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他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江泽民同志这些科学论断，对于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在同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为我们党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原则。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他还深刻地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2〕。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又反复重申这一思想指导原则。他多次强调：“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3〕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4〕“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 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1991年，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和阐发了这一思想指导原则。他说：“在七十年的斗争中，我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7〕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7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发展、创新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作为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两次历史巨变，中华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举世瞩目的变化。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在没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也还是不能免于失败。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我们党内曾经连续出现“左”倾错误，其代表人物一个共同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和外国经验绝对化、神圣化。他们离开中国的特点，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机械地照搬外国夺取政权的模式。结果使中国革命几经曲折，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实践上清算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照搬外国经验的错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前途等基本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创立了中国自己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论，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在全党取得共识。党的七大总结建党以来24年的经验，作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策。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载入党的史册。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这次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评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与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创立了中国自己的建设理论——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孕育；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十三大概括了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新水平上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和指导作用，提出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党的十五大在总结近20年来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五年成功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和使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确立这一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十五大通过的部分修改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旗帜问题上继 七大之后作出的新的历史决策。 十五大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载入党的史册。表明我们党的理论宝库更加丰富，理论基础更加坚定，前进方向更加明确。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它饱含着两代伟人的心血，凝聚着全党的智慧，经历了艰难和曲折的探索过程。毛泽东同志在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时曾经指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失败）。正因为“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8〕 邓小平同志在回顾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时也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9〕八大以后，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正是因为这两次挫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材料。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这件坏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10〕“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11〕“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12〕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3〕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改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做好”（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展”（总结经验，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科学论断，是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所作出的新结论。这个新结论揭示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联系，说明它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理论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在中国的理论形态，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它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简单搬用，或枝节性补充、修正，个别观点、论断的变动，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就在于它是和实践密切联系的，如果它脱离时代、脱离实际生活，“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14〕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时，资本主义固有的三大矛盾空前激化，巴黎公社以后开始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世界进入新的政治动荡和革命风暴时期。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和“一国胜利”理论，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战争与革命的因素逐渐减弱，和平与发展的因素日益凸现，到了70年代末，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的主题。由于世界主题的转换，国际间竞争的重点，已从军事、政治斗争转向以科技、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益突出。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理论，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自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一般指导原则。但在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却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某些本本、原则的教条式理解。具体表现在追求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结构，排斥集体经济和消灭私有经济；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把平均误认为平等；把商品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急于实行产品经济，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排斥市场机制；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不很长不分阶段的社会形态，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实践证明，这种照搬照抄本本的教条主义偏向，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在实践上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又出现对毛泽东指示、决策的“两个凡是”。如果不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不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就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在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5〕这篇讲话，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深刻回答了姓“资”还是姓“社”、计划还是市场等许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认识问题，再一次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16〕这篇讲话，是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事实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冲破种种思想障碍，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理论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20世纪上半叶，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伟大胜利，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开辟了人类社会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并未像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预见的那样，首先发生在西欧、北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东欧、亚洲、拉丁美洲一些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列宁曾经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17〕这就是说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0世纪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历史的难题。
十月革命后，列宁开始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列宁曾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设想付诸实施，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结果遭到失败。1921年春，列宁果断地决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从实践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而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大胆地提出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采取租让、租赁等形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良好开端和初步成果，它对于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但由于列宁早逝，新经济政策的思路。还来不及展开和进一步发挥，使之成为指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便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形成的，曾经起讨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后来僵化了，同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新兴起的科技革命越来越不适应了，并导致苏联经济衰退，人们生活水平下降，苏联社会主义由此失去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正确的思想。他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但是， 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出现一些复杂情况的影响，八大后不久，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逐步形成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观点，并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屡遭挫折。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从列宁到毛泽东进行了几十年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从总体上并未很好解决。
邓小平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从时代、历史、理论、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总结、思考、求是、创新。他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8〕又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就是围绕着回答这个问题展开的。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新角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选择了最佳经济运行机制：他提出对外开放的理论和政策，强调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加速发展自己：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指出只搞物质文明建设不是社会主义，只搞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还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等等。这样，邓小平理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抛弃了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说了许多老祖 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到改革开放，从一大二公转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难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作出一系列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注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并善于从世界新情况、新发展、新变化中进行理论概括，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根据他对国际形势的长期观察、分析和研究，得出在较长时间里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新结论，进而又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新的科学判断，并提出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从立足于准备打仗转到一心一意搞好本国的建设。他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南北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北方再发展也需要南方发展；实行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结束国际间极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他深入研究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指出世界格局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种发展趋向，对我国建设有利。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他精辟地分析了苏东演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批判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论”，指出苏东演变使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认真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认为苏东问题“首先出自内部”，关键是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把执政党建设好。他还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21〕世界各国共产党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去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等等。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涉及面广泛，内容丰富精深，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国际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
总之，邓小平理论产生于新的时代条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新课题，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当今国际形势许多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三、中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回顾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唯一正确的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社会主义从困境中奋起，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使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危难之中。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照此下去，中国无法摆脱“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困境，仍将处于天下大乱的危险境地。在这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无私无畏地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全面纠正过去思想理论上、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上“左”倾错误，并在新的实践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贡献时曾经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2〕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理论，中国人民很有可能至今还在困境中徘徊，找不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的猛烈冲击面前经受了考验，稳住了阵脚。西方有人提出“倒骨牌论”，预言东欧倒苏联便倒，苏联倒中国也倒。然而，事实使他们指望中国成为一张迅即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东欧，也不同于苏联。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中国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也动摇不了。这种社会主义，切合中国实际，扎根于群众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因为这样，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不管风吹浪打，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十四大以来的五年成就更加辉煌。从1979年到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8.6%，仅次于韩国，居世界第二位；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12.1%，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且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实现了“软着陆”。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国国内年生产总值超过60000亿元人民币，跃居世界第7位，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7%。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23〕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在不到20年时间，实现本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巨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就是因为它正确。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实践性、高度的开放性和严谨的科学性，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指南。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到下个世纪中叶，一定能够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们这个不发达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1997-10-24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第111—112页。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288页。
〔3〕〔4〕〔5〕〔13〕〔15〕〔22〕《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53、141、163、300、143、345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53、141、163、300、143、345页。
〔6〕〔9〕〔10〕〔11〕〔12〕〔16〕〔18〕〔19〕〔20〕〔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72、265、266、382、63、116、373、191页。
〔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1991年第13期。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825—82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7页。
〔1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343页。
〔2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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