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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13-12-26]
【中图分类号】D80 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1-0026-22
一 定义和范围
田野调查(fieldwork，field research)是社会科学定性分析的基本方法之一。政治学中的田野调查通常被界定为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在后者的生活环境(setting)中互动，①或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较长时间的专注观察。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搜集数据并开展研究。
田野调查肇始于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ethnography)。②民族志的主要方法是观察(observation)和访谈(interview)。观察有两种方式：一是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二是非参与式观察(non-participant/unobtrusive observation)。③参与式观察要求研究者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中，并保持自己的客观性。但在非参与式观察中，观察者并不介入被观察者的生活，只是客观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行为。④
但在政治学中，田野调查的侧重点和范围有所不同。文化虽然也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但却是比较边缘的研究领域。政治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虽然参与式观察贡献了政治学的一些经典之作，⑤并且不时与后文将要论及的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和访谈交叉使用，⑥但由于当代政治学家极少单独使用这种方法，⑦本文不对之做专门讨论。
政治学家使用的田野调查方法主要有三种：非参与式观察(主要是自然实验)、田野实验和访谈。⑧政治学家排除了若干被人类学家视为田野调查的方法。有学者把档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纳入田野调查的范畴。⑨实际上，档案研究使用的是别人搜集和整理的一手资料，缺乏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流，严格地说不属于田野调查。类似地，使用报纸和别人编辑的信息资源和数据进行研究，也不是田野调查。人类学中常用的叙事法(narrative)未必是田野调查，因为叙事的目的可以通过读报纸或使用未经亲自调查得来的数据来达到。⑩
值得一提的是问卷调查法(survey)。问卷调查类似于结构化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使用的频率很高，并且对同一个人进行两次或多次调查也不罕见。(11)尽管如此，这种方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访谈。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问卷调查通常雇佣人来批量投放，按标准化方式做答，在调查过程中缺乏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沟通和互动。(12)第二，除了较少应用的视频问卷之外，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调查者无法观察和追踪被调查者的非言语行为。第三，问卷调查适合从一大群人中了解少量基本信息，而访谈则有助于从少数人那里了解到深入详细的信息。显然后者更符合田野调查的宗旨。(13)
政治学定性研究绝大部分是基于二手材料的个案研究，田野调查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分支。细节丰富的国别研究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分析必需的基础，(14)因此从事田野调查的主要是比较政治学家。相应地，政治学中声名最卓著的田野调查经典，都是比较政治学著作，例如理查德·芬诺(Richard Fenno)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著作。(15)
长期以来，田野调查在比较政治以外的政治学中应用较少。近些年情况略有改善。美国政治(American politics)研究者尤其是城市政治专家开始引入田野调查。(16)在国际关系中，田野调查比较罕见。不过，建构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的人类学或民族志转向。社会建构主义者有一个共识，强调参与式观察有助于研究者探索制度性规范被复制的过程。例如，有学者采访了在联合国任职的核武器专家和政治学家，探索了专业语言是如何把官僚机构里的个人社会化的。(17)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应用田野调查较多的领域是国内冲突(civil conflict)。(18)此外，在政治学田野调查中，使用最多的方法是访谈。相比之下，很少有基于田野实验或自然实验的比较政治或国际关系著作发表。(19)
田野研究是政治学的重要基柱，美国的政治学系却很少提供田野调查方法的系统训练。(20)因此，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在政治学中处于一种尴尬的边缘化地位。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步。由于严重缺乏田野调查专家，很多研究，例如中东政治研究，长期无法有效推进。(21)
二 主要方法
田野调查具体采用哪种方法，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特点。本节拟通过具体的案例，简要地介绍非参与式观察(自然实验)、访谈和田野实验的基本特点。
(一)非参与式观察/自然实验
非参与式观察是狭义的观察。它不包含访谈，但观察者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在场”。(22)自然实验是政治学非参与式观察的主要形式。(23)作为一种经验研究方法，自然实验的条件或对象接受的处理(treatment)是由天然条件造成的。(24)实验者忽略研究对象的内生差异，重点关注外生变量如何引起实验对象思想和行为的变化。(25)苏珊·海德(Susan Hyde)对亚美尼亚2003年大选的研究就颇能说明政治学自然实验的特点。(26)
海德研究国际选举监督对新生民主国家选举公正性的影响。据统计，2004年，80％在新生民主国家举行的选举设有国际监督。研究这类问题的主流方法是跨国大样本分析(cross national large N analysis)。然而大样本分析有一个内在缺陷，那就是无法区分选举公正性的变化是由于国际观察员到场，还是与他们无关。
海德的自然实验场所是2003年亚美尼亚的总统大选。她的理论猜想是国际观察员的监督增强选举的公正性。这次选举具备三个有利于自然实验的特点：第一，选举当中舞弊很普遍，并且是集中策划的。这就为检验国际观察员是否减少了舞弊行为提供了机会。第二，在选举结束后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即公布了部分投票结果，海德能够借此检验自己的猜想。第三，国际观察员的委派方式接近于随机。这一点非常重要，保证了实验者不干预实验的处理。由于实验者未对国际观察员施加影响，实验过程在总体上非常接近于随机赋值(random assignment)。(27)这在其他类似的实验中很难做到。
这个天然的“设计”使得海德可以较为有效地检验自己的假设。理论的自变量被度量为投票站是否设有国际观察员监督，因变量则是在职(incumbent)政治家获得选票的数量。选举数据支持了海德的理论，即国际观察员在场导致了在职政治家的得票率下降。这反过来也支持了在职政治家在以往的选举中确有舞弊行为的假定。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然实验中，由于实验者与实验对象往往没有言语交流，而只是做长时间细致认真的观察，研究者得以保持清醒而客观的姿态，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实验对象的思想和行为。(28)
(二)田野实验
科学实验的特点是为了发现因果关系操纵(manipulate)某个(些)变量。实验方法区别于非实验方法的地方在于故意地操纵或控制某个(些)变量，同时保持其他变量的值恒定(constant)。在实验中被操纵的变量称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由研究者跟踪和度量的变化的行为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科学实验主要有三种：传统(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和自然实验。传统实验的场所是严密控制的实验室，实验者得以把自变量隔离开来，借以观察它对因变量的影响。田野实验则在真实的场景中进行，被实验者不一定意识到他们就是实验对象。在田野实验中，自变量同样受到实验者的控制。但在自然实验或准实验(quasi-experiment)中，自变量未受到操纵，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或者是受外生因素影响的。(29)
具体而言，田野实验是在实验者通过人为干预(intervention)对实验对象进行某种处理的前提下实施的调查活动。干预的目的是影响被调查者的思想和行为。(30)田野实验需要专门设计来实现。最常见的设计是随机指定一些实验对象来接受专门的处理(treatment)，称为实验组(treatment group)，以区别于那些没有接受过处理的控制组(control group)。田野实验要求选样具有随机性，以确保实验组除了接受过的专门处理之外，与控制组人群没有其他显著区别。(31)
田野实验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和佩德罗·文森特(Pedro Vicente)对2007年尼日利亚大选的研究。这可能是“第一次利用实验方法研究选举暴力”。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之后，低收入国家普遍推行选举。但是，这些选举往往充斥着暴力。两位作者的研究问题是政治暴力对投票行为的影响，(32)其中自变量是竞选活动，因变量是选民投票行为的变化。
为了回答问题，作者研究了2007年的尼日利亚大选。他们把田野实验设计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实验者通过竞选活动来降低选民对政治暴力和恐吓的恐惧。在第二个阶段，实验者检验竞选活动是否真的影响到选民的投票行为。这次田野实验的抽样以“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的样本为基础。“非洲晴雨表”在尼日利亚的36个州中抽取了275个计票区。科利尔和文森特则抽取了这275个计票区中的24个。
计票区抽样有一个非随机的部分，即在西南、东南和北方三个主要地区各选择两个州，抽样的原因是这些州晚近都经历过选举政治暴力，具体而言包括西南的拉各斯州(Lagos)和奥约州(Oyo)、东南的三角州(Delta)和河流州(Rivers)以及北部的卡杜纳州(Kaduna)和高原州(Plateau)。这个样本既服务了作者的研究目的，又兼顾了尼日利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多样性，还覆盖了该国的优势种姓，包括西南的约鲁巴人(Yoruba)、东南的伊波人(Ibo)和北部的弗兰尼/豪萨人(Fulani/Hausa)。
抽样过程的其他环节则相对随机。科利尔和文森特随机从6个州中各抽取了2个计票区，接着抽取了每个计票区邻近的计票区作为控制组。6个州的每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地理位置上完全匹配，即两者都位于大城市、小城市或农村。在开始竞选宣传之前，实验者做了基线调查(baseline survey)，总共采访了居住在计票区的18岁以上的1200位选民，其中每个计票区50人，时间从2007年1月20日至2月3日。
接下来，实验者深入邻里和乡村，在实验组所在的12个计票区进行了竞选宣传。宣传的目的是谴责政治暴力，反对恐吓选民。实验者强调恐吓的做法是非法的，同时努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降低选民们的恐惧。宣传材料包括T恤、穆斯林妇女面纱、小册子、宜传画、小贴士，还有路边表演。宣传的主体部分是召开镇会议和公众剧院演出。在镇会议上，农民和牧民有机会见到本地官员，请教如何应对政治暴力，讨论如何克服集体行动问题并找出有效的办法来减少本地的政治冲突。戏剧表演内容如下：有好坏两个政治家，后者使用暴力恐吓。演出的目的是教育那些为政治暴力效力的年轻人和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妇女。
选举结束后，从2007年5月22日至6月5日，实验者回访了选举前的被调查者，合计1149人，占被采访者的96％。同时，他们在实验组的12个计票区增加了300个新的实验对象，每个区25人。实验对新实验对象唯一的要求是他们没有参加过竞选活动，以确保这些选民可以充当控制组。在前后两次调查中，研究者都使用同样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你的邻里或村庄在面对政治家策划的暴力时，感觉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实验的结果显示，经历过竞选宣传的投票区选民投票率比没有参加过竞选宣传的投票区的选民高。反过来说，选举暴力显著地降低了选民的投票率。
(三)访谈
访谈是政治学家最常用的田野调查方法。(33)访谈显然是对观察的补充，因为有一些问题或现象是无法观察到的，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才可能认识和理解。(34)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政治人在想什么、他们怎么解释一个或一系列政治事件，或者他们已经做过或即将做什么，就有必要进行直接交流。(35)
按照对象自由程度的不同，访谈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结构化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指采访者和采访对象坐下来回答设计好的问题。每个问题都经过字斟句酌，对问题的顺序也有严格的排序，访谈的目的是找到答案。所谓封闭式问题(close ended question)通常用于结构化访谈之中。(36)二是非结构化访谈(unstructured interview)。它经常被视为参与式观察的一个子集。(37)非结构化的访谈有时候也被称为“引导性交谈(guided conversation)”。它较少依赖严格的程序和规定，而是在访谈的过程中涉及一系列话题，或(和)有意识地把访谈向研究者感兴趣的方向引导。作为狭义的深度访谈，它最大的优点是让采访者搜集到更多的信息。(38)例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等在对意大利地区民主绩效的研究中，就数度采访伦巴第(Lombardia)、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等地区的议员。他们每次都问同样的问题：“请告诉我们，什么是贵地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地区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地区议会和政府是怎样工作的?谁具有影响力，在哪些方面?与中央政府关系如何?地区议员做些什么工作?政党是怎么运作的?”(39)三是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这也是最常见的深度访谈。所谓结构化是一个程度的概念，在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之间有着广阔的空间，很多访谈介于两者之间，即在不同的时点上，交叉使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两种形式。(40)
按照对象的不同，访谈又分为精英访谈(elite interview)和非精英访谈(non-elite interview)。在政治学中使用较广的是精英访谈。政治学较早的基于精英访谈的经验研究是波格丹·邓尼西(Bogdan Denitch)在1968年春季和秋季对517名南斯拉夫舆论领袖的采访。(41)精英访谈这个词容易引起混淆和争议。政治学中的精英通常指决策者或政治领导，例如国会议员、高层官僚、政党领袖和利益集团首领等。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精英也可以指特定领域的专家。(42)
访谈对象选择涉及统计抽样(sampling)方法。总的来说，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普遍化某个观点(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就需要概率抽样(probability sampling)；相反，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追踪某个特定的政治过程，那就有必要进行非概率抽样(non-probability)。两种抽样方法各有利弊。具体而言，概率抽样有助于避免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便于理论普遍化以及检验已经提出的理论，但缺点是在随机抽样的过程中可能忽略重要的对象。非概率化抽样的优点则是严格控制选样过程，不会漏掉重要人物，尤其适合重构一个事件，但缺点是严重的选择偏差和普遍化能力低下。(43)例如，如果我们要研究九一一后美国人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就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概率抽样。而如果我们要探讨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过程，最好能够采访当时参与决策的政治家、高层官员以及知情的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和学者。
三 功能
自然实验、田野实验和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各有特殊用途。但总的来看，田野调查在政治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发展中发挥着如下四种功能：
(一)数据搜集
数据搜集是田野调查最广为人知的功能。田野调查者倾向于聚焦一个或少数几个案例，调查因此全面而深入，可以搜集海量的信息。(44)更重要的是，田野调查贡献的是原始数据，因为原始数据的来源主要是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45)绝大多数政治学研究使用的都是二手资料。但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一手或原始数据远比二手资料重要。它们不仅可以佐证二手资料揭示的人类行为模式，而且有助于捕捉历史中个体行为的差异，(46)从而更能推动研究者进行理论创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野调查在搜集体现政治人偏好和信仰的微观数据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广义的社会科学是对人的研究。在理想的情况下，关于人类思想、信念和行为的理论和假说应该用个体层次的数据来检验。但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微观(个人)层面的理论与国家(次国家)层面的经验检验并行不悖。原因在于，政治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取。尽管这一做法被广泛接受，但却给那些所谓被经验检验所验证的理论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国内冲突研究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有的反叛组织对待平民很友好，但另一些则非常残忍。杰里米·温斯坦(Jeremy Weinstein)对此提供了目前来看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叛军的残暴程度取决于其资源禀赋：资源匮乏型反叛组织由于其生存和发展依赖现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意识形态，很少会对平民使用暴力。相反，资源充足的反叛组织则因为无求于平民而对他们非常残忍。这项令人信服的研究在相当大程度上借助于田野调查尤其是访谈所搜集到的一手数据。他的正式采访对象是乌干达的全国抵抗军(NRA)、莫桑比克的全国抵抗运动(RENAMO)和秘鲁的光辉道路(Sendero Nacional)等叛军的政治领袖、军官、士兵以及军队周边的平民共约155人。借助翻译和研究助理的帮助，他们了解了反叛组织面临的处境、战争的进展、采访对象面临的约束、他们的选择以及选择可能再现的后果。(47)NRA和Sendero Nacional是资源匮乏型反抗组织。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依赖现存的关系网络和意识形态，很少对平民使用严重的暴力。相反，RENAMO等倚仗外来资助和毒品贸易收入，对平民很残暴。
田野调查尤其是访谈对政治人偏好和信念的揭示解决了宏观理论和微观数据不匹配的结构性困难。要理解政治人的偏好和信念，最好的途径就是精心设计的访谈、观察和调查。重要的微观数据包括政治精英如何看待与其他政治人在真实世界中的战略互动：他们在博弈时面临的选择、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的计算以及路径选择等。若非通过田野调查尤其是面对面的互动，这些数据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田野调查提供微观层面数据的强大功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尤其显得不可或缺。比如，由于政治压力或教育程度过低，政治人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以致接触媒体的机会受到严重限制。(48)
在网络时代，数据获取的来源很多，成本也很低。“除了辑录的经济数据以外，可供使用的数据还包括许多反叛组织发表的声明、某些社会组织内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在线进行的内部讨论、穷国和富国的公共舆论数据、议会记录的文本、地方选举结果以及许多国家、地区和地方报纸”等。(49)尽管如此，田野调查仍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离开了田野调查，我们就无从知道人们的思想和信念，也就无法恰当地解释和检验关于人的理论猜想。
(二)概念创造
戴维·费特曼(David Fetterman)认为田野调查材料分析的目的首先是“创造概念”。(50)索尔德·劳埃泽(Soledad Loaeza)也指出，“田野调查经常压垮现有的概念，并使以前的分类标准相形见绌”。(51)例如，弗雷德里克·谢弗(Frederic Schaffer)探讨了不同政治场景中“民主”的不同含义，其经验基础就是在塞内加尔的乌洛夫语(Wolof)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52)创造了委托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这一概念的吉勒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ell)，也是从田野调查中得到了灵感。他对拉美地区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做过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和调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别于代议制民主的委托式民主概念，(53)即总统虽然由民选产生，但在执政时并不需要信守选举时的承诺，而是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田野调查中的场景特性(contextual specificity)是概念创造的强大驱动力。场景特性是当场景中的差异性潜在地威胁到变量度量的信度时产生的一个基本问题。(54)场景特性影响到政治的很多领域，尤其是在跨国或(和)历时的调查研究中。(55)场景特性对宏观层次的政治有着强大的影响。例如，建构主义者就声称现在国际关系的“建构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根本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希腊古典世界的国际关系规则。(56)
社会研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特殊化与普遍化的对立。不同程度的场景特性即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具体而言，有三种情况：第一，场景特殊化的观察领域。例如，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美国是一个福利落后的国家，因为直到罗斯福新政，美国政府才开始提供社会福利。她假定福利指的是更早些时候在欧洲出现的标准的福利项目，但是却没有认识到美国独有的福利形式，例如老兵优惠以及对母亲和孩子的财政支持。因此，斯考切波是看错了地方，即看错了政策领域。第二，场景特殊化的指标。例如，在欧洲国家，政党认同主要表现为党籍，而在美国，政党认同的主要形式是参与竞选活动。因此，在编写政治参与的指标时，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有必要区别对待。第三，调整的共同指标。比如，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公共开支的受益者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享受医疗福利的是失业人口，而在欧洲，这项政策与就业状况无关。由于美国的特殊性，有学者在计算其他国家的医疗开支时，要乘以一个系数，以降低它们的分值，使之与美国具有可比性。(57)以上三种情况的共同点在于，田野调查者即使不是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概念，也挑战了现有的概念或为这些概念贡献了新的类型。
(三)理论建设
很多政治学家只是把田野调查当做获取原始数据的手段。沃尔科特尖锐地指出：“学者们容易把田野调查简化成数据搜集工作，反而把更有创造力的初衷抛之脑后。”(59)实际上，田野调查既是资料搜集的过程，也是“典型的按照某种特定范式进行的理论生成活动”。(60)田野调查经常给研究者带来惊奇，使他们认识到现存理论不足以解释面对的现象，或者发现新的经验模式或因果机制。(61)数据丰富的国别研究不仅是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数据来源，也是新观念、假设和研究的来源。这一观点不仅为国别和地区专家所认可，也得到了形式建模学者的首肯。(62)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等强调同案例材料近距离接触对理论建设的巨大帮助。他们建议学者们密切关注故事、叙述和场景。(63)此外，田野调查尤其是田野实验和访谈长于揭示场景、过程和机制，(64)因此特别适合追索因果关系。自然实验和田野实验由于其给主自变量随机赋值的功能，在寻找因果关系方面有着无可匹敌的能力。(65)
普特南等学者通过20多年努力对“同一个国家民主政府绩效为何大不相同”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就是田野调查促成理论生成的经典范例。(66)他们的田野调查始于1970年。当年意大利打破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央集权模式，把权力下放给全国20个地方政府。到20世纪90年代初，地方政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增强了，新的分权制度也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但是，制度变迁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南方和北方的发展差距。普特南等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发现，在制度绩效较高的北方地区，社会组织和参与方式是横向的，存在许多社团组织。人民关心公共事业，遵纪守法，社会信任感强。相反，在制度绩效较差的地区，社会生活是垂直的等级制组织，人们极少参与社会生活，互不信任，腐败和违法乱纪是家常便饭。
普特南的结论是不同的政治文化对意大利今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绩效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公民传统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和自我复制能力。意大利北方地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充足，信任、规范和合作网络很发达，从而产生了良性循环。反观南方的共同体，其负社会资本也是自我加强的，其特点是“背叛、猜疑、逃避、利用、孤立、混乱和停滞”。
不仅如此，田野调查还有助于创建基于真问题的理论。当代政治科学的一个主要症状是方法驱动，而不是问题驱动。方法驱动指的是研究问题的选择，取决于量化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不是历史和现实确实存在的政治现象。方法驱动的研究导致了自我服务式(self-serving)的问题建构和数据滥用，(66)结果是政治科学研究中假理论、假问题泛滥成灾。(67)例如，风行一时的理性选择学派假定选民都是理性的，在决定是否参加投票或者投谁的票这一问题上会做收益和成本核算。(68)但是，不少研究反复表明，选民在投票时是非常不理性的，人的行为不是受理性，而是受偏见、流言和他人的行为引导的。(69)
(四)理论检验
田野调查不仅生成理论，而且检验理论。(70)检验意味着用搜集的数据来分析所提出的命题，或者探讨一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一种现象。(71)伯恩德·赖特(Bernd Reiter)通过访谈，检验了他提出的命题：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葡萄牙公民遭到制度性歧视，被视为外国人和二等公民。在1974年专制统治终结后，尤其是葡萄牙1990年加入《申根协定》后，葡政府开始篡改民族主义，压缩其内涵，以种族和文化标准替换了政治和法律标准，少数族裔必须“年满十八岁，能够正确地使用葡萄牙语，有一个体面的职业，穿着得体的欧式服装并按照欧式风格穿鞋和用餐”，才会被承认是事实上的葡萄牙公民。政府统计部门在发布公告时，也从不披露少数族裔的任何统计信息。学术界紧密地配合政府的政策，对少数族裔日益严重的抗议置之不理。2003年，赖特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采访了50位非洲裔葡萄牙公民，包括里斯本的移民组织领袖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葡属巴西、安哥拉、佛得角和莫桑比克人的后裔。他搜集的数据反复说明一个问题，即“我是个葡萄牙公民，同时我又不是一个葡萄牙公民”。这就较为充分地验证了他的理论。(72)
赖特的上述努力是田野调查证实理论猜想的例子。政治学也不乏田野调查证伪权威理论的案例。1993-1994年间，政治学家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前往非洲担任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UNAMIR)官员。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联合国官僚政治的运作做了一年的参与式观察。他的结论是，虽然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者把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视为世界政治进步的标志，但国际官僚机构本身却是短期利益驱动的。官僚政治本身的利益经常会凌驾在组织为之服务的利益之上。(73)类似地，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 Wood)采访了几百位参加了萨尔瓦多内战的士兵和平民，在综合这些口述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农民选择加入反叛组织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而不是出于收益大于成本的理性选择。(74)
四 操作和注意事项
田野调查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确定问题、准备工作、实地调查和材料分析等几个步骤，(75)操作规则和注意事项有很严格的规定。唯其如此，才能尽量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关于不同田野调查方法中的具体步骤和规程，例如具体的准备工作、(76)获取和记录数据、(77)如何在规定时间内搜集到所需的数据、(78)编辑方法(79)等，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者有着系统而严谨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简要地探讨在田野调查中四个重要但又容易被忽略的程序。
(一)文献学习
田野调查需要充分的准备工作。调查者常常忽略对已有的二手历史资料特别是原始档案的研究。历史资料有助于理解课题涉及的深度，当代学术成果则提供必要的广度，深度和广度相结合，就可以产生一个基本的个性化理论导向，把研究者同专门领域的最新研究结合了起来。(80)
此外，田野调查者，尤其是到国外做调查的学者，还要关注当地的报纸和政府文件。报纸既帮助研究者更广泛地理解那些在一个国家中具有新闻价值和公众关心的问题，又有利于建立一个背景知识。由于田野研究的口径很窄，广泛了解对象国的社会问题对理解研究对象会很有帮助。同时，政府通常保留着珍贵的、独有的研究信息。政府文件和档案是证据多样化的重要渠道。(81)
最有效的研究策略是“把访谈和对文字资源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新闻、期刊或图书中发现潜在的信息提供者，然后采访他们，向他们索取更多的文字材料，然后带着我从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再回来打扰他们，继续去拜访那些在访谈和文字资料中发现的其他信息提供者”。(82)
(二)调查时间
人类学对参与式观察方法有严格的时间要求。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最少12个月。沃尔科特认为这是最低的要求，虽然现在已经变成了最高标准。(83)现在比较通行的做法是田野调查时间的长短由调查目的来决定。总的来说，如果研究目标是群体文化变迁，那么即使耗尽学者的一生，也未必能够完成任务。但如果研究对象只是一场选举，多数情况下则只需要在选举前后二至三个月进行调查即可。值得一提的是普特南等对意大利政治进行的长期田野调查，从1970年一直持续到至少1989年。普特南在意大利做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其中有对地方议员的访谈。这种访谈共进行了四次，分别发生在1970年、1976年、1981-1982年和1989年。
(三)调查机会
田野调查机会并不是俯拾皆是，更不是不请自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求学者们自己去争取。访谈机会尤其如此。就政治访谈而言，很多时候要说服别人接受访谈并不容易，因为与人交往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即使最有魅力的政治学家也不太愿意拿起电话，呼叫那些位高权重、行色匆匆的政府官员或游说者，而且还要打通那些忙碌的侍应和疲倦的助手。”(84)调查者有时候还需要两次或多次访谈同一个人。原因有两个：其一，访谈一旦完成，内容被转录之后，不确定和含糊的信息就会变得很明显。其二，新的和事先难以预料的信息几乎总会出现，以往的访谈对象会成为确认和阐述这些新信息的来源。(85)例如，普特南等对意大利地方议员进行了四次访谈，其中三次涉及回访，合计采访人数约700人。这就增加了获得调查机会的难度。
为了让田野调查能够展开，研究者必须要善于利用制度和非制度资源。比如，在中国做访谈多数需要申请各种采访权和调查权，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国内建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尤其需要依赖中国学术伙伴和研究助理。(86)在非制度资源方面，如果“访谈对象请访谈者去参加他们的下一次会议，或者同他们去市中心，到法院去递交法律文件，一定要同意”。(87)人们在工作环境以外的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比较真诚和坦率。詹妮·克拉克(Jannie Clark)指出，在中东，“滚雪球(snowballing)”是最重要的获得调查机会的手段，即请调查对象推荐他的亲人、朋友和同事来参与调查。(88)此外，要在外国尤其是一个分裂的社会获得研究机会，调查者最好表明自己是独立于该国政府的，并且不应该有明显的政治偏好。那些尖锐的问题最好在访谈快结束的时候再问。研究者应该对对象国的文化和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也可以雇佣第三者来做调查。总之，研究者必须克服对象国政府和受访人的怀疑，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信用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对这个社会尖锐的对立有更深的理解。(89)
(四)职业道德
进行田野调查尤其是访谈的学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具体而言，被调查者应该知情并同意。调查者首先要坦率而真诚地告诉被调查者自己的学者身份，并表明自己的目的是研究被调查者在特定问题上的经历或立场。(90)调查者还要让被调查者理解研究计划的目标、方法和意义。在程序上，双方应该签订一个书面或口头协议，以确保参与者的名字不外泄以及个人不会因为参与这次研究或者研究结果的发表受到伤害等。此外，研究者要妥善保管研究笔记，谨慎处理研究成果，以保护参与者的安全和隐私不被侵害。研究者还要确保研究对象可以以某种方式了解研究结果。(91)
职业道德的遵守，不仅取决于研究者本人，还受到外在环境的巨大影响。伍德承认，在高风险的条件下，比如在陷入战争的国家做田野调查，面临着巨大的伦理风险，能否解决伦理困难，关键取决于特定的冲突场景。在有些情况下，要遵守工作伦理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要牺牲某些道德要求。在其他许多情况下，能否坚守职业道德也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己的判断。在萨尔瓦多内战期间，伍德本人在该国做了26个月的田野调查。她发现，在冲突地区要捍卫职业伦理更为困难。由于政治对立和暴力盛行，研究者很难坚持要求调查对象明确同意研究计划本身。调查对象不时会因为参与调查而受到政治迫害，甚至丧失生命。为了保护被采访者，他们的名字通常被完全省去。(92)
如前所述，培养与被研究者的私人感情是获取信息的一个高效途径。(93)人的本性是与那些让我们感到舒服的人长期交往。但对于田野调查来说，由于观点和价值观相同的人更容易相处，人性的这个特点会给数据搜集引入系统性偏差。纯粹的个人好恶可能意味着一些人的观点会比其他人的观点对我们更重要。(94)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很难让被调查者知道自己参与了田野调查。原则上，公共场合(比如购物场所或餐馆)的田野调查，可以自由观察，但在相对私密的场合就需要征得对方的同意。(95)
五 缺点与局限
如前所述，田野调查的优点是搜集一手和微观层面的数据，揭示政治现象的因果机制，并使研究者始终面对真问题。尽管如此，田野调查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调查成本高昂
田野调查使用较少，一个重要的约束是时间和经济成本。如果在外语环境里做田野调查，成本更会急剧攀升。对于急于完成学业、获得学位并寻找职位的研究生来说，做田野调查很不现实。这也是效率较高的量化分析方法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96)
进行访谈的代价不菲，如果采用开放式访谈，时间成本将会更高。访谈本身、转录访谈笔记、准备编码和编码过程都会产生很高的费用。而且，开放式访谈进展缓慢，时间耗费大，相应地投入也大。此外，还要考虑很高的数据分析成本。(98)另一方面，精英由于人口数量很有限，工作繁忙，而且经常出差，对其进行的访谈远比对其他人群的研究要更加费时。(98)开放式的长期研究常常需要第二轮或者更多轮次的访谈和接触。虽然学者们可以通过使用同样的问题、更多地采用封闭式的问题和没用最初使用的编码等手段降低边际成本，(99)但总成本仍然会攀升。
田野实验的成本也很高。尽管也不乏时间较短的项目，但是许多课题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比如文化演进、观念的代际更替以及政治行为的早期教育等。在田野实验中，为了实施控制(treatment)，实验者经常要与某个实施机构结成伙伴关系，例如政治家、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活动家等。它们会协助选择实验人群和控制人群。(100)这些都需要资源投入。
(二)外部有效性弱
田野调查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按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说法，民族志主要是“以书面形式描述某些时空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101)问题是在一个场景中的发现是否能够解释另一个场景。(102)
田野调查显然无法解释已经发生的事件。历史已经过去。例如，我们要研究法国大革命对人类人权思想的影响，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就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问题中，解释变量在时间上已经被锁定，不可能随机取样。(103)即使对于晚近发生的历史事件，要做成功的田野调查也困难重重。在对古巴导弹危机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口述史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这次危机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现在，当事人即使活着，也已经老去，早已记不清当年的细节。当事人还可能故意歪曲历史，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最重要的当事人，比如赫鲁晓夫、米高扬等，都已经过世，现存的人在当年事件中的决策地位并不重要，有些人只不过是领导人的后人，比如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的儿子，都未曾经历过该事件，对当时的历史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104)
田野实验的效度比常规实验稍高，(105)但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抽样是否随机、试验对象间是否有显著差别等。此外，在熟人社会中，如果抽样无法做到匿名，就会对结果的可比性造成困难。(106)深度访谈以效度高著称，但其信度很可能不尽如人意，因为即使是采访同一个人，每次访谈得到的结果也未必相同。(107)政治学家常常对精英人物进行长期追踪调研，但由于精英系统是不稳定的，其结构会随着时间而变化，(108)因此，精英访谈的信度很多时候也不尽如人意。此外，参与式观察的数据也很可能存在信度问题。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是调查者的能力。对于同样的政治现象，低水平的研究者和高水平的研究者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仅如此，即使调查同一个社团，间隔的时间久了，结果也可能与此前的大相径庭。(109)
由于外部有效性的局限性，一个合格的田野调查者不会把报告或观察到的现象当做真相本身，也不会天真地认为已经掌握了整个的因果机制，因为它们只不过是特定场景下的数据而已。如果研究设计欠佳，田野调查可能只是强化了研究者去做调查时怀有的偏见。而且，要从田野调查获得的数据中做因果推理很困难，要把一个结论普遍化更是困难重重。随机抽样还面临另一个挑战，那就是在动荡的社会怎么保证抽样的信度。
(三)调查受制度环境约束大
权力对田野调查的影响很大，政治体制会严重地制约它的范围和实施程度。对于绝大多数田野实验来说，大量的现象需要精密的测量。但是，对某些问题的实验在一些国家受到严厉的限制。如果研究对象是新闻自由对一国民主水平的影响，对象国中央政府往往会严厉地限制田野调查的范围和实施程度。鉴于这种原因，绝大多数实验都是在地方政府层次实施。(110)
政治制度会严重影响原始材料的获取。例如，英国是最保守的民主政府之一。《公共纪录法案》(Public Records Act)著名的第三节第四款规定，政府文件，包括情报和情报部门的文件，永远保密。这就断绝了研究者获取政府档案的可能性。(111)虽然档案研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但如前所述，它是田野调查的准备工作，因此也显著地影响到调查的进度和质量。
在中东做田野调查最大的挑战是那里的政治环境。政治气候严重地影响研究对象国的选择、采访技术以及职业道德的坚守。在中东国家很难约见到当地官员，即使见到，他们也不愿意谈到政治问题，担心遭到政府和反对派的报复。一些被采访过的人，到后来根本找不到了，因为他们不断被政府骚扰，或者已经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不少人经历过没收数据、监视居住、逮捕或拘留以及警察骚扰。在那样的国家，既查不成档案，又搜集不到其他可靠的数据，反而是假数据随处可见。由于安全问题，很少有人愿意去冲突区做田野调查。而且，被采访者担心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很可能会不诚实地回答问题。(112)所有这一切都会严重地损害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113)
六 结论
田野调查虽然不是定量方法，但并不天然地非科学或反科学。按照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悉尼·维伯(Sidney Verba)的观点，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只不过是两种不同风格的研究方法，两者其实都是科学的，因为它们遵循共同的推理逻辑，其区别仅在于技术手段。(114)因此，包括田野调查在内的定性方法与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这样的定量研究并非天然对立，而是互为补充。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就提倡不同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创造性互补”。定性分析如果能同大样本统计分析和形式模型结合起来，将更有助于发展更经得起考验的理论猜想。(115)
在当代政治学中，综合应用多种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回答同一个研究问题的情况日益普遍。田野实验就经常包括参与式观察。当学者与第三方合作来实施一个研究计划时，情况尤其如此。(116)普特南的研究就综合应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分析(如关于制度绩效的统计比较和回归分析)、访谈(对地方议员、共同体领袖)、问卷调查(检测政府与公民的联系程度)、个案研究(关于地区政治发展和立法的个案研究)等。(117)
有必要指出的是，田野调查对于某些研究并非必不可少。史蒂文森指出，田野调查的必要性取决于对特定问题的经验积累和描述是否已经充分。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立法程序，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做田野调查了。(118)但这只是就一定时期而言的，如果这样的国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外生冲击(例如冰岛金融危机)或制度变迁(例如欧盟对成员国立法制度的影响)，田野调查的必要性就会凸显出来。更重要的是，政治学家对于发达国家以外的广袤世界知之甚少，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来填补知识的空白。类似地，学者也可以根据别人的描述来建立理论模型，而不一定要借助田野调查。(119)但如果他们的模型涉及人类行为的微观基础，就必须要借助田野调查得来的数据。不仅如此，田野调查也不是做得越多就越好，它也遵循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当任何新信息都可能在其设定的场景内被解释和理解，即使这些信息是不正常的……采访的过程就该结束了。”(120)尽管如此，我们首先必须做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与其他方法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二手数据价格的下降和获取难度的降低，不是降低了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而是为田野调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们因此得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田野调查，从而生产出更多面向政治现象本身的知识产品。
注释：
①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in Robert Goodin,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23.所谓天然环境是指区别于办公室和实验室等人为环境的人类生活场所。
②人类学提供对人的意义的自然、社会和历史的解释，民族志则探讨文化群体生活的知识和意义，可以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主干部分。
③Dana Driscoll,“Introduction to Primary Research:Observation,Surveys,and Interviews,” in Chalres Lowe and Pavel Zemliansky,eds.,Writing Spaces:Readings on Writing,Anderson:Parlor Press,2011,p.160.对于观察，还有更细致的类型学，参见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24页。
④可以参考Lorraine Bayard de Volo and Edward Schatz,“From the Inside Out:Ethnographic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37,No.2,2004,pp.267-271。
⑤Frances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Why Americans Still Don't Vote and Why Politicians Want It That Way,Boston:Beacon Press,2000.
⑥参见Zhenqing Zhang,“From Words to Deeds:Explaining China's (Non) Compliance with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 since the Country's WTO Entry,” a dissert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2011,pp.14-15。
⑦Helmar Schoene,“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and Field Report,” Forum: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Vol.4,No.2,2003,p.261; Andra Gillespie and Melissa Michels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Scientist:Possibilities,Priorities,and Practicalities,” PS: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44,No.2,2011,pp.261-265.
⑧近年来也有新的田野调查办式问世，例如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和顾问咨询，请参考Diana Sinton and Jennifer Lund,“What Is GIS? A Very Brief Description for the Newly Curious,” in Diana Sinton and Jennifer Lund,eds.,Understanding Space:GIS and Mapp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Redlands:ESRI Press,2006,pp.xiii-17;何包钢：《顾问咨询工作：通往田野调查的另一道门》，载玛丽亚·海默、曹诗弟主编，于忠江、赵晗译：《在中国做田野调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3-108页。
⑨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p.330.
⑩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p.123-124.
(11)Jens Hainmueller and Michael Hiscos,“Attitudes toward Highly Skilled and Low-Skilled Immigration: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4,No.1,2010,pp.61-84.
(12)也可参考哈里·沃尔科特：《田野工作的艺术》，第4页。
(13)Dana Driscoll,“Introduction to Primary Research:Observation,Surveys,and Interviews,” pp.162-163.
(14)David Collier,“Data,Fieldwork and Extracting New Ideas at Close Range,” Newsletter of the Organized Sec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Vol.10,No.1,1999,p.3.
(15)Richard Fenno,Jr.,Home Style: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Boston:Little,Brown,1978; 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u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16)严格地说，美国政治也是比较政治。但在美国本土的政治学系，美国政治被单列为一个研究领域(field)。绝大部分美国政治学家都从事该领域的研究。
(17)Audie Klotz and Cecelia Lynch,Strategies for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M.E.Sharpe,2007.
(18)例如Norma Kriger,Zimbabwe's Guerrilla War:Peasant Voi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Elizabeth Wood,Insurg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Civil War in El Salvado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Stathis Kalyvas,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Jeremy Weinstein,Inside Rebellion:The Politics of Insurgent Viol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此外，在国际组织研究中，也有少量田野调查，例如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对联合国官僚政治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参见Michael Barnett,“The UN Security Council,Indifference,and Genocide in Rwanda,”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12,No.4,1997,pp.551-578。由于田野调查在政治学中的边缘化，一些国际关系田野调查成果发表在人类学刊物上，可能因此未被划归政治学范畴，比如Liisa Malkki,“Speechless Emissaries:Refugees,Humanitarianism,and Dehistoriciz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11,No.3,1996,pp.377-404。
(19)也有例外，Mei Guan and Donald Green,“Noncoercive Mobilization in State-Controlled Elections:An Experimental Study in Beijin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9,No.10,2006,pp.1175-1193; Macartan Humphreys,William Masters and Martin Sandbu,“The Role of Leaders in Democratic Deliberations:Results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St.Tomé and Príncipe,” World Politics,Vol.58,No.4,2006,pp.583-622。
(20)Benjamin Read,“Site-Intensive Methods:Fenno and Scott in Search of a Coalition,” Qualitative Methods,Vol.4,No.2,2006,p.10.
(21)Jannie Clark,“Fiel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Middle East,” PS: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39,No.3,2006,pp.417-424.
(22)哈里·沃尔科特：《田野工作的艺术》，第80页。
(23)Thad Dunning,“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61,No.2,2008,p.283.
(24)John DiNardo,“Natural Experiments and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in Steven Durlau and Lawrence Blume,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8,p.1162.
(25)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32.
(26)Susan Hyde,“The Observer Eff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World Politics,Vol.60,No.1,2007,pp.37-63.
(27)也有学者对自然实验的随机性表示怀疑，参见Thad Dunning,“Improving Causal Inference: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Natural Experiments,” pp.282-293。
(28)Andra Gillespie and Melissa Michels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Scientist:Possibilities,Priorities,and Practicalities,” pp.261-265.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实验，尤其是以跨界领土为实验场所的自然实验，有着内生的缺陷，参见John McCauley and Daniel Posner,“African Borders as Sources of Natural Experiments,” Los Angeles Globalization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7。
(29)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34; Susan Hyde,“The Observer Eff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pp.37-63; 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2,No.1,2009,p.369.
(30)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p.330.
(31)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34.
(32)Paul Collier and Pedro Vicente,“Votes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 Nigerian Election,” working paper of Economic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2008,pp.1-49.类似的研究包括Leonard Wantchekon,“Clientelism and Voting Behavior: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Benin,” World Politics,Vol.55,No.3,2003,pp.399-422; Pedro Vicente,“Is Voting Buying Effectiv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West Africa,” Economics Series Working Papers #318,Oxford University and BREAD,2007; Alan Gerber,“Does Campaign Spending Work? Field Experiments Provide Evidence and Suggest New Theor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47,No.5,2004,pp.541-574,等等。
(33)本节所讨论的访谈主要是深度访谈，即双方就某个或某些问题在较长的时间里进行深入的讨论。问卷调查也可以以访谈的形式进行，但通常是结构化的，双方交流的时间和深度很有限。参见佟立纯、李四化：《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应用》，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34)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24-25页。
(35)Jeffrey Berry,“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ssues in Elite Interviewing,” PS: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2002,p.679.
(36)David Fetterman,Ethnography:Step by Step,pp.93-94.访谈的问题可以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open ended question)两种。前者指有固定答案可供选择的问题(例如常见的多项选择)，后者则可以由被采访者自由发挥。
(37)David Fetterman,Ethnography:Step by Step,p.101.
(38)David Fetterman,Ethnography:Step by Step,p.103; Philip Davies,“Spies as Informants:Triangu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Elite Interview Data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 Politics,Vol.21,No.1,2001,p.76.
(39)罗伯特·普特南著，王列、赖海容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221-231页。
(40)自我报告(self-reporting)可以视为半结构化访谈的一个特例。在这种访谈中，被访谈者就某个问题或主题做口头或书面陈述。参见Philip Davies,“Spies as Informants:Triangu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Elite Interview Data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 p.76。
(41)Bogdan Denitch,“Elite Interviewing and Social Structure:An Example from Yugoslav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36,No.2,1972,pp.143-158.
(42)Beth Leech,“Interview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PS: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2002,pp.663-664.
(43)Oisin Tansey,“Process Tracing and Elite Interviewing:A Case for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PS: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40,No.4,2007,pp.765-772.
(44)Gary King,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3-4.
(45)Dana Driscoll,“Introduction to Primary Research:Observation,Surveys,and Interviews,” p.154.
(46)Wayne Fife,Doing Fieldwork:Ethnographic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York:Palgrave McMillan,2005,pp.17-31.
(47)Jeremy Weinsten,Inside Rebellion:The Politics of Insurgent Violeace,pp.351-360.
(48)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pp.125-126.作者还讨论了其他三种特殊情况：第一，学者试图把社会组织这样的政治行为体分解为派别或个人，而个人的政治信念和偏好很可能与正式的宣传迥然不同。第二，学者试图理解一个组织的内部过程，而这个过程只有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才可能实现。第三，政治人正与别的政治人处于战略互动中，他们说真话会遭受政治损失，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公众视野中的偏好和信念模糊化或往错误的方向引导。
(49)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23.
(50)David Fetterman,Ethnography:Step by Step,pp.119-137.
(51)Soledad Loaeza,“Concepts That Travel,Scholars Who Don't? ” APSA-CP,Vol.16,No.2,2005,pp.9-12.
(52)Frederic Schaffer,Democracy in Translation:Understanding Politics in an Unfamiliar Culture,Itach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53)Guillermo O'Donell,“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Vol.5,No.1,1994,pp.55-69.
(54)在指标度量上，效度和信度是最常用的两个标准。前者指特定的度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被量度的现象，而后者则指对于选定的度量工具反复测试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参见Jeffrey Berry，“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ssues in Elite Interviewing,” p.679。
(55)Robert Adcock and David Collier,“Measurement Validity: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3,2001,p.534.
(56)John Ruggie,“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855-885.
(57)Robert Adcock and David Collier,“Measurement Validity: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p.535.
(58)哈里·沃尔科特：《田野工作的艺术》，第57、60页。
(59)马翀炜、张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第46页。
(60)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25.
(61)David Collier,“Data,Fieldwork and Extracting New Ideas at Close Range,” pp.4-5.
(62)Robert Bates,et al.,Analytic Narrativ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3,p.10.
(63)Evan Lieberman,“Introduction: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Field Research,” Qualitative Methods,Vol.2,No.1,2004,p.2; 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p.373; Alexander L.George and Andrew Bennen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Cambridge:MIT Press,2005;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2010.
(64)James Druckman,Donald Green,James Kuklinski and Arthur Lupia,“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5,2006,p.627; Ann Oakley,“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se of Randomized Trials in Social Science Settings,” Crime Delinquency,Vol.46,No.3,2000.pp.315-329.
(65)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1-17页。
(66)Ian Shapiro,“Problems,Methods,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olitical Theory,Vol.30,No.4,2002,p.598.
(67)Lisa Wedeen,“Reflections on Ethnographic Work in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3,No.1,2010,p.259.
(68)Ian Shapiro,“Problems,Methods,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598.
(69)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0)Evan Lieberman,“Introduction:The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Field Research,” p.2
(71)David Fetterman,Ethnography:Step by Step,pp.139-147.
(72)Bernd Reiter,“Portugal:National Pride and Imperial Neurosis,” Race & Class,Vol.47,No.1,2005,pp.79-90.
(73)Michael Barnett,“The UN Security Council,Indifference,and Genocide in Rwanda,” pp.551-578.
(74)Elizabeth Wood,Insurg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Civil War in El Salvador,2004.
(75)何星亮：《关于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若干问题》，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net/article/2007/0315/article_4972.html，登录时间：2013年11月25日。
(76)Evan Lieberman,“Preparing for Field Research,” Qualitative Methods,Vol.2,No.1,2004,pp.3-7.
(77)Marc Howard,“Obtaining and Recording Data,” Qualitative Methods,Vol.2,No.1,2004,pp.7-10.
(78)Julie Lynch,“Tracking Progress While in the Field,” Qualitative Methods,Vol.2,No.1,2004,pp.10-15.
(79)Joel Aberbach and Bert Rockman,“Conducting and Coding Elite Interviews,” PS: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37,No.4,2002,p.675.
(80)Wayne Fife,Doing Fieldwork:Ethnographic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Beyond,pp.17-31,pp.33-51.
(81)Wayne Fife,Doing Fieldwork:Ethnographic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Beyond,pp.53-68.
(82)曹诗弟：《通过文字材料接近田野调查的现场》，载玛丽亚·海默、曹诗弟主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第109-121页。
(83)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23页。
(84)Kenneth Goldstein,“Getting in the Door:Sampling and Completing Elite Interviews,” PS: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37,No.4,2002,p.669.
(85)Philip Davies,“Spies as Informants:Triangu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Elite Interview Data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 p.76.
(86)玛丽亚·海默、曹诗弟主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第14-15页。
(87)Laura Woliver,“Ethical Dilemmas in Personal Interviewing,” pp.677-678.
(88)Jannie Clark,“Fiel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Middle East,” p.419.
(89)Melani Cammett,“Political Ethnography in Deeply Divided Societies,” Qualitative Methods,Vol.4,No.2,2006,pp.15-18.
(90)Laura Woliver,“Ethical Dilemmas in Personal Interviewing,” pp.677-678.
(91)Wayne Fife,Doing Fieldwork:Ethnographic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Beyond,pp.12-13; Dana Driscoll,“Introduction to Primary Research:Observation,Surveys,and Interviews,” pp.155-156.
(92)Elisabeth Wood,“The Ethical Challenges of Field Research in Conflict Zones,” Qualitative Sociology,Vol.29,2006,p.373,p.381.
(93)Wayne Fife,Doing Fieldwork:Ethnographic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Beyond,p.10.
(94)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38.
(95)Dana Driscoll,“Introduction to Primary Research:Observation,Surveys,and Interviews,” pp.160-161.
(96)Benjamin Read,“Site-Intensive Methods:Fenno and Scott in Search of a Coalition,” p.10.
(97)Joel Aberbach and Err Rockman,“Conducting and Coding Elite Interviews,” p.674.
(98)Bogdan Denitch,“Elite Interviewing and Social Structure:An Example from Yugoslavia,” p.156.
(99)Joel Aberbach and Err Rockman,“Conducting and Coding Elite Interviews,” p.675.
(100)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pp.369-373.
(101)Tim Ingold,“Anthropology Is Not Ethn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154,2007,p.90.
(102)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p.375.
(103)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p.373.
(104)Mark Kramer,Bruce Allyn,Jame Blight and David Welch,“Correspondence:Remembe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Should we Swallow Or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1990,pp.212-216; Oisin Tansey,“Process Tracing and Elite Interviewing:A Case for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p.767.
(105)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p.369.
(106)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34; 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p.375.
(107)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第25页。
(108)Joel Aberbach and Ert Rockman,“Conducting and Coding Elite Interviews,” p.675.
(109)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42.
(110)Macartan Humphreys and Jeremy Weinstein,“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p.374.
(111)Philip Davies,“Spies as Informants:Triangula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Elite Interview Data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s,” pp.73-74.
(112)Jannie Clark,“Fiel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Middle East,” pp.417-424.
(113)Sharon Rivera,Polina Kozyreva and Edvard Sarovskii,“Interviewing Political Elites:Lessons from Russia,” PS: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2002,pp.683-688.
(114)Gary King,Robert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p.3-4,pp.7-9.具体而言，所谓科学研究都有四个特点：第一，研究目的是推理，即在关于世界的经验信息的基础上做描述性或解释性的推导。第二，研究程序是公开的。第三，研究结论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是关于世界的所有研究和知识最重要的特点。第四，科学的内容是方法，即我们的研究严格遵守一套保证研究效度的规则。也就是说，科学的内容主要是方法和规则，而不是具体的研究主题，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所有的问题。
(115)David Laitin,“The Perestroikan Challenge to Soci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Vol.31,No.1,2003,p.175.也可参见Evan Liberman,“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3,2005,pp.435-452; Elisabeth Wood,“Field Research,” p.125。
(116)Andra Gillespie and Melissa Michels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Scientist:Possibilities,Priorities,and Practicalities,” p.261.
(117)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21-231页。
(118)Randy Stevenson,“Making a Contribution:The Role of Fieldwork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pp.12-13.
(119)Soledad Loaeza,“Concepts That Travel,Scholars Who Don't,” p.13.
(120)Bernd Reiter,“The Hermeneutic Found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Methods,Vol.4,No.2,2006,pp.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