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健康发展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崭新的试验。这个试验要取得最终的成功，必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市场经济的优秀成果，更重要的是靠自己的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经验。本文仅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从哲学角度进行一些探索和思考。
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理论，无疑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邓小平在原来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做了创造性的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区分，大大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他总结了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曾经行之有效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逐渐变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 〕这一论述明确的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分开来，回答了为什么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实行体制改革的问题。他同时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 他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具体的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于是，合乎逻辑地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所要建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它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选择的过程。从党的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会议来看，大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强调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十四大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广大群众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总结，又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一探索和历史性创造性选择的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以为一搞市场经济，就是在走向资本主义，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种传统观念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悲剧的出现，原因固然很多，但长期固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经济，使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和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长时间内，我们也曾在“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这种传统观念的禁锢之下，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把追求单一公有制作为奋斗目标，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上的偏颇，使经济发展一再遭受挫折，邓小平正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失误和挫折进行总结和思考中提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3〕，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才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4〕。 到了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又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断， 突破了从马克思以来一百多年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这些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表明，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断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扫清了最大的思想障碍，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最主要的思想理论成果，就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找到了正确的途径，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问题。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改革实现了一重大飞跃。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十四大之后，全国各种广播、电视、报刊、理论讨论会发表了大量有关体制改革的学习体会和讨论文章。其中有些论者或者公开或者隐晦地这样那样地主张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朝私有化的方向发展，否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下面仅就主张私有化的各种观点择其要者作些剖析。
有人以“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为理由，认为“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市场经济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利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利用，这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的确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但是共性不能离开特殊而独立存在，它只能存在于特殊之中。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当它同特定的基本制度相结合时，就有一个如何利用和为什么目标服务的问题，就不能不受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从而表现出它的特殊性。从十四大报告的有关论述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于：（1）在所有制结构上，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2）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优点，但是单一的市场经济很难保证社会公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不能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主要在于所有制的基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为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以保证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服务的。
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什么所有制为主体都没关系。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实质，又割裂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论述。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按其结构来说，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因此，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也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多方面的特征。十四大文件和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江泽民同志后来的多次重要讲话都一再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而且就其经济方面来说，十四大文件明确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显然，认为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以什么所有制都没关系的这种观点，不符合十四大文件的精神实质。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错误的。但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偏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经济特征主要理解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应该说这是正确的和必须坚持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就是过于简单和不够完整，但不能说它完全是错误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手段和目的的有机联系上辩证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这种界定并没有否定传统理论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方面，而是把正确方面蕴含于其中。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中，不难看出明显地蕴含着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前提。因为从社会经济体制角度着，只有公有制及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无疑是社会主义极为重要的本质属性，如果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共同富裕就没有物质基础而无从谈起。但是否定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蕴含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把社会主义本质简单地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大力宣扬私有化的这种观点，不仅肢解和割裂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论述，而且直接违背了他反复强调的“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两条是改革中必须始终遵循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制只是经济手段，发展生产力才是最终目的，因而“所有制就有个选择问题”。这种观点也是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市场经济论断的精神实质不相一致的。因为这种观点同样是离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来讲发展生产力，而且把发展生产力当成最终目的，把所有制看作纯粹的手段，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
从相对意义上说，发展生产力和所有制都具有目的和手段的双重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为了解放生产力，需要进行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包括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消灭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所有制（变私有为公有）就成为目的。当公有制建立起来之后，公有制便变成了发展生产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即成了目的。但公有制又必须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才得以巩固和发展，因而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又是目的，发展生产力又成了手段。从绝对意义上说，发展生产力和所有制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二者之间不存在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问题。这里讲的绝对意义指的是社会制度所需要实现的社会价值目标，也就是追求的最终目的。剥削制度的社会价值目标即最终目的，是实现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即占有被剥削者的剩余劳动。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是这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就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发展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意义上，发展生产力和所有制都是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手段。如果进行比较，发展生产力只是一般手段，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通用的。而所有制对于特定社会制度实现其社会价值目标来说，则是一个先决条件，因而是更重要的手段，这种重要性达到了不容选择，“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地步。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可能通过放弃公有制选择私有制来实现。放弃了公有制，选择私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即使生产力发展了，也只是为资本主义做嫁衣裳，即使不改变社会主义的名称，那也只是一块招牌，有名无实。
三、充分认识人民群众是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着这一观点的丰富内容。概括地说主要有两点：
一是强调要代表人民的根本愿望和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搞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7〕， 代表了人民的根本愿望和根本利益。因此他们拥护改革，是改革的主力军和依靠力量。我们党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人民才会信任你、拥护你”，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8〕。
二是强调要注意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邓小平指出，“我们总结了经验”，搞改革开放，就是要“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9〕，就是要“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 认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10〕“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具有无穷的智慧，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
从1979年到199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价值年平均增长9.44%，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分别为6.5%和8.25%。 进出口贸易额由1979年的240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2367亿美元， 外汇储备目前已突破600亿美元。这充分表明，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当然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其中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主体力量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又要清醒看到，在改革开放中仍然存在着违背邓小平上述重要思想的一些无容忽视的问题。有些经济学家和一些干部以存在一批国有企业由于不平等竞争原因而形成的经济效益不高，亏损严重为由，简单地认为公有制不好。他们没有具体分析国有企业亏损的复杂原因，不去了解和征求职工群众的意见以探讨转换经济机制，创建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的公有制企业制度上下工夫，而是把公有制看作是发展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障碍，把国有企业看作累赘和包袱，总想抛弃它们。有篇文章披露了下面的情况；有的经济学家著文主张，公有制的比重“不一定要占50%以上”，否则就不利于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公有制大体上只要保持20%左右的比重；一些人竞相主张以大量拍卖国有企业来显示自己“思想解放”和“大胆改革”；总之，他们千方百计地贬低公有制，想方设法削弱和蚕食公有制。有人估计，目前国有资产正以每天一亿元以上的巨大数额在流失，在被“化公为私”。人们不禁惊忧：如此“改革”势头发展下去，究竟代表了谁的根本愿望和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又从何谈起。
还有一种情况同样令人感到忧虑，就是某些舆论宣传和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上，过分强调了企业家、专家、“能人”的作用，而忽略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有的企业组织改革专门班子，到外省市、经济特区甚至到国外学习、取经、考察，走出去拜访专家学者，或者请其进来座谈指导，唯独没有了解和征求工人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撇开和冷落了工人群众，致使不少工人产生了主人翁地位的“失落感”和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当然，在改革中需要发挥企业家和管理者的重要作用，但更为根本的是要集中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国有企业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广大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因此，企业的体制改革，必须建立和健全工人群众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真正把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落实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才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四、全面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这里讲的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是指发展市场经济对于人的道德生活和人生价值取向必然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或称为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所以产生这两种效应，根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这里需要对市场经济的本质有正确的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即“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换一句表述，市场经济的本质：人的关系通过“物”（商品货币）的关系表现出来。我们应该联系这一本质来考察它的双重效应。
必须承认和肯定，只要社会还处在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经济阶段，货币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的积极促进作用，是其他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一方面，商品经济必须通过货币的五种职能发生作用而得以正常运转，从而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同样离不开货币。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以及我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商品、资金的流通，充分利用外资和内资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就成为所有商品价值的代表，从而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的标志和表现，必然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面劳动者的报酬主要是以工资即货币形式来表现，劳动就成为我国社会中大多数人获取金钱即货币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劳动者的劳动能得到货币数额的多少，既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生活水平的高低，又是他们为社会创造价值作出贡献大小的象征和标志。因此，劳动者为改善生活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合法劳动，是社会主义所大力提倡、鼓励，并受到法律保护的。
同时，又要看到，货币作为商品价值和物质财富的代表，虽然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通过劳动去占有它。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大部分却被剥削者所占有。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以货币的形式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用它来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又作为资本积累，成为进一步剥削劳动者的手段。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代表，谁占有它谁就可以随时用它买到任何商品。在社会主义市场（商品）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谁手中有钱，同样可以用它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满足生活上的享受。因此，金钱的诱惑力，对于那些受到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已主义价值观影响严重的人来说，无疑会激起他们强烈的自私心和贪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不少人正是受到上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严重影响，导致社会犯罪行为不断增多和各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在经济生活领域，贪污、盗窃、抢劫、走私贩私、贩毒吸毒、造假卖假、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哄抬物价，投机倒把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从见之报端和国家检察机关近年受理的经济案件情况看，数量和案情都呈不断增多和严重的趋势。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一些党政机关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搞权钱交易，以各种手段和巧立名目，侵吞和挥霍国家钱财，过着剥削阶级那种酒绿灯红的腐败生活。在精神生活领域，宣传色情、武斗、封建迷信的书比比皆是，赌博、迷信、大操大办、封建宗族关系盛行，卖淫嫖娼、三陪女郎、封建包厢等现象也屡见不鲜。有些人思想空虚，精神颓废，他们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不分美丑和善恶，在他们心眼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空的和假的，唯一有价值和真实的东西就是金钱。以上这些无疑就是市场经济的消极效应的具体表现。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
市场经济的本质不会因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改变。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人的关系总是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但是市场经济本质对人的发展所产生的双重效应却受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制约，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在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尽力缩小它的消极效应。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才能限制和克服单一的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两极分化等弱点和消极方面，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优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邓小平指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1〕可是，直至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与有不少人仍然受着物质文明建设是硬任务，精神文明建设是软指标，“物质文明建设不抓不行，精神文明建设不行再抓”的思想观点所支配有关。因此，这种观点必须改变。只有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重视物质文明的基础地位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用先进的意识，健康的思想文化去武装和熏陶人们的头脑和灵魂，从而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几年来，由于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没有改变，尤其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并已难以忍受，倘不坚决制止，将危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危及党和国家的生命。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贪污腐败案件表明，搞好反腐败斗争，对于防止亡党亡国，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个案件能够被揭露出来并得到正确处理，又表明了我们党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腐败的问题。因此我们坚信，只要真正象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定，更扎实，更快”〔13〕。
注释：
〔1〕〔2〕〔3〕〔4〕〔5〕〔6〕〔7〕〔8〕〔9〕〔10〕〔11 〕〔12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270、223、148、373、110、357、371、157、180、382、378、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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