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及其运作中的变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中共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八大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战略的概念，但它却从战略这一大视角对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发展手段、发展进程、整体布局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勾画出了共和国的社会发展蓝图。在今天看来，中共八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社会发展战略应该说是符合国情特点的，是颇具正确性的。然而这一战略决策却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实施，不久就发生了改变。
一、“八大”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
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社会性质变换的时代交错点上召开的，它一方面需要总结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同时又要提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它在内涵方面所承纳的这种交替性特点，就决定了它必须在总结前此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正是在这种使命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
八大所涉及到的有关社会发展的内容虽然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它涉猎了有关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就其要者而言则可概括为以下诸点：
（一）战略目标：走向发达的工业国
八大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历史状况所作的动态分析是正确的，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表明，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基本得到确立，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基本上结束了，今后党和国家生活的主题就是搞建设。这是因为，随着建国以来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各个方面不断展开，认识水平日渐深化。这种认识水平深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准确把握，即准确地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认识社会矛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这正如薄一波在总结我党以往的工作经验时所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不断分析社会矛盾，并全力捉住主要的社会矛盾，把自己工作的着重点摆在解决主要社会矛盾上；主要社会矛盾转变了，工作的着重点也跟着转变，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和建设不断夺取胜利的一大诀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49页。 ）按照当时的客观形势与我党的“传统工作方法”和“诀窍”，全党和全国人民就必须集中力量搞建设。
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怎样去建构未来的战略蓝图呢？党在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即在一穷二白的基点上分两步实现我们的远景战略目标。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的时间，“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使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显著优势，使机器制造工业和冶金工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4—525页。）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第123页。）。第二步，用几十年的时间，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这种发达的工业强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3页。）这就是八大期间，党确定的我国社会发展的远景战略目标。
（二）战略方针：积极稳妥稳步前进
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八大之前党内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一部分同志主张根据条件和可能“适当发展”，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领导人则主张采取“多快好省”的方针，并对“按常规走路”（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522页。）的所谓“保守路线”进行了批判。由于批判右倾保守，从而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因而致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态不佳，比例失调严重，对此若不加以克服，必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状况，周恩来、陈云等人经过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问题的探索与分析，提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方针。刘少奇同意周、陈等人的意见，并强调在反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反对冒进倾向。毛泽东虽然对反冒进在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这样，八大在发展方针上就达成了共识：即“如果对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生产力有可能高速发展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脱离当前经济、财政和技术力量的限制，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党的任务， 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积极、稳妥而又不会出现“保守”和“冒进”呢？八大对此也是作了考虑的，并从三个方面作了明确限定。
第一，要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相兼顾。社会主义建设要做到积极稳妥地发展，首先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8页。）。对此薄一波在八大的发言中认为， “合理地解决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是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可靠的物质保证”。处理好这一关系，既有利于国家建设，也有利于人民生活。“如果人民的消费水平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阻滞，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就将受到不利的影响。回过头来，还是要降低积累水平和工业建设的速度的。”（注：《薄一波同志的发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3页。）相反，消费如果超前， 就会延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为使经济建设事业循序渐进地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二者的相互关系，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与不好，要用国家经济生活是否协调和人民生活是否得到改善这两个尺度来检验。（注：《薄一波同志的发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9页。）
第二，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周恩来曾提出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的思想。陈云进而又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能不能做到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注：《陈云文选》（1956—1985）第44页。）检验建设规模是否超过国力的水平可以用五条标准来衡量：一是财政收支和银行贷款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二是物资要合理分配，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三是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必须瞻前顾后；五是确保农业、轻工业和为它们服务的重工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使之不致影响经济建设规模。
第三，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发展状态的指示器，合理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1955年国家在编制年度计划时，由于前两年农业欠收，因而把建设速度和基建指标定得低了些，结果不但在财政上出现了过度的结余，并且在重要的建材方面也出现了一时的“虚假的过剩现象”（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相反，1956年，由于上年农业丰收， 因而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定得高了些，这又促使某些部门出现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各种建材也出现了“严重不足的现象”，以致于“国民经济各方面都相当紧张”（注：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 年9月16日。）。八大正是总结这些经验，才明确提出合理地确定发展速度的观点，并且还强调指出，“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因素，不要裹足不前（注：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 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进而达到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稳妥运行的目的。
（三）战略布局：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
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决不应该是片面的发展战略，它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关照到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的状况，否则就难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一方面强调注重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对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关怀。
第一，确定经济目标，协调经济关系，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二五计划建议”明确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计划195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预计增长60%以上，要求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产值比1957年计划增长一倍左右，农业产值比1957年计划增长35%左右，（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4页。 ）大约用三个五年左右的时间在某些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为完成上述经济目标，八大强调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以此来建立我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的基础，并为完成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创造条件。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实现。因而“二五计划建议”一方面强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相互协调”，另一方面还强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应该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地加速发展轻工业的建设，以适应广大人民对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6页。）。 在这里，既注意到了农轻重生产的内部协调问题，同时也兼顾到了生产与生活的协调问题，它既是毛泽东以农轻重为序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协调发展思想的萌发。这样的思想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
第二，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便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的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正如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所指出的：“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意义。”（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1956年9月27日。）
为解决好这一事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八大主要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一是确定了正确的理论原则和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对此，刘少奇曾尖锐地指出：“对矛盾的性质认识不清楚，矛盾的性质定错了，在处理方针上就要犯错误；方针错了，那在一系列的具体办法上都要犯错误。 ”（注：《刘少奇选集》下卷， 第301页。）所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方针作指导。 对此八大是作出了明确规定的。如在党内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物质利益关系上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兼顾的方针。（注：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9月15日。 ）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和方针的确立，就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二是加强民主监督制，促进国家政治生活科学化。早在八大之前，周恩来就曾指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7页。）。 八大明确提出为克服官僚主义而加强监督的问题。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四个方面加强监督：（1）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2）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3 ）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4 ）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以此来达到“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周恩来认为，还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内实行辩论制度，“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来。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这是我党力图通过克服官僚主义，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初步尝试。
三是加强法制建设，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完备的法制和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不能不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为此，八大的政治报告着重强调了法制建设问题，指出：“为了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这是因为，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创造一个宽松稳定的以民主法制为其保障条件的社会环境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所以，八大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昭示，要求“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以干涉”（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这是通过法制建设来营造民主政治之社会气氛的基本举措。
第三，发展教育和科学，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任何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其背后都有较发达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支撑，否则其发展就难以持久，更难以驶入良性化的轨道。八大对教科文事业是较为重视的。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讲到关于文化教育的内容时，开篇就说：“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将经济文化事业并提。（注：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的第四部分的提法是：“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八大给予教科文事业的位置。八大强调加强教科文事业的发展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它对于教科文事业的任务所作的超前性安排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如对科学事业的要求是在二五计划期间内，要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武装工业，“以保证我国的工业推进到现代化技术的轨道上”，并需要12年内在一些重大科学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完成社会发展的科学储备；对于教育事业的要求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教育方式，“努力扫除文盲，保证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并要求五年内高等学校毕业生达到“50万人左右”，比1957年计划大约增加一倍左右，以此来满足国家对建设人才的需要；对于文化事业的要求是，“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丰富的文化生活的需要。
（四）主要任务：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大国里，要想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伟大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应该说是必然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所以，八大才反复强调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并力图多方努力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注重发展科技生产力。八大在提高生产力问题上，比较强调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认为各个生产部门都应加强技术改造，尤其是首先加强对重工业的技术改造，以“迅速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对于“某些使用劳动力特别多的部门，应该在重要作业、重点工程和必须采用机械施工的工程方面逐步实现机械化，并逐步提高机械化的进程；其他部分，应该继续利用我国劳动力的巨大潜力”（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53页。）。这就是说，八大既重视提高生产力中的技术成分，同时也注意对劳动力自身潜力的发挥。
其次，注重改进和加强管理。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五”计划期间，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以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管理为中心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建立之初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日益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显露，于是党的八大便提出改进管理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的更活泼。”刘少奇认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这样才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增加市场手段。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曾实行过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形式僵硬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方式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生产的发展。因此，一些党的领导人便开始考虑如何改变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加强市场调节的问题。陈云在八大的发言中强调的就是加强市场调节。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在工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全体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注：《陈云同志的发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336页。）并认为， 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出现的将“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而“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注：石青胜：《论五十年代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与急于过渡》，《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也就是说这种市场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陈云关于加强市场调节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八大文献中是得到了明确反映的。
总之，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其内涵所及是较全面的，其理论思考也是较深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它是达到了较高水准的。它的全面贯彻执行虽然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其社会效应是明显的。据石青胜研究证实，“195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1956年。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6.5%，其中农业5%，工业28.1%；1957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9%，其中农业3.6%，工业11.5%。但从经济效果看，1957年的国民收入总额是908亿元，高于1956年的882亿元，并由于支出压缩，收支平衡还有结余，归还了上年透支的6亿元， 消灭了赤字。当年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兼顾生活，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注：石青胜：《论五十年代超高速经济发展战略与急于过渡》，《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另据谢立中利用社会产出指标体系对我国1952—1990年的社会发展态势测评发现，1957年属于建国以来社会发展势头最好的年份之一。（注：谢立中：《1952—1990年我国发展的基本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2 期。）这两份研究资料都说明，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是符合实际的。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一社会发展战略仅仅执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以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和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否定为标志，便逐渐“变轨”而被束之高阁了。
二、八大的社会发展战略变为赶超实践的原因
八大的发展战略思想在实践中被放弃，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而是有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八大的战略决策在当时并未“真正”成为全党的共识。在这种认识状态下，再加上遵从长官意志的传统服从心理的作用，就使得毛泽东的主张得以贯彻
中共八大是在社会形势迅猛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在复杂社会现实面前，人们因其深入社会实践程度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认识水平。有的人认识较为深刻、正确，有的人认识则较为肤浅、片面。从毛泽东的思想状况中，可以看出他对八大的各项方针有保留迹象。1955年7 月，毛泽东曾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坚持稳步发展方针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6年6月，根据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方针， 在周恩来主持下，为《人民日报》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查，毛泽东批示：“不看”。后来，毛泽东曾谈到，那篇社论是针对我的，骂我的东西为什么要看？ 1956 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改变了调子，重提“促退委员会”，强调“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从这一系列思想轨迹来看，毛泽东对八大的方针始终是存有异议的。毛泽东在思想当中对八大的保留成份，是后来八大路线“变易”的主导因素。
从刘少奇等人的思想当中，也可以看到思想认识不彻底的影子。如在八大期间依然强调要努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高涨”（注：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9月15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 就“有可能高速度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注：李富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1957年12月7日在全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如果忽视高速度地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可能性，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错误的；认为对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这些思想认识， 与八大的主格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十分合拍。这些认识在许多人的思想上都有所表现，它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认识上的盲目性、不平衡性，这是后来八大路线发生改变的主要土壤。正是由于一些人没有能够真正从思想深层解决问题，所以当毛泽东对八大的战略决策提出批评时，也就遵从了毛泽东的意见而改变了主张。遵从长官意志的传统服从心理，是毛泽东得以扭动八大路线的社会心理因素。
（二）从主观目的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这种实践方法的程序倒置使理论在实践中变了型
一个正确的理论能否发挥出伟大的社会作用，关键还要看实践方法是否科学得当。正确的实践方法能使理论很好地与实践结合，相反，错误的实践方法能导致正确的理论走向异端。后来八大战略决策的“变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实践方法的因素所致。
在八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方法往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加主观臆断来制定目标，再从目标出发来确定计划，依照计划规定发展指标。从以超英赶美为主要内容的赶超战略来看，就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实践的。首先确定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然后再确定超英赶美的计划，最后根据计划来确定具体指标。另外，与这种急切赶超目标相适应，中央在编制赶超计划时，还错误地采用两本帐的做法，即中央两本帐，地方两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中央这本期成的不公布的第二本帐交给地方，作为地方必成的计划，然后地方编制一个第二本帐，作为地方期成的计划。这样，就分别形成了中央的两本帐和地方的两本帐。这种两本帐方法的提出，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期成”目标的产生，这种“期成”目标就是高指标的“入口”。对于这一点，薄一波曾作了这样的推断，他说：“我这个建议（中央两本帐——笔者）是个失误，因为两本帐或三本帐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帐，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帐，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帐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帐的方法，层层拔高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82页。）通过先确定过高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赶超目标，回过头来再编制赶超计划，这种先确定长期目标，再倒过来推算并编制近期目标和当前目标的做法，就必然是随着“高目标”的确定而出现高速度的计划和方针，那种“积极稳妥”方针由于不适应这种高目标的要求必然被取代。
（三）制定了理论原则却未依照理论原则办事，导致了对客观形势判断上的错误，从而促成战略决策的变轨
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地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1957年初毛泽东又进而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该说八大和“正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是正确而又深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正确的理论原则只能起到为实践导航的作用，并不具有强制实践者依照执行的力量，而要将其很好地赴诸实施，必须得有实践者行动方面的高度自觉性，否则就难以使理论很好地与实践结合起来。八大以后我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所出现的偏差，就是这种理论与实践“错位”而酿成的苦果。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1956年以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相继发生了波、匈事件，并随之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世界性反共浪潮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如何我们姑且不论，就波、匈事件而言，虽然有阶级斗争没能处理好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并不是阶级斗争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搞好的原因。而毛泽东等人却片面地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的原因造成的。1957年中共开始开门整风。在开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起进攻。这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这种阶级斗争并没有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如果处理方法得当并不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而毛泽东等人并不这样看，却认为阶级斗争不能缓和，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对人民群众以大量的不乏尖锐之词的善意批评，也不能认真地加以区分，是非混淆，于是便产生了“黑云压城”的错误估计。由于不能依照正确理论原则来科学处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结果在“左”倾错误路线上越滑越远，以致使八大制定的本来是正确的社会发展战略无法付诸实践，甚而最终导致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延误了二十年。这次“变轨易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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