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三点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三点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4-0036-07
中国近十来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动向，一是强调回到马克思的哲学，二是强调用解释学的理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全部文本，这两种动向最集中地体现在其倡导者俞吾金教授的一个口号上——“重新理解马克思”①。本人认为，这两种动向对于纠正传统教科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虽有某种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会带来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容易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的否定，二是容易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为此，本文从三个方面向俞吾金教授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提出质疑，并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
一、“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排斥恩格斯，还是要排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
不容否认，当前中国很多学者都对在国内流行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感到不满，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它忽略了或错误理解了马克思本人的很多重要论述。在这一点上，本人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不过，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以及如何改变这种情况的问题上，人们却持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来看，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很多重要论述缺少了解或缺少深入的研究和正确的把握，因而，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途径是重新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俞吾金教授却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接受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错误阐发，因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并进而重新构建“马克思哲学”。这必然会导致把恩格斯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
为了建构马克思哲学，俞吾金教授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断言恩格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之一，而只是马克思思想的阐发者；二是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有偏差的，甚至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②。笔者认为，这两个理由难以站得住脚。
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理由是怎样提出来的。俞吾金教授先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
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时期，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③
然后，他对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解释：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但主要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现在的问题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否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④ 人们不难看出，恩格斯这段话里讲的“这一理论”，指的是由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说来，恩格斯说的对“这一理论的阐发”，指的是对“由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然而，俞吾金教授却把恩格斯讲的“对这一理论的阐发”说成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这是偷换概念。
在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偷换为“马克思思想”之后，俞教授接着提出，“如果我们要严格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一术语的话，就只能用它来指称马克思”⑤。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只是马克思，而不包括恩格斯吗？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当然不是俞教授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前边引用的恩格斯的那段话已经表明，恩格斯认为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尽管起主要作用的是马克思。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本人是怎样讲的。马克思在他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道：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⑥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我们的见解”，无疑指的是他和恩格斯的共同的见解——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表明恩格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吗？可见，俞教授的第一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第二个理由。俞教授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是有偏差的，甚至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错误地解释了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这主要体现在“恩格斯的研究视角的出发点是：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这从《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书的结构布局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出发点假定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二元对立……”⑦ 而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人类社会与自然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⑧。笔者认为，这个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
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而是为了与杜林这一公开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冒牌学者进行论战。既然《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其结构布局就得服从论战的需要。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⑨，但由于“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⑩。这就说明了《反杜林论》这本书结构布局的成因。恩格斯还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11)。既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是一本论战性的著作，那俞吾金教授以这本书的结构布局为由，认为恩格斯的研究视角的出发点是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并进而认为恩格斯在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问题上是与马克思思想相异的，就是不能成立的。此外，马克思本人了解《反杜林论》的全部内容，而且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这本书并不存在与马克思思想不一致的地方。
恩格斯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目的也不是写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而是为了说明他与马克思同德国古典哲学的两个代表人物——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对此，恩格斯在这本书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曾有明确的说明(12)。从结构布局来看，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黑格尔哲学，第二部分主要讲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三部分主要讲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第四部分主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既然恩格斯这本书的结构布局是这样，那俞吾金教授说这本书“先讨论自然，后讨论人类社会”，并进而以这种说法为由，认为恩格斯错误地阐发了马克思思想就站不住脚了。这里有必要指出，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送去付印之前，恩格斯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把它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刊印出来，而且把这一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3)。如果恩格斯在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持有与马克思不同的见解(俞吾金认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一问题上存在重大差异(14))，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如果俞吾金坚持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在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上的重要观点作了错误的解释，而且其错误的性质是那样严重以至必须将恩格斯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那就要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而且最好是来自马克思本人的证据。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恩格斯确实如俞教授所言的那样，那在马克思的文献中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反映的。
俞吾金教授将恩格斯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这种做法还将导致对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排斥。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之一，而且还是这一理论的主要阐发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马克思本人虽然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经典的表述，并且还在一些论著中对这一理论作过重要的说明，但就对这一理论的阐发而言，恩格斯的贡献要多于马克思。翻看一下1859年以后的恩格斯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他几乎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去阐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在以下文献中有集中的论述：1859年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77年的《卡尔·马克思》、1878年的《反杜林论》、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5年的《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1890年致康·施密特的信和致约·布洛赫的信、1893年致弗·梅林的信、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在这些文献中，恩格斯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任何错误的阐发吗？在我看来，非但没有，而且他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表述。例如，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5)。这一阐发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难道不具有重要意义吗？将恩格斯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无疑会导致将恩格斯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这对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和主要的阐发者，而且其阐发不但没有错误而且还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俞吾金教授以那两个不能成立的理由为依据，将恩格斯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并进而重构“马克思哲学”的做法，就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疑惑：这是要排斥恩格斯，还是要排斥恩格斯阐发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还是应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依据？
俞吾金教授说，“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是马克思留下来的全部文本”(16)。如此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就要以马克思留下来的全部文本为依据。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一个由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应，马克思的文本也应有不成熟和成熟之分。对此，俞吾金教授并不否认，而且还明确指出：
就“马克思”这一概念而言，情形也不像人们设想的那么简单。自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以来，它至少具有以下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二是指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原来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在参与现实斗争和思想批判的过程中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思想。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不能笼统地使用“马克思”这个术语，不然就有可能抹杀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着的重大差异。(17)
俞吾金教授说的重新理解马克思，无疑指的是对“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的重新理解。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始于什么时候？他认为是1845年，因为“1845年确实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18)。这样说来，标志进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文本就应是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而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就应以包括这两个文本在内的1845年以后的文本为依据。按照俞教授的上述说法，马克思1845年以前的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他还不成熟时期的文本，因而也就不能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依据。然而，俞教授实际上却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的，为此，他在《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一书中又提出：“把‘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现在，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来重新理解马克思时，当然既不能撇开《手稿》这部重要的作品，也不能回避这场迄今为止尚未平息的世纪之争。”(19) 按照这种说法，他在前边强调的“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的“重大差异”似乎又是无关紧要的，《手稿》似乎也可以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依据。我们到底应当相信他的哪种说法呢？我认为，与其辨别他的说法，不如考察他的实际做法。让我们看看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时实际主要依据的文本到底是什么。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时，俞教授说，“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了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统一”(20)。而他这种理解的依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三段话：“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1)。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俞教授说，他理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其首要的含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适合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历史领域，而且同时适合于其他一切领域，是我们研究一切领域的前提性理论。他的这种理解的文本依据也是来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概念是广义的，是蕴含自然、人和人的思维活动在内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2)。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时，俞教授说，“马克思本人曾对辩证法作过许多重要的论述，在他诸多论述中，下面这段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3)。他说的“下面这段话”，也是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der Dialektik der Negativitaet)——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4)
通过对这段话的理解，俞教授说，“马克思告诉我们：第一，他强调的辩证法不是以抽象的物质世界或抽象的自然界为承担者的辩证法，而是以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劳动为承担者和主体的辩证法，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劳动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展示出来的；第二，他强调的辩证法是‘否定性的辩证法’”(25)。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物质观时，俞教授还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要的文本依据。他说，不要用直观的、抽象的态度去看待物质，而应从“物质变换”入手去考察物质，其文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他还说，对一个所谓人诞生之前就已存在的自然界的追溯，必然导致研究者以与人割裂的方式去考察自然界，其文本依据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26)
在谈到马克思本人的研究视角时，俞教授说，“如果我们认真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就会发现，马克思从未把人类社会与自然抽象地对立起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一再告诉我们，不应该离开人的社会活动去理解自然自身的运动，这样的自然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相当于无，而真正现实的自然乃是经过人的活动媒介的、人化的自然”(27)。
以上表明，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文本依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俞教授多次强调，“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理论”(28)。如果他真是这样认为，那就不能不使人又产生一个疑惑：重新理解马克思应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还是应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依据？
我认为，如果俞吾金教授坚持重新理解马克思是必要的，而且他重新理解的是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那他重新理解的文本依据就应该是马克思1845年以后的那些著作，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然而，俞教授却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成熟时期以前的文本作为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主要文本依据。从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文本能解读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思想吗？
三、“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还是要随意描绘马克思？
从俞吾金教授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主要目的，是要纠正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错误理解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进行理论重构，而进行“‘理论重构’真正的动机是恢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29)。然而，由于他过分倚重当代西方解释学的理论，这使他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相对主义的色彩，并使人们对他所说的“恢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的动机产生疑问。
俞教授提出，重新理解马克思仅靠回到马克思本人的文本是不行的，还必须运用当代西方诠释学(即人们通常说的解释学)的理论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解读。这是因为，“从诠释学的理论上看，重新理解马克思涉及对理解者与被理解的对象、理解者与他所处的历史情景、被理解对象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等一系列错综复杂关系的认识。只有先行地认识这些关系并正确地加以处理，重新理解马克思才具有科学性”(30)。这表明，俞教授是把“科学性”作为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个追求，而把诠释学的理论作为实现这一追求的依据。但为什么只有依据诠释学的理论才能使重新理解马克思具有科学性？对此，他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说明。
如果俞吾金教授把科学性作为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个追求，那他还应当表明他所说的“科学性”的含义是什么。对此，他却没作任何说明。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含义是理解者的理解与被理解对象之间的一致性。由此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就应体现在理解者的理解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一致性上。俞教授实际上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把“恢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作为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个追求，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无疑是指马克思本人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恢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无疑是指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与马克思本人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当然，这里讲的“相一致”又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这已是另一个问题了。)
然而，在谈到应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时，俞吾金教授却从诠释学的理论出发提出了一种与其追求科学性相背离的相对主义的见解：“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是马克思留下来的全部文本，然而，这些文本是沉默的，它们虽然存在着，却不会自动地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意义。只有当马克思的文本被某一个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阅读和理解时，它的意义才可能被阐发出来。但这里说的‘意义’已不再是纯粹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了。事实上，这种‘纯粹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因为文本本身永远是沉默的，‘沉默是金’便是任何文本本身的座右铭，所以，能说出来的永远只是理解者所理解的文本的意义。”(31)
在对俞教授这段话中的相对主义的见解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弄清他在这段话中所说的“意义”这一概念的含义。当俞教授说，马克思的文本是沉默的，它们虽然存在，却不会自动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意义”时，他所说的“意义”的含义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讲清的问题，但俞吾金对其却没作任何说明。从他的相关论述来看，他所说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当他论述马克思的文本与“恢复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面目”的关系这类问题时，马克思文本的“意义”指的应是马克思文本的“内容”；当他论述马克思的文本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的关系这类问题时，他所说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指的应是马克思文本的“价值”。由于俞教授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既涉及前一类问题又涉及后一类问题，因而，他在这段话中所说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就包括上述两种含义。因为我们在这里只谈论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问题，所以在涉及马克思文本的“意义”这一概念时，我们只从第一种含义上去理解它。
我认为，俞吾金教授的相对主义的见解，集中体现在他这段话的结论上，即马克思文本本身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
我们先来看看俞教授的这一结论在逻辑上是否成立。从他的论述过程来看，为了得出这一结论，他提出了三个理由：文本是沉默的，不会自动地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意义；只有当马克思的文本被某一个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阅读和理解时，它的意义才可能阐发出来；被某一个研究者所阐发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已不是纯粹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应当说，这三个说法都没有错，但从它们却都得不出俞教授的那一结论。从第一个理由看，文本的确不会自动地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意义，但由此不能认为文本自身不存在意义，更不能由此认为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从第二个理由看，文本的意义的确是由研究者阐发出来的，但由于研究者阐发的是文本的意义，因而，由此也不能认为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从第三个理由看，研究者阐发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当然不是纯粹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但这并没有否认后者的独立存在，因而，由此也不能认为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可以看出，俞教授的那一结论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成立的。
俞吾金教授的那一结论不仅从逻辑上讲不能成立，而且与他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追求明显矛盾。如果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的文本，那按照科学性的要求，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应与马克思文本自身的意义相一致，而这种相一致的前提条件，是作为被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文本自身意义的存在。如果像俞教授说的那样，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设”中，那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理解就成了对我们“想象和假设”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的理解，这还有什么相一致可言？如果没有相一致可言，那俞教授追求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或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指的又是什么呢？
俞教授的那一结论不仅与他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追求相矛盾，而且必然会导致他在重新理解马克思时的相对主义。这是因为，如果认为马克思的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那如何理解马克思就要完全取决于理解者自己的“想象和假定”，而不同的理解者往往会有不同的“想象和假定”，这样就会出现不同的理解者会理解出种种不同的马克思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同一个理解者因不同的“想象和假定”而理解出种种不同的马克思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判定这些不同理解之间的对与错吗？显然不能。因为一旦认为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我们就再无判定它们对与错的客观依据。此外，判定它们的对与错还有意义吗？显然也没有。因为一旦认为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假定中”，那就假定了每个理解者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因而无须去判定它们的对与错。如果俞教授的那一结论必然导致会这样的情况，那它不是相对主义的见解又是什么呢？实际上，俞教授自己就因不同的“想象和假设”而理解出了种种面目不同的马克思。
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俞教授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是全部马克思哲学”(32)。但在谈到作为实践诠释学的马克思哲学时，俞教授又说，“实践诠释学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哲学”(33)。
在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时，俞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唯物主义……”(34)。但在谈到作为解构理论的马克思哲学时，俞教授又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乃是人本主义……”(35)。
在谈到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时，俞教授说，“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不但为我们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这种重新阐释必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马克思哲学也就是全面生产理论”(36)。但在谈到重构马克思哲学时，俞教授又说，马克思哲学是一元论体系，“这一体系的主导性线索乃是‘物——价值——时间——自由——革命’”(37)。
在谈到马克思对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关系的思索时，俞教授说，“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不是自然哲学，而是实践哲学；不是历史哲学，而是经济哲学；不是逻辑学，而是法哲学”(38)。但在谈到马克思的物质观时，俞教授又说，“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才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才是马克思考察其他一切问题的前提”(39)。
在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时，俞教授说，“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中，实践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上”(40)。但在谈到马克思本体论的本质属性时，俞教授又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核心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41)。
以上就是俞吾金教授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性追求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不使人又产生出第三个疑惑：“重新理解马克思”是要恢复马克思的本真面目，还是要随意描绘马克思？
以上质疑希望能得到俞吾金教授的回应。
注释：
①俞吾金教授在其《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中，为这两种动向的合理性作了多方面的说明和辩护。
②④⑤⑦⑧ 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第453、453、453、455、45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⑨⑩(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4、347、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212、213页。
(14)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第88—9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
(16)(17)(18)(19)(20)(21)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第446、453—454、242、439、125、125—126页。
(22)(23)(24)(25)(26)(27)(28)(29)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第140、143、143、143、279、280、456、133、460页。
(30)(31)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第445、446页。
(32)(33)(34)(35)(36)(37)(38)(39)(40)(41)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第139、416、111、402、387、461、227、283、11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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