期主修金融专业。“每天只是在交易所里盯股盘走势，很没有意思，总想着自己能创造一些别的更有价值的东西。”王盛林说。 回到北京的王盛林遇到了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的高中同学，俩人做了一个与增强现实技术相关的APP，“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产品虽然很酷，但应用体验不是很好，于是就转做一些与硬件相关的事情。毕竟，增强现实技术是离不开硬件的。”王盛林说。2011年1月份，王盛林与三两好友在宣武门附近租了一间20平米的小屋，成立了FlamingoEDA开放空间，一来可以有个专门的地方供大家一起做东西，二来大家可以凑钱买一些设备。开放空间有定期的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逐渐变成了一个真正开放式的社会化空间。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王盛林与“中国开源硬件第一人”肖文鹏共同出资，注册了“创客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而把“Maker”翻译成“创客”，也正是创客空间其中一位创始人的灵光一现。“如果当初不做增强现实APP，就不会认识肖文鹏，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北京创客空间’，更不会有‘创客’这个词。”王盛林说。 创客空间成立之初就是一家具备标准商业化运作性质的公司，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司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创客的产品也多是出于自身爱好兴趣生产的。与此同时，公司遇到了所有初创公司都会遇到的难题：资金。这期间，创始团队中的一些成员也因为各种原因陆陆续续退出空间的运营管理。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创客空间的第一个关键时刻来临。2011年下半年，王盛林想到要办一场大型的创客活动。但在整体成本核算下来后发现，成本至少需要700万元人民币。在考虑到场地有人免费提供，所有展品都可以自己生产后，成本最后控制在了60万元人民币之内。最终，王盛林自己筹借了60万元，独自承担成本。 2012年4月份，“创客嘉年华”在北京世纪坛数字艺术馆拉开序幕，来自十几个国家近80名创客与前来参观的人一起体验创客产品。这场“嘉年华”不仅让更多的创客相互结识，也让“创客”概念第一次为大众所认知。活动之后，创客空间被列入中关村创新型孵化项目，公司也在当年9月份正式入驻中关村国际数字中心，面积从以前20平米的小屋扩大到200多平米的开放式办公楼层。在拿到外部的一笔天使投资后，创客空间变身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创客组织，只在北京就有了超过500人的创客会员，辐射影响的创客超过了10万人。而此时，创客空间的模式也逐渐清晰起来：组织创客群体、做活动、做孵化。 创客活动是北京创客空间一贯坚持的。2013年4月份，公司举办了一场“创想马拉松”。23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创客，通过自由组队的方式，要在规定的48小时内碰撞创意，并完成产品原型制作。当时，一个建筑师在自己的团队中做出了一个用脑电波控制的MP3，并惊叹“太神奇了！”。 因为有了足够的空间，更多的创客及创客团队聚集到创客空间来办公、做产品，这就让空间具备了“孵化”功能。“从20平米到200平米，也是创客空间从纯粹的兴趣小组式的俱乐部组织，慢慢变成具备孵化功能的公司的过程。”王盛林说。从2013年9月份到2014年年底，从北京创客空间走出去的团队，总共的融资已经超过1.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家做虚拟现实的初创公司蚁视，已经获得红杉的千万美元投资。 2015年是北京创客空间的第二个关键时刻。王盛林正在调研成立创客未来学院的可能性，“主要是研究什么才是更好的创客思维，怎样才能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空间运营、活动、培训体系。”王盛林说。创客空间还在深圳、香港多处布局设点，希望通过一套体系都关联起来。 从2011年一路走来，无论是商业化运营，还是引进外部投资，抑或未来学院，王盛林及其北京创客空间似乎总走在别人的前面，“大概提前了两到三步吧。”王盛林说。 李大维：创客平台搭建者 作为中国的第一家创客空间，“新车间”的成立纯属偶然性。2009年，李大维同一群朋友在一个名为“新单位”的共享办公空间成立了一个开源硬件兴趣小组，随着工具和硬件产品的增加，需要找一个专门的场地。2010年时，新单位搬家到上海永嘉路与陕西南路的交界的一栋小楼里，李大维同小组里的几个人就在2楼15平米的空间内拼了两张桌子，成立了“新车间”。新车间的“新”沿用了“新单位”里的“新奇、新颖”含义，小组成员又都喜欢聚集在一起自己动手做喜欢的东西，就像个车间，最后确定取名“新车间”。 可以说，新车间是新单位孵化出来的第一个团队。“新车间其实就是一个发烧友俱乐部，是完全开放、非营利性质的。起初，没有人会先考虑商业模式，所有项目没有预算，也没有完成期限。”李大维说。但房租还是要大家分摊。最开始，新车间的会员每月要交500元会费，等会员多一些时降到了300元，最后降低到每人每月100元。新车间里的发烧友不乏少年“天才”。2012年时，一群中学生会员制作的群体性机器人，在美国的“AFRON 10美元机器人挑战赛”上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来自哈佛的团队，有美国国防部支持的背景。赛后大家调侃获得第三名的麻省理工团队：“你们究竟是愿意输给哈佛，还是更愿意输给中国的中学生呢？” 新车间的路径是世界创客运动的一个缩影。2009～2010年间，创客运动就是单纯的制造、玩票；大概从2011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国际上的创客组织形成规模，有创客通过众筹的方式把自己基于开源硬件的原型变成产品，开始创业。此时，李大维与几个朋友开始思考以创客为代表的开放式草根创新方式如何与现存的商业产业、社会大众发生互动，创客式创新如何影响到别的地方。 2011年，李大维与几个人成立了Hacked Matter智库，“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调研、论坛和其他研究方式，深入调查创客和中国，做创客与中国创新、草根创新的研究。”李大维说。智库吸引了很多人，并从2014年开始吸引来了诸如富士康、英特尔之类的很多大公司都来寻求合作，“这些大公司想要看清楚民间草根创新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力量是如何积累到一起的，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李大维说。 如今，李大维把自己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创客大爆炸”上，他的新名片上印着“创客大爆炸联合创始人”。“新车间’还是会作为俱乐部长久存在，而‘创客大爆炸’则是帮助创客创业的平台，但又不是通俗意义上的那种平台。”李大维说。 创客大爆炸是整合效用的协助平台，一方面整合创客资源；一方面整合诸如英特尔、富士康这样的大公司所能够提供的商业资源，包括众筹、投资、生产制造产业链、市场营销等：再一方面提供创客创新的方式。“几者结合起来后，让更多的创客实现自己的理想。”李大维说。 潘昊：“公共”服务者 潘昊广为人知的身份至少有两个：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CEO、创始人，柴火创客空间创始人。 先有矽递，再有的柴火空间。创立于2009年的矽递是国内规模最大、全球排名前三之内的开源硬件制造商，2014年的营业额已过亿元。矽递是由公司的英文名Seeed Studio音译过来的，在英文单词Seed（种子）里多加了一个“e”的“Seeed”，意味着公司是一颗蕴含了电子（Electronics）的种子，与电子硬件有着天生的渊源。在潘昊的逻辑里，这颗种子能加速创客创业者从创意到原型再到商业产品的过程。 从创立之初到现在，矽递超过95%的市场都在海外。公司创立初期的2010年，潘昊首次参加在纽约举办的全球开源硬件峰会，看到会议上很多人对中国硬件山寨产品多有指责，登台演讲时就主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I'm from China”有趣的是，矽递最大的竞争对手SparkFun当时极力向观众介绍自己与矽递的合作经历，并一再重申矽递“是一家真正理解并遵循行业道德的中国创新公司，非常值得信任”。“这对我触动很大。如果没有这一幕，如果在一开始就选择站在西方公司的对立面，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走得这么远。”潘昊回忆时说。 在美国的另一个触动就是参观由“创客教父”Mitch Altman创办的Noisebridge创客空间，潘昊被那里的开放、自由、创意四射的氛围和环境深深吸引，回国后与一群深圳本土的创客商议，最终成立了柴火创客空间。“希望有更多的创客在这里把自己的创意变成实物作品，并分享给更多的人。”潘昊说。柴火取“众人拾柴火焰高”之意，算是深圳第一家、中国第二家创客空间，定位为会员制的公益组织，目前拥有会员近1000人，其中活跃会员超过100位，日常运营费用由矽递提供。 “引进并举办Maker Faire，是我们的另一个关键节点。”潘昊说。2012年4月，潘昊向美国O'Reilly出版集团提出申请，想要获得在深圳举办中国首届“Maker Faire”的官方授权。O'Reilly联合创始人之一Dale Dougherty当时毫不犹疑就答应了。每年6月份在深圳举行的Maker Faire，参会人数在3万到5万之间，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创客聚集的年度盛会。 Dale Dougherty还是美国杂志《Make》的创办者。《Make》最先定义了“Maker”，并推动了创客运动的发展。而潘昊对“创客（Maker）”有着自己的理解：“第一，有与众不同的想法；第二，能把与众不同的想法动手实现出来的人。” 如今，在“创客”已经由一个名词变为动词，创客运动逐渐由小众圈内活动变为“公共”活动时，潘昊也更坚定了自己的定位：做为创客服务的创客，“就是Maker for maker。”潘昊说。 矽递坚定一点：绝对不做自己的终端硬件产品，而是做为创客服务的科学创新服务商。“创客在创客空间做出来的作品如果想要产品化，矽递就会提供相应的服务。”潘昊说。矽递会把包括硬件开发公用模板、产品制造、仓储运输在内的产业链节点打造成一个服务包提供给创客，从中赚取利润。矽递有属于自己的工厂，接单量级从1个到1万个不等。“如果超过1万个，我们就会外包给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工厂去做。但创客的订单量级很少有达到1万个的。”潘昊解释说。工厂就在矽递的楼下，有50～60个人负责运营生产，每天可以做超过20种不同的产品，其中个别的制造标准在三级以上，比军用级别还高。 “矽递的角色，就是为软件公司提供硬件服务器的角色，创客的产品相当于服务器上运行的各种应用，矽递能保证各种应用稳定、长久的运行下去。”潘昊说。 创客的成长环境和未来 我们这个行业，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如果对创新企业有所支持，都是在不断寻找下一个创新的想法、创新的产品，和有想法的企业家。创新不仅在中国发生，也应该是全世界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不创新就会被淘汰。互联网正在改变每一个行业，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崛起的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小米、京东，美国也是一样，绝大部分公司在信息科技行业。但创新不仅仅在互联网科技，比如医疗行业，2014年在美国上市的新企业中，医疗企业的数量和互联网企业的数量几乎是一样的。 甚至在传统行业当中，创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比如服装行业，美国有一家公司，有比较长的历史，1981年诞生，但是它在2003年的时候一共只有五家店，今天它的市值是160亿美金，超过很多百年品牌公司的市值。这个例子说明传统行业完全可以做出创新的产品、惊艳的产品，以至于成为一股新崛起的力量。我相信在中国，由于巨大的经济体量，在这些传统行业当中的创新才刚刚开始。 只有市场经济为主导，优秀企业才能脱颖而出，这样才能鼓励企业家投资以技术换取市场空间。监管是必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期待一个宽松而有效的监管环境。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有很多新崛起的现象，包括互联网金融，但是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能够让企业尤其是初创型企业在成长的早期有一段时间不断优化自己的商业模式，通过行业自律规划这个行业，这是非常重要的。证券化非常重要，有证券化，有公司上市，企业家才能实现他的真正价值，也只有证券化，企业家才能有机会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收购和兼并。 创业者、创新者的特征是什么？雷军做了很好的诠释，他在多次演讲中讲到追求卓越和极致。每个企业家做企业的原动力非常重要，利益驱动来自于好奇心和使命感。任何一个企业在开拓一个新业务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巨大的风险。过去十年这些成功企业的背后，都有很多失败的企业，很多资本的浪费，但是这并不阻碍又一批新的企业家抱着愿意投资的心态去发展。 今天我们看电商行业走出来的成功企业，从阿里巴巴、京东商城到唯品会，但是后面确实有很多企业家尝试但是失败了，但这样的经验和教训会为下一次创业提供非常好的基础。 企业家如果追求短期利益，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尤其在创新行业当中，需要耐心，需要很长时间的打磨和积累。 作为创新企业其实有一些和传统企业很不一样的逻辑和规律。大家知道“木桶理论”，在新经济当中，恐怕反“木桶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尤其初创性的企业，只需要在某一个领域做到极致，就可以因这一点而迅速壮大，成为明星企业。如果要求一个早期企业在每一个方面都很强大，往往会扼杀这个企业起步和成长的可能性。早期企业需要的是专注，把你有的亮点尽可能发挥出来。 扁平的组织架构是互联网行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今天腾讯的成功不仅仅是过去QQ的成功，也是因为最近五六年微信的成功。这就是需要一个企业在规模达到百亿的情况下，能够把创业团队融入到公司内部。如果公司内部没有这样的创业团体，同时公司外部有很多资金支持的小企业，恐怕你很难竞争。所以，公司的组织架构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我们不再讲究很多的条条框框，KPI已经不再是一个合适的考核指标。 今天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创客的团体，但还是应该用更多的力量。首先是资本的力量，过去十年，几乎每一家上市走出来的创业公司后面都是有风险投资和PE的支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资金的支持。比如商业银行的支持，比如战略投资者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拥有一种非常好的创新和文化的意识。 今天中国创业的气氛来自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教育，但是这样的教育环境还是跟欧美很多地区有差距，我们需要强调更多的想象力和个性。我相信未来的十年，我们中国在创新创业中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85后和70后是不一样的，85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的成长是伴随着互联网起来的，今天互联网在整个产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有更好的基础，比我们前一辈的企业家做出更好的成绩。同样，我们也看到，中国在非互联网的创业当中，也有很多新的爆发点。 今天我们谈论更多的是BAT、小米、京东，但是我相信五年十年以后，像华大基因、贝达药业这样的企业也会成为中国的骄傲。 资料来源： 《IT经理世界》2015.6 赵艳秋 王众 赵建凯 《企业家日报》2015.3.16、4.16 徐寿松 何欣荣 叶健 周琳 赵东辉 叶前 陈舒扬 周程程 《管理学家》2015.2 沈南鹏标签：创客论文; 创业论文; 服务创新论文; 创新创业论文; 众创空间论文; 创意产品论文; 创新论文; 车库咖啡论文; 风投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