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第一次转变的开端——重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世界观论文,开端论文,尔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409(2006)12-0015-06
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经过费尔巴哈，最后形成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变。一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到一般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到一般社会主义；二是从一般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转到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如何看待这两次转变的关系？二者是截然有别，甚至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还是相互衔接，有机统一？费尔巴哈在其中的作用如何？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还是费尔巴哈的作用无足轻重，马克思是“通过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自觉地踏上历史唯物主义道路的”？另外，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关系如何？能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科学概括？为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重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是很有必要的。
《批判》是马克思于1843年3月到9月底在克罗茨纳赫写下的一部篇幅巨大的未完成的手稿。该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阐述国家问题的部分作了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其中对第257至260节的批判部分散失了。现存手稿从261节开始至313节中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标题是1927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首次发表时加上的。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动因
1843年夏天以前，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奉者。《批判》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实现哲学世界观第一次转变的开始。
青年马克思走上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道路，决不是内心激动的产物，也不是纯粹理性推演的结果，而是如《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法国学者奥古斯特·科尔纽所说的：“到1848年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是由他们要评说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决定的”。[1] (P249)
科尔纽的这一概括是切合实际的。对于为什么要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说明。
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解释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2] (P31、32)。
引起马克思“苦恼”的所谓“难事”，是指《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与自己头脑中黑格尔理性信仰的矛盾。
在黑格尔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起支配作用的是精神力量，即黑格尔所谓的世界观念。因此，国家、法律都应受理性规律的支配。但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看到，莱茵省议会的立法过程不是如此，在整个立法过程中，是土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的利益占了上风。立法者根本不是从理性出发去立法，而是从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出发去立法。在这过程中，理性显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这一矛盾的发生，对青年马克思原先的哲学信仰的冲击是巨大的。然而要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哲学这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决非易事，特别是当它已成为支配他思想的基本信念时，要与之决裂，就更为困难。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3] (P134)很显然，《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找到打开黑格尔哲学枷锁的钥匙。
为了弄清使自己苦恼的问题，马克思于1843年3月退出了《莱茵报》编辑部，并由此开始了创立自己新哲学的探索历程。《批判》就是这种探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前提
《批判》的写作是得益于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是得益于马克思自己的独立探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认识。这个问题只有放到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第一次转变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才能获得正确说明。
费尔巴哈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早在1839年8月30日至9月9日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就标志着他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公开的、彻底的决裂。随后，他于1841年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特别是1843年2月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更加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
《纲要》写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4] (P115)因此，“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4] (P102)
费尔巴哈的这一唯物主义颠倒方法对马克思写作《批判》是否发生过影响呢？应该说，这是毫无疑义的。
1843年2月，费尔巴哈的《纲要》一发表，马克思就读到了它。这可以从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致卢格的信得到证明。在信中马克思对《纲要》作了如下评价：“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有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5] (P442～443)
从信的上述内容不难断定：(1)马克思对《纲要》中的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包括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是肯定的。这从马克思谨慎地使用着与费尔巴哈分歧的限制词——“只有一点”可以看出。另外，就是对于这“一点”分歧，马克思也用为费尔巴哈辩护的口吻作了说明。(2)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缺陷，即他没有像关注人的自然方面那样去关注人的政治方面。(3)确立了自己哲学的研究方向：致力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去建立自然和政治的联盟。《批判》的写作，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上述三点认识的具体贯彻和最初体现。因此，不能排除《纲要》所阐述的颠倒方法对《批判》写作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批判》的有关内容得到直接的证明。《批判》在论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时写道：“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6] (P40)那么是谁把宗教意识中神和人的关系颠倒过来的呢？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说明。但在写作《批判》的过程中，即马克思于1843年9月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3] (P418)
由上可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确实是以费尔巴哈为榜样，运用其所创造的颠倒方法，在费尔巴哈所没有涉足的一个全新的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向黑格尔唯心主义发起了挑战。
但是在承认费尔巴哈影响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片面，即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中把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运用于社会领域，只是一种哲学的推导、形式的类比。这种认识是不妥的。
事实上，把颠倒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是以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通过独立探索所获得的思想成果为基础的。颠倒方法的革命意义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确认的。不然，是难以想象的。
“克罗茨纳赫笔记”写于1843年7～10月。直接可以确定的内容有5册，共有255页。主要是马克思以法国大革命为主线的历史学摘要资料。焦点是国家、法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在“笔记”中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的研究，马克思初步形成了如下的观念。(1)国家的现实存在决定国家的观念。“笔记”写道：“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神学。”(2)所有制决定国家和法。马克思发现在上古史中，“土地所有制总是德国制度的基础”。同时，他注意到“英国的代议制建立在地产的基础上。地产的巩固是立宪君主制的基础。”另外，马克思还意识到资产阶级“议会的成员不是人民的代表，大部分是他们自己利益的代表。”[7] (P148～151)
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写作所获得的上述思想成果，和以此为基础对费尔巴哈颠倒方法的确认，是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前提。
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成果
(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确立
1843年夏天以前，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一些新论断，但马克思当时还未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正是通过《批判》的写作，说明他已经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初步确立起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立场。
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绝对观念发展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是绝对观念“正、反、合”发展的三个阶段。精神哲学又经历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其中，客观精神的发展又分为三个阶段：抽象法、道德、伦理。在伦理阶段，黑格尔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国家学说。他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8] (P253)作为普遍理念的国家先于家庭和市民社会，而作为“有限理论要素”的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化出来，又是作为过渡环节，使国家返回到自身的工具。
针对黑格尔这种“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马克思批判说：“理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理念的内在想象活动。”[6] (P10)马克思进而指出：不仅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唯心主义的，而且他整个哲学世界观也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说：“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变成谓语。”[6] (P14)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且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马克思认为：“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6] (P18、19)
不难看出，马克思在《批判》中已经形成了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具体说来有三：第一，现实是主体，观念是谓语，必须把被黑格尔弄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第二，现实事物依靠自身而发展，其发展的根据不是在抽象的思想，相反，只能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第三，如果从抽象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那末只能走向神秘主义。
(二)新矛盾观的初步形成
在《批判》中，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开始，并且强调这种对立。”[6] (P69～70)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中必然出现等级差别以及各等级的对立和冲突；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也是一种矛盾；君主、行政、立法、等级等，彼此也处在相互矛盾之中。但是如何解决矛盾以达于统一呢？黑格尔不是着眼于现实矛盾的分析和解决，而总是把现实的矛盾，任意地变成理念中的矛盾，把矛盾对立双方说成是逻辑理念发展中的具体环节，并按照“目的论”原则，将矛盾双方最终融合于理念之中。对此，马克思指出，矛盾是“两极相通”。[6] (P110)既然矛盾是对立的两极，所以矛盾就不能调和，而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使矛盾双方达于统一。矛盾双方之所以能达于统一，也只是因为矛盾是两极相通。然而黑格尔却回避斗争，幻想在观念中实现矛盾双方的抽象统一。马克思说，在这里，“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6] (P114)
马克思进而指出，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黑格尔“把现实对立面的鲜明性以及这些对立面之形成为极端看作必须尽可能加以阻止的事情或有害的事情”。[6] (P111、112)而这又是由黑格尔的保守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因为黑格尔看到了君主、政府与人民之间“包含着敌对反抗的可能性”，“因此，他现在必须构思一种既是‘反抗的不可能性’又是‘和谐一致的现实性’的要素。”[6] (P114、115)这是黑格尔在政治上庸俗性的一面所在，作为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黑格尔哲学一度作为普鲁士官方哲学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这样做，并不是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揭露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的矛盾，而且解释这些矛盾，了解这些矛盾的形成过程和这些矛盾的必然性。这种批判从这些矛盾的本来意义上来把握矛盾。……在于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6] (P114)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表明，他这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从实际出发，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以及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的新矛盾观，并为解决现代国家制度中的矛盾，从哲学上指明了方向。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萌芽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绝对自由自觉的理性的东西，是最初的东西，由它派生出有限的理念要素——家庭和市民社会。因此，黑格尔认为，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中，国家作为整体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针对黑格尔的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 (P11)“这就是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 (P12)
马克思不仅明确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而且在论述政治国家、长子继承权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时，还提出了私有财产支配政治国家的思想。按照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国家代表普遍利益，它统治私有财产，使之服从整体的普遍利益，并以长子继承制为例来证明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马克思指出，长子继承制不能证明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恰恰相反，长子继承制是土地占有制本身的结果，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而且，凡存在长子继承权的地方，总是私有财产支配国家制度。也就是说，“国家制度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6] (P135)并认为：“在中世纪，政治制度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6] (P42～43)在这里，“私有财产支配国家制度”虽然还是一个特殊命题，但是它比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又前进了一步，因为它涉及市民社会的最重要内容——所有制问题。
《批判》中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的提出，对马克思后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有重大意义。它实际是后来形成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理论的雏形。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总结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2] (P32)
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成果，恩格斯也曾作了概括性的阐述。他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9] (P409)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从此，一个唯物地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方向开辟出来了。
(四)人民主权民主制思想的发端
黑格尔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君主立宪制。他主张把人民主权和君主主权结合起来。又主张，君主权是最后决断权，是“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8] (P287)为了抬高王权的地位，黑格尔还把君主神化，认为“君主是天生注定”的，“是通过直接自然的方式，是由于肉体的出生”。[8] (P301)可见，黑格尔不仅主张君主至上论，而且还鼓吹君主世袭制。
马克思从人的活动的角度考察国家，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君主世袭制的所谓证明。马克思指出，国家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而人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6] (P29)在马克思看来，人之成为国家的某种职能的承担者，不是根据他的肉体特性，而只能从他的社会特质去加以说明。因为“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6] (P29)所以，马克思批评黑格尔从君主的出生来证明君主的世袭，这种证明是可笑的，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又指出，国家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这里的人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马克思说：“主权，国家的理想主义，作为人、作为‘主体’而存在，自然是作为许多人、作为许多主体而存在的”。[6] (P32)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主权这个概念本身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因此，黑格尔推崇所谓君主主权与人民主权的结合是“愚蠢”的。[6] (P38)
同反对两种主权论相关联，马克思坚决反对黑格尔关于君权至上的君主立宪制观点，而主张民主制。他指出：“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度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6] (P39)
于是《批判》中提出了建立民主制的主张，但这里的民主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而不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使人民“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社会的尘世存在中却不平等。”[6] (P100)如何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如何使人民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呢？马克思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也是根本的原则，即“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6] (P72)那么这个原则的根据何在呢？在此，马克思不是用一般的人性来说明，而是诉诸于劳动的说明。由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6] (P100～101)这里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表明：这时马克思已经初步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如何实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呢？马克思认为：“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6] (P72)
由上可见，马克思关于人民主权民主制的论述，已经超出激进的民主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
四、重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几点启迪
重读《批判》，会给人多方面的启迪。
(一)从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上可知，《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政治问题所引发的苦恼，萌发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最初动因。从此，马克思走上了创立自己新哲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出场的这一路径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按一种内在的哲学逻辑发展的，而且主要是在关注对现实问题的追向和解决的过程中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所在，也是它的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威力所在。今天，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立足于当代的人类实践，特别是立足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全球文明走向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问题上，提供面向实践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改变当代人类命运和中国人命运的斗争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
(二)从世界观总体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批判》直接针对的是黑格尔法哲学，但是《批判》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提升到哲学世界观高度的批判。也就是说，《批判》是以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为突破口，来批判整个黑格尔哲学的。因为黑格尔法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构成部分，它是以黑格尔的世界观为根本支撑的。因此，要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就必须联系黑格尔的整个哲学来进行批判。马克思在批判中实现了在世界观上的第一次转变。在以往对《批判》的研究中，比较看重《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萌芽，忽视了从世界观总体上去肯定《批判》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受此影响，有的论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科学概括。《批判》启示我们，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脱离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立场的确立和新矛盾观的初步形成，不要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其思想萌芽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三)充分肯定《批判》所体现的探索精神和自主发展品格
《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能成功实现，既得益于费尔巴哈的积极影响，更得益于对费尔巴哈的某种超越。所谓得益于费尔巴哈的积极影响，一是费尔巴哈作为开路人，为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起到了某种榜样作用；二是费尔巴哈为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即通过其颠倒方法所体现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所谓更得益于对费尔巴哈的某种超越，是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把人理解为离开社会的纯自然存在物，而这一观点对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马克思必须超越费尔巴哈。在《批判》中，这种超越的主要之点有三：一是人的特性不是费尔巴哈所看重的人的肉体特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由于人的自然属性所引发的生理和情感等的关系，而是社会性的关系。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人的存在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三是人不是纯粹的个人，也不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抽象的类。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是多数人，是人民。现实的人民是国家的“现实基础”。由于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而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还比较抽象。但是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正是由于有了上述这三点超越，才显露出了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新趋向。也正因为有这三点超越，才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些有着重大发展意义的新论断，从而在此基础上，开辟了他的哲学探索的新境界。可见，《批判》所体现的探索精神和自主发展的品格，不仅表现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而且也表现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某种超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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