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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高等学校的哲学教育有相当大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而从目前情况来看,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
一、发展概况
1945年以前,台湾的高等教育残缺不全,也没有专门从事哲学教育的哲学系或哲学研究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将台省的大中专科学校加以调整和改造,组建为四所大学,即台湾大学、台湾农学院、台湾工学院和台湾师范学院。至80年代初,大学增至28年,高等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复校”或建校的。
目前,台湾有6所大学设有哲学系,它们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政治大学哲学系、辅仁大学哲学系、文化大学哲学系、东吴大学哲学系和东海大学哲学系。由于师资、条件、学校性质诸方面的差异,各校哲学系的学术路向各具特色。
台湾大学哲学系历史最为悠久,它与台大同龄,建于1945年,首任系主任为洪耀勋先生。它也是台湾唯一的一家“国立”大学哲学系。台湾大学校风比较自由开放,哲学系承受这种学风,学术上不拘一格。该系开设的课程多,每学期均在30门以上,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佛教、道教、天主教哲学,无不包容。系内教师人数并不算太多,但只要有一个学生报告选修某门课程,就安排教师开课。与自由开放相应的是学术上的宽容,即允许研究各种类型的思想。如该系所开课程,除中外古今各哲学流派以外,还有马列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及根本态度、研究目的,都与我们有根本的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又如哲学本来是理性的建构,与神秘主义大异其趣,而该系也开设神秘主义课程,对神秘主义进行哲学的研究。该系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教师的年轻化,教师年龄大都不超过40岁。也就是说,该系正在采取措施,解决世纪之交的学术人才“继层”问题。该系对学生的要求是:生活上朴素,观念上笃实,不要花枝招展,不要好高鹜远。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大学,60年代初在台北“复校”。天主都台北教区总主教、著名哲学家罗光先生长期担任该校校长、名誉校长。十几年来,他还一直担任台湾“中国哲学会”理事长一职。辅仁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和研究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主线——士林哲学,一条副线——中国哲学;并且试图把士林哲学与中国哲学相融合,使天主教及士林哲学本土化。与此相应,该系课程分为两大系统,即西方哲学系统和中国哲学系统。西方哲学系统以专家为主,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古的奥古斯丁、托马斯,近代的唯理论、经验论、观念化,以及当代西方哲学,一一齐备。中国哲学系统以学派和时代为线索,讲授易经、儒首佛法诸家,以及两汉、魏晋、宋明直至当代哲学思想。在该系担任教职的著名哲学家除罗光外,还有李震、黎建球、张振东,以及严灵峰、项退结等多人。
政治大学哲学系建立较晚,目前系内尚无学术上的派别纷争。该系致力突显的特色有三:第一,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以比较、融合为主要方向。讲授中国哲学的教师都对西方哲学有相当的研究,比较善于通过比较、融合西方哲学的观点来处理中国哲学的问题。第二,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以欧陆传统为主要方向,而以英美分析哲学为辅。他们认为,欧陆哲学能涵盖长远哲学传统,体现永恒哲学理趣,较之分析伎俩和逻辑演算重要得多。第三,推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哲学教学与研究。政治大学是以政治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与学校本身的特点相适应,该系开设诸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律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文学与哲学等课程。一方面使各系学生了解本系课目中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使哲学系学生透过这些课程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培养“用上见体”的工夫,为将来做科际整合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创办文化大学的宗旨是发扬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大学哲学系贯彻实施这一宗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但同时也不忽略西方哲学。该系强调中西会通,会通之后再返回中国本位。具体说来,他们主张研究中国哲学时眼界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哲学,而应站在中国看西方,看看中国哲学所遵循的原理原则是否可以应用于西方哲学;如果可应用,这些原理原则的有效性就升高了一层;然后再根据这高一层原理原则来观察中西哲学,则对中西哲学都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该系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牟宗三、罗光、黄振华、高怀民、蔡仁厚、王邦雄等,都曾在此任专、兼任教授。
东海大学哲学系重视结合中西传统智慧,并配合当代社会趋势厘定教学方针。西方哲学重在爱智,中国哲学重在乐道。该系结合爱智与乐道之旨,培养学生的宗教情操与对永恒向往的关怀、服务世事的美德。故在课程设计方面,重在结合天人、旁通古今、博洽中西的圆融智慧,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圆融智慧的统驭之才。
东吴大学哲学系的宗旨,是培养、陶铸学生时代精神及文化承担,重点在研究和推广符合中国民情的哲学思想,适应社会急需。对学生培养,坚持品德第一、学识为要的原则。培养学生悲天悯人、宽厚容忍的哲学情怀,使之在人生方向、价值决定方面都能达到物我谐和、群己协调的境界。学识方面,兼顾中西印三大哲学系统,使学生了解古今各种思想的得失利弊。为使学生关心环境、了解社会,该系特开设“专案调查研究”一门课,研讨台湾早期先民的哲学思想、日据时代的价值意义及当前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鉴于其他学校哲学系一向偏重思想史方面的训练,致使学生对问题的研究无能为力,也不能对人生实际进行独立思考的弊端,该系特在二、三、四年级开设讨论课,进行严格的思维训练。
台湾高级哲学教学和研究人才的培养任务,由哲学研究所承担,而哲学研究所集中分布于各大学之中,中研院系统则无此类专门研究机构。多教哲学研究所与哲学系实行所、系合一体制,所长亦即系主任。未建哲学系的大学,有的也设哲学研究所。所、系合一的哲学研究所有: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政治大学哲学研究所。未设哲学系的大学哲学研究所,有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中正大学哲学研究所等。相对而言,这些研究所力量较弱,影响也较小,故本文暂不论述。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于1945年与哲学系同时成立,洪耀勋主任兼所长。该所硕士班于1985年起批准设立并招生。曾任该所所长者除洪耀勋先生外,还有成中英、邬昆如、张永俊等。著名哲学家范寿康、吴康、方东美、殷海光、黄振华、傅伟勋、严灵峰、项退结、高怀民、关永中、林正弘等,都曾在或仍在该所任教,可谓人才济济。开设课程数十门,较有特色的是:哲学基本问题讨论、先秦诸子思想讨论、梵文佛典选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外神秘主义研究、中西印哲学专题或专家研究等。该所每年编一册《哲学论评》,在国内外哲学界有较大影响。
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于1961年夏先于辅仁大学而成立,设硕士班,于斌枢机任所长。1969年增设博士班。该所宗旨与哲学系宗旨大体一致:复兴中华文化,以士林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研究天、人、物的最高原则。曾任所长者除于斌外,还有谢幼伟、高思谦、钱志纯、张振东等。该所培养的人才,遍布台湾各大学,或从事教学与研究,或主持系务。该所出身的教授沈清松、张永俊、赵玲玲、魏元珪和张振东,曾同时分别出任政治大学、台湾大学、东吴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的哲学系主任,于此可见天主教系哲学在台湾影响之一斑。加之台湾哲学会理事长和秘书长人选目前均出自该所,问题就更清楚了。该所每年编印两种文集:《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论文集》和《哲学论集》,刊登研究生毕业论文和师生研究报告。
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班设立于1962年,杨希震先生为班主任;博士班设立于1975年,谢幼伟先生为班主任。历任所长为崔垂言、谢幼伟、吴怡、高怀民、孙智燊、莫诒谋、黄振华等。该所承文化大学创办人张晓峰先生之宗旨,以发扬中国文化为主要研究方向,同时注意中西会通。
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于1983年设立硕士班,1985年设立博士班,历任所长为程石泉、魏元珪、蔡仁厚等。牟宗三、程石泉任该所名誉讲座教授以壮威。蔡仁厚为牟宗三先生高足,在现代新儒家较为少壮的一代中可谓皎皎者。
政治大学哲学研究所成立于1990年,首任所长沈清松教授。与政治大学哲学系的方向和特色一样,该所注重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哲学研究、技术和文化哲学研究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香港著名哲学家劳思光任该所客座教授,在此任教的还有项退结、邬昆如、曾青海、蔡美丽等著名学者。
台湾各大学哲学研究所招生时间,硕士班一般在4有底至5月中旬,博士班一般在6月底至7月底。硕士班报考资格,各校规定不尽一致,一般说来:(一)哲学系毕业生;(二)其他各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曾修习三门以上哲学课程,为所长认可者;(三)高等考试教育行政人员及格,并修习哲学系相关课程5门以上者,均可报考。博士班报考资格,一般规定为:哲学研究所、三民主义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所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者。考试科目,硕士班一般为中西哲学史、哲学理论(如知识论、刑上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选一种或两种,还有英文和口试。博士班除这些大体相同的科目以外,还有论文审查和学业成绩审查两项。毕业研究生多在文化教育界任职。
综上所述,台湾的哲学教育近50年间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培养专门人才的哲学系数量大增,而且培养高级哲学人才的研究所也从无所有,逐步健全、完善。从事哲学教育的哲学家,一方面培养人格,一方面著书立说,使哲学界同经济领域一样中现一派较为繁荣、活跃的态势。
二、存在问题
台湾的哲学教育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培养了不少人才,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对哲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但解决前景暗淡,不少人感到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第一,社会重视问题。
台湾是典型的功利导向的社会。相随而来的,是“大学教育的取向被贬为‘实用’挂帅”(著名哲学家邬昆如语),比较重视那些社会急需的、短期内见成效的学科、学门,而哲学这门指向终极关怀的学问则多被误认为“无用”而被轻视甚至忽视。因此,1983年实施的修订大学公共必修课科目表中,取消了“哲学概论”和“逻辑学”两科,使大学中的哲学课程大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学公共课中砍杀哲学,并非仅仅是教育主管当局的主张,而是一种普通心理状态的反映。当时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大学课程讨论会的系主任们,异口同声主张废除哲学概论。理由是:各系课程都很多,而哲学与各系学术没有什么关系,且教师讲授方法不当,学生不愿学习。此后十几年之中,台湾哲学会和不少哲学系的主任或教授,多次建议“教育部”恢复大学的哲学课,而“教育部”则答称不是本部取消这门课程,而是大学的负责人建议取消的;如果有些大学愿意恢复,本部并不反对云云。正当科技教育成为台湾教育的主导趋势之时,没有真正愿意恢复这门课的大学,于是,“哲学概论从此‘寿终正寝’”。〔1〕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哲学家或演讲或著文,大声呼吁加强大学的哲学教育。著名哲学家赵雅博指出,在中国这个文化古老、思想深湛的国家中,照理不应发生大学中的哲学教育问题。他谈论这个问题觉得“汗颜”,“羞愧到无以复加”。他指出,欧美先进国家中,大学各科系都有一两门哲学课程,而且非常重视中、小学的哲学教育。美国自1958年以来发起在小学中讲授哲学的运动,到1976年认为试验已经成功,目前正在小学全面推展。法国学者自1902年起一直注意在中学改善和加强哲学教育,1907年又向政府提出强有力的建议。1957年,法国政府试图将中学的哲学课程从最后一年改在高中一年级,遭到全国哲学工作者的反对。他们多次开会,组织哲学教育研究学会,使中学的哲学教育日益加强。另外,西方的师范院校,也都重视和加强哲学教学,使未来做教师的人受到相当的哲学教育。而我们竟在大学中发生哲学教育问题。他指出:“万事莫如哲学教育急。”〔2〕他希望教育主管当局、大学主政人员、科系主管,不要再抱本位主义,只认本科系的课程重要,而忽视一切学问之本——哲学。
1989年11月出版的《哲学与文化》杂志第6卷第11期(革新号第186期)曾发表社论,题目是:《大学教育以哲学为根本》。社论指出,目前台湾各理工农医院校对于其涉及的哲学基础甚少加以追问,故科学的发展难以深入。社会科学各科只专注于实证的研究,甚少自省,视野也终难展开。“我们的大学教育实在有必要从根改造起!而所谓‘根’,说穿了其实就是哲学。”因为:哲学既能提供心灵以意义,又能提供理智以思想。透过哲学的思索,其他学科可以更形深入而不致肤浅;透过哲学的点化,文化生活可以更为深刻且愈形丰富;透过哲学的批断,意识形态的冲突较能获得自觉的沟通;透过哲学的反省,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可以愈形紧密。社论认为,大学中的公共哲学课,不能仅限于少量哲学概论课或通识的哲学课,各系都应有一些基本的哲学课程,或与本学门相间的哲学课程。如自然科学各系学生应对逻辑和科学方法论有一定素养,社会科学各系学生应对社会科学的哲学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等有一定体认,人文科学各系学生还应具备美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的一般认知,各相关人文学科亦应有历史哲学、语言哲学、教育哲学的认知。
由于哲学界的批评和呼吁,教育主管部门曾召开专门会议进一步讨论大学课程设置问题,哲学课在公共课中的地位也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从根本上扭转社会轻视哲学的状况,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只要社会不改变其功利导向,教育不改变其实用挂帅方针,哲学家对哲学价值和功能的自期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张力,就不可能根本消除。
第二,大一学生转系问题。
在台湾各大学中,哲学系一年级学生转系成风,大有难以遏止之势。转系人数相当多,有的学校竟达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本来无意转系的学生,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也跟着乱转一通。面对这种情况,大一的教学秩序很难维持正常状态。不少学生混天熬月,希望好歹熬过一年,到新系科去学习。有的甚至不去上课。教师为此深感痛心,又深感无力解决。
造成哲学系一年级学学转系风潮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台湾实行大学联招制度,学生一定终身。而在文学院各系中,哲学系的录取分数偏低,或有时最低。所以报考时,学生虽不喜欢、不了解哲学这一学门,也填报哲学系志愿,为的是不至于使自己失去进入大学校门的机会。有的并未填报哲学系志愿,而被分配到哲学系就读。这样一来,哲学系每年招收的新生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并非为哲学而来。他们进入哲学系的心态是“进得校门再说”,实则是把哲学系当作转入自己喜爱而又未被录取的其他学系的跳板。也就是说,他们入系是为了转系,一入系就决心转系,留也留不住。
其次,在社会功利主义引导下,不少家长认为,无论从将来的出路,还是从将来的经济收入着眼,读哲学系远不如读其他学系实惠,且前途较为乐观。他们因为家境较差,希望子女将来对家有较大的帮助,或者自己从事着收入可观的事业,希望子女将来继承光大,所以纷纷劝导自己的孩子转系。至于子女是否真的适合新转的学系,则往往很少考虑。如,有一位哲学系学生,本来无意报考哲学系,也不了解哲学究竟为何物。但经过一年的学习却对哲学兴趣渐浓。这时候,迫于家长的劝诱而转入法律系。到了法律系以后他才明白,他不适合学法律,又想转回哲学系。但无奈学校有明文规定,转回无望了,令他很苦恼。
最后,哲学系毕业生就业困难。台湾中研院系统没有以哲学研究为专业的研究机构。90年代初组建的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学、经学。虽需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外哲学比较的人才,但为数也不会很多,而且哲学研究所毕业的硕士、博士们的入选系教,远远大于哲学系大学部的毕业生。哲学系毕业转而从事文学、新闻、经贸工作者不乏其人,但毕竟不如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更受欢迎,更具竞争力。充任中学教师(“国立”中学教师),由于有关法律的限制,也不具备任职资格。所以,许多同学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失业的恐惧迫使他们把未来的希望投向出路较佳的学系。事实上,确有不少哲学系毕业生不得不回家种田,或做生意。
而对大一转系风潮,哲学系主政者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劝慰学生:台湾哲学办正值新老交替时代,需要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人来补充教学和研究队伍;哲学是通才教育,哲学系毕业生在新闻、教育、文学等部门工作,并不比科班出身的学生差;他们曾多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认真考虑哲学系学生的出路问题,修改不准其担任中学教师的法令,相信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不改变;人生道路要由自己选择,家长的意见仅供参考,而这样做并非不孝。这些说教虽说不无道理,但并不能解决学生面临的任何实际社会问题,所以转系风头并未稍减。
第三,哲学教学问题。
社会不够重视,大一学生转系原因固然主要在社会方面,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促使哲学教育本身进行反省。学者们认为,台湾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学,无论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都有许多应当改进的地方。
课程设计方面。魏元珪教授认为,哲学系的课程设计,未能“学”“术”并重是个甚大的缺点。古代儒者既有“学”可坐而论道,又有“术”以资谋生。我们若要改变今日学哲学者的处境,必须在哲学之“学”以外,辅加若干“术”以应世事。他主张在传统哲学课程以外,另开一些实用课程,如文史、艺术、编辑、采访、绘画、雕刻、书法、印章等,使学生有谋生的本领,并且强调:这不是使哲学向世俗看齐,向就业市场问讯,而是使哲学走向人生,走向社会,使之实际上成为指点人类生命的学问,而不仅仅是放言高论而已。
课程内容方面。黎建球教授认为,哲学系的训练比较偏重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而对传统哲学的脉络则不够了解。这就产生了隔阂,使学生对哲学概念的解释及本身的价值产生了许多混淆。赵玲玲教授则认为,台湾哲学教育中一向重视思想史的训练,而理论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则相对薄弱。对此,她建议加强理论教学和讨论,增加学生研究和发掘问题、面对人生实际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切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教学方法方面。哲学系教师一般采用讲演法进行教学,而很少组织学生认真讨论。有的学者试图探索与那种呆滞、刻板的讲演法不同的较为活泼的方法。辅仁大学黎建球教授曾作如下实验:讲哲学概论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请高年级学长分别带领各组读书、研究。每周上课三小时,课后两小时由各小组活动,再有两小时时间同学长接触,讨论各种问题。该系李开济先生讲授佛学概论时,除理由的讲述以外,还增加少量实践课——打坐。打坐时教学生调息、定身,然后放“文殊心咒”录音,全体高声会唱,形成一“共修道场”,使学生实际参悟其中奥妙。
学习方法方面。哲学系学生,尤其是大一学生,学哲学时常识化倾向非常明显。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倾向于把学术性的东西转化为常识性东西。为使学生容易理解,教师也往往这样做。沈清松教授强调:学哲学,应该用学术的方式提升常识,而不应该用常识来诠释学术。也就是应该用学术的理论、术语来重组、锤炼自己的常识。这样,心灵才会向细腻、严格的方向发展。另外一个明显倾向是考试化倾向。在大学联招制度下,学生为进入大学之门,只去背诵或注意那些可能“考得着”的所谓重点问题。进入大学以后,积习难改,仍往往只关注重点,而忽略整个学术内容逻辑上的关联;只死记答案,而忽略得出答案的思想过程。沈清松先生就此强调:哲学里的问题,是追索答案的历程,而不是答案本身。学生应进入思想的历程,而不是驻足于某种答案。
第四,留学生学成不归问题。
留学生学成不归,是台湾大学教育中长期存在、普通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哲学教育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退据台湾以后,由于人们对时局的看法等原因,留学风气达于极盛,每年出国留学者数以千计。其间,政府曾一度取消留学考试,出国的限制较为宽松,出国留学者日多。但是,几十年来,“不论以何种身份出国的留学生,都是出国的多,回国的少,而且愈是社会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愈是去多回少,甚至有去无回。”〔3〕据青辅会1980年发表的统计数字,近20年间经“教育部”核准出国留学的人数为52,613人,回国人数为6,200人,回国率约为14%。又据“经建会”人力规划小组1982年6月发表的统计数字,近5年出国留学的自然科学、工程、农、医诸科人数为12,524人,回国人数为1,314人,回国率为10.5%。著名哲学家成中英、傅伟勋、刘述先、 何秀煌等,都是在出国留学之后加入外籍的。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学者感到不安。他们吁请尽快调适、完善教育制度和留学规程,扭转这种局面。有的甚至惊呼:“如不速谋改善,恐我国的大学教育将永远沦为留学的预备教育,更遑论学术的独立与国家的尊严了。”〔4〕但时至今日,谁也没有想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台湾哲学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目前,台湾社会正处于由中度发展水准向高度发展水准过渡的阶段,全社会仍普遍看重与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的科技学科,是很自然的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台省的科学研究条件及其他方面的条件还有很大差距。只有台湾尚未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台湾大学教育的“实用”倾向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因而完全解决哲学教育不受重视、哲学系学生就业困难、留学生学成不归等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当然,上述问题的存在也有认识上的原因。哲学探讨人的终极关怀和永恒理趣,为安身立命提供根基,因而对于追逐眼前功利和满足日常需求来说,总是显得不着边际,无关疼痒。人们对哲学的这种认识,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台湾目前社会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如此。从根本上说,目前台湾哲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在哲学本身而在哲学之外,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前提。
注释:
〔1〕:《哲学概论》自序。
〔2〕赵雅博:《大学中的哲学教育》,《哲学与文化》第13 卷第11期。
〔3〕〔4〕伍振鹫:《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三民书局1985年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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