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研究
编者语： 本期栏目有2篇稿件，作者分别来自云南、广西。于爱华博士从地缘政治的视阈来探讨南宋时期西南区域不同政治势力的关系，分析了南宋处理西南地缘关系的做法，以及对西南地缘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韩继伟教授的文章从文化担当的角度来看广西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该文对广西的开发建设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①针对前三次的总体数据,使用求标定矩阵的方法,解得的结果误差如下:Fx方向最大误差为6.12%,Fy方向最大误差为13.58%,Fz方向最大误差为14.24%,Mx方向最大误差为1.38%,My方向最大误差为2.13%,Mz方向最大误差为1.63%,发现较之前采用相同方法针对单维数据求得的结果误差更大。
南宋西南地缘局势的变化及其影响
于爱华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南宋处理西南地缘关系的做法，对西南地缘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四川、广西地缘战略地位发生重要变化，对大理国和交趾的做法，使云南和越南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南宋买马重心转移至广西的做法，使西南交通格局发生转变。
关键词: 南宋；西南；地缘格局；地缘局势
一、四川、广西地缘战略地位的变化
960年，北宋建立后，随即出兵统一四川。后宋将王全斌献地图欲统一云南，太祖赵匡胤以天宝之祸为由，拒绝统一[1]965，并以大渡河为界设兵防御大理国，四川一跃成为前沿阵地，在北宋与大理国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增进与宋朝的关系，大理国曾两次委派建昌城守吏向宋祝贺，宋朝均予以积极回应。为增进双方关系，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朝于大渡河上造大船，“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2]蕃夷五,9844为稳定西南诸族，宋朝还积极开展西南边境贸易，在四川沿边黎州、雅州等地广置博易场，四川边境贸易一度兴盛。宋朝与西南诸族的上述商贸活动，皆通过传统的清溪关道和石门关道，四川成为双方联系的重要贸易场所以及联系北宋的中转地，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就宋朝整个地缘局势而言，呈现出北方地缘形势恶劣，南方相对较缓的特点。随着北宋后期北方战争局势的加剧，北宋统治者对大理国猜忌加深，严重影响了双方关系的正常进行。如政和末年，北方战马来源断绝，为扩充及补取战马所需，四川边吏希望在四川边境扩大贸易范围、广设博易场进行马匹贸易，宋朝最终以：“虏情携贰，边隙浸开，非中国之福也”[3]卷353,8872为由，拒绝置城邑利互市的请求。
北宋后期北方战事骤起，北部地缘压力剧增，统治者加强了对大理国的防御和戒备。宣和二年(1120年)，宋约金攻辽，北部战事偏紧，宋朝已经无暇南顾，双方关系淡薄，联系削弱，“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4]卷488,14073宋人意在通过减少大理国与四川的联系，降低四川边防风险，以保护四川之安全。宋人此举，既有“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的无奈现实，更有“唐亡于黄巢”历史经验的总结。
其次是绝对的绝户继承，即父母双亡没有男性继承人的继承，这又包括了在室女单独继承和在室女、归宗女、出嫁女的混合继承。在第一种情形下，“诸绝户财产，尽给在室诸女。”即去除丧葬费用之后，将所有财产尽数给予在室女，若有多个在室女，则数人平均分配财产。在存在在室女、归宗女、出嫁女时，遵循的原则是给予在室女家产较多，归宗女次之，出嫁女最少。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较早，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秦军伐蜀，蜀国亡。随后灭巴，巴蜀之地纳入秦国版图。秦朝积极经营，设置郡县和官吏，开通五尺道，其道路自僰道(今四川宜宾)，达今云南滇东北曲靖。西汉加强对云南的开发，将僰道向南延伸至滇池区域，又拓建了由成都南下邛都(今四川西昌)的灵关道。武帝时还开通了由今云南大理至保山的博南山道，东汉又开通了由滇中至交趾的水陆通道，这两条道路是在原先的五尺道和灵关道基础上的向外延伸，形成了通往中南半岛南部和南亚次大陆的国际大通道。唐以前中南半岛国家联系中原无一例外经由云南、过四川北上，云南、四川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中转站，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北宋前期与大理国的马匹交易，延续了以上交通格局。
宋代广西地缘战略地位增强，还与唐朝中后期无力控制交州及安南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交趾在地缘上与广西接邻，“左江直正南，其外则安南也。自邕稍东南，曰钦州。钦之西南，接境交趾，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自钦稍东，曰廉州。廉之海，直通交趾。”[4]卷1,4交趾与宋朝关系复杂，既向宋频繁朝贡，又多次入侵宋朝边境。史书明确记载交趾向宋朝贡的有：开宝四年(971年)、开宝八年(975年)、景德四年(1007年)、天禧元年(1017年)、干兴元年(1022年)、熙宁六年(1073年)、绍熙五年(1164年)、淳熙元年(1174年)、嘉定五年(1212年)、咸淳二年(1266年)等，以上朝贡无一例外经由广西。实际上，整个宋朝期间，交趾朝贡频繁，不止上述记载。此外，处于不断壮大发展中的交趾还发动了频繁寇边事件，广西成为受灾区。至道元年(995年),交趾侵略广西如洪镇，同年，又以乡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绿州”。[2]蕃夷四,9783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李朝联合诸族“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室庐而去”。[3]卷488,14067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五年(1060年)，史书中皆有交趾入侵邕州的记载。神宗熙宁年间，交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军事侵扰,战争造成了当地居民的大量死亡和人口的锐减。[6]面对交趾的入侵行径，宋朝多消极处理之。不仅如此，由于对交趾入侵事件的处理失当，诱发了国内侬智高起事，声势之大、影响之巨，给宋朝造成巨大震动，统治者日益意识到“国朝以契丹、元昊为忧,不知侬贼猖獗”，并发出了“朝廷之忧,不专在于西北也”[2]蕃夷四,9904的感叹。鉴于广西在宋越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宋朝着意加强对广西的经略，提高广西的军事防御能力。镇压起义后，宋朝增强了广西的军事力量，调整了广西的军事部署，还招募大量军队，加强广西各地兵力，其目的便是增强边防力量，有效防御交趾。
与此同时，广西在地缘上与大理国和交趾接邻，南宋转为广西设防以防御大理国入侵的地缘战略，广西在西南边疆中的地位显著增强。侬智高起事后宋朝便加强了对广西的军队驻扎，大量羁縻州的存在也成为宋朝防御西南诸族入侵的重要力量，尤其是邻接大理国一带，羁縻州较多，这些羁縻州边面阔远，成为宋朝“为国藩蔽”[4]卷5,190、捍卫西南边防的重要力量。鉴于广西特殊的民族状况，广大羁縻州被划分为极边、沿边等层级，以承担不同的防御任务。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的羁縻颇得其要，峒丁成为重要的边防力量，“峒丁之强,足以御侮”[4]卷5,190，对大理国产生重要威慑力量，正如宋人所言：“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云”。不仅如此，宋朝还通过羁縻贸易来笼络地处大理国和广西中间地带的少数民族、部族，一来减少其寇边行为，二来使其成为防御大理国的重要力量，故史书云：“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这些中间部族还成为大理国与宋朝马匹贸易的中转商，“故自祀、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4]卷5,186，大量中间部族的存在，减少了大理国和宋朝的直接联系，在宋人看来，此举可降低大理国入侵的风险。对西南地区的边境贸易，宋人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于边防未有便,小必陷失官物,大则引惹边衅”[5]卷2,182，故对贸易高度重视，并在其中尽显小心谨慎。在宋人看来买马官也是至关重要的，多选取“谨密可信之士”，为谨慎起见，在马匹交易中还令官员“暗作提备”，以杜绝边患的发生。[2]蕃夷四,9082不仅如此，在马匹贸易开始前，宋朝都会事先做好充分准备，集结左右江诸寨丁兵会合弹压，以防止临时意外事件的发生和保证马匹贸易的顺利开展。[4]卷5,190宋人上述种种举措，皆来源于对大理国的不信任和无端猜忌。为减少边界纠纷的发生，宋朝还严禁官吏参与其中，以免“默货启衅”。
总之，宋朝对广西和四川地缘格局的调整，对西南地缘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统治者将买马地点转移至广西的做法，人为切断了四川与大理国的传统联系，于宋而言，减轻了四川腹背受敌的地缘压力，使其能够全身心应付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尽管大理国并未对宋发动战争，但统治者的猜忌却是有增无减的，这与宋朝统治者对大理国的先天偏见和仇视有莫大关联。当然，这一做法，对缓解统治者的心理压力，却是有益的；于大理国而言，在广西的买马活动，因宋朝的猜忌和中间部族的阻挡，并不顺利，大理国和宋朝关系的发展也由此受到影响，对云南社会的发展也产生消极影响。[7]此外，随着宋朝广西地缘战略地位的增强，统治者除了加强广西的军事防御外，还重视广西的经济开发，宋朝成为广西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此外，宋朝将买马地点转移至广西的做法，还基于全国局势的考虑。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对都城临安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一旦四川攻破，则临安不保。四川作为南宋三大防区之一，对南宋存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宋末期，金军在北起川陕南至淮河的地缘线上对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四川地缘压力陡增。崛起后的蒙古，以灭宋为既定方针。蒙哥攻宋，也以四川为主战场，以期灭四川后沿江而下，一举捣毁临安。金、蒙攻宋战争，皆使四川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保卫四川之安全以保全临安，成为南宋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从地缘上来说，切断四川与大理国的联系以减轻四川南部的地缘压力，可以缓解四川腹背受敌的压力。从当时时局来看，南宋这一做法无疑具有合理性。云南与四川传统地缘关系的削弱，导致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控制力削弱，元明清为增强对云南的控制，加强了对贵州的统治。从这一角度来说，宋人此举为明朝贵州独立建省奠定了基础。
二、大理国、交趾地缘关系的变化
总之，南宋基于自身军事实力的软弱，及北方恶劣地缘局势的加剧，对西南地缘关系的处理略显消极，却更加务实。在处理与大理国和交趾的关系上，“轻贱”大理国而“厚待”交趾的做法，与宋朝对“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历史经验总结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有莫大关系，同时还与宋朝无力控制交州统辖权有必然联系。宋朝在处理与交趾边界纷争中尽显妥协忍让，为平息边界纠纷，将所属羁縻广源州划归交趾。[2]蕃夷四,7733后又将“八隘之外保乐六县，宿桑二峒”割让交趾。[3]卷488,14070宋人以上做法，对西南疆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元朝统一战争以先灭大理国尔后实现对南宋的斡腹之举，最终取得了成功，云南被纳入中原版图。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加强统治，并通过文教等系列措施，使云南成为中原王朝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蒙古的统一战争却由于交州统辖权的丧失，终未能成功，交趾进一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在具体处理与大理国和交趾的关系上，宋朝却区别对待。对大理国，宋朝心存芥蒂，态度冷淡。自干德三年(965年)起，大理国多次遣使至黎州，“云欲通好”，宋朝未积极回应，为维持关系，大理国仅遣黎州诸蛮“时有进奉”。[5]卷2,177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太平兴国初年，大理国提出册封要求，遭到宋朝拒绝，明确“不与朝贡”。[5]卷2,245大理国为有意发展与宋朝的政治友好交往，数次遣属下黎州诸蛮向宋朝贡的同时，不忘表达请求册封的要求，宋朝皆未允诺，仅答大理国“当善育民人”[9]。熙宁九年(1076年)，大理国携重货朝贡，宋朝仅以礼待之而未予册封，此后，双方关系更加冷淡，史书记载“(大理国)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3]卷488,14072面对大理国的多次册封请求，盛意难却之下，宋朝于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册封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3]卷488,14073然而，此次册封仅是权宜之计，双方并未因此建立稳定的臣属关系。后来大理国又向宋求入贡，皆“未之许”。对交趾，宋朝态度相对积极。开宝四年(971年)，交趾丁氏政权因害怕北宋统一南汉政权的战争波及于己，主动“遣使贡方物”，对于交趾的内附行为，宋朝统治者积极接纳，并对丁链进行了册封。[2]蕃夷四,9779开宝八年(975年)，宋朝再次封丁链为交趾郡王。此后，宋朝和交趾间朝贡——册封不断，双方关系密切。甚至对交趾的多次扰边行为，宋朝均采取隐忍、克制态度，最终引发了侬智高起事和熙宁年间交趾更大规模的侵宋行为。
基于北方严峻地缘局势的考量，宋朝在南方采取了以稳定为主的统治策略。在处理与大理国和交趾的关系上，宋朝略显保守。宋太祖就曾以天宝之祸起于南诏为由，“宋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拒绝对大理国的统一。尽管此后双方关系并未完全断绝，宋人这一做法，却表明了宋人在处理与大理国关系上的立场和基调，将之列为徼外，疏而远之，对此后双方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交趾的统一问题上，宋人态度并无两样。景德三年(1006年)，邵晔上地图有意统一交趾，宋真宗则以“贪无用之地”[2]蕃夷四,9786为由拒绝。宋人上述做法，有统治者对自身所处时局的现实考虑，也有其缺乏开疆拓土勇气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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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与交趾地缘政治关系上，南宋统治者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绍兴七年(1137年)，二十五年(1155年)，南宋对李天祚进行了册封，封其为交趾郡王、南平王。对于李天祚与宋朝的关系，宋人周去非的评价可谓中肯，“建炎南渡, 李天祚乞入贡, 朝廷嘉其诚, 优诏答之。”对于1174年的朝贡，南宋赏赐甚丰，加食邑 1 000 户，食实封400户，加守谦功臣。同时，依大礼加恩例，给赐国信礼物，宽衣1对、金带1条、银匣盛细衣着100匹、马2匹、金花银器200两、衣着100匹、金镀银鞍辔等。[2]蕃夷四,9800同年，宋赐交趾为“安南国”，加封食邑。[2]蕃夷四,750嘉定五年(1212年)，安南国王李龙翰卒，宋朝册封旵为安南国王。[3]卷46,896至此，南宋不得不承认安南逐渐强大起来的事实，赐“安南国”名，使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改变，由“郡县”关系向国家关系转变。安南此后不断壮大发展，成为中南半岛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宋朝则由于交州统辖权的丧失，对中南半岛控制力削弱，对中越关系及中南半岛国家关系的发展皆产生不利影响。
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南都护府职能的削弱，唐朝已无力控制西南局势，西南地缘格局发生变化。在交趾地区，地方势力崛起，割据纷争不断，安南陷入连年混战，直到968年，丁部领平定叛乱建立大瞿越国，交趾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而在云南地区，情况亦是如此，至天福二年(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灭大义宁国，建大理国，云南局势得到控制。在中原地区，赵匡胤立宋后确立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先取巴蜀，次及荆广、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8]北宋先后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对北部契丹则未能如愿；大理国和交趾显然不在其统一范围内。
南宋立国后，无力改变西南地缘局势，但对大理国和交趾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南宋统治者对大理国的仇恨和偏见加深，有意断绝交往。绍兴三年(1133年)，大理遣使广西，提出入贡和市马请求，宋朝拒绝朝贡，仅答：“令买马可也”[10]。四年(1134年)，大理国再次提出入贡请求，均遭拒绝，宋朝明令终止双方政治关系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南宋广西官员也都遵循朝廷旨意，有意疏远大理国。张栻任职期间加强对大理国的防御，双方关系一度紧张，“大理不敢越善阐”[3]卷451,505成为二者关系的真实写照。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开始绕道进攻大理，为获取消息，宋朝派广西官府遣人至大理国，然而仅能至特磨界一带(今云南广南一带)，“少能至大理者，盖沿途诸蛮隔绝，不易通也。”[5]卷1,505表明到南宋后期，双方关系已断绝。与此相反，为获取战马所需，宋朝派遣官吏至大理国求取马匹，且交易达一定规模。然而，这并非双方关系的主流，仅是南宋为获取战马所需的权宜之计，马匹交易也因受北方时局的影响而时续时断。
三、西南交通格局的变化
南宋承袭了北宋以大渡河设险防御大理国的做法。随着北方恶劣地缘局势的加深，统治者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仇恨加剧。南宋统治者多次强调大理国形成的潜在威胁，并重申对其严加防范。翰林学士朱震曾言：天宝之祸发端于云南，而大理国便是唐之南诏，北宋一度以大渡河为界实现对大理国的防御，是成功的御戎之策，理应遵循。[1]3106不仅如此，宋高宗也多次重申以大渡河设险防御大理国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边吏任用在西南边疆安全中的重要性。[2]防御20之22,9692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表现得极为谨慎，除驻扎重兵外，严选沿边官吏、杜绝边界纠纷，亦被认为是防御大理国不可忽略的环节。随着北方地缘压力加剧，绍兴四年(1134年)，南宋将买马提举司从四川移至邕州(今广西南宁)，并在横山寨(今广西田东)等地设置博易场，以代替四川黎、雅等州与包括大理国在内的西南诸族进行马匹贸易。南宋转移买马地点的做法，可谓用心良苦，目的将四川之地缘压力转移至广西，以缓解四川腹背受敌之困境。宋人此举一度引起了西南诸族的不满，并多次侵犯宋朝黎州边境。至南宋时，黎州以外已属徼外,大理国与四川的地缘关系削弱，联系中断，四川在西南地区地缘战略地位下降。
南宋时，因受北方地缘危机的影响，西南地缘交通格局发生变化。绍兴四年(1134年)，南宋将买马提举司移至邕州(今广西南宁)，买马地点由四川转移至广西，广西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取代四川黎州、戎州等地成为新的马匹贸易场所，邕州道由此取代石门关与清溪关道，成为南宋联系大理国的主要通道。早在北宋中期，杨佐出使大理国所见里堠碑，不见云南至广西邕州道的记载，说明此时邕州道尚不兴盛，而不为重视。为增强与宋朝的马匹贸易，大理国曾于绍定四年(1231年)提出复开清溪关道的请求，南宋镇吏孟珙以“大理自通邕广，不宜取道川蜀”[3]卷412,12378为由，拒绝大理国所请。邕州道成为大理国联系南宋的重要通道。《岭外代答》记载其走向有三[4]卷3,123，学术界将之概括为北路自杞道，中路罗殿道，南路特磨道。通过邕州道，大理国、西南诸族与南宋在广西横山寨进行马匹交易，兴盛时大理国售马高达 1 500 匹，南宋为此付出高昂马值：黄金50镒、白金300斤、棉布 4 000 匹及廉州盐200万斤。[1]3415在邕州道，除自杞、罗殿、特磨等部族外，还有大量羁縻民族的存在。它们处于大理国和宋朝的缓冲地带，要么同时羁縻于二者，要么依违于二者之间，关系不甚稳定。由于其地缘上的特殊性，皆成为大理国和南宋争取的对象。同时，因地处交通要道，这些部族还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大理国至广西卖马，“北阻自杞，南阻特磨道”，因此，大理国与广西的马匹贸易中，“马产于大理。……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4]卷5,189这些中间部族为谋取暴利，还人为阻断交通，进而导致了大理国和南宋关系的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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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在南宋时发生根本转变，经由四川联系中原的传统通路衰落，邕州道兴起，并成为大理国联系中原的重要要道。大理国入贡，至邕州北上，经桂州过荆州，进而抵达内地，正所谓“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4]卷3,122元朝承袭这一地缘格局，建云南行省，云南正式脱离四川管辖。当然，南宋定都杭州导致政治中心的东移，经四川联系中原的清溪关道和石门关道已不再是云南联系中原的最佳选择，邕州道无疑顺应了这一新的地缘形势。元朝立国，在西南交通格局的基础上，开通了由滇中经今贵州入湖广的道路，云南与长江中游及中原的联系更加密切。明清定都北京，与长江流域地缘关系密切，使这一交通格局最终定型。
此外，南宋将买马提举司转移至广西的做法，除导致西南交通格局发生变化外，还对对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中南半岛北部国家因交通阻塞，经云南入贡宋朝的次数大为减少；而南部包括交趾在内的国家入贡宋朝不再走传统经云南达中原的道路，多由海路，与云南的地缘关系削弱。整个宋朝期间，大理国和交趾关系疏远。因此，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南宋对外朝贡体系大为压缩，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南宋恶劣的地缘局势及统治者的消极保守有关外，也与西南交通格局的转变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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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and th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al Pattern in the Southwest Area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YU Aihu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China 650500)
Abstract :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southwest area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pattern here.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for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ic role in Sichuan and Guangxi provinces.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of Dali Kingdom and Jiaozhi area pushed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of Yunnan province and Vietnam.The transferring of the contemporary house markets to Guangxi province changed the traffic pattern in the southwest area.
Key words :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the southwest area;geographical pattern;geopolitical situation
收稿日期: 2019-08-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青年项目“宋朝西南边疆政策及其周边关系研究”(18YJC770040)。
作者简介: 于爱华(1981—)，女，云南宾川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9)05-0022-05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5.005
标签：南宋论文; 西南论文; 地缘格局论文; 地缘局势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