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的质量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同类型论文,绩效论文,质量管理论文,机制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质量管理实践(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s，QMP)是质量管理工具、技术和方法的集合，它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是质量管理、运营管理等领域内的重要研究课题[1-2]。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提出了这样的论点：通过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实践活动，可以提高企业的质量绩效和运作绩效，从而有助于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2-3]。其中包含了一项假定条件，即有效的质量管理实践体系应该是挖掘了不同实践之间的互补性或者协同作用，这也是全面质量管理中系统改进的管理思想所强调的。但是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关注着某一项实践活动或整体实践对于企业绩效(包括质量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关系，而对于各项实践之间的交互方式，以及它们以何种形式共同作用于绩效结果，却缺乏足够的关注。也就是说前述的假设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检验，这对于全面评估质量管理与绩效的关系是有不足的。
此外，创新绩效对于企业整体绩效的贡献占据着重要地位，质量管理工具能否很好地适用于创新活动并实证检验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现有的相关研究仍不多见，且仅有研究的结果对于这两者之间影响关系是否显著并无定论[4-5]，导致结论模糊的部分原因在于未能深入分析质量管理实践对于创新绩效作用或影响方式是否区别于传统的质量绩效领域。如果简单沿用质量管理实践影响质量结果的方式去理解其对创新活动的改进作用，而忽略了质量管理理论在创新领域的具体适用形式，很容易导致有关研究结论的模糊不清。
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界定质量管理实践的分类形式，然后讨论和总结它们分别对于质量绩效、创新绩效可能存在的影响模式；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比较得出更适合解释现实关系的模型，从而为深入理解质量管理如何有效改善企业绩效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相关文献的综述
(一)质量管理实践及其基本分类
早期的质量管理大师们如戴明(Deming)、朱兰(Juran)、克劳斯比(Crosby)以及费根堡姆(Feigenbaum)等人根据自身实践经验及管理理念的总结，在各自的经典文献中对于关键的质量管理实践做了概括和发展[6-9]。之后一些学者将质量管理实践作为一个完整概念进行构建，并不断检验其在不同研究中的信度和效度[10-13]。Sila等人统计和分析了1989年至2000年期间在管理类国际主要期刊所发表的质量管理相关论文，总结了最受关注和重要的质量管理要素共25项[14]，可以作为描述质量管理实践这一概念的基本框架。
Flynn等人最早将内涵丰富的质量管理实践进行基本分类[12]：其中一类是核心质量管理实践(Core 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s)，具体包括过程管理、过程化产品设计、统计控制和反馈等；另一类是质量管理基础实践(Quality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Practices)，涉及了顾客关系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高层管理支持等。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核心实践被认为能直接改善质量绩效，而基础实践则是为核心实践的有效应用提供了环境支持。Lakhal等人在前述分类的基础上，将高层管理支持作为一个独立类别列出，划分了管理实践、基础实践和核心实践共三类[15]。Choo等人则把质量管理实践则划分为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16]，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技术层面实际就是对应了质量管理核心实践，而社会层面则由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来体现。
此外，Rahman等人将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划分为硬管理和软管理[17]，其中硬管理(Hard TQM)包括基于信息化的技术、敏捷制造的原则、技术应用和持续改进的能力等，软管理(Soft TQM)包括员工承诺、共享的观点、顾客关注、团队合作、人员培训以及合作的供应商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软管理为硬管理的应用和扩散创造了环境。Rahman等人的研究工作与质量管理实践可以划分为核心实践和基础实践的目的和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Sousa等人在一篇综述文章中对质量管理实践的分类思路有过较好的总结，他们认为QMP应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体现为机制性、过程性、技术性的部分，即所谓的质量管理核心实践；另一个是非机制性、社会行为角度的内容，也就是质量管理基础实践[1]。在本文的研究中沿用这一思路，划分了质量管理核心实践和质量管理基础实践共两类。
(二)质量管理实践与质量绩效的影响模式
质量绩效可以理解为组织的质量表现，由于质量是一个很宽泛的、不断发展的概念，质量绩效既包括了外在质量表现(如顾客满意)、内在质量表现，也涉及了产品质量表现和过程质量表现。关于质量管理整体实践或者单一实践对于质量绩效的影响关系，国际上已开展较多相关的实证研究[1-2]，综合后可以得出：QMP总体对于质量绩效是有显著的重要影响，但是对于最终的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关系表现较弱。
进一步总结相关的研究结果，从而得到已有的分析不同类型QMP对质量绩效影响方式的3种基本模式，分别是完全中介效应、部分中介效应以及联合效应(图1)。由于大多数的研究文献没有完全按照基础实践与核心实践的分类思路做出明确表述，因此本文主要依据文献中对于各项实践之间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分别影响质量绩效的具体阐述，从而大致划分其潜在的分析模式。
图1 现有的分析不同类型QMP与质量绩效影响关系的3种模式
完全中介效应模式考虑的是基础实践作为质量管理环境和氛围的创造者而存在，只有当核心实践真正建立起来，基础实践才可能通过影响核心实践的发挥从而对质量绩效有正向的作用，因而得到了基础实践通过核心实践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质量绩效的影响路径(图1a)。代表性的有Fynn等人[12]以及Anderson等人[18]较早开展的探索性研究；后续的Pannirselvam等人[19]和Kaynak[20]在构建多项质量管理实践相互作用关系模型时，也是以完全中介模式为基础进行扩展的。
另有一些研究则质疑质量绩效的改善是否全部来源于核心实践的作用，他们认为质量管理基础实践能够在没有核心实践的帮助下直接影响相关绩效，但同时也不否认核心实践的中介作用，因此可以得出另一种分析模式即部分中介效应(图1b)。Powell[21]和Dow等人[13]在较早的研究中得出一些偏软的质量管理实践如开放的文化、员工授权、高层承诺等能够直接带来竞争优势，而不需要完全依赖于质量管理中技术工具的应用。Ho等人[22]、Rahman等人[17]以及Lakhal等人[15]都提出了基于部分中介效应模式的研究模型，他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有的研究中部分中介效应模式得到了较好的验证，即基础实践对于质量绩效同时存在着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15，17]；但是在另一些研究中，完全中介效应模式比部分中介效应模式却具有更好的解释力[22]。此外，Sousa等人[1]总结后发现：很多采用部分中介模式的质量管理与绩效关系的研究，由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所限，没有能够真正把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者完全区分开来，因此所得出的有关结论有必要进一步确认。
在很多早期的质量管理与绩效关系模型的研究中[10，23]，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质量管理实践的地位和性质，而主要是关注各项实践分别对于质量绩效的相关关系，因此可以把这种分析方式归纳为联合效应模式(图1c)。在以后的一些研究中如Lai[24]、Prajogo等人[4-5]，出于各自的主要研究目考虑，也是仅关注各项实践的联合效应，而忽略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
(三)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
创新绩效是企业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组织创新活动的成果和效率，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研发过程的绩效表现。质量管理与创新绩效内在关系属于较新的研究问题，直接相关文献非常少。一些学者探讨了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活动是否存在协调一致，有的观点是顾客关注、持续改进、员工授权和全员参与等实践能够促进组织创新的成功，但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顾客关注、持续改进的思想反而会制约真正的创新。Benner等人[25]对此做了概括：质量管理实践并不会阻碍创新，但它所关注的过程、顾客导向等原则决定了质量管理更加有利于渐进式的、开发应用性的创新类型，而不利于激进式的、探索性的创新类型。
仅有的少数实证研究[4-5]停留在质量管理实践整体对于创新绩效影响关系的层面，还未能深入分析其中不同类型的实践对于创新绩效作用方式的差异，即可以认为是采用了联合效应模式进行分析的。其中Prajogo等人[4]的结论是质量管理能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但是随后有研究[5]却又得出了质量管理与创新绩效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的结论，两者明显的不一致导致了如何解释质量管理与创新绩效内在关系的模糊。这种模糊很有可能是来自于简单的采用联合效应模式去分析，而忽视了在创新活动中不同类型的QMP性质和作用方式的差异性。
通过上述文献的综合分析能够得出：现有分析质量管理与绩效影响关系的3种模式之间缺乏直观的比较，从而无法确定最适合解释质量管理对质量绩效交互关系的模型；同样的，在引入创新绩效的概念后，没有考虑不同类型QMP对于创新绩效影响方式的特性，容易导致有关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国内在质量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通常关注于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以及探索新的质量管理概念模式及应用途径，研究方法以案例分析和定性研究为主，很少有对于质量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开展定量化的实证研究。
三、不同类型QMP对质量绩效、创新绩效的可能影响模式及研究假设
依据Sousa[1]的分类总结，本研究将QMP划为两类，即体现社会层面的质量管理基础实践和体现技术层面的质量管理核心实践，简称为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在已有研究的综述中，完全中介效应(图1a)和部分中介效应(图1b)是两种有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研究模式，可以将其整合后称为中介效应模式(图2a)。在该模式中包括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假如基础实践对质量绩效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那么中介效应模式就表现为完全中介效应，所以这种整合方式能够完整反映出核心实践作为中介变量影响基础实践对于质量绩效关系的方式。由此提出：
假设1：质量管理基础实践直接正向影响质量绩效，同时可以通过核心实践这一中介变量间接正向影响质量绩效。
在一些研究中提出，存在着质量管理核心实践对于质量绩效影响作用被夸大的可能，而认为基础实践的贡献更加直接和有效。当核心实践的作用弱化到一定程度时，三者之间的关系则有可能表现为调接效应的形式，即：
假设2：质量管理核心实践调节影响基础实践和质量绩效之间的关系。
在较早的质量—绩效关系研究中，大多采用联合效应(图2c)作为基本的分析模式。这种简单处理方式，也有可能是最适合解释质量与绩效本质关系的形式，为了与其他可能的形式并列对比，因此提出：
假设3：质量管理基础实践与核心实践各自独立地联合正向影响质量绩效。
可借鉴的不同类型质量管理实践对创新绩效影响关系的研究文献非常少，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联合效应基本涵盖了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创新绩效三者之间可能的关系形式。其中，中介效应模式仍然沿用了分析质量管理实践影响质量绩效的逻辑思路，一方面质量管理基础实践直接改善创新绩效，另一方面通过核心实践的中介作用间接改善创新绩效。从而提出：
假设4：质量管理基础实践直接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同时通过核心实践这一中介变量间接正向影响创新绩效。
一些研究[5]否定质量管理对于创新绩效的贡献，主要针对于质量管理实践中的技术工具是否适用创新领域，即核心实践可能与创新绩效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因此考虑用调节效应模式来解释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也许更恰当，由此提出：
假设5：质量管理核心实践调节影响基础实践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哪种模式更具有解释力，本文仍然保留联合效应模式的假设，因此提出：
假设6：质量管理基础实践与核心实践各自独立地联合正向影响创新绩效。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一)调查设计和变量测度
笔者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西北评审中心合作，选取了西北地区多个省份的已通过第三方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作为样本框，这些企业普遍拥有较好的管理基础和丰富的质量管理实践经验，对此进行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调查的具体对象要求是企业负责生产运作的高层管理人员或者是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除一些企业背景因素(如行业、规模、竞争程度等)之外，所有问项均采用1-5Likert刻度量表进行测量。
本研究调查分为两部分进行。首先是参考了Sila等人[14]的研究：他们统计和分析了1989年至2000年期间在管理类国际主要期刊上所发表的质量管理相关论文，总结出最受关注和重要的质量管理实践要素25项。第一部分问卷让调查对象依据实际感受对这25项质量管理实践的重要性做出评价，目的是找出既符合质量管理理论主要框架的又适合我国应用国情的主要质量管理实践。
图2 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对质量绩效的可能影响模式
图3 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核心实践对创新绩效的可能影响模式
第二部分问卷在前一部分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将重要的质量管理实践依据核心实践和基础实践的分类原则进行划分，作为这两个变量的测量指标。由此核心实践可以用质量战略计划、质量信息收集和评估、过程管理、统计过程控制(SPC)、过程化设计、持续改进、交流与沟通共计7项实践来表示；基础实践则包括了高层管理支持、顾客关注、质量培训、员工参与、跨职能部门的团队合作、供应商管理、质量文化建设共7项实践。质量绩效的测量则参考Dow等人[13]、Rahman等人[17]的研究，采用了交验合格率、耐久性、可靠性、按期交付、顾客满意、质量成本共6项指标。在基于Ulrich等人的研究基础上[26]，创新绩效从研发结果的质量、研发周期、研发能力以及研发费用4方面评估。最终，第二部分问卷中有关研究模型所涉及变量的测量问项共计24项。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共回收问卷328份，删除数据不完整或存在明显矛盾的问卷后，得到了有效问卷305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2.99％。研究中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是SPSS13.0和LISREL8.53软件包。
在研究中已考虑了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尽量使得共同方法偏差最小化。首先采用了程序控制的方法，即允许调查者匿名填写问卷，并且告知调查对象关于问卷的答案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以确保他们能如实填写问卷。其次在获得有效问卷数据以后，采用了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27]。该技术的基本假设是如果方法偏差大量存在，进行因子分析时，要么析出单独一个因子，要么一个公因子解释了大部分变量变异。单因素模型的拟合结果为：
(271)=3426.34、/df=12.64、RMSEA=0.31、NNFI=0.68、CFI=0.69、SRMR=0.33，单因素模型拟合很差且无法被接受[28]。因此共同方法偏差不会对本研究造成很大影响。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可以使用Cronbach’s α系数来衡量，若α值大于0.7认为变量的测量有较高的可靠性。分析计算的结果见表1，核心实践、基础实践、质量绩效、创新绩效四个变量的α值均在0.8以上，表明本研究对各变量的测量具有很好的信度。
效度的检验过程主要参考了O'Leary等人[29]提出的方法。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方法，对问卷的结构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进行检验。测量模型的初步拟合结果为：(246)=604.18、/df=2.46、RMSEA=0.074、NNFI=0.96、CFI=0.96、SRMR=0.06，各项指标均非常理想，表明测量模型和数据拟合程度很好。其中，收敛效度则通过考察各问项在所测变量上的标准荷载的大小及统计显著性来判断。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中，“质量成本QP6”这一问项的标准荷载为0.43，属于明显偏低，其余问项标准荷载值均大于0.5且可以接受。因而将QP6问项从测量模型中删除，重新进行前述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各问项的标准荷载均大于0.5且统计上高度显著(T＞1.96)；新测量模型的Cronbach's α以及拟合指标都非常理想，说明收敛效度得到保证。区别效度的检验依据Bagozzi[30]提出的方法：将测量模型的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固定为1，与自由估计的情况做比较，如果两次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得出值差异显著(在P＜0.05的水平下，自由度为1，则值大于3.84)，可以认为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区别效度。在本研究中，有3个变量，共需要进行3次成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值差异均为显著，从而测量模型的结构效度得以保证。
内容效度即逻辑效度，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变量测量都是参考了已有研究的基础，可以认为确保了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综合前述分析，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是可以接受的。
五、假设检验的方法和结果
(一)假设检验的基本方法
检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以及联合效应的方法可以采用Baron等人[31]、温忠麟等人[32-33]所建议的标准检验程序。基于假设1-3的内容，可以提出以下方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QP表示质量绩效，IQM表示质量管理基础实践，CQM表示质量管理核心实践。
为了检验中介效应，首先检验回归方程(1)的QP与IQM是否显著；如果显著，依次检验回归方程(2)和(3)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意味着IQM对QP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通过了中介变量CQM实现的；然后检验回归方程(4)，在加入了CQM以后是否显著改变了QP与IQM之间的关系，在
显著的前提下，如果
不显著则属于完全中介效应，如果显著则属于部分中介效应。为了检验调节效应，将IQM与CQM中心化处理并计算两者的乘积项，引入回归方程(5)后检验其显著性，如果乘积项显著则支持了调节效应模型。联合效应的检验在检验中介效应过程中可以包含，即如果回归方程(2)不显著而方程(4)统计显著，说明联合效应得以支持。
基于假设4-6的内容可以提出下列回归方程(6)-(10)，其中IP表示创新绩效。检验的基本过程相同于前一部分。
(二)假设检验的结果
预测质量绩效的回归系数结果见表2。由于模型1、2、3均显著，而模型4中不显著，说明支持的是完全中介效应的结论；而模型5中乘积项不显著，能够说明调节效应没有得到支持；联合效应也因为模型2的回归系数显著，从而无法得到支持。综合以后，可以得出假设2、3被拒绝，假设1得到部分支持，即质量管理基础实践完全通过核心实践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质量绩效。
预测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结果见表3，得出了模型1、2、3、5均显著，而模型4不显著。根据前述的假设检验思路，可以说明调节效应的假设得到了支持(P＜0.05)，即假设4、6被拒绝，假设5得到了支持。
六、结果的讨论
实证结果表明，质量管理基础实践是完全借助核心实践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着企业的质量绩效，该中介效应的实际大小可以用表2中的值0.462来衡量，而质量管理基础实践直接改善质量绩效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结论和早期Flynn 等人[12]、Anderson等人[18]以及后来的Kaynak[20]所开展类似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相吻合。虽然另有一些研究仍然坚持认为应该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如Powell[21]和Dow等人[13]的研究，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结论中也承认了一些具体的基础实践如合作的供应商关系等，对于质量绩效结果并不存在显著的直接相关关系，这也反映出用部分中介效应模式来解释质量管理与质量绩效的关系模型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总结来说，完全中介效应模式仍然比部分中介效应模式具有更好的解释力[22]。至于假设中的联合效应模式，忽视了不同类型的质量管理实践之间的交互关系，在一些特定的研究中这种简化的处理方式是可行的，但在深入研究质量管理与绩效之间影响机制时是不够的，因为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来看核心实践对于基础实践的回归系数值达到了0.998。
在预测创新绩效的模型中，调节效应的模式较之其它模式得到了实证结果更好的支持。也就是说，质量管理基础实践能够直接改善组织的创新绩效，而核心实践的作用是在于调节影响前两者之间关系的强弱。现有关注质量管理实践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非常之少，其中有关交互方式的解释仍然沿用预测质量绩效的相同模式，在本研究中引入了调节效应的解释模式并得以验证，为深入理解质量管理实践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交互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思路。
本文最根本目的在于比较质量管理实践对于两类绩效影响模式的差异，从而使得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应用者能更好地理解质量管理在创新领域应用的特殊性。实证结果反映出不同类型的QMP在影响质量绩效和创新绩效的模式有着根本区别的，至于解释形成差异的原因，则需要从质量管理理论的特性出发做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通过初步分析，可以认为质量管理的核心实践，如过程管理、统计过程控制、质量信息收集和评估、过程化设计等方法和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都是基于运作层面的，它们能够实际上也确实能够直接改善企业的质量绩效，而与之配套的基础实践如高层管理支持、顾客关注、员工参与、供应商管理等形式都是提供核心实践应用的支持环境，以确保质量管理在正确的方向上、良好的氛围中、有效的支持下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表现为基础实践、核心实践、质量绩效三者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的模式。而在创新领域中，传统的质量管理核心实践不再处于主导地位，或者说它们无法像影响质量绩效那样去有效地改善创新绩效，反而是一系列提供了支持环境的基础实践措施直接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效率提升和结果改善，因此可以用调节效应模式来更好的解释所存在关系形式。
本文仍属于探索性研究，有关的结论有待于更广泛的验证，尤其是需要考虑情景因素如行业类型、组织规模、文化背景等引入以后，原有的模式关系是否仍然存在。同时，质量管理实践在创新领域的适用性研究必须深入展开，很有可能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适用于创新型组织、研发领域的质量管理模式，从而扩展质量管理理论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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