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尺度、普遍传播与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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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的来学术界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丰富库藏的不断挖掘和深入研究,推出了一批令人惊喜的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导向,使某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些似是却非的观点。他们或者根据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妄下结论;或者走向两极,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更有甚者根据自己的行文需要曲解马克思的本意,得出与马克思相悖的观点。比如,藉于东方国家的历史与世界历史“典型道路”的差异,以线性逻辑思维取代多重历史道路,用人道主义尺度取代历史发展观,把马克思潜心研究的结晶——东方社会理论看作是马克思浪漫主义情怀和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还有的根据率先走上社会主义的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不是在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中理解东方国家的历史选择,而是孤立地看待东方的特殊道路,片面夸大其特殊性以至视之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为此,拨开种种历史表象的“迷雾”,科学分析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所持的历史尺度,正确理解马克思在世界普遍交往中对东方落后国家历史进程的揭示,不仅有益于我们还原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的本来面目,完整地把握其本质及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关系,而且对我们深刻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马克思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尺度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对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进行广泛摘录的同时,就极为关注东方社会尤其是沦为殖民地的印度的历史命运。马克思看到,殖民主义者破坏了印度古老的村社制度,印度国家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使人感到悲伤的。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人的价值层次,仅仅从人道主义情怀来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印度的罪恶和野蛮本性,而是从历史观出发,认为殖民主义者承担着“双重的历史使命”,其一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印度式的亚洲社会,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史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其二是建设性使命,殖民主义者带来了先进于印度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的种子,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正是在历史观意义上,马克思慨然而语:“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怎样难以接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伤心?’”〔1〕

如果由此判定马克思主张类似印度的东方社会必须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除了输入西方的刺激而别无选择,甚至断言马克思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作“合理的辩护”,认为马克思滑向了“西方中心论”,这是对马克思本意的极大误解和歪曲。的确,马克思着眼于历史观,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肯定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的积极作用,看到东方社会在被血与火的征杀中,被迫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中。但是,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西方资产阶级不可能自觉地为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开创资本主义的美好前景,马克思也未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世界历史本身,相反,他认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性活动是推翻一切民族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它剥削制度,建立起完全平等的民族关系。如果说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侵略负有为东方奠定西方式社会的物质基础,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使命,那末这一使命的完成必须以东方社会彻底消除西方的殖民统治为前提条件。据此,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揭示了东方社会发展的前景,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民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

历史发展到19世纪70~80年代,已进入垂暮之年的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深入透辟的研究,看到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它与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共产主义公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所遭到的致命危机”。〔3 〕在共产主义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历史趋势面前,俄国农村公社显示出独特的勃勃生机,如果它能充分利用历史环境赋予它的各种有利条件,则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用社会主义形式减轻通常在资本主义形式下所不可避免的新社会从旧社会的胎胞中分娩出的巨大痛苦。不过,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既不是“人道主义情怀支配下的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4 〕也没有把设想的深刻基础仅仅限定在“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充分关心。”〔5〕为此,很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马克思晚年设想的尺度。

马克思深深懂得,经济落后的农村公社本身创造不出发达的生产力,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不可能自动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俄国之所以存在跨越的可能性,根本就在于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曾明确指出,俄国要想实现跨越,“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设想的条件。”关于经济上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土地农民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种两三俄亩土地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工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十倍,他们的状况会变得好些吗?”〔6 〕这意味着俄国落后的生产工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去甚远,亟需与现代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能够把俄国农民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的现代化生产工具。关于实现这种改造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恰在于此,和农村公社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给它提供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主要是包括设备、肥料、农业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劳动资料。俄国只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历史环境,吸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用社会化大生产改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用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取代原始落后的生产工具,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切是跨入社会主义的物质经济前提),就完全“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由此看来,马克思晚年设想是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来考虑实现跨越,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幸和灾难只是实现设想的客观效果,不能作为设想的深刻基础,也不是衡量设想的根本尺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在肯定历史观的同时,对人的价值和命运也给予了充分的关切。在50年代他用否定的语气通过评判印度人民遭受的灾难来肯定人的价值,晚年则是用肯定语气说明俄国人民有可能不必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免受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这形成了一种历史表象的“迷雾”:似乎50年代马克思否定价值观,肯定历史观;晚年则相反,肯定价值观,否定历史观,有的研究者便由此误断了马克思不同时代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7 〕甚至断定晚年的价值尺度是对早年历史尺度的突破和超越。〔8〕

笔者认为,马克思与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把价值尺度看作是空洞的超越现实的抽象原则,前者则是把人的价值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主张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人的价值的实现和利益的体现。人的潜能、 个性的发挥关键取决于他作为社会价值主体是否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社会进步本身不仅要以历史上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价值主体利益的实现为中介,而且要以牺牲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有碍于新的价值主体利益实现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驱驰她的凯旋车。”〔10〕。只有人类历史进入理想的社会制度,历史观和价值观才会有机地协调和统一起来,使“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1〕只有到那时,“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数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2〕如果从历史观和价值观这种包含着内在矛盾的统一性关系出发,而不是籍于对二者关系的片面把握,对马克思在不同时代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语气评介历史发展与人的价值的关系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把握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3〕在世界普遍交往形成以前,世界各民族之间以至民族内部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每个民族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缓慢发展,历史在被分割的地域中表现为一种狭隘的民族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开拓了世界市场,用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冲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低廉价格的商品成为摧毁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民族的仇恨心理和其边境上“万里长城”的重炮。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转过来又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改变了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状态,从而摆脱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着实际联系,并且使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不仅使生产力的发展日趋全球化,而且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日益普遍化。“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化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14〕因此,对于某些不发达的国家或民族来说,“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15〕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落后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随着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一般才有可能实现。这种世界普遍交往思想正是马克思把握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层的哲学根据和方法论。

马克思在剖析印度社会结构时,看到农村公社作为印度社会的单元组织,彼此之间呈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这种互相隔离的横向结构不仅导致了各个村社之间的封闭性和印度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排斥性,也导致了纵向发展的停滞性。“农村公社没有任何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也不会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虽然这种充满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但它完全无益于发挥人的潜能和创造性,它只会“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6〕这种原始落后的交往形式(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交往)已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人的价值实现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17〕。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积极表现。因而,在文明国家先进的生产方式侵蚀和“坚船利炮”的侵略下,东方国家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有如密闭在棺木中的木乃伊,一旦遇到外部交往的新鲜空气便倾刻腐朽瓦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肯定了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重要使命,就是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这种交往的工具。”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修建的铁路、港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蒸汽轮船、电报的使用,打破了农村公社之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不仅促使民族内部交往的扩大,也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同西方世界联结在一起了。如果说殖民主义者带来的先进的文明的生产方式在印度造成了一场亚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话,那么它实质上是一场用各民族互相依赖的普遍交往形式取代互相隔离和互相排斥的交往形式的革命,它最直接的结果是,粉碎了东方社会原始落后的交往形式,打破了东方国家闭关自守的落后状态,把东方社会推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中,迫使它接受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

马克思晚年也是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视角分析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认为,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原始公社,尽管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共同点即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和共同使用。不过,单凭这一点并不会使处于较低社会形态的农村公社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世界历史发展到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并使生产力在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往中得到普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才会产生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所以,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首先用特定的否定方式设想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指出如果俄国农村公社是脱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俄国农村公社注定和其它形式的原始公社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18〕。

然而,史实却是,虽然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在农村公社中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前资本主义因素随处可见,不过俄国村社面临的历史环境和它同样性质的古代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它不仅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危机状态已证明了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随着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经济前提也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俄国只要抓住这一独特的历史机遇,就很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制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的范围内,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停滞状态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晚年在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中理解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的命运,不仅从世界历史对民族历史的影响说明跨越的可能性,而且从民族历史即某个民族内部交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来分析跨越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交往的封闭性、“该诅咒”的孤立性将随着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即俄国革命的发生而消灭;从世界各民族的互相依赖和普遍交往来看,俄国社会的动荡不仅会引起俄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将会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动荡和革命,它像一股“清新的风”,“必然会结束旧欧洲的整个现状”,改变整个西方的面貌,敲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只有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胜利的无产阶级才会自觉地利用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改造俄国农村公社,帮助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正是马、恩在1882年为俄文第2 版《共产党宣言》写“序言”时所说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9〕这句话本意所在,它是马、恩当时唯一可能的,但却是非常明确的答复。因此,如果说与农村公社同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可能性的话。那么,俄国革命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及二者的相互依赖、互相补充将不单使俄国发生,也会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俄国社会同时发生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正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0〕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的启示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我们研究使用的方法。”〔21〕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我们既不能把先人的理论当作固定不变的模式和万能的钥匙,把活生生的历史现实强行塞到既成理论的框架之中(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有关论述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更不能用现实的历史否定前人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来进行,而是呈现出一种多样性的局面,不过,这丝毫无碍于我们把马克思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所持的历史尺度和所遵循的哲学方法作为观照东方国家历史发展道路的一面镜子,尤其不能忽视和贬低它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以陷入半殖民地的代价逐渐被卷入了世界交往的大潮,成为世界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并没有帝国主义列强决定了它也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它充其量不过是处于“半资本主义”的状态,力量微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依附于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买办,民族资本只有作为国际资本的一部分才能生存下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从中国掠走大量财富和工业原料,转过来又把中国当作他们倾销产品的场所,而且还把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危机转嫁给中国,使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必须面临的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从而以特殊的方式经历着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失业、危机等种种痛苦和灾难。因此,中国的生产力不仅同本国的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同时也同资本的国际关系相互作用;中国的生产关系不仅同本国的生产力相互作用,而且同世界上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相互作用,这就足以使近代中国产生与资本主义国家相类似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产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经济前提(客观因素)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以及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观因素),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最基本的内在根据和必要条件。所以,片面夸大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观点, (参见《哲学研究》1991年12期)与认为中国超越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是“历史的误会”,中国必须倒回去“补资本主义课”的观点实质是相通的,它们都离开对世界有机整体的把握,离开对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交往,因而不可能真正把握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只有在世界各民族相互交往的范围内,在世界交往与生产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把中国看成是世界有机整体的一个“器官”(列宁语),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毛泽东语),才能正确理解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综观当代国际共运史,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并非是西方大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东方社会主义落后国家,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初期提出的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设想有很大区别。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总的指导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总结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模式。中国4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要想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修正闭关自守的失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

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还处于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的开端,那么,当今世界普遍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已有了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已成为公认的世界大趋势。面对开放的世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主动打破国际资本的封锁而进入世界历史体系,积极发展生产力和进行文化上的对外交往,不努力冲破政治地理上的对外隔绝,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遭受挫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2〕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要从根本上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跨越,就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站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商品经济、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对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进行改造,使之摆脱原来的自然经济特征而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现代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基础上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研究者根据马克思晚年所说的“私有制可以促进个人的发展”,把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等同看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利用了私有制的“积极方面”。〔23〕当然,相对于古代社会的原始公社来说,私有制更有利于人的进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但是,私有制不会也根本不可能使人类得到彻底解放。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会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价值的实现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虽然明确肯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地位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我们毕竟是未脱离社会主义方向来肯定其地位和作用的。与生产力和经济结构多样化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是在公有制占主体基础上的多样化,私营经济不可能完全取代国有经济,同样私有制不可取代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因为只有后者才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要求,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是以全面恢复私有制和全面否定公有制为前提的。如果仅仅从马克思的只言片语便得出“改革开放正是利用了私有制的积极方面”的结论,岂不是又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导入全面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轨道,授某种错误思潮以柄之嫌?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曾深刻提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既要反对身前的资本主义,又要反对身后的封建主义。马克思的思想和苏、东失败的教训发人深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要在世界交往中吸取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反对封建主义及其遗毒,坚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进步和人类解放的“糟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向共同富裕,否则,改革开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最终导致改革开放的失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9页。

〔4〕《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

〔5〕《哲学研究》1994年第2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7〕《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

〔8〕《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2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2—58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2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4、67页。

〔23〕《哲学研究》1994年第2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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