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经济学人的乡村工业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开论文,学人论文,乡村论文,理论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5-0106-09
南开经济研究所(初名“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初，正值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时。西方列强为转嫁经济危机，向殖民地大肆倾销掠夺，使得积弱积贫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城市工业遭受重挫，农村经济濒临破产。以何廉、方显廷、毕相辉、陈振汉、张纯明、吴颂先、王药雨等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南开经济学人认为，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不能局抑于“以农立国”或“以工立国”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倚重倚轻，皆非所宜”①。他们倡议“先农后工”，挽救农村经济；再以农促工，复兴以手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以工兴国”，实现农业国工业化，增强综合国力②。为力证此论，南开经济学人开始了艰难的学术探索求证之旅，社会调查遍及大江南北，建言献策触动朝野，学术成果影响中外。当下，探索民国时期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的成果较多，但将南开经济学人视为一个学术群体并探讨其乡村工业理论及其实践的论文尚不多见，本文对此作一点初步讨论，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众多，据陶诚、郑清波初步估计，达“九千次之多”③。其中，南开经济学人的农村调查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李翠莲认为在近代中国各种社会调查机构中，南开经济研究所是第一个私人的大规模开展社会调研的较早研究机构④，其社会调查“开风气之先”，“不仅在国内独树一帜，在西方也产生很大的影响”⑤。李文海认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乡村调查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而且增强了外国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⑥。乡村手工业是南开经济学人的调查重点，笔者曾经指出，“政府之外，对乡村手工业经济进行深入调查的，首推经济学界。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有方显廷率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⑦。
南开经济学人的立国之论源于其系统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尤其是对农村社会经济特别是对乡村工业的调查。他们主张“经济学既是实用科学，就必须利用它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了解实际情况与症结所在”⑧。只有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学术研究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研究成果才有社会应用价值。何廉在为《经济研究周刊》所写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之经济研究，非仅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之制度，即为已尽能事，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本会自民国十七年成立以来，一切研究均从实地调查入手。”⑨这充分体现了南开经济学人对社会调查推进学术本土化的作用认识上的深刻性。
20世纪30年代以前，南开经济学人的社会调查重点主要集中于“指数”与城市工业，编制与发布享誉全球的“南开指数”，先后发表了《天津针织工业》、《天津地毯工业》、《天津之粮食业及磨坊业》等专题报告。30年代后，何廉、方显廷等人在研究中“越来越感觉到研究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构，是极为重要的”，认为“工厂工业在整个中国经济的画面上是无足轻重的”，调查农村经济问题才能穷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推动中国的工业化⑩。故1931年以后，南开经济学人把调查的方向和重点集中到以手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上，范围及内容涉及天津的棉纺织业、地毯业、粮食及磨坊业、制鞋业，河北宝坻及高阳的织布业、手织工业，川康乡村的手工棉纺织业、制糖业，浙江乡村的缫丝业，广东顺德的手工业等。南开经济学人对调查资料加以科学筛选整理、统计分析，最终形成丰硕的调研成果，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报》、《经济周刊》、《经济统计季刊》、天津及上海《大公报》、《新经济》、《中国农村》、《经济建设》、《世纪评论》、《西南实业通讯》、《南大半月刊》等报刊上，并先后出版了若干专著(见表1(11))。
南开经济学人对中国乡村工业和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重视，还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追根溯源，即探寻行业兴衰发展之根源。二是解剖会诊，寻找其“立国之论”之根据。在方显廷等人看来，“中国工业化之未来，系于乡村工业之复兴者至巨”，农村工业化不仅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迎合时势急需，是复兴农业、发展工业的最佳路径。而开展手工业调查，作用在于“明了手工业在国家资源上之重要性及其与国际之关系；考查手工业在国民职业上及所得之地位；观察手工业本身之存在及其发展之可能性；依据调查所得之现状作为今后设施之准备”(12)。三是洞悉国情，寻找学术“中国化”之依据。西方国家“工业分散论”、“行业组织制度演变理论”与“计划经济”等思想、学说，在中国政界、经济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西学”固有其科学合理之处，但具体到一国一区、一行一业情况迥异。因此，对于“西学”，南开经济学人持审慎态度，结合中国国情民情，走“学术中国化”道路，辩证地加以批判吸收。正因为如此，南开经济学人才不迷信“西学”。他们开展大量系统而深入的社会调研，寻找乡村工业化的有效途径，探索突破二元经济结构的最佳模式。四是搜集数据，以为建构乡村建设理论框架之基石。以方显廷为代表的南开经济学人认为要研究中国现有经济状况，探索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建设之路，前提是必须做好实地资料调查，注重实际数据的统计，尤其要注重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占有。方显廷极为反对国民政府主观臆断、夸大虚报等浮躁之风，认为“四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是以近似值的观点，而不是以量的精确性来观察事物”，这种不精确的统计，很容易误导分析和决策判断(13)。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理论也必然缺乏可靠性。为此，南开经济学人力图改变这种调研统计现状，在工作中开展“教授负责制”，创新运用了“实证研究”等调研方法(14)。
重新释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经济学人关于乡村工业及农村调研的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南开经济学人系统而深入的社会调研，不仅得到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中国国情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症下药，全面分析了乡村工业衰退的原因，肯定了乡村工业的地位与作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辩证批判，对传统二元经济有了更多新认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乡村工业理论。
首先，全面剖析了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的衰退原因。
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在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中还有没有生命力，是南开经济学人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为此，以方显廷为首的南开经济学人分批分组深入高阳、宝坻、静海等地的农民家庭、手工作坊、手工工场、行会、集镇、商埠，了解乡村工业的组织制度、历史沿革、生产技术、资本情况、成本利润、销售渠道、市场变化、原料供应等，形成了系列调查报告。这些报告通过大量“统计数字的收集、编纂和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15)，在学术上“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16)。通过这些调查，南开经济学人对乡村工业的衰退原因进行了全面总结(见表2)。
总体上看，南开经济学人承认中国乡村工业因“欧西通商各国现代工业化之影响而逐渐减少”(17)，自1927年至1932年，6年间中国14种主要乡村工业产品出口下降者达11种之多(18)。但是，他们也不赞成那种认为中国乡村工业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甚至主张彻底消灭乡村工业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在落后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重新审视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的地位与作用，主张发展乡村工业。
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在传统农业大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南开经济学人内部也难免分歧，如陈序经认为乡村工业处于从属地位，主张工业化与都市化，“西洋农业之特别发达，还是在工业发达之后”，“中国工业苟不发展，则农产出路也成问题”(19)，“把中国的乡村西化起来，使能调和于西洋或西化的都市而成为一种彻底与全盘西化的文化”(20)。
作为南开经济学人的代表人物，方显廷一生致力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对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建设有着独到见解。他认为中国国情殊异，工业化程度不高，所谓的工业化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是无足轻重的；中国沿海地区的现代工业都是由西方移植而来，而非基于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蜕变，“集中于天津、上海、无锡、汉口等的工业只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小部分”(21)。因此，他提出“中国工业化根本就是乡村化的，所以无须乎学欧美，先把工业城市化起来，然后再乡村化”(22)。他充分肯定了近代乡村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布匹为例，全国布产的4/5为手织机所生产，机织业与手织业的用纱消费量几乎达到一比四，“乡村制造工业在中国也占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第一中国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乡村，第二乡村的制造工业是农闲时候的主要副业”(23)。
方显廷进一步论证了发展乡村工业的有利条件与积极效果：其一，由于煤、铁、石油等“富源”缺乏，中国家庭制度对于个人企业的束缚，以及不安定的政治情形等原因，“大规模的工业在中国很有问题”，一时难以形成，而“乡村小规模工业的发展前途则是很光明的”。其二，中国缺乏巨额的资本与大批人才。巨额的资本与大批人才，对于中国来说尚需长时间逐步积聚，或完全从国外借入，而发展“小规模乡村工业并不需要巨额的资本与大批人才”。其三，在用工与经营上，小规模乡村工业伸缩性比较大，雇佣人工少，不发生劳工问题，“即或有一种工业不振，其危险是全体乡民平均负担的，况且他们又都可以以农业为主要职业”(24)。其四，乡村工业与农业形成互补，并能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如乡村工业“可以利用乡间的原料与生产，如粮食、果实、毛皮、苎麻、草秆、泥土之类”。乡村工业“能够供给一家男女老少以在本村工作的机会，能够供给家业所需的几项要素，乡村工业或者仍然能够继续着辅助农业”。“小规模的工业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可以使一个人明了一件物品的制造与应用中间的全部联系关系，使一人之工作，不但与他人的生命有关系，同时与他所处的社会，也发生关系”(25)。其五，乡村工业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避免人口过分集中于城市。方显廷认为，“要使乡下人不往城市里跑，那只有设法改善乡下人的生活。假若乡下也能得到舒适的生活，乡下人自然不会都往城市里跑。办法就是使乡村工业化。那就是在乡村提倡小工业，也就是工业分散化。乡村和城市，都在常态之下发展，社会是稳固的，社会稳固，政治上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发生”。因此，乡村工业“可以充实乡村居民之生活，阻遏人民自乡村向城市流动，并解决现代工业化之各种问题，减少工厂机器生产种种对工人的恶劣影响，增加农民生活的趣味、智慧与进取心，以及发展教育的机会”(26)。
总之，“乡村工业在今日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重要的地位而亟需扶助发达”。一方面它能带来丰厚的物质效益，另一方面，“对于农民精神上的种种利益”也“不容否认”(27)。
再次，探索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组织制度的演化路径。
近代乡村工业的技术水平依然停留在手工时代，但经营制度却比较复杂。关于工业制度的演进，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步赫卡尔的家庭制—工资制—手艺制—前贷制—工厂制标准，二是卡尔·马克思的简单协作—分工合作的手工工厂(或工厂手工业制度)—动力机械的工厂制度。南开经济学人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借鉴，在此基础上，方显廷把中国工业制度划分为四种：“一曰家庭制；二曰匠人制或名曰手艺制；三曰商人雇主制度或名曰散伙制；四曰工厂制度。”(28)其中工匠制又可细分为主匠制与家庭工匠制两种，“主匠制者，系以一己之工具及工作场所，将购入之原料，制成各种精美物品，售之与买主，或商人；至所谓家庭工匠制，则恒以一己之家属，执工匠之役，其工作期间，时作时辍，技术方面，亦甚简陋，既无需成本过昂之设备，复不需多数房屋，充作工场之用，所有出品非售与小本商人，即送往集市，其直接售于买主者，可谓罕见”(29)。据此，方显廷认为我国乡村缫丝业、织席业、草帽辫业、苎麻业、织布业等应为主匠制；而制纸业、陶器业、酿酒业等行业则属商人雇主制度。通过对高阳、宝坻等手织工业的实地调查，南开经济学人认为中国乡村工业组织制度应沿着“家庭制—工匠制—商人雇主制—工厂制”路径演化。但是，由于乡村经济的复杂性及市场特殊性，中国乡村工业制度并没有从商人雇主制度顺利地过渡到工厂制，反而倒退到工匠制。以宝坻手织工业为例，1923年前宝坻手织工业组织制度以家庭制、工匠制为主；1923年后商人雇主制度逐渐取代工匠制度而成为主体制度；1930年以后，散工开始脱离商人雇主制，再拾耕织生活，商人雇主亦重操旧业，成为布商，工匠制度再度兴起。“其他工业之由大工厂缩小规模成为商人雇主或主匠工业者尚多，至于较小工业，更属比比皆是。”(30)高阳织布工业则代表了乡村工业制度的正常演化路径，1906年以前其组织制度主要为家庭制或家庭工匠制；1906年至1914年虽然商人雇主制出现，但家庭工匠制依旧占主体地位；1915年至1933年，商人雇主制逐渐居主体地位，而工匠制退居其次，但其间1926年至1929年，由于高阳织布工业的复兴，出现过新兴的工厂制(31)。
方显廷、吴知等人对工业制度的分类是否科学，以“商人雇主制”代替“手工工场”是否恰当，还有讨论的余地，重要的是，他们从工业制度变迁的角度，阐述了乡村工业发展的渐进性，明确肯定了乡村工业在制度上的进步，增强了其乡村工业思想的理论与实证基础。
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乡村工业如何有效实现工业化？传统手工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生命力如何？发展乡村工业能否推动农村经济复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与学界。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农村经济破产的危险，并先后制订出“十年计划”(孙科，1929年)、“训政时期物质建设计划及预算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物质建设六年计划”(全国国民会议，1931年5月)、“三年计划”(全国经济委员会，1932年11月)、“国际联盟中国十年建设计划”(国民政府，1931年8月)，各部、省也制订了各类振兴计划，对发展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都曾作过详细规划，但这些计划多限于“纸上谈兵”，最终均不了了之。对于乡村工业，政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南开经济学人透过大量经济调查，深入分析了影响乡村工业衰退的各种因素，探讨了发展乡村工业的可行性。他们力求将理论用于实际，以学术“服务中国”。与政府相比，南开经济学人虽缺乏重振经济的组织公信力及执行力，但在“经世致用”责任感的驱使下，凭着学者的一腔热情，不仅为振兴乡村工业开出药方，而且为拯救农村危机做了有益的尝试。
首先，建言献策。南开经济学人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乡村工业在经济建设上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则是已有的乡村工业在日趋衰落毁灭”(32)，这是个亟待破解的两难问题。通过大量农村调研，南开经济学人开出了系列重构与复兴乡村工业的药方。方显廷主张复兴乡村工业应基于下列两大要点：“一面以科学的研究及教育方法谋技术上之改进；一面须加速谋以合作的组织方式，以代替资本组织。”(33)具体措施包括：“第一，调查现在乡村工业的实际情形，与生产技术状况……以谋创办新工业与改良旧工业的办法。第二，聘请专门工程师研究，依照已有成效的农事试验场办法，就乡村设立工业实验所，按乡村实际的需要，研究建设与改良的步骤和方法。第三是推广，即是把已有成功的实验与研究的结果，介绍乡村工人去实地应用。”(34)吴知以高阳织布业为例，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改革程序：第一步从“金融方面和组织信用合作社着手”，第二步“利用信用合作的已有组织兼营购买合作”，第三步则“就信用及购买合作原有之壁垒，兼营利用合作”，最后“即可着手于运销合作之组织”(35)。何廉、方显廷还联手在1930年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商会议”上提出“调整手工出口物品措施，发展对外贸易”提案(36)，提案的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手工业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积极试验。南开经济学人依托的只是南开经济研究所这样一个非官方的纯学术研究机构，虽积极呼吁，建言献策，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并未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何廉、方显廷等人参政，使得他们有机会对传统的乡村工业组织、生产模式等进行改革尝试。
一是建立乡村合作社。为打破经济统制带来的地方上的剥削和垄断势力，突破中间商的把持和垄断，以及行会的价格控制和操纵，何廉任农本局局长和农业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时，鼓励“商资入农”，建立农贷信用制度及战时互助合作制度，在广大农村广泛建立合作组织(县农业合作金库—省农业合作金库—农业金融中央银行)，从而建构一个完整的农业金融体系。县合作金库是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节点，在其成立时，农本局给予10万元国币的资金支持，并规定采用股份制，向其下合作社发行认购，此举确保了农村合作社对县合作金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37)。方显廷认为这些合作组织在解决农村信用、原料采购、销售推广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从信用合作开始，一方面逐渐向购销工作推进，另一方面把范围由一村推广到一区、一县、一省，使之成为各地生产者的职业组织，从而保护小规模工厂，取得信用购买销售等等便利，减少高利贷者的种种中间剥削。各业对内对外可以保持相应的联络，以消除彼此隔膜，促进工业发展。同时，借助华洋义赈会推进华北合作事业经验，避免将合作事业当作慈善事业来办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廉、方显廷对乡村合作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工业合作是乡村工业必然的出路，乡村合作的出现使乡村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资金不足与原料购买、产品销售上的困窘，有利于乡村工业的发展。
二是推广“代纺代织”的乡村手工业新模式。作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38)的何廉在“十年从政”(39)(1936-1946年)期间，尤其在农本局局长任上在振兴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手工业等方面做了积极努力。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实行严格的纱布等物品统购统销政策，乡村手工业因原料、资金等匮乏陷于困境。何廉通过多方面筹措资金，成立民营福生庄，聘请棉商吴味经，从敌后和国外采购原棉，发放给农家，而对农妇的纺纱，福生庄再现款回收，或以棉等值交换，从而为农户解决了棉花和纱布的采购和供应问题。其具体做法就是“在各地帮助农家妇女参加纺织工作。将她们登记编配后，再以弹成的棉条贷与这些纺织手或与她们交换，收进土纱。她们利用着原有单锭手纺机，在庄处(指农本局业务派出机构‘福生庄’在各地的分庄和办事处)的推动之下，都广泛地动员起来”。收进土纱后，“农本局再以一定的比例和机纱配合贷给织户，织造标准宽幅的机经土纬布，或者以纱和她们交换收进土布，这种布也就是农本局经常供应市面的改良市布。所以放花收纱，以花换纱和放纱收布及以纱换布，正是农本局推广手工纺织办法的骨干”(40)。由于有利可图，农民乐于“代纺代织”。这种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认可，在农本局撤销后，独立成立的花纱布管理局秉持与农本局相同的原则，进行纱布的生产和分配管理，从而不仅解决了四川无棉问题，而且填补了四川无纺织工业问题(41)。
三是建立实验县及乡村工业实验所。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和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支持下，何廉、方显廷等人组织王药雨、李庆、王笤渔、王社五等大批专业人员在山东济宁及东北各地建立“实验县”及“乡村工业实验所”，实地驻扎，收集、分析各种资料，聘请专家进行生产工艺改造，引进人才，培训村民，淘汰传统生产方式，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使乡村工业生产积极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如实验所组织人员对传统木织布机、手摇织袜机进行改造，推广应用铁轮织布机，使男子较多地介入织布工作中，妇女退而从事其他辅助工作(42)。这些实验机构的设立以及技术的推广，极大地改进了传统手工业工艺流程和生产技术，提高了乡村手工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利润空间，更有力地推动了乡村工业的繁荣发展。
“富强之道，舍工业化莫属”(43)，但工业化尤其是农村工业化对于一个以“农为邦本”的传统农业大国来说，是一个需要几代人为之探索的艰难历程。农村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对传统手工业的嫁接改造，使其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针对当时农村经济社会的状况，学者们开出了很多“药方”，提出了应对措施，做了有益的探索。如晏阳初1926年以河北定县为重点、以翟城村为中心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华北实验区”，梁漱溟1928年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张世文、李景汉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定县进行农村工业调查与探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社”刘大钧、唐庆增等人阐发乡村工业合作理论等。不过，他们的主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突出教育，忽视乡村经济的振兴基础，张世文、李景汉着重于实地调研，缺少复兴乡村经济的尝试与探索，刘大钧、唐庆增等人的探索更多的是宏观视野下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对乡村手工业的作用与地位认识不足。与他们相比，南开经济学人以手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理论显得更具现实意义和可行性。乡村工业不仅是复兴农村经济的一个有效切入口，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实施工业化战略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南开经济学人的乡村工业理论缺乏实际成效的历史印证，但是，重新释读他们的乡村工业理论，即便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中，也依然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①方显廷：《吾人对于工业化应有之认识》，《中国经济研究》(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599页。
②相关论述请参阅方显廷《中国乡村工业与乡村建设》(《经济学季刊》1933年第4卷第4期)、《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工业合作与乡村工业》(《服务》1940年第3卷第2～3期)；何廉《今日中国的几个经济重要问题》(《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丁佶《中国与经济恐慌》(《政治经济学报》1934年第3卷第1期)；吴知《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出路》(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5日)等等。
③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④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2页。
⑤纪辛：《经济学人方显廷》，《博览群书》2007年第7期。
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⑦彭南生：《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手工业的调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⑧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0～42页。
⑨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经济研究周刊》发刊词，《经济研究周刊》1930年第1期第1页。按，该刊后改名《经济周刊》。
⑩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第73页、74页。
(11)表1据南开大学图书馆王滨生《南开大学原经济研究所藏书概览》(《南开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及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统计分类整理。
(12)方显廷：《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大公报》1936年5月20日，第11版。
(13)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方露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8页。
(14)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第77页。
(15)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方露茜译，第78页。
(16)纪辛：《经济学人方显廷》，《博览群书》2007年第7期。
(17)方显廷：《中国之乡村工业》，《经济统计季刊》1933年第2卷第3期。
(18)方显廷：《中国之乡村工业》，《经济统计季刊》1933年第2卷第3期。
(19)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独立评论》第196号，1936年4月20日；《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独立评论》第199号，1936年5月3日。
(20)陈序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11日。
(21)方显廷：《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
(22)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经济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94页。
(23)方显廷：《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
(24)方显廷：《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
(25)方显廷：《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
(26)方显廷：《中国之乡村工业》，《经济统计季刊》1933年第2卷第3期。
(27)方显廷：《中国之乡村工业》，《经济统计季刊》1933年第2卷第3期。
(28)方显廷：《天津针织业组织》，《清华学报》1931年第1期。
(29)方显廷：《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大公报》1936年5月20日，第11版。
(30)方显廷：《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4卷第2期。
(31)吴知：《从一般工业制度的演进观察高阳的织布工业》，《政治经济学报》1934年第3卷第1期。
(32)方显廷：《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
(33)方显廷：《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大公报》1936年5月20日，第11版。
(34)方显廷：《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南大半月刊》1934年第13～14期。
(35)吴知：《从一般工业制度的演进观察高阳的织布工业》，《政治经济学报》1934第3卷第1期。
(36)实业部总务司商业司编：《全国工商会议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95～196页。
(37)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第145页。
(38)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卷第1期。
(39)何廉1936年受张伯苓之托应蒋介石邀请先后在蒋的侍从室中任专家顾问、行政院政务处长、农本局局长(总经理)、农业经济部次长、三青团中央经济处处长、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后并入农本局)、军事委员会参事、最高国防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但其一直未脱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一职。
(40)张汝砺：《农本局的沿革及目前业务动向》，《农本月刊》第60期，农本局研究室编辑出版,1941年5月。
(41)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第145～151页。
(42)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11～215页。
(43)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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