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文化与中国女性、中国文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人论文,文化与论文,桃花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桃花，作为一种自然物，本来不具有“文化”的涵义。但是，桃花以它俏丽的色彩、缤纷的落英触动了中国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被渗透，融汇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因素，并且作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信息载体，世世代代承袭相传，于是，如同中国的“梅文化”、“菊文化”一样，“桃花”也成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和心理深层的积淀物，形成了中国的“桃花文化”。中国的桃花文化，又是中国女性、中国文人的文化。
一、中国的“桃花文化”
中国的“桃花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先秦的《诗经·周南》中，就有一首关于桃花的诗。“桃之夭夭”，描写茂盛、火红的桃花，并用桃花来比喻年轻美貌的女子。春秋时代，息国的国君夫人息妫容貌美丽，被人称作“桃花夫人”。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用灿烂的桃花作背景，构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桃花源”世界。唐代的孟綮在《本事诗·情感》中记载了一个美丽动人而感伤的桃花与少女的故事“崔护京都郊游，邂逅一少女，次年再访，人去桃花在，崔护感伤不已。题诗慨叹。他那首“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也成为千古名篇。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把血染的“桃花”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同南明王朝的衰亡交织融为一剧，哀婉悲愤，成为中国著名的古典悲剧。《红楼梦》有一个十分凄惨的黛玉葬桃花的情节，而且，曹雪芹的满腔的血与泪，为悲剧女主人公黛玉创作了两首关于桃花的长诗——《葬花辞》和歌行体的《桃花行》。三十年代，现代的中国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桃花江是个美人窝》。八十年代，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红了大江南北。1994年，北京市一位园林工程师兼作曲家写的《醉在桃花里》被选为“金曲”，倍受听众欢迎。当代作家映泉有专写“桃花湾”文子命运的系列小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是作者“隐居”在一个叫“桃曲坡”的水库写成的。他在“后记”中说：“水库地名人叫桃曲坡，‘曲’有‘文’的含义，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这桃便更好了。”
在中国，“桃花文化”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主要表现在：
1.在古代诗文中，写春景、写女子，大都离不开桃花的点缀、渲染和比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和《唐宋词鉴赏辞典》，收入523位诗词家具有代表性的2623首诗词，开卷触目，多是“桃花”点点。民间吉祥喜庆活动，特别是恋爱、婚姻这类人生喜庆之事，有“尚红”的习俗，如相思之红豆、牵姻缘之红线、作媒之红娘、题诗之红叶。桃花是红色的，饱含烂漫的春意，便常常被作为比喻、象征来引用，“桃之夭夭”，即指桃花之艳，更喻女性之美。
2.“桃花源”作为中国的乌托邦，积淀在我们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中，作为“原型”大量地、反复地显现在古代和当今的诗文中。直至当代作家莫应丰逝世前的一部长篇小说还叫做《桃源梦》。毛泽东诗词则反其意“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的诗句脍炙人口。
3.以“桃花”（不含桃树和桃实）为词根组成了大量的“桃花族”词汇。很多文人学士以 “桃花”为别名。如唐寅别名“桃花庵”，蒋元龙叫“桃花亭”，陈言党称“桃痴”，唐芸洲号“桃花馆主人”。很多地名冠以“桃花”二字。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中国以“桃花”为地名的知名地方就有74处。除世人皆知的“桃花源”外，还有桃花洞、桃花堡、桃花坞、桃花岛、桃花坪、桃花镇、桃花泉、桃花官庄等一大批实实在在的地名。很多事物以“桃花”命名，或取桃花的比喻义和象征义，或根据桃花的花期和名人诗文典故命名。如：桃花运、桃花水、桃花汛、桃花浪、桃花酒、桃花行、桃花米、桃花粥、桃花菊、桃花盐、桃花纸、桃花粉、桃花潭、面若桃花、人面桃花等，它们都是被著名的辞典列为条文的。
4.观桃花是“踏青”这一民俗的重要内容。早春二月，人们踩着踏青的脚步，采撷归来的，多是几枝早开的桃花。我国由历史沿袭形成众多的桃花观赏景点。据《经济参考报》载，公认的有十大观赏景点，它们是：湖南桃花源、上海龙华、上海南汇、杭州西湖、广州石马、成都龙泉、江西庐山、北京西山、兰州安宁。桃花源尤其蜚声中外。所在地湖南常德市的人民政府举办一年一度的桃花文化节，把观赏桃花与文化交流、经济协作结合起来，为“桃花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5.我国有许多与桃花、桃树、桃实有关的文化现象。古代有“桃都山”的神话，传说桃都山有一巨大的桃树叫“桃都”，上有天鸡，天鸡一叫，天下的雄鸡也跟着叫。在中国神话中，仙桃又是长寿的象征，中国有一种很受老百姓喜爱的年画就是寿星老人手捧仙桃。神话中的王母娘娘有“蟠桃宴”。桃树开花结实，人们用它来比喻女子宜时出嫁生子，故老百姓的婚嫁喜事，常取《诗经》“桃之夭夭，有贲有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中的后两句作为喜联贴在大门旁边。桃树可家植于屋前舍后，更多的是漫山遍野野生，分布面极广，人们又用“桃李满天下”比喻老师的学生之多。再者，古代迷信，以为鬼畏桃树，于是就削桃木为人形，立于户侧，或刻桃木为印挂于门户，或制桃木剑，皆用以驱鬼避邪。但上述种种已经不完全是我们所说的“桃花文化”的主旨。
虽然中国的桃花文化如此历史悠久又非常普遍，但是，它作为以花卉为象征物的文化，又是一种很独特的花卉文化现象。中国文化中的桃花，从来未取得文化中的梅花、菊花、兰花、荷花等花卉一样的地位。不难发现，在现实中，谁如果被揶揄为“交了桃花运”，则如同文坛中人被指为“蝴蝶鸳鸯派”一样，唯恐避之不及。也有例外，广州花市期间，人们常常喜欢买上一束新鲜的桃花馈赠亲友。但取的是“桃花运”中“运”字的吉利，送花人所寄托的和受花人所接受的“运”，指的是财运和福运。“桃花运”的本义是不公开不名正言顺授予的爱。那么，中国桃花文化为何如此独特呢？
二、桃花文化，中国文人的文化
“桃花文化”的独特性，反映了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入世”与“出世”观、女性文化观。
人类诞生于大自然，与大自然永远有一根剪不断的脐带。但中国与西方国家因人文背景、社会都市化进程等不同，在自然观上，在文学作品对大自然的再现与表现上有明显的差异。中国早在周秦汉就有了格式化的、修辞华丽的自然描写，如诗歌中必有的“比兴”。到了六朝，便有了自然意识的发展，体现在文字、绘画、园林艺术中，把风景看成独立的部分，有意识地探求、把握它的美。大自然最美的季节是万物复生、欣欣向荣的春天，中国文人对春天倾注了十分炽热的情感，“咏春”的诗文特别发达。而春天又美在桃花盛开的时节——诚然，如果仅以客观而言，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暮春或夏天景色更美，但是，“一切景语皆情语”，唯有漫山遍野盛开的桃花，才在自然界和文人心中，画出了一道与万木凋零的冬季全然有别的风景线。于是，自我们所能见到的《诗经》始，铺陈春景，不能不写桃花。如刘禹锡的“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韦庄的“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等。永恒的自然界，冲动着中国文人的生命情调和美感。与西方的自然观和生命悲剧意识不同，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全体都弥漫着生命，这种盎然生意化为创作冲动向前推动。如同著名的“异质同构”论所揭示的道理那样，中国文人把自然界的桃花作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本质力量和自己情感意识的对应物加以抒写。“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是刘禹锡对自然美以及更伟大的劳动美、创造力美的咏叹，“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是李贺对永恒的自然界、永恒生命的向往。然而，春天毕竟是不能常驻的，生命也不会永恒，中国就有一种特别感伤的“惜春”诗。《红楼梦》中的四姊妹分别叫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也足以反映中国文人这一心态。桃花开得早，落得快，就常常成为文人感伤人生短暂的载体。李贺的“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就是这样的景情交融的凌然之美的感伤佳句。
“儒与庄禅互补”的文化精神渗透在桃花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文人两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文化心理。一方面，他们要身体力行，去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不断击碎他们的理想之梦，于是造成了他们的失落心理，他们只好“穷则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回归田园，在庄禅的境界中求得精神上的休憩和解脱。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他自己，也为与他一样的失意文人创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桃花源，背景因了桃花而灿烂至极，那里的人间是“小国寡民”，鸡犬桑麻有序，没有王税催科，唯有一片桃花流水。道家的“天人合一”，庄子的美感哲学，中国的乐感文化的心理，都在“桃花源”得到了具体的演绎和显现。尔后，中国文人有多少桃源梦！李白一生命运坎坷，便大呼“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张岱在他的散文《桃花历序》中，为没有历法，“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叫好：“非以历历桃源，乃以桃源历历也。”在文人的笔下，家园也是桃花源：“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特别是那位浪迹天涯的唐伯虎，以桃花寄托他的愤世嫉俗：“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是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花，又摘桃花换酒饯。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使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哭他人看不穿；不见王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唐伯虎《桃花庵歌》）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唐伯虎这首诗里，不仅渗透着浓厚的道家文化意识，也有禅宗“空”的意识，更有中国平民的贫贱观。陶渊明之后，王维等人为“桃花文化”注入了禅宗哲学观念的内涵。王维的诗比陶渊明更加超脱虚空，他所写的“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论”等诗句，连陶渊明的那点“桑麻”之事也都丢掉了，完全超脱世俗而成为一种抽象性很强的意境，就像是诗人的心灵在大自然中所幻化出来的结果一样。而唐伯虎，继王维之后，在“桃花文化”中注入了平民的贫贱观、生活观。至此，中国的桃花文化，又得到了一次更宽泛的辐射。
桃花源作为一个“理想世界”，作为中国文人的精神栖息之所，世世代代吸引着文人学士，形成了他们的“桃花源情结”。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桃花源之不可寻，杜甫在诗中说：“多垒满山谷，桃源何处求？”张旭问桃源：“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王之焕诗曰：“莫听声声去催棹，桃溪浅处不胜舟。”但是，他们偏要不可寻而寻之。“桃花洞里举家去，此别相思复几春？”（吴融）他们寻找桃花源，几乎与屈原的“天问”一样，上升为一种探索宇宙、社会和人生哲学的思维和运作模式。后代的中国文人也难以排遣这样的文化心理。沈从文的“边城”何不是他心境里的一处“桃花源”？杨沫在她的《青春之歌》中写道：“在这儿，在这世外桃源的仙境中，有了人世喧嚣`的声音。”她从反面表露对世外桃源的依恋。而如今的中国武陵源旅游区吸引了那么多的中外游客。人们难道就没有“觅桃源”的心理因素吗？
三、桃花文化，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体现
文化中的许多花卉地位都高于桃花，比如：梅花与松、竹被合称为“岁寒三友”；牡丹被誉为“花王”：“直饶妖牡丹，须让花中王。”（韩琦）“牡丹最贵难春脱”（杜甫）；菊花傲霜而立，司空图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来比喻一种淡远雅洁的诗歌风格，实际却是知识分子清高孤傲不屈人格的写照，连那位写出了《桃花源记》的陶渊明，最喜爱的也不是桃花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菊花；荷花历来被喻为“出污泥而不染”的真君子；屈原的诗中，兰花是他品格的象征，“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桂花则被请进了月宫，“吴刚捧出桂花酒”。此外，在世俗的种种“花语”一类的书籍中，除上述花卉外，其他诸多花卉也被赋以进入男性文化殿堂的比喻象征义。例如：玫瑰──热烈的爱情，白丁香──纯洁，秋海棠──诚挚的友谊，水仙──凌波仙子，石榴花──喜悦、儿孙满堂。在我们评选城市“市花”的活动中，桃花是孤独的落选者。中国文人、画家有专以某种花卉为题材的作品，但鲜有钟情于桃花者──并非中国的诗画中没有桃花，但是桃花一直只作为诗歌的比兴物，作为女性的喻体，作为点缀或渲染春色的事物出现。桃花更难达到梅花那样的“祟高”地位，难以像梅花一样，有梅诗、梅词、梅文、梅画、梅歌、梅盆景、梅乐曲、梅戏等层出不穷的“系列产品”。
这因为，桃花永远只是女性的喻体。
中国古代女性的命运是不幸的。中国神话中那位再造人类的女娲本也是女性。却大意到创造了男人之后，才想到这个世界还需要女人。但她却又只从男人的肋骨中取出一根来创造女人——女子的地位多么轻微！中国文化的先哲孔子、孟子。也从来就不掩饰他们对女性的轻蔑态度。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统治下，男人笔下的“桃花”中，又怎能不流露出男人对女性偏见的痕迹？女人是祸水——在《左传》的记载中，息国的国君夫人（桃花夫人）因为太美的缘故，导致了息国被楚图灭掉，桃花夫人被掳去楚王深宫。红颜又误国——“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愁”，是韦庄对君王为了女人而不分昼夜、不如春秋、不理朝政的讥讽。对于男人的专制，女性有恨、有反抗。桃花夫人被掳进楚宫后，直至生下两个儿子，她还是几年不愿开口说话，用这种消极方式无声地反抗。但是，文化又用另一种方式来禁锢女性。当楚王问桃花夫人为何几年不语时，桃花夫人说：“吾一妇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后人把这作为彰扬女人“贞节”的典范。唐人还修建了一座“桃花夫人庙”──象众多的烈女祠、贞节坊一样，几千年来中国女性被男人织的网和自己织的网完完全全罩往了身心。此外，在封建文化时代，女子不应当有“才”，不应当有“事业”，社会规定她们只能为“情”而生死，为男人而生活。她们不能参加改造社会的实践，于是只有在狭窄的闺阁里“怨”，“梳妆罢，独倚望江搂。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这是一首典型的闺怨诗。有的女子更因绝望而看破红尘，《红楼梦》中的惜春姑娘是代表，她在那首《虚花悟》中吟道：“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又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捱过？”惜春从她三个姐姐的遭遇中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在一片桃花落英中，她心中的青春火焰也熄灭了，产生了出家的念头。
四、桃花、女性——中国失意文人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的失意文人，除了寄情山水，寄情田园，寄情于虚幻的桃花源外，他们还把女性作为精神寄托。尽管他们在关于桃花与女性的诗文中，不无轻视女性、蔑视女性偏见的流露，但是，他们对女性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与追求，其原因在于：其一，桃花和面若桃花的女性都是美的，追求美是人的天性，且看周邦彦的词：“想东阁，桃李自春，小唇秀靥今在否？”表现了对故乡桃花和一位少女的绵绵思念之情。崔护再访少女不得，伤感地题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其二，男人在社会，女子在家园。男人的社会充满着争斗、风险和龌龊，女性的世界却洋溢着和谐、温馨和爱抚。于是失意的男人认为男人是混浊的泥，女子是清澈的水。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曹雪芹、蒲松龄呕心沥血，刻画了那么多美丽而纯洁的女性。其三，失意文人与不幸女性“同是天涯沦落人”，在相同命运的情绪冲动下，失意文人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写女性。“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是刘希夷对一位洛阳女子感伤红颜易衰、人生短促心境的抒写。“自是桃李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是王建对连“桃李结子”的基本人生人性权利都没有的宫女的同情。在他们的笔下，仙女也有离愁别恨：“柳色披彩金镂凤。纤纤轻拈红豆弄。翠娥双敛正含情，桃花洞，瑶台梦，一片春愁谁与共。”（和凝）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失意文人是在女性世界来寻梦的，他们便一时抛弃了身在男人世界时的许多偏见。比如对风尘女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把歌妓李香君对爱情的态度写得何等坚贞。李香君为拒田仰夺婚，宁死不屈，以头撞地，竟血溅扇面，染成桃花。当她所爱恋的侯方域在政治斗争中失节动摇时，她又是那样义正辞严地责备侯。蔡锷将军在给小凤仙的赠联中，对这样的女性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信美人终薄命，古来侠女出风尘。”蔡锷不幸英年病逝，小凤仙写下了一幅“桃花”挽联：“万里南天鹏翼，君正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廿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已，桃花颜色亦千秋。”这幅挽联，表现了沦落风尘的小凤仙，因得到了蔡锷这样的知己英雄而欣慰。“桃花颜色亦千秋”，是中国古代不幸女性希望实现自已人生价值的呼声！
“桃花文化”最悲惨的一幕，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红楼梦》。在《红楼梦》那么多树林花草和人物情节的描写中，曹雪芹独为黛玉安排了葬桃花的情节，一位命运最悲惨的女性和一种命运最不幸的花木被独具匠心的安排在一起。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为女性创作了那么多的诗词，而其中关于“桃花”的《葬花词》和《桃花行》两首长诗，最是他心血的滴注。孤独伤感、软弱无力的黛玉，暗向东风抽泣，她偷偷地傍桃林而立，面对万株桃花、一片春色。只能“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她已经预知在贾府，与宝玉的爱情只能是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里煎熬。她掩葬了桃花的残花落瓣，为桃花也为自己堆起了一座芳家。她泣泪吟着“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诗句，未待自己的青春消逝就与桃花一同魂归黄泉。
桃花文化，中国不幸女性的文化，中国沦落文人的文化。当我们审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时，又怎能不喟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中女性们悲惨的命运！又怎能不为中国失意文人那苍白无力的呼声掬一腔同情的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