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总需求与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总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是世界经济极度动荡的一年。我国经济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中，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一年。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1998年全年GDP增长7.8%，基本完成了年初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下降，一些国家处于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增长速度，实属不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高增长是有代价的。1998年一、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季下滑，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仅为6.8%，并且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面对严峻的经济不景气，政府在8月份作出了增发1000 亿元国债的决定，其中500亿元在1998年投入，加上银行配套资金， 此项政策年内增加总支出1000亿元。此举部分地抵消了由于投资增长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但财政赤字因此从450亿元增加到950亿元，这种非同寻常的大比例扩张性财政支出，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偶尔为之，不可能成为维持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手段使用。况且，政府支出扩张的财政政策效力如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非只要政府增加支出便能带动经济增长。
当一国经济运行在低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总需求的增长。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在总需求中，净出口所占比例很小，1997年净出口为403亿元，1998年为450 亿元， 均不到当年GDP的6%，投资需求和政府支出占了较大比重。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巨大，政府支出中包含了大比例的国企投资支出，因而，这两项常常可以合并为一个支出项目看待。在历年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都把调整投资需求作为调整经济的主要手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受到高度重视。然而总需求中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消费需求，在过去的政策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消费需求占了总需求60%的比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总需求中的任何一项。1997年消费需求拉动GDP增长4.9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作用为2.2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边际消费倾向对总支出增额的乘数效应有决定性影响。
从1998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不力的严峻形势使许多专家学者开始调整思路，增加了对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的思考研究。在重要的经济刊物和传播媒体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见到这方面的分析论证。本文正是从这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特殊性，说明单纯的投资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扭曲作用，并强调消费需求在总需求增长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期望消费需求得到更多的政策重视，从而引导我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粗略回顾
经济发展是有其惯性的。要理解今天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特点和问题，对过去的经济增长过程作一些回顾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篇幅和本文目的的限制，我们的回顾是粗线条的，略去了许多并非不重要的波动，但这对本文的分析结论不产生影响。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大的变动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大致经历了三种阶段：
1、供给约束型经济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总需求增长快于总供给增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运行状态。意识形态和收入水平使消费欲望被极度压抑，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投资冲动又极度旺盛。由于投资品与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低下，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于总供给曲线的垂直部分，如图1中的AD[,0]与AS[,0]。
城市改革的滞后，使国营企业的投资饥渴症有增无减。国内总需求大幅增加，使总需求曲线产生较大的向右移动（如图1中的AD[,1]）。 这时期国内生产能力也相应增长，但由于短缺经济的后遗症和生产力发展的时滞性，总供给的增长落后于总需求的增长，导致价格水平上升，总供给曲线产生了向上和向右的移动，从AS[,0]移动到AS[,1]。产出的增长伴随着价格水平的较大上涨，经济运行仍然未摆脱短缺的特征。这段时期的投资增长以国家向重工业、制造业的投资为主，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国有企业投资的增长。
2、国内潜在产出大幅度增长时期
这时期的特点是：总需求增长减缓，总供给大量增加。
随着城市改革的逐步展开，企业投资决策权逐步下放、分散。另一方面，对国有资产投资经营责任的有效监管机制却一直没有真正建立。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程度似乎有增无减，使得这一时期的国企投资需求以惊人的速度膨胀。1992年以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发展的战略效果显著，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迅猛发展。1993年，我国总投资比上年增长58.6%，其中国有资产投资增长了45.2%，集体企业投资增长竟高达64.1%。然而，由于投资体制改革的不到位，财政分灶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市场分割，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受地方利益的驱使，投资中的短期行为严重。这段时期的投资多为小规模、低水平重复建设，产出效率低，盈利水平低。这一特点直接导致了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投资基本依赖于银行贷款，来自保留利润的极少。这使得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逐渐趋缓，购买力的增长明显低于供给能力的增长。
同时，这段时期是我国大量引进外资、进出口贸易大量增长的时期。外商的大量投资设厂，大大增强了国内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进口商品的增加，吸走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一部分，特别是具有较高边际进口倾向的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投资支出增加的一个不小的部分转为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不论是国有还是集体企业，只要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具备需要的条件，无不竞相购买国外技术、生产线、机器设备、元件、部件。市场竞争的加剧、使这种趋势相应增大。稍有实力的企业都希望以自己的技术先进性、独占性立足于市场，作为抵御市场风险的一种求生手段。这使得对国内投资品需求的增长小于总供给能力的增长。
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国内总供给增长快于国内总需求增长的局面，其曲线变动如图2所示：
总需求AD[,0]移动到AD[,1]，总供给以更大的距离从AS[,0]移动到AS[,1]。产出仍然有较大的增长，但价格的增长已经相应减小，并且新的总需求曲线AD[,1]交于新的总供给曲线AS[,1]的具有弹性部分，显示我国经济已逐步走出短缺经济。
3、需求约束型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总供给仍在增长，但总需求增长更趋缓慢。
迫于长期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实行了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投资饥渴症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遏制。但由于产品缺乏竞争力，或低档次产品过剩，使赊购赊销之风盛行，债务链加长，三角债越来越严重。不论是国企还是集体企业，极度缺乏周转资金，许多庞大的国有企业因调整困难而严重开工不足或停产，国企亏损面逐年扩大，国企职工收入水平下降。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变得有限。这些因素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下降。这对集体企业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因素。因为我国集体企业由于资本、技术含量低、规模小，大多以生产消费品为主。消费需求下降，外资企业的高质量产品竞争导致集体企业产品销售困难，各种让利销售、降价竞争现象说明了这一状况。相对国企而言、非国有企业具有较硬的预算约束，消费市场的疲软使其不得不大量削减投资。1996年，国有企业投资增长率降到13.4%，而集体企业的投资增长率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到了6.4%。 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由1993年的17.3%下降到了14.8%。
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偏重于工业和机械加工业，对增加消费品的供给贡献不大。而消费品的短缺主要是由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扩张来填补的。因而集体企业对消费品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动极为敏感，其投资增幅随着消费市场的走软大幅回落
由于总投资的持续增长，引进外资的持续扩大，不断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的减少抵消了部分投资需求的增长，总需求曲线在这一时期中不可能产生较大的向右移动，相反，有静止甚至向左移动的可能。这时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形成了图3 中所示的结果：总需求曲线交于总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我国经济特征从短缺经济走向了过剩经济，由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在我国经济存在剩余供给能力，价格和工资刚性的假定下，即总需求曲线位于总供给曲线水平部分的假定下，我们借助于凯恩斯总收入——总支出模型进行分析。
总支出＝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净出口
GDP以最终产品形态可表示为
GDP＝消费品+投资品+政府购买+净出口
同时，以收入形态可表示为
GDP＝工资+利息、租金+税收+利润
根据凯恩斯理论，总支出曲线与总收入（GDP）＝总支出的45 度线的交点，决定GDP的均衡产出水平（如图4中的E点）。 总支出中任一分量若有一个增量△，均可使产出在更高水平达到均衡（图4中，从Y[,0]增加到Y[,1]）。不仅如此，边际消费倾向使得GDP产生的增量△Y ，数倍于分量的增长值。这就是支出增量的乘数效应。
在我国经济增长中，GDP 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总支出中投资和政府支出的增长。这种增长的乘数效应很小，主要依赖于投资增额和政府支出增额的直接累加。反映在国民收入表达式中，也就是GDP 的增长并非主要来源于利润增长， 而是取决于工资、 利息、 租金和税收的增长。1997年，我国GDP为74772亿元。1998年上半年，累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7.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3.2%。据此推算，1997 年我国累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1500亿元左右，约为GDP的2%。如此低的利润，是不可能支持企业用保留利润进行高比例投资的。199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5300亿元，占GDP的33.84%，1998年，该比例增加为36%。 即使扣除折旧，净投资额也是相当大的。而这还只是在投资增长比前几年大幅回落之后的数据。显而易见，这种高比例、高速度增长的投资，只能来源于居民储蓄和国外资本。事实上，我国的高投入一直是靠居民的高储蓄来支撑的。这说明我国居民具有较高的边际储蓄倾向，同时也就是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据专家估计，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60%。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总支出曲线具有较低的斜率，总支出中各变量的增量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极为有限。不仅如此，当年投资乘数甚至可能小于一，即由投资增额所拉动的GDP的增长可能小于投资增额本身。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997年统计公报数据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额为2320.89亿元，但由此带动的当年GDP增长额为1511.928亿元，低于投资增额808.96亿元，投资乘数0.65。当然，乘数可能不会在当年达到最大效应，但至少应在第二年达到。然而事实是，1998年投资额增幅高于1997年，GDP的增长率却在下降，未见明显的乘数效应产生。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固定资产投产，特别是投向国有企业的部分，所产生的乘数效应由于投资效益低下而抵消。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额逐年递增，1998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高达35.3 %。 至10月底的统计数据表明，盈利企业与亏损企业盈亏相抵后，全部国有企业净亏损60亿元。吸走了大量投资的亏损企业并未将投资转化为收入，因而我们将亏损理解为非意愿的储蓄，这无疑大大地增加了边际储蓄倾向，使总支出曲线更趋于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极低的投资乘数互为因果。我国的GDP增长， 是靠巨大的投资支出堆积出来的。在投资效率低下，没有相应的消费需求作为支撑时，投资增加带来的不是能转换为收入的产出，而是大量的非意愿的存货堆积。这些难以变现的存货，增加的是银行的呆帐、死帐。 从数字上看， GDP在增长，但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泡沫，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东南亚经济危机已经将此昭示得很清楚了。实实在在的无扭曲的经济增长，必须是以消费需求的增长为基础的。
投资支出增长在当期表现为总需求增长，在远期则形成总供给增长。我国已经处于过剩经济时期，仍然一味地以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必将使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增长更加困难重重。
三、消费需求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政府扩大支出之所以成为拯救经济的良方，不仅仅在于这种支出能够直接增加GDP， 更重要的影响是：一方面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张改变厂商对经济状况的预期，随之增加投资，从而带动全社会投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乘数作用，使GDP产生一个数倍于政府支出增长的增加值。 这里，社会经济主体的预期、边际消费倾向就成为制约政府扩大支出的财政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我们认为，这也是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实施效力不佳的原因所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阶段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消费需求不振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作一番分析。
1、收入水平对消费函数的影响：
近年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改革力度加大，国有企业的机制改革和全社会产业结构调整都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随着下岗职工的大量增加，当前收入的下降和对未来收入的不乐观预期，都对消费需求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使消费者削减当前开支，后者则改变边际消费倾向，使消费函数曲线更趋平缓。
下岗职工急剧增加，不仅自身收入急剧下降，并且在再就业时大量挤占了以前由剩余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岗位，使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出现了困难，甚至产生向农村回流的现象。这部分人由于比以前更难于找到工作的机会，其收入大幅下降，并且更无保障。下岗职工和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风险同时增大。当这种收入境况的变坏被认为是一种长期趋势时，就会引起生活方式的重大调整，对于增加的每一单位收入，将有更大比例被用于储蓄，从而减少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消费需求下降。
对收入预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再就业的可能性。目前，很多城市已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再就业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但对于庞大的再就业队伍而言，其规模、影响都还太小。下岗职工再就业困难重重。经济不景气使这支队伍有不断扩大的可能，现有的就业岗位大都人满为患，在岗职工也面临着下岗的风险。这种局面使大量下岗人员几乎失去了寻找工作的信心。
我国政府新增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直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使部分就业者的当前收入得以提高。但是，这种投入大多是一次性的，提供的仅是临时就业机会。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并不乐观，则这部分临时收入将有一个较大比例被储蓄起来，使消费需求不能随着当前收入的增加成比例增长，由此产生的乘数将会很小。
另一方面，下岗人员的再就业能否得到较好的解决，还对在岗人员的收入预期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作为下岗人员的亲友，难免要对之接济，这使在岗人员的收入实际减少；下岗风险的示范效应使他们的未来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下岗职工的存在和增加可能改变全社会大部分就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怎样帮助下岗职工树立起就业的信心，尽快地创造或找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2、生活费用的变化对消费函数的影响
到现在为止，已出台的改革措施，使人们必须列入开支计划的项目大大增加：人们必须对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失业、退休等费用操心。而这些项目，过去在人们收支计划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其中每一项要获得完全保障，所需数额都非常大，并非一般有固定收入的社会成员能轻易承受。一般工薪阶层的经济压力日益增大。特别是1998年年初推出的住房改革计划，更使人们普遍提高了储蓄意愿。住房需求的增长，固然能带动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走出低谷，1998年上半年“国房景气指数”值达到102.94，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77点。但是，巨额的购房款支付是从其他消费需求的大量缩减中挤出的。住房景气的上升，可能是以零售消费品行业的景气下降为代价的。对于有较长工作年限并有大量积蓄的人，可能动用储蓄购买而不影响当前的消费。但对于大量工作年限较短的年轻人，这项政策给出的信号是大比例地增加储蓄，以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购买住房。事实上，对住房需求最迫切的，正是这部分年轻人。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对总需求是否有拉动作用，尚不明朗，但人们的储蓄倾向将因此而增加则是确定无疑的。对于住房改革措施的仔细斟酌，力度的稳健控制，将对人们的消费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不可掉以轻心。保障人们在一般收入水平上基本住房条件得到满足的措施，比如政府提供福利性租房等，如能随着住房改革同时推出，则将大大缓解人们的储蓄压力，使边际消费倾向不致有大的降低。
1998年以来，物价总水平虽然呈下降之势，但是医疗、服务、住房、教育等价格水平仍在上升。这些支出在收入中的比重较大，人们在为未来进行的储蓄中可能将这类费用高估。在目前收入相对稳定时，尽可能多地储蓄，是一般中、青年工薪阶层的普遍心理。改革进行到目前阶段，原有的保障系统几乎完全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应付医疗、教育、失业、退休的费用很大一部分需由个人自行设法解决。改革将使社会保障系统提供什么程度的保障，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完全无法预见。政府亦未就此目标作出明确的说明。这对于消费倾向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底进行的第28次储蓄问卷调查显示：即使在预期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我国城乡居民当期消费倾向有所回落，储蓄意向上升、储蓄动机主要集中在教育费用和住房项目上。（《中国证券报》1998年12月31日第一版）
3、消费需求对社会总投资增长的制约
一般而言，政府扩大支出，会使企业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看好，从而增加投资，拉动总需求增长。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十几年来，伴随着改革的进程，政府职能逐渐转变，投资决策分散化。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减少，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国有经济投资的高速增长。
非国有企业的产品多为生活消费品，严重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它们不同于国有企业的机制使其具有相对较硬的预算约束。在消费需求大幅增长的经济氛围中集体企业投资意愿较强，而当消费需求增长明显回落时，集体企业往往率先作出调整，减少投入和产出。从1993年以来，集体企业的增长速度逐年回落，投资严重萎缩。投资增长率从1993年的64.1%降到1997年的5.8%，1998 年上半年集体企业投资增长几乎为零。这种局面的产生，除了信贷可获得性和税费负担过重的影响之外，主要是受到了消费需求回落的制约。非国有企业投资和产出增幅的回落，与我国消费品市场走软，呈现出高度正相关关系。1997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47%，1998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5%。非国有经济投资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从1997年的11881 亿元下降到1998年的7180亿元，降幅高达近40%。（根据《人民日报》1978年12月31日第一版发布的经济数据计算）
显然，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之前，政府扩大投资支出对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带动作用难以肯定，社会总投资的增长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四、结论
以上分析不很全面，但从中已可看出一些对经济影响很严重的问题。在我国边际消费倾向不高、投资乘数效应微弱、投资效益很差的特征下，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带动投资需求，从而带动总需求增长，已经非常困难。我国的国民生产函数似乎呈现严重的规模报酬递减特征。这种增长即使实现，也是代价巨大的。总需求中的一个部分－－－消费需求，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消费需求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比投资需求大得多。另一方面，没有消费需求的相应增长，投资扩张的边界将非常有限。而且，在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中，也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
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应对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增大边际消费倾向给予更多的重视。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有利于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大边际消费倾向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很多流于形式，并未真正落实到群众生活中，没有对消费者的预期产生大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落实，并不需要增加多少政府支出，却可能改变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实实在在的拉动作用。这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政策思路，值得更多地加以研究。
注：本文所用数据，散见于1998年内《中国统计》、《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等，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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